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阿育王的君士坦丁之路

中國阿育王的君士坦丁之路


王永貴


公元502年，那年農曆四月十八，是南朝梁武帝登基的日子。蕭衍率領群臣、僧道、百姓上萬人，在都城建康的南郊，舉行了盛大的祭天儀式。
天子“祭天”，是儒家文化的傳統儀式；被祭祀的“天”，無疑具有宗教人格神地位。
四月十八是佛教創始人，釋迦牟尼誕生的日子。農曆四月十八，俗稱“浴佛節”，又是“佛誕日”，蕭衍選擇這樣的日子登基，具有特殊的政治和宗教意味。
自西晉以來，四月初八佛誕日，舉行“浴佛”、“灌佛”、“行像”儀式，已經成為南北朝流行的一項節日慶典 。
蕭衍選四月初八登基稱帝，意味著他將像如來佛祖一樣。在這一天誕生的新君，當拯救天下眾生，像轉輪聖王一般，在三界行正道，而庇護十方人民。

蕭衍“少年學孔周，弱冠窮六經”。在青年時代，他遊於齊竟陵王門下，為“竟陵八友”文壇領袖之一。
蕭衍具有十分深厚的儒學修養，儒家思想已經進入他的骨髓當中。
而在他登基的這年，正值三十八歲的中年。這段時間他的信仰中，又刻有道教文化的印記。他說在他晚年，開始係統學習佛教經典。
他並不是一個標準的佛教徒。選擇如來誕日登基，也就是在政治寓意上，他希望能夠成為如來式人物，並擁有他那樣的權威與尊嚴。
縱觀梁武帝執政後政策的變化，他這時的政治思想，和當時對峙的北魏王朝，在宗教政策上“同處一轍”，那就是“皇帝即如來”的政治理念。

在公元500年前後，北魏王朝發生了十起暴亂。在這些農民暴亂中，其中竟然有六次是由佛教徒領導的。麵對佛教徒領導的起義，北魏進行了殘酷的武力鎮壓，最後這些起義都以失敗告終。
當時北魏的一位高僧，曾經不無感慨地說：“不依國主，則法事難立。”北魏世俗政權，具有超越宗教性的權威。就連北魏開國皇帝的雕像，也被刻在山西大同石窟寺當中。
蕭衍在此時選擇在佛誕節登基，他的政教思想不可能不受到北魏的影響。

梁武帝的生前死後，一直是一個不容易被理解的人。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502-549），前後期在政治上有明顯的變化。
天監元年至十八年間，他先後實行土斷，安定民心的政策，然後頒布新的法律，置五經博士、定百官九品十八班，詔試通經之士，不限門第授官，讓下層的庶族地主階級，也有參政的機會；修丁五禮，規範儒家文化等一係列政治、經濟、文化方麵的改革。
天監六年（507）之後，對北魏戰爭獲得勝利，梁朝大抵在安定的社會中，得以不斷的推行各種政策，曆史上的“天監之冶”，為史官們所稱譽。
這就是為什麽在當時亂世中，梁朝政權在蕭衍的統治下，能有48年的和平與穩定。然而，夾雜在士族和僧侶階層之間，他依然是一個弱勢的君主。

在天監十八年四月初八，蕭衍親受菩薩戒的後，提出了“皇帝菩薩”的稱號。由此開始了蕭衍政治上，一係列看似荒唐的舉動。
佛教史上說，蕭衍曾“三次舍身”同泰寺，而《梁史》和《南史》都記載，蕭衍曾“四次”到同泰寺為奴。
在大通元年，也就是公元527年，梁武帝下令在皇宮旁建一座同泰寺。這年三月，梁武帝對文武大臣說：自己已看破紅塵，要到同泰寺裏當和尚。不管大臣們怎麽勸說，梁武帝竟真的脫了龍袍，剃了頭發到同泰寺出了家。
在同泰寺裏，梁武帝住的是便房，睡的是素床，床上是百姓用的葛帳，茶具和碗都是土瓦器皿。每天不但晨鍾暮鼓念經文，還和僧眾一樣打掃佛殿，他所有舉動與出家人一模一樣。
滿朝文武大臣急壞了，到同泰寺皇帝跟前跪了一地。又是磕頭又是央求，堅決請他回宮執政。梁武帝開始怎麽也不答應，直到群臣答應用一億萬錢（古代一億是十萬，一億萬相當於現在十億）為梁武帝贖身，梁武帝才勉強點了頭。

