粗茶淡飯
江南農村的農忙季節有三季：三夏，雙搶和三秋。1966年我到農村當拖拉機手耕地，三夏和三秋去鬆江縣的華陽橋公社和佘山公社，雙搶去上海縣的顓橋公社。上海郊區的農業機械化在當時已經比較發達了（鬆江農機站還掛了一塊“全國農業機械化試驗站”的牌子）。農忙要搶季節、農時，往往是剛收下成熟的莊稼，就要用到拖拉機翻地、整地，再種下下一季的莊稼，“早上一片黃，晚上一片綠”，就是描寫這種情景的。我們拖拉機手隻要接到消息，哪裏有地要耕，就要馬上趕過去，而且要連夜趕工，一點也不敢延誤。我跟師傅學了一段時間，鏵犁、旋耕犁和水田耙都會用，可以獨立操作了，有時就一個人上夜班。夜深了，周圍一片漆黑，隻有拖拉機上的前後大燈和儀表板上的兩盞小燈伴著我，雖然發動機的聲音很響，還是覺得有點冷清。開到地頭，驟然看見田埂上有人站著跟我打招呼，原來是生產隊裏來人叫我去吃夜點心了。拖拉機一熄火，周圍一下子靜了下來，可以聽見蟲鳴蛙叫了。此時又餓又累，跟著來叫的社員一腳高一腳低地走回村裏。機耕隊到了生產隊裏，常常落腳在隊長家裏，幫著做飯、招呼的往往就是隊長的妻子，鬆江人叫“隊長娘子”。農忙時節，隊裏大家都忙，不會特地到街上買菜，所以總是白米幹飯，炒個蔬菜或是醬菜，蒸點鹹魚。好在鬆江出米，隊裏會分給社員一點好米，加上肚子餓，所以覺得還是很可口。有時候準備飯的人見我還是個半大的小夥子（那年我還沒滿二十歲），照顧我，另外給我蒸點山芋，算是開小灶了。我受了厚待，心下感動，就覺得那山芋格外的香甜可口。
以後我在生活裏也每每有這樣的體驗，一餐一飲，哪怕是粗茶淡飯，也可以吃得有滋有味，也會留下好的回憶。
還是在鬆江的事。那年的三秋接近尾聲，已經找不到什麽地塊了，師傅帶我到另一個機耕隊的臨時住所去串門，那裏住著好幾個拖拉機駕駛員。我們有口福，那天正趕上他們燒紅燒肉。附近的生產隊殺豬，所以肉是極新鮮的。每人出五毛錢，肉按人頭分成若幹份，用稻草紮了，加醬油下鍋煮，鬆江人叫“紮肉”。沒煮多久，就肉香四溢，可以吃了。火候正好，肉酥了，卻也不爛，很有咬嚼。這是我生平吃到的最香的紅燒肉了。
喝酒講究酒的醇厚，下酒菜的可口，最好還要行有趣的酒令。但是我曾經在一種很不一樣的環境裏喝過酒。1974年深秋我們車間一批人去長春、沈陽、天津、南京幾個城市參觀同行業的幾個工廠，回上海途中陪一位同事去河北滄州他老家探望他的父母。那是道地的華北農村，我第一次睡了真正的炕。第二天同事的母親特地準備了豐盛的飯菜招待我們。老太太派她老伴到街上割肉，還一再吩咐：“肉要割肥的。”同事有好幾個哥哥，有當老師的，有在縣裏工作的，還有在北京大機關裏工作的，這天都聚齊了。那天還請我到當老師的哥哥的學校裏喝酒。大家坐在學生用的小椅子上，圍了一圈，輪著用一隻化學實驗室裏的燒杯喝酒。在南方隻有黃酒是燙了喝的，白酒、桂花酒這樣的酒隻喝冷的。但這天喝的是很烈的燒酒，又用酒精燈加熱過，喝下去馬上覺得一股熱氣往下流，又往上直湧，頃刻間好像身上充滿了幽燕大地上熱血男子的那種慷慨悲歌的豪俠之氣。
在我的記憶中，一群年齡相仿的年輕人在一起開懷暢飲，不管有沒有好的飲食，可以營造最好的氣氛，讓大家過得最高興。
七十年代中，我廠的排球隊參加公司組織的排球聯賽，我算是教練，另一位同事當隊長，也有十幾個隊員。打球本身就是一件樂事，而且逢到比賽可以趁機回市區家裏，車費還可以報銷。在廠裏訓練，也都是用的上班時間，不用幹活，小組長有意見也不大會響。逢到外出比賽，廠體協發給每人一張夜班劵，價值一角七分（原來是二角五分，後來國務院 下文件，各行各業節約開支30%，所以夜班劵也相應減了下來），隊長把這些夜班劵都攢了下來。聯賽結束，我們廠得了個亞軍，大家自都歡喜不盡，當然要慶祝一下。於是約了一個星期六的下午，從郊區的廠裏回到市區後，到陝西南路上的粵海飯店（原為美心酒家，文革中改此名。現在那一片房子都已拆了，蓋起了大樓，美心酒家遷到了徐家匯）聚餐，就用那攢下來的夜班劵的錢，可能各人還再付了一點。排球隊都是二十多歲的小夥子，在廠裏又是活躍分子，本來就不安分，現在聚在一起，更是熱鬧。吃了點什麽已經記不得了，隻記得大家興致都很高，喝得很爽。現在我有時候聽見年輕人在公共場所大聲談笑，會皺眉頭。那天在粵海飯店一定也會有不少人皺眉頭。我喝了十三杯啤酒，而且沒有醉。那是是我記憶中喝得最痛快的一次。
