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學家的兩副麵孔
——李澤厚、湯一介印象
從哲學係一個朋友那裏得知李澤厚先生到華東師大來了，並且將僅僅麵向哲學係學生做演講的消息，我卻並沒有情不自禁的激動，反而是一種心如止水的平靜。就好像若幹年前為了做某件事情的成功，會在某座神廟許個願，然後去還願一樣。對於李澤厚先生，我更多的是抱持著這樣一種為早年的癡迷心靈史劃上一個句號的心情去看看。曾經讓我著迷的倒並非他的那些思想宏論，卻是那些談美學、建築的篇什。
先後買了兩次《美的曆程》，最後都不屬於自己。一本被大學時代的一個朋友以“訛詐”的方式騙去了，因為她實在太喜歡這本書，我也就“自覺而非自願”地讓與她，另一本卻是特意買來送給了一個很珍貴的朋友。所以，等到我想去聽李澤厚先生的演講時，隻能從書桌龐雜的書堆裏翻檢出一本《中國現代思想史論》，雖沒有細致讀完，卻究竟理直氣壯地挾著書來到了會場。
偌大的一個教室濟濟一堂，坐滿了哲學係的學生，當然也會有少許如我這樣的“漏網之魚”闖進了這個哲學的聖殿。李先生還沒有出現，人聲鼎沸，燈光灰黃，投影儀上播放著1980年代初的一些已成“博物館文化”的老歌，一下子似乎就硬生生地把我牽扯回到那個從未真正體驗過卻一直懷戀的時代。
在李來之前，發生的一個小插曲卻渾然天成地成為這個“啟蒙的老故事”的前奏。哲學係陳嘉映先生是主持者，他似乎對學生們竊竊私語心懷愧疚，就靈機一動追憶了20多年前與李澤厚先生邂逅的往事。那時，陳還是北京大學哲學係的研究生，他說在那時，社會主義中國的公共生活還沒有“超女”之類的娛樂明星，生活單調，剛剛解凍的人們對現實、未來充滿了探索的激情。在陳看來，追“思想星”是他們那一代人共享的曆史記憶。李澤厚先生就是80年代初中國思想界的一顆耀眼明星。當時在北大就學的陳嘉映先生得知李將會到哲學係座談，他們是徹底的亢奮起來了，準備了很多一直在思考而不得其解的問題，預備向這位思想大家請教甚至發難，女研究生們更是興奮得手舞足蹈，他們甚至還準備湊錢在北大一個側門外的常去酒家請李先生“搓一頓”。陳說他們之所以喜歡這個店子，除了物美價廉外，還因為那裏的女服務員都長得秀麗親切，可在縱談思想學術的同時一飽眼福。這個奢侈的計劃遭到了神采奕奕正值壯年的李澤厚先生的否定，李提議他們就去學校食堂就餐。結果萬人空巷，食堂裏簡陋的甚至沒有條凳的長方桌旁圍繞著李澤厚先生的是裏三層外三層的學生。每個學生都是問題青年，都洋溢著一種青春的氣味和對思想的渴望。粗樸而貧乏的物質生活反而更容易催生一種精神的追求，而沉湎於這種對知識的想象之中更是讓平淡的學生生活呈現出豐富的質地。陳先生氣定神閑，嚴肅而詼諧，娓娓述說著這個幾乎被塵封的啟蒙故事，很遺憾地說當時苦心積慮的問題最終因為人潮洶湧而沒有機會去詢問，二十多年過去了，今天終於可以有機會從容地追問，卻已經不記得當初那麽熱切地想問的問題到底是什麽了。真真是此情可待成追憶，隻是當時已惘然。“黑暗中有多少往事襲來？”這是嘉映先生二十多年前還是一個學生時遊覽名山大川記錄的旅行人信劄中的一個“天問”，不知道是否在此刻重新浮出曆史的水麵，而徐徐湧上已到知天命之年的陳先生心頭？
