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重新審視聖雄的遺產和局限
學術中國
——當辛格總理訪問中國說出中國的改革開放有很多值得學習的地方時，他其實潛藏著一個含義，印度作為一個西方眼中人口最多的“民主國家”，在“改革”和“開放”方麵還不如中國走得遠，你恐怕不會相信在印度包括很多知識分子會把“開放”當作貶義詞；這一脈相承的邏輯使得，當中國各地政府為吸引外資而殫精竭慮時，印度國內卻有一股強大的勢力反對外國投資和開發區，反全球化的標語隨處可見；很多中國人看到印度孟買商業金融中心邊上竟然會保留有貧民窟常會感到得意，卻不知道為什麽會這樣；更少中國人知道這個曾被我們稱作資本主義的國家裏很多人覺得他們有社會主義的傳統，甚至在建國時把印度是社會主義國家寫進憲法；你不得不承認在比較中印兩個大國時如果不考慮文化的差異，很多假設都是不能自圓其說的，而走近甘地這位我們似乎熟悉的人物，在我看來就是打開印度民族文化心靈之門的一把鑰匙。他被廣為傳頌的美德，蘊涵著缺陷，而他被非議的缺陷在我看來卻又蘊涵著美德。
我的上一篇文章《把紅臉唱到底》介紹了一個民主憲政體製，對於激進力量的分化和吸納作用；這篇文章要介紹一個個人的道德力量可以被發揮到如此地步，在一個國家的曆史選擇中扮演了扳道工的作用，在最關鍵的時候，扭轉了衝向革命和暴力的軌道。
很少有人會像他那樣在全世界各地享有這麽多的“粉絲”，我也是其中之一，在我大學時第一次看到Richard Attenborough導演的《甘地傳》那種電流在身體內流淌的感覺永遠不會忘記，隻有愛因斯坦的話最能傳達我內心的感慨：“人們將無法相信曾有這樣一個血肉之軀在地球上匆匆走過” 。今天你問任何一個知道印度這個國家的中國人，估計他都會把這個國家的名字和甘地聯係在一起。
幾乎毫無疑問，甘地是包括中國人在內的所有外國人心目最偉大的印度人。不過如果你問一個印度人，誰是最偉大的印度人？恐怕答案會是一些我們非常陌生的名字，甚至讓你吃驚的是不在少數的印度朋友提到甘地的態度是不屑一顧的。
比如的很多印度人心目中巴加.辛（ Bhagar singh）是比甘地更加偉大的民族解放英雄，他公開走和甘地不同的抗爭道路，比如往議會丟炸彈，來表現對被英國人操縱的議會政治的不滿，最後被捕犧牲。在很多人看來，甘地不過是一個下山摘桃子的人，如果沒有大量像巴加.辛這樣的革命誌士，告訴當權者不要不顧及人民的怒火，“人民生氣了，後果很嚴重”，殖民主義者根本不會屑於和甘地這樣幹枯的老頭子做到一張談判桌前。
通常人們提到印度，會聯想起高貴的非暴力運動，神秘的冥想和清心寡欲的素食主義，也許也是宣傳的需要，但把這作為印度精神的全部，則是一種美麗的誤會。今天印度的毛主義運動在知識分子中間和民間依然有很大的市場，印度人身上並不乏激進主義觀念，甚至很多人把毛澤東當作神來崇拜，希望印度也走上打土豪，分田地的道路，視甘地為虛偽的修正主義分子。（我在另一個調查報道《把紅臉唱到底——印度毛分子調查》中介紹了這方麵不為國人所知的情況）
有些人看來甘地的私生活也並不那麽聖潔，有心理學家蘇德希爾·卡卡爾推出一本書《米拉與聖雄》，講述了一個英國元帥的女兒馬德琳·史萊德和甘地之間作者認為超乎尋常的關係。甘地把她視為最重要的門徒，每天晚上他們坐在一起輕聲談上一個小時，同時史萊德還用油給甘地做足部按摩。在20年的時間裏，甘地總共給史萊德寫了近500封信。 甚至有印度共產黨的一個朋友對我說：甘地每次出門都摟著兩個年輕女孩，（指由兩個年輕女孩攙扶，其中之一是莫努）根本就是個老流氓。這倒也不是空穴來風，他和她的侄孫女莫努總是形影不離，甚至同床共眠，46年有一次甘地被隨從震驚地發現早上莫努赤身裸體躺在一張床上，還在交談。後來在受到政敵的攻擊時含糊地解釋“為了克服精神和肉體上寒冷的需要”，盡管以印度的傳統有神性的人是可以超越色欲心潔如鏡，這仍然是一件很不體麵的事情。當然印度也有為尊者諱的習慣，盡管眾人皆知，隨便打聽此事還是很不禮貌，倒顯得你趣味低下。