公元529年9月，梁武帝在同泰寺舉行大典，召開了佛教“四部無遮大會”。皇帝身穿袈裟，口念佛號，帶著一批大臣前來拜佛。當晚，梁武帝便住在同泰寺裏，依然和僧眾一樣素床瓦器。
第二天，在佛堂之上，他為四部大眾（即和尚、尼姑、善男、信女）開講《涅崒經》。他學識淵博，講得活靈活現，大臣們又急壞了。公卿以下群臣，又一次集資一億萬贖金，梁武帝在十月份才回皇宮。
第三次“舍身”，相隔十五年之久；第四次“舍身”，梁武帝已是八十四歲高齡了。就在梁武帝最後一次從同泰寺贖身，當晚同泰寺突然發生大火，大火把同泰寺的佛塔燒毀了。
梁武帝下令重建佛塔，新塔比舊塔高出一倍。他招大批和尚尼姑做法事，給他們吃上等的素齋，消耗了上萬斤香燭，念了好幾天經。叫大臣們跟他一起燒香磕頭，還派出大批工匠上山采石砍樹，花了無數的錢財，建造一座十二層的高塔。
新塔還沒有竣工，就發生了著名的“侯景之亂”。
連續七年的社會動亂中，百姓遭受荼毒之苦，皇族遭受相互殘殺的慘劇，梁武帝蕭衍也在動亂中被軟禁，最後在痛苦、無助中死去。有人說，梁武帝是餓死的。

史官們無法理解梁武帝，士大夫則評價他“佞佛”；就連唐代著名宰相姚崇，文壇領袖韓愈、司馬光，對他也同樣無法理解。
在梁朝的士族階層，說蕭衍佞信“小人”。士族階層眼中，所謂的“小人”，正是魏晉南北朝的“庶族”階層。
而“庶族”階層代表，官員賀琛上了一個奏章，對梁武帝提出四條意見，說現在各地州郡官吏搜刮殘酷，官員窮奢極侈，浪費太嚴重；奸臣當道，作威作福，陷害好人；百姓實在受不了。
後世佛教界更不認同，盡管他大量設施寺院，廣泛地剃度僧尼，為四部大眾大做法事，為佛教傳播編輯經典。教徒們還是編排他的故事，就連當時的達摩法師，還當眾忤逆梁武帝。
作為社會底層的農民，則普遍逃避稅賦徭役，就連當時征兵都成了問題。

以上，僅僅是梁武帝“佞佛”的表象，形成這種現象的原因又是什麽？
梁武帝，可是說是第一流學者，不但兼備玄、儒、文、史的士大夫教養，也受到竟陵王優遇沙門、崇敬佛法的影響，對佛教以及佛學思想，有一定的接觸與理解。
梁武帝登基之後，在著手解決棘手的政治、經濟問題的同時，他知道魏晉南北朝，朝代更替頻繁原因是什麽，更知道他的政權是怎樣的來的。
齊永泰元年（498），蕭衍任雍州刺史，雄據一方，開始聯結雍州豪族。永元二年（500）建牙集眾起義，更擴大聯結荊州豪族；而中興元年（501）十月，義師登陸建康城南之後，聯結首都中央士族，最後才推翻了蕭齊，建立新的梁朝。
梁武帝創業，不僅需要貴族的支持，同樣也僧侶們“圖讖符命”之說。蕭衍運用宗教預言，進行登記前的輿論宣傳，他必須尋求寺院僧侶們的支持。
南朝受到“沙門不敬王者”影響，沙門在佛法理論上，地位不亞於王者，甚至淩駕於王者之上；沙門在實際社會中，也有不敬王者的傳統。同時，在社會上，也存在著一係列政教衝突，宗教是任何帝王無法忽視的政治力量。
作為貴族勢力的士族，和作為宗教力量的佛教，是梁武帝政權的基石。
宋、齊、梁、陳四個朝代，變換的是如此之快，其中一個主要原因就是，皇權的政治基礎太薄弱。這種皇帝、貴族、沙門三方鼎立抗衡的形勢，不是雄才大略、兼備文武才幹的梁武帝，所樂於見到的。
為了抑製“士族”勢力，梁武帝啟用“庶族”階層；為了消除“沙門不敬王者”的論調，他就必須拉攏、控製僧侶階層精英，達到為我所用的目的。
要想消除僧侶們“製外發權”，就必須從“佛理”的闡釋入手，掌握“佛理”的闡釋權，也就意味著掌握了宗教的控製權。
梁武帝是一個真正儒者，他以“法王治世”的目的，在中國進行了一場“宗教改革”。
他的這場改革，在曆史上，往往被人們所忽略。他對佛教的本土化改革，和北魏孝文帝改革一樣影響深遠。

