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大叔的廢紙簍
經濟學專題
正文
製度由人創建，也可以由人改變。決定人的行為的是思想。所以，中日兩國經濟的差異在於製度，而製度的差異又在於思想意識。任何一個國家的工業化都是以一場思想解放運動為先導的。洋務運動的悲劇在於領導這場運動的人封建傳統思想依然如故。
作者：梁小民 北京工商大學經濟學院教授
鴉片戰爭的失敗，並沒有使國人認識到封建製度的腐敗，僅僅使部分有識之士承認了洋人的“船堅炮利”。於是，這些有識之士就在探求“師夷之長”強國強兵。中國的近代工業化正是從武器的近代化開始的。
在同治中興，即1860年《北京條約》簽訂後的十幾年中，曾國藩、李鴻章等人開始引進國外軍備生產技術。1855年，曾國藩在江西設立了小型兵工廠，1861年，又在安徽安慶設立了一個兵工廠和船塢。1865年，曾國藩和李鴻章在上海建立了江南製造局。這個工廠生產了一些小型的裝甲快艇、步槍、火炮、子彈之類。這些早期工廠盡管對增強國力作用十分有限，但卻作為洋務運動之始，成為中國近代工業化的開端。
不徹底的洋務運動
洋務運動開始的這個時期大約正是日本發生巨變的明治維新時代。這就是說，中國近代工業的起步並不比日本晚。但為什麽洋務運動與明治維新的結果卻完全不同呢？到20世紀初期，日本這個“蕞爾小國”已成為一個工業和軍事強國，而號稱地大物博的中華帝國仍然積貧積弱，隻有挨打被侵略的份兒。這其間的差別當然是製度上的。明治維新是一場和平式的資產階級革命，君主立憲的本質是資產階級民主製，而洋務運動隻是封建製度下的經濟振興。政治製度不變就不會有經濟起飛。
製度由人創建，也可以由人改變。決定人的行為的是思想。所以，中日兩國經濟的差異在於製度，而製度的差異又在於思想意識。日本在明治維新之前有一些思想解放運動。盡管“脫亞入歐”這種全盤西化的主張在今天一些人看來仍屬於“過激”。但沒有思想上的“矯枉過正”就不足以改變一個民族根深蒂固的傳統思想。中國當時並沒有發生這樣一場徹底的思想解放運動。
中國傳統文化中固然有許多優秀的東西，但作為封建製度的主流意識形態，其本質是保守與封閉的。這種幾千年的傳統深入到每一個中國人的血液裏，就成為了中國現代化最強大的阻力。列寧說過，傳統是一種可怕的力量。在中國，這種傳統可怕到足以阻擋一切曆史前進的腳步，哪怕是根本不觸及政治製度的微小經濟進步。洋務運動所遇到的正是這種強大而可怕的傳統。
以鐵路為鏡
一個保守的民族幾乎會抵製所有不同於傳統的新東西。鐵路在中國的遭遇正說明了這一點。早在同治元年，就有怡和、旗昌等27家英美洋行向李鴻章建議興建蘇州至上海的鐵路，被拒。次年，又有英國工程師斯蒂文生向清政府建議興修漢口至上海、漢口至廣東、漢口至四川、上海至福州、鎮江至北京、廣東至雲南六條幹線鐵路，亦被拒。同治四年，美商在北京宣武門外修建了一條一裏多長的鐵路，以作為樣品引起國人關注，但不幾天就被步軍統領衙門拆掉。光緒六年，怡和洋行修建了從上海到吳淞的鐵路，引起官員一致反對，終於借口壓死一個士兵，以28萬兩白銀買下拆毀，投入海中。光緒七年才建成從唐山到胥各莊全長22裏，用於撿煤的鐵路，但不許用火車頭，而用驢子和馬拖著車廂在鐵路上走。這在世界鐵路史上都是獨一無二、空前絕後的荒唐之舉。
鐵路是現代工業的結果，也是工業化的前提。諾貝爾獎獲得者、美國經濟學家福格爾，證明了鐵路在工業化中舉足輕重的作用。當國人尚在抵製鐵路時，鐵路已經橫行歐美了。光緒六年，曾任台灣巡撫的劉銘傳上了一道《籌造鐵路以圖自強折》，但遭到了內閣學士張家驤、通政司參議劉錫鴻（此人還當過駐英公使郭嵩燾的副使）等保守派的堅決反對，其理無非是說破壞風水、龍脈，招致洋人覬覦等。反對的真正原因是怕破壞中華固有的傳統。傳統思想那種遇新則反的態度成為中國工業化中最大的障礙。主張建鐵路的人也不是從思想根源上批判保守派，而是尋找權力集團中的支持者。李鴻章支持建鐵路就靠海軍衙門督辦大臣醇親王的撐腰。盡管以後鐵路修成了，但保守思想並沒有得到觸動。正因為這樣，早期工業化的每一個微小進步都是通過權術鬥爭鬥出來的。
失敗的根源
洋務運動的推動者沒有也不想去觸動傳統思想。其實何止他們不去觸動封建思想，連他們本人也是傳統思想的信徒。那時保守派與洋務派的分歧不在根本的思想認識上，而在於對具體問題的看法與做法上。例如，對於鐵路的不同態度。當然，與保守派相比，洋務派還算進步的。他們畢竟睜開了半隻眼睛，主張“師夷之長”。盡管這種“長”完全是技術性的。但是，洋務派並沒有從根本上擺脫封建傳統文化。這才是洋務運動失敗，中國早期現代化進程極為緩慢的根本原因。
洋務派的思想特征體現在張之洞著名的“中體西用”論上。“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就是要在維持封建專製體製和傳統思想的前提下實現“師夷之長”。有學者認為，這種主張是張之洞的一種手法，目的是要學西方，但公開這樣說會遭到反對，隻有用迂回的方式來實現。不過，我不這樣認為。張之洞深受傳統文化浸泡，又是清王朝的封疆大吏、重臣。他的思想和地位決定了他對清王朝和封建傳統的態度。他與保守派的分歧不在於要不要維護封建製度，而在於如何維護上。保守派以為一味排外，見洋必反是對封建製度最好的維護，而洋務派懂得要以技術上的變來求得製度上的不變。用“西學”是為了圖“中體”。
西學的“體”與“用”，即製度與技術，完全是統一的。日本明治維新成功的經驗正是既變“體”又變“用”。洋務運動的失敗正在於隻想“用”而不變“體”。用封建製度那一套去推動工業化，錢花了不少，工業也建立了一些，但直至清王朝滅亡，中國的工業化仍然沒有邁出實質性的步伐。
任何一個國家的工業化都是以一場思想解放運動為先導的。思想解放是對封建主流意識的徹底否定。我們不能要全民都得到思想解放，也不能阻止那些頑固的保守派帶著花崗岩腦袋去見上帝。但推動工業化的領軍人物必須解放思想。洋務運動的悲劇就在於領導這場運動的人封建傳統思想依然如故。
借鑒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