我是1965年進廠的，到七十年代中的某一天，有人發起，當年一起進廠的（僅限於男的）聚在一起吃一頓。當時廠裏三令五申不許用電爐，但是每間宿舍都有電爐，所以許多菜肴就是在宿舍裏準備的。吃點什麽已經記不詳細了，記得用了某位同事的洗臉盆煮了一個羅宋湯，還用油條嵌了肉糜放在油裏炸，香極了。上班時可以溜出來的，或是上晚班的，下午就開始忙了。我溜不出來，就一趟趟從車間裏跑到宿舍裏幫幫忙，其實純粹是湊熱鬧。
那天晚上廠裏開全廠職工大會，按理是不許缺席的。但那時早已過了文革初期那種“急風暴雨”式的做法，除非是特別重要的會議，否則溜會是很容易的，車間裏不一定會點名。聚餐就放在我住的那間宿舍，大約十四、五平方米左右，放五張雙人床。那天弄了幾張桌子拚成一張大桌子，鋪上白紙，再換上大支光的燈泡，頓時滿室生輝。桌子兩邊是雙人床，人就坐在床上，十幾、二十個人圍坐在一起，很擠了，但我們並不在乎。幾杯酒下去，氣氛馬上熱起來了。那應該是個冬日，但是擠了一房間的人，又是有吃有喝的，還開了電爐，所以一回兒就熱了。就有人打開了窗，還有人坐在窗台上。那宿舍的窗有三扇，中間的那一扇並沒有鉸鏈跟窗框相連，用手往上抬就可以拆下來。那位坐在窗台上的不知怎麽一來竟把那扇有三塊玻璃的窗子給拆下來了，而且一失手讓窗子從四樓掉了下去。幸好樓下是綠化地，有軟土，也沒有傷著人。不巧的是廠黨委書記正好從樓下走過，看到了這一出，大為光火，朝樓上大喝一聲：“樓上不要太過分了！”我們自知闖了禍，緊張極了，一下子安靜了下來。等了一陣，卻並沒有民兵衝上來，大家才放下心來，但聲音小多了。過後領導也沒有再追究，算是過去了。那時全廠有兩千職工，一半以上是三十歲以下的，住在集體宿舍裏的總有一千多，而且工餘沒有什麽文體活動，所以小青工打架、鬧事的幾乎天天有。而我們那一批在廠裏一向是幹活賣力而不給領導添亂的，所以那件事領導大約就放過了。
新疆在我的心目中一直是一片充滿神奇色彩的地方。文革中大串聯後期，我和廠裏一些朋友跟著新疆塔裏木農墾大學的一批上海學生一起到新疆去。坐了幾天幾夜的火車，到了烏魯木齊（途中在蘭州停了一夜），正好中央發了文件，禁止地方上的人員到新疆建設兵團串聯，於是在建設兵團的招待所睡了一夜，又在火車站等了一夜，就搭火車回上海了。臨出發那天早上，我和同去的一位朋友找到了火車站旁邊一家小飯館，想嚐一下心向往之的新疆抓飯。飯端上來了，其實就是用胡蘿卜和羊肉煮的米飯，很可口。看看周圍的人都是用筷子吃的，於是我們也入鄉隨俗用筷子吃了。可等到吃剩最後一口，我還是忍不住，試著用手扒了一口飯送進口，這才覺得是真的吃到了抓飯。
在烏魯木齊隻度過了一整天，記得的事情已經不多了。站在火車站，可以看見極遠處隱隱約約有一列雪山，旁邊有人說那就是天山。還記得有個百貨商場叫紅山商場。我怕時間久記錯了，上網查了一下，烏魯木齊真的有個紅山商場，不過現在已經拆了蓋別的樓了。在一個十字路口看見一個指揮交通的民警邊嗑葵花籽邊跟一個趕驢車的維族老鄉聊天，顯得那麽悠閑、平和。好在馬路上的車輛很少。
那次新疆之行印象最深，也讓我當時很興奮的是在烏魯木齊還看到了我們廠的產品。六十年代初，中國進口的捷克生產的太脫拉重型卡車的另配件供應突然中斷，造成了很大的困難。我後來工作的那個廠當時還隻是個縣辦的農機廠，但是克服了許多困難，造出了太脫拉柴油機的曲軸和氣缸頭。我剛進廠的時候這件事還用來對新人進行自力更生、艱苦奮鬥的傳統教育。我還裝配過太脫拉曲軸，那是一些很沉的大家夥。在烏魯木齊街頭看見一輛大卡車停在路邊，發動機罩打開，裝在發動機上的鋁合金的氣缸頭上清楚地鑄著“某某農機廠”幾個字，那就是我們老廠的廠名。離家幾千公裏，卻看到了自己廠的產品，心裏覺得暖暖的。那一刻，我想家了，也記掛起我的廠了。
當然如果有稍微考究點的東西可吃，我也會去嚐試的。我所工作的廠在上海郊區，離鎮上（也就是公社所在地）有十幾分鍾路程。鎮上大街往盡頭走，有一家飯館。同事間都知道它的剝皮大烤和肉絲菜湯麵特別好。有好多年我的月工資是三十九元（另外還有十幾元的獎金，叫綜合獎，但數量不固定），一碗肉絲菜湯麵三角七分，還不舍得吃。廠裏的食堂供應一日三餐，基本上夠了。偶爾上街夜宵，也隻吃一角幾分的陽春麵。但還是抵製不住別的同事的邀約，去嚐了一次。麵條是大鍋煮的，倒也沒有什麽特別；但肉絲和青菜是小鍋炒的，而且好像是一客一炒，味道確實比陽春麵好，至今不忘。
算來上麵說的那些事都是四十多年前的老話了。
2012.2.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