梁武帝的宗教改革，在和風細雨中進行。
梁武帝於齊永元二年雍州起兵， 翌年九月在建康新亭附近上陸，與結集在新林的齊軍決戰，獲得了決定性的大勝。梁武帝建國的第二年，為了紀念這個“首祚王業”的戰勝之地，於此建造“法王寺”。
印度的阿育王，被稱為“阿育法王”。“首祚王業”之地興建法王寺，梁武帝就已經以“武帝法王”自居了。
梁武帝即位前“龍興故宅”，於天監元年至六年，被改造為“光宅寺”。一方麵彰顯政冶上將“光宅區宇”，另一方麵則可以“廣集四部弟子”，發揚無盡的宗教作用。
天監十四年（515），梁武帝為紀念“保誌菩薩”，而再次建造“開善寺”。梁武帝想開展黃帝、堯、湯、武以來的美善之風，不局限於黃老神仙獨善其身之術，而效法菩薩普渡眾生，使遊於法海波瀾。
此外，梁武帝還建造解脫寺（511），大智度寺（ 520），同泰寺（527），皇基寺（536）等寺院等一係列的寺院。

第一步拉攏佛教精英，然後把這些精英人物，組建成自己的“建康教團”。“健康教團”是梁武帝宗教政策，製定、執行，乃至發揮梁武帝王權影響力的核心機構。
在這一機構中，不僅有這些皇家寺院家僧，甚至有持不同政見的反對者。
梁武帝自即位之後，立即禮遇神異、明律、義解各科高僧，並且聘請其中八位為“家僧”。梁武帝聘請這些高僧，不但協助製定與執行各種“政教結合”政策，且擔負起衛護佛教與審查、批判偽經等工作。
與此同時，這些僧侶們，也在從事大規模佛經編譯與批注的工作。
在儒學道德家的眼中，這就是梁武帝的“佞佛”行動。
梁武帝從天監六年（507）起，應用帝王的政治權力，敕令僧侶或學者從事各種佛教經律論類聚書的編篡工作。在天監末年（519）之後，這種大規模編纂工作大抵完成。
梁武帝在佛教經典編撰中，發揮君王主導性的影響力，不但要清除“沙門不經王者”的傳統，同時還利用“建康教團”，進行宗教裁判，懲治宗教異端，促進儒教和佛教之間的文化融合。
“健康教團”，在人數最多的時候，曾達到幾十人之多。

梁武帝從對佛教義理與戒律的了解，進而掌握義理與戒律的解釋權。即通過佛法而指導、規範每一個僧、俗佛家弟子，這也是最直接、最有效的途徑。
所有的闡釋中，《阿育王經》的翻譯與注疏，與《涅盤經》、《般若經》的注疏，可以說是重中之重。
西晉安法欽翻譯《阿育王傳》七卷，留傳至今。梁武帝不但請沙門重譯，而且於天監十一年（512）六月二十六日，初次翻譯時親自筆受，再交給僧正慧超等人，譯成《阿育王經》十卷。
《涅盤》與《般若》，是佛教的兩部重要經典。這兩部經的集解、注疏，對於當時乃至整個中國佛教思想演變史，都起重大的承先啟後作用。
梁武帝“建康教團”為中心，透過“涅盤學”的研究，編纂、注疏，而建立一廣博深邃的“涅盤思想”體係，作為政教結合政策理論基礎，並進而據以實施政教改革。

梁武帝按儒家治世傳統，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作為“治世”的標準，而且在改革中身體力行。
梁武帝稱帝不久，於504年下一道詔書，鄭重其事地宣布：從今而後不再事奉道教，而飯依佛教。梁武帝親率領僧俗人士兩萬人，在重雲殿裏手炒這道詔書，以示決心。
天監十八年（ 519 ）四月八日， 梁武帝親受菩薩戒。日進一食，素食粗飯。一冠三載，一被二年。五十外便斷房室。後宮職司，貴妃以下，六宮皆衣不曳地，傍無錦綺。不飲酒，不聽音樂。
梁武帝深知“榜樣”的力量，以菩薩皇帝的身份，從理論和實踐兩方麵，不遺餘力地推廣佛教，擴大它的影響。
梁武帝佛教本土化改革，也正是按照儒家標準進行。製定佛禮祭祀內容，與佛教音樂的創作，把佛樂引進宮廷，同時對百姓也進行音樂的移情教化。