李先生在我們的翹盼中終於出現了，他身體微微有些發福，灰白的頭發稀疏而淩亂，幾綹桀驁不馴的頭發總懸垂在額前，擋住了我們觀察他的視線。他再三地去拂動這些遮蔽視野的頭發，卻無濟於事。他的臉溝壑縱橫，卻並不瘦削，用蒼茫二字差可形容，戴著一副有點誇張的眼鏡讓我們更是“霧裏看花”一樣。銀灰色的襯衫，淺藍的牛仔褲，搭配出很精幹的模樣，倒是在麵色與著裝之間形成了一種“反諷的調和”。七十多歲的李先生倒是彌漫著一股李大釗先生所謂的“青春精神”，絲毫不見老態龍鍾之神情，反而洋溢著活力。李如其慣例，坐下來的第一件事情是隨機調查在座的同學有幾人讀過他新出版的《實用理性與樂感文化》、《曆史本體論•己卯五說》等書，結果隻有寥寥落落的幾個人似乎很羞怯地舉手，而當問訊有多少人曾經讀過李先生的文章時，仍舊隻有七八人舉手。陳先生為圓場插了一句話，說哲學係的學生很低調，不願意張揚自己，其實很多人是喜歡先生的書的。李澤厚先生倒是很豁達，並不在意這種“閱讀的冷遇”，說雖出乎意料之外卻也在情理之中，畢竟自己已經是很遙遠的一個時代的“曆史遺產”了。這與陳先生對往事的追憶構成了多麽強烈的無聲的對比。
李先生一坐下來就吃驚而好奇地問旁邊的嘉映先生是誰。這讓大吃一驚的我們不禁莞爾一笑，李先生說這麽多年他一直有一個心理障礙，怕見生人而且總是很容易就把剛剛還在一塊吃飯的朋友的名字給忘了，所以為不得罪人就盡量不見生人，可越是拒絕與外界接觸，就越是“健忘”，所以都成了一個惡性循環。他還坦率地說不喜歡這種一個人坐在台上，高高在上地麵向學生宣講的方式，他更喜歡閑聊和瞎扯，尤其是與心無芥蒂的年輕人在一起海闊天空地漫談，更容易獲得智慧。知識可以用傳授的方式，而智慧卻是必須通過交談和對話的方式才能獲取的。李說，他在台上如坐針氈，簡直像一隻被軟禁的供人觀賞的猴子，有一種很悲壯的表演的滑稽感。這句話突然就刺痛了本來在台下安然坐著的我，是的，在今天這樣一個時代，思想要麽成了消費的對象，要麽成了被擱置甚至被鄙視的存在，讓依然灼閃著睿智的光芒的李先生，麵對茫然而無動於衷的我們講述一個已然逝去時代的思想，確實是一件勉為其難的任務，我相信見證甚至領導了80年代思想運動的他肯定會有一種時空錯置的不適感。如果說80年代的青年人窮得隻剩下思想，那麽今天的我們也窮得隻剩下金錢或者對金錢的想象了。這不是最好的時代，這也不是一個最壞的時代，這是一個不好不壞讓人失語的時代。
所以李先生似乎很通融了，他大 講特講的是“吃飯哲學”，覺得知識分子群居終日言不及義的空談是沒有意義的，不如紮實地做些事情，切實地為改善民生做一些努力。李先生濃鬱的長沙口音讓曾在長沙呆過四年的我倍感親切，他的形象與神態總是讓我不由自主地想起同是湖南人的毛澤東。在李的身上，一樣的存在虎氣與猴氣，他的批判哲學的批判、他關於啟蒙與救亡雙重變奏的言說、他告別革命的新思維，都讓人感觸到的是湖南人的王者之風，但開風氣不為師，他卻既得開風氣之先又成就為一代宗師。而同時，他在敘述中將被某些學者擺弄得莫測高深的哲學，用一種通俗化的甚至調侃的方式進行解讀，甚至認為唯物主義就是吃飯哲學的學問，包括對深刻影響了國人的樂感文化和實用理性的解釋，都讓聽慣了學界高頭講章的我們在稍有不適之後，頓感豁然開朗，我想這才是中國學問的境界，誠如古人所言：道在屎溺中。