徘徊在五大洲四大洋間 七

在德國，我的心情漸漸的平複了。沒有太多我認識的人，我的世界相對獨立，所以我就又在那裏多教了一年書。

然後我到了香港，在大學裏教書。我住在海景房裏，瞭望著維多利亞港。經過和舅媽的無數次探討，我把我的親媽接到了香港。舅媽跟我說這是一件好事，還說但凡我有一點點不適應，馬上就把她送回去。

我到廣州去接親媽。我請了一個親戚去白雲機場把她接到白天鵝賓館來，因為我實在不知道該怎麽去迎接她。然後我帶她在廣州，我們彼此都適應一下。我說你在我有訪客的時候要像個皇太後一樣坐在那裏，不要多說話，等人走了，隨便你說。這樣別人就更尊敬你了。我給你買的衣服，要先試試再說你喜不喜歡，也不要問我多少錢買的。平時要吃什麽，自己要說。

結果親媽適應的很好。於是我們一起來到了香港我住的地方。我請了一個菲傭，照顧我倆的生活起居。有時候我還帶親媽一起去派對。親媽那種發自內心的不再當政治犯後的釋然，給她臉上平添一絲光亮。再加上跟我分別三十多年後再相聚，更是讓她歡喜得對誰都微笑。見過她的那些教授學生和朋友們，都跟我說，這個老太太很有風度啊，年輕時一定是個大美人。

在香港作大學教授，深切地感到了白人殖民文化的沿襲，還有像擦得很幹淨的玻璃隔著的等級製度，等級和等級之間，有一層看不見摸得著的隔斷，就是不交通。雖然大學教授明顯是在這個金字塔的頂部，我還是有些厭倦了。

第一個聘期結束的時候，我給了親媽一些錢，把她送上了去舅舅家的飛機，然後回到了美國。

我一直都在花差花差基金會任職，做顧問研究員。這次他們要往中國拓展業務，於是我就又一次開始了天馬行空的生活。還參加各種會議，我幫助這個基金會和中國西部聯合作了好些項目，讓更多的屬於弱勢群體的人有了受教育的機會。

但是，從九十年代初開始辦公司以來，我坐飛機已經坐怕了。所以我想，是時候找個安定的地方待著了。

英國衛生署弄了一個艾滋病的項目，我加入到這個項目中，來到了北京。我出差的時候，首選都是火車，不到萬不得已，決不上飛機。做了一段時間，我說我還是安寧一段時間吧。於是我就選擇了在花差花差大學教書。學校給我分了一套公寓，於是我請了一個鍾點工來打掃烹調，開始了在這裏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