在梁朝曆史上，曾經出現過兩次大的“教案”。
在天監六年，梁武帝與光宅法雲為領導，動員王公、朝官、武將、地方大吏、博士學官等六十四人，對範縝《神滅論》進行討伐，開啟了中國佛教史上的首次宗教裁判。
在武帝政教結合的決策中，這場“神滅論爭”凸顯了僧侶集團的重要性。
也是這場論爭，意味著梁武帝在政教關係中，要獲得佛教領導權，必須透過佛理的解釋、應用，甚至是佛法的體會、實踐等途徑，方能取得穩固的地位。
天監九年（510），梁武帝敕僧正、慧超召集能講大法師二十人，共同審查偽經《薩婆若陀眷屬莊嚴經》。結果判為異端，作者妙光被處以終身監禁，服勞役的刑罰；偽經被燒除，猶恐再為惑亂，特詳加記載以告天下。
在爭取主導“健康教團”過程中，他同樣遇到了來自僧侶集團的阻力。在梁武帝的“建康教團”中，梁武帝雖對釋智藏，師禮遇備至，並未獲得其對帝王的尊重。
智藏本身承襲了士族的地位，又是有“沙門不敬王者”的傳統。在梁武帝麵前，他不僅遵循抗禮王侯的傳統，甚至故意侵犯帝王權威。武帝不但無可奈何，在辯論中，不得不承認沙門，甚至可以坐上皇帝寶座。

可見，當時梁武帝政教改革的艱難。

天監十四年，（515）年的“白衣僧正論爭”，起因是有些規避稅、役，或趨勢逐利之徒，遁入寺院為沙門，引起僧團穢惡蕪亂等問題。
梁武帝想自兼“白衣僧正”管理僧團。武帝首先征求高僧大德意見，當時無人敢抗聖旨，皆署名同意此事。隻有智藏橫筆敲打“詔疏”，並抗議道佛教世界，超然於俗世之外，不是世俗君主所能介入管理的。
梁武帝想以帝王的君權，兼任“僧王”的教權來管理教團，結果遇到很大的阻力。武帝雖援引佛典主張王權正法的責任，但是麵對智藏所指出：“佛法大海，非俗人所知”，在這樣理論前提之下，他不得不屈服。
梁武帝在政教關係的發展上，必需通過大規模佛教經典的整理、重編與譯注與闡釋工作，從而使皇帝地位提升，在佛法中得到神聖的地位。

如果把蕭衍、阿育王、和君士坦丁三人放在一起，另兩位無疑是曆史成功者。而梁武帝，年輕的時候文武雙全，一個活了86歲的小老頭，在人生的晚年，要取得突破性的進展，不得不把某些工作放一放，必然給王朝管理帶來了大量的疏漏。
政治上的失敗，對他的家族是一個損失。但是，他的佛教闡釋工作，為中國後來的佛教發展，乃至王權的建設，不能不說留下了一筆巨大的財富。
梁武帝的“佞佛”行為，如果從他政治實踐上看，更接近於羅馬帝國君士坦丁大帝。三世紀初以後，隨基督教傳遍羅馬帝國全境，成為除國家政權之外，最大的宗教政治力量。
公元325年，羅馬帝國君士坦丁大帝，親自主持召開尼西亞宗教會議。
他不僅確立了基督教，正統教義和教會組織條例，而且確立羅馬皇帝，對基督教會的最高領導權。基督教的性質，從此發生變化，逐漸成為維護羅馬帝國的精神工具。到了公元392年，羅馬帝國狄奧多西皇帝，正式宣布基督教為國教。

梁武帝雖然是一個創業，同時又是亡國的君主，在他的身上顯示出巨大的人格魅力。
“侯景之亂”破城以後，侯景帶五百甲士來見蕭衍。蕭衍不慌不忙地問道：“你是哪裏的人，竟敢作亂，你的妻子、兒女還在北方嗎？”侯景汗流滿麵，竟不知如何回答。
旁邊的部下說：“妻子和兒女，都被高氏所殺，隻有一人歸順陛下。”蕭衍問：“你過江時有多少兵馬？”侯景答道：“千人。”蕭衍問：“攻城時多少？”“十萬。”“現在呢？”“率土之內，莫非己有。”
最後，蕭衍安慰他：“你有忠心於朝廷，應該管束好部下，不要騷擾百姓。” 侯景答應了。
侯景後來對親信王僧貴說：“我多年征戰疆場，從沒有膽怯過。見蕭衍時竟然有點怕他，莫非，天子威嚴不容侵犯嗎？”
侯景作亂打進都城，軍隊掌握了都城管理，衛兵進出皇宮很隨便，身邊還佩帶武器。蕭衍見了很奇怪，問左右侍從，侍從說是侯景、侯丞相的衛兵。
蕭衍生氣地喝道：“什麽丞相！不就是侯景嗎。”
在帝王中，人格分裂的很多，但蕭衍去是一個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