李先生遊談無根，說他根本就沒準備演講的主題，卻能散漫而隨意地切中文化、社會和曆史的要害，並持一種容忍比自由更重要的態度予以“同情的理解”。激進主義乃至浪漫主義曾經在很長的時間主導了我們思考和改造社會的模式，李先生並無意否定20世紀前半期革命，而是覺得或許我們真應該安靜的好好建設了。麵對一個青年學者根據政治哲學原理的詰問，李先生雙手一擺說他對這種“諸神之爭”也“茫然無解”，也許實踐邏輯永遠會走在理論推演的前頭吧。如果說19世紀是古老中國的傳統家庭生活的延續，那麽流血革命、廣場戰爭與政治激情交織的20世紀就是傳統中國的一場激動人心讓人癲狂的外遇。到了21世紀的今天，中國似乎應該重新回歸到穩健而平和的家庭生活模式中去。
從這個角度看，李先生似乎可以在湖湘文化特有的虎氣與猴氣之間左右逢源地遊走，而不必為啟蒙精神的失落而憂懼。可是，李先生恬淡的敘述中所流露的隱含情態似乎仍舊在“緬懷”一個偉大時代，啟蒙的對象已經不複存在或者說不需要這種在他們看來“宏大敘事”的啟蒙，啟蒙者該如何重新調校自己的曆史坐標，這對已經悟道的李先生也許是一個“偽問題”。可對於坐在台下仿佛在觀看一個“講到了盡頭的啟蒙老故事”的“尋情短劇”的我們來說，曆史真的已經成為可有可無的裝飾品了嗎？我想起了某學者在飯桌上不經意說的一句話，對於沒有經曆過80年代新啟蒙運動的學生來說，今天的公共生活從一開始就是物質主義籠罩下的一幕悲劇。在英雄與凡人交織的時代，我們注定隻能並習慣了仰望物質的星空而自怨自艾。可新啟蒙運動的參與者李先生來了，他在喧囂的人群中，在他曾經寄予厚望的年輕人中間，他除了被追憶或者敘說又能夠怎樣呢。誠如魯迅在《野草題辭》中所言：“當我沉默著的時候,我覺得充實，我將開口,同時感到空虛”。
與此形成對照的是湯一介到華東師大思想所作演講的情景。相對於李澤厚先生身上那種“無可無不可”的狐狸型思想家氣質，湯一介先生則更像哲學家叢林裏的一隻“刺蝟”，自然是一隻相當儒雅的“刺蝟”。英國思想家以賽亞·伯林在分析俄國思想家的時候提出了一個著名的觀點。他引用了古希臘一位詩人的話：“狐狸有多知，刺蝟有一知”，伯林引用古希臘這個寓言，是說曆史上有兩種思想家，一種思想家稱為狐狸型，這是創造體係的思想家，刺蝟隻對自己所關心的問題有興趣，他把所有的問題都納入到他所思考的一個中心架構裏麵，最後他創造出一個很嚴密的理論體係，像柏拉圖、亞裏士多德、黑格爾、康德、羅爾斯、哈貝馬斯，這些都是刺蝟型的思想家。另外一種是狐狸型的思想家，狐狸對什麽問題都感興趣，東張西望，沒有一個中心點，沒有興趣要構造一個嚴密的體係，他的思維是發散型的，他的思想在很多領域都有光彩，雖然彼此之間可能有點矛盾，帕斯卡爾、尼采、包括伯林本人，都是狐狸型的思想家。自然，在這裏引用伯林的狐狸與刺蝟的比喻，除了原來的創造體係的意涵外，更多的是從哲學家的個性氣質來“比附”。富有意味的是，湯先生祖籍湖北黃梅，是一個“天上九頭鳥，地上湖北佬”式的地域文化的“產兒”。說到湖北的思想家，不能不提到的有熊十力、徐複觀、殷海光等大名鼎鼎的人物。碰巧的是湯一介曾在紀念他的湖北同鄉廢名（原名馮文炳）的散文《“真人”廢名》（《萬象》2002年第9期）中這樣記述熊十力：“在1949年前中國有兩個怪人，一個是‘天上地下，唯我獨尊’的熊十力，一個是莫須有先生的化身廢名（馮文炳）。大概在1948年夏日，他們兩位都住在原沙灘北大校辦鬆公府的後院，門對門。熊十力寫《新唯識論》批評了佛教，而廢名信仰佛教，兩人常常因此辯論。他們的每次辯論都是聲音越辯越高，前院的人員都可以聽到，有時甚至動手動腳。這日兩人均穿單衣褲，又大辯起來，聲音也是越來越大，可忽然萬籟俱靜，一點聲音都沒有了，前院人感到奇怪，忙去後院看。一看，原來熊馮二人互相卡住對方的脖子，都發不出聲音了。這真是‘此時無聲勝有聲’。”而殷海光的脾氣更是大家耳熟能詳的，他訓斥學生的暴跳如雷也是眾所周知。由此可見，湖南人走的往往是“恕道”，會綿裏藏針，善於拐彎抹角，強調“十年生聚，十年教訓”式的臥薪嚐膽，特別能忍辱負重。如曾國藩、毛澤東都是這方麵的典型。毛澤東1918年左右在北大圖書館做助理員，管收發報紙期刊，登記借書等瑣碎事情，每月八元（而當時年齡相仿的胡適做北大教授每月200多銀元），每每遇其時新文化運動的“弄潮兒”，如胡適、傅斯年、羅家倫等人來借閱書籍，便虛心請教，常遭“冷遇”（毛澤東一口韶山話可能影響了他的表達，但更多的是因為出身寒微的師範中專，而被名校師生輕視）。甚至當毛作為一個北大“偷聽生”在胡適課堂提問時，胡適因其沒有正式注冊而拒絕回答他的問題。毛當時自然心裏不快，可也沒有如熊十力等湖北人那樣“大打出手”，而是回到湖南搞革命去了。湖北人往往是性情中人，耿直、剛烈，有一說一，什麽事都打開天窗說亮話，底氣充足，走“直道”，能自成一個汪洋恣肆的“世界”，這種一根筋兒式的性格往往有助於大學問家的誕生，學問本來就是“求真”，論語裏孔子也說過： “鄉原，德之賊也。”“鄉原”（願）就是鄙俗而能與汙濁的人同流合汙的人，對這種人，湖北人是反抗的態度，而湖南人則是在實力懸殊的情形下，靜悄悄地走開，養精蓄銳，往往另外“開天辟地”，自成一個世界。
湯一介身上也時時流露出湖北人那種“刺蝟”風格，他講的主題是現代中國哲學的“三個接著講”，主要是闡述中國現代哲學與古代、西方哲學的關係（西方哲學裏又將馬克思主義哲學與非馬克思主義哲學做了區分）。湯先生是著名哲學家湯用彤的公子，民國時代在昆明時，時為中學生的他偶爾讀到哲學家馮契（其時馮為西南聯大的學生）寫的一篇論智慧的文章，便對哲學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他說那時侯做夢都想成為一個哲學家，能夠自由地思考，自由地表達，入北大哲學係讀書也是懷抱著這個理想去的。1951年大學畢業的時候，國家規定哲學係畢業的學生從事哲學研究工作隻能是“哲學工作者”，不能自稱為“哲學家”，也不能妄圖成為“哲學家”，隻有偉大領袖毛澤東才可以稱做是哲學家、思想家等。作為哲學係畢業生，他們的主要使命就是學習馬恩列毛的思想或者用他們的思想來闡釋中國的曆史與現實，換言之，國家規定他們隻能是一個“哲學的工具”，不能有精神的獨立性。這對於當時雄心勃勃的湯先生來說，無異於當頭棒喝，驚醒了他的南柯一夢。湯先生說到他的好友張申府的命運時，也是不勝唏噓。他說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張申府失業在家，委托其朋友章士釗向毛澤東“謀職”，毛沉默半天後說“給他一碗飯吃”，不甘心的章又跑到周恩來那裏“求情”，周倒是很爽快地說“給他安排一個工作”。這樣，張才得到北京圖書館做一個研究員的職位。一個學生問詢他對於蔣慶等人鼓吹儒學、人大辦國學研究院等國學熱現象怎麽看時，他直言不諱地說他並不讚同把儒學政治化的做法，湯先生說儒學可放在三種脈絡裏來理解，一種是政治儒學，把儒學作為國教，對於現代社會政教分離的現實來說，自然是不再可能的，也是有害的。另一種是道統化的儒學，把儒學要作為整個民族的精神信仰來追求，這也違犯了信仰自由的準則，也損害了社會文化和公共生活的多樣性。最後是把儒學作為我們的學統的“曆史遺產” 來研究，用一種平實的智 性的誠實來觀照和研究儒學，而把是否信仰儒學作為一個私人的事情交給個人去選擇。湯先生說他認同的是最後一種態度，這折射了他作為一個現代知識分子的理性與寬容。在當代中國解讀傳統（更多的是中國人文傳統）與解釋傳統（更多的是西方科學傳統）的兩種路徑衝突中，“漢語思想的潮流”在複興，拒絕用西方的概念與語言來闡釋傳統中國，試圖恢複中國式思想與語言的“本真氣味”。我問湯先生怎麽看待諸多青年學者這種“主體性的複蘇”現象時，湯先生說這是一種“閉關主義”的治學道路，肯定要走進一個死胡同，他說古今中西會通是當今學術的世界方向，不能去螳臂當車自取滅亡。說到這裏，湯先生感慨學術界的“代際凋落”現象，他說中國學界是一代不如一代，當今不及民國，民國不及晚清，晚清又比不上古代中國。湯說民國學人自小背誦四書五經，對中國傳統學術浸淫深透，很多人負笈海外達十多年，如其父親湯用彤、陳寅恪等，中西古今會通之後才有民國學術的“短暫繁榮”，這個學術傳統在新中國成立後被活生生地“攔腰斬斷”了。現在要做的工作上如何與這種傳統重新接榫，而不是回到盲目排外的老路上去。湯在演講結束的時候痛批當今學界的“數字化生存方式”，什麽都是量化管理，把學者當作“圈養的學術生產機器”，湯還說這樣隻能生產學術垃圾，不可能有真正優秀的學術產生。這種種細節，都可窺見湯一介先生血脈裏那股子湖北人的“氣質”。
狐狸與刺蝟不能說誰是誰非，氣質性情往往與地域文化的特性關係密切，湘楚多鬼魂，叢林密匝，富浪漫主義情調，同時也重視“經世致用”，因而盛產“狐狸”，而荊楚地處江漢平原，男人多血性，好剛勇，常沉迷於“內聖外王”的遐思，因而多產“刺蝟”。能夠安然自居於一隻“老狐狸”或一隻“刺蝟”，都能獲得生命的意義感，都能安頓自我的敏感的靈魂，我們從李澤厚先生的“大象無形”和湯一介先生的“直言不諱”可以體察到這一點。可是，如果本來是狐狸型的性格、趣味，卻夢想著脫胎換骨做一隻刺蝟型的思想家，或者本來是可以做一隻刺蝟的學者，卻想 “搖身一變”成為一隻狐狸，就會產生自我認同的困境，心靈也就會跌入“萬劫不複”的“煉獄”，被焦灼、困惑與掙紮所撕扯，這樣雖然可能失卻了“內心的寧靜”，卻也可能從靈魂的煉獄裏開出“思想的果實”，也未嚐不是一種幸福。
（刊於《隨筆》2006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