而今天絕大多數印度青年，尤其是來自非婆羅門的較低種姓者，更會把安貝德卡博士（Ambedkar）當作自己的人生榜樣，而不是甘地。我相信如果做一個民意調查，安貝德卡在今天的印度絕對會比甘地更加受歡迎，他被稱作印度憲法之父，當年就是甘地最激烈的抨擊者之一，在 1945年他發表了《國大黨和甘地為不可接觸者做了什麽》。這位來自達利茲（dalits,所有種姓中最底下的賤民）的傑出人物，在英殖民地時代享受了最好的教育，獲得了英國和美國的博士學位，而他對於甘地在種姓方麵的保守態度怒不可遏（其實甘地付出過很多心血維護賤民的權益，並且抨擊“不可接觸製”，隻是他不像安倍德卡那樣認為要推翻整個種姓製度，甚至背棄整個印度教）。乃至於在印度獨立鬥爭的高潮中安倍德卡公開表示，假如不能讓低種姓享有平等權益，他情願讓英國人繼續統治下去也不希望印度教徒統治這個國家。他多次公開指責甘地是虛偽，別有用心的。在第二次英印圓桌會議的前夕，兩人會晤，甘地批評安倍德卡不該這樣不愛國，他反唇相譏“你認為我有祖國，實際上我們有祖國。為什麽要把待我們不如貓狗、連一口水都拒絕給與的國家和宗教當成自己的呢？”他帶領低種姓的群眾衝進過去隻有高種姓者才能進入的神廟，到過去隻有高種姓者才能飲用的水源去取水，為此一度造成了很多地方的騷亂。還有更激進的力量幹脆組織了諸如達利茲黑豹黨一類的團體。大多數中國人恐怕都沒聽說過安倍德卡的名字，而會讓你吃驚的是，到印度的每一個村莊都能看到他的塑像，簡直就像文革中的毛主席雕像那麽多。甚至他的畫像也被做成背後金光四射的樣子被供在神龕裏。每逢印度選舉的季節到了，滿街的招貼畫和旗幟橫幅都是安貝德卡的形象，那些競選者大多希望分沾安倍德卡的光環，讓選民相信他是和安倍德卡一樣的社會改革家。
如今雖然老德裏朱穆拿河畔的甘地墓聖火長明鮮花不斷，甘地的形象出現在在每一張盧比上，在公開場合提到他的名字，有教養的印度人一定會加上尊號“聖雄”，或者“甘地吉”（ji在印度語表達敬意）。但在我觀察大多數印度人對於甘地的崇拜，是那種彬彬有禮，就像對供在祭壇上享冷豬肉的老祖宗排位的禮儀性尊重。大多數人要模仿和遵從甘地倡導的道路的熱情，恐怕還比不上對寶萊塢和好萊塢所展現的生活方式的向往。
今天的印度可以說從各個角度講都背離的甘地的理想，實際上早在印度獨立的時候，甘地就已經深感憂慮，以至於他拒絕在獨立日發表祝詞。我甚至相信如果尊敬的老甘地在天之靈知道今天印度的樣子，也許他會再次選擇絕食來表達他的強烈不滿。
不合時宜的節欲者和甘地式的“社會主義”
很多中國人提到中國和印度的比較時，常常很自豪，中國和印度幾乎在同時獨立建國，在之後的幾十年中尤其在中國改革開放以後，經濟發展和現代化程度遠遠超過了印度，印度直到91年之後的經濟改革，才開始猛然加速，開始迎頭趕上。有人以此來證明民主製度的低效，在我看來是對印度文化毫無了解所致。
印度建國後很長一段時間都處在現代化意義上的“發展停滯”，而這從某種意義上講這恰是甘地所倡導的和他自己所身體力行的道路。在反現代化的意義上甘地其實才是“新左”的老前輩。
甘地自己承認有三個哲人對自己影響巨大，那是俄國人托爾斯泰、英國人羅金斯和美國人梭羅，他們的哲學中共同的信念就是對科技、發展、奢侈、財富、這些使人類疏離的東西的反感；反抗工業文明給人類帶來的異化，讚美體力勞動；相信過多的欲望是人類邪惡的根源。這些和印度教中苦修和節欲的傳統非常吻合。
基於這樣的信念，甘地建立人間烏托邦的努力從來沒有間斷過，他一直都公開宣稱他的理想是“社會主義”，早在1910年，甘地的好友，一位富有的德國建築師卡倫巴赫將他位於約翰內斯堡附近的一處1100英畝的農場無償捐獻給非暴力抵抗者及其家屬使用。 甘地就將其取名為“托爾斯泰新村”。 後來他還搞出一個“理想鄉村”方案。 他在方案中寫道：“這個理想鄉村，應該具備完善的衛生設施，所有住 宅空氣流通，陽光充足，而且建築材料應該取之當地。家家有菜園，有庭院， 有畜欄。鄉村道路通城，集市繁華。拜神有場所，吃飯有食堂，讀書有學校。 另外設立長老會，請德高望重的老人長輩專門在鄉村從事調解糾紛、化解矛盾等活動。鄉村中穀物、蔬菜、水果和土布能自給。” 在甘地心目中的理想印度可以說是一個田園式“和諧社會”，沒有過多的欲望也沒有人和人的競爭和爭鬥。鐵路、電信、高速公路、高樓大廈這些現代化的標誌在他看來對於印度都沒有太大的價值，甚至連現代化的醫院甘地都不大感興趣，他推崇節食、“水療”、“土療”，他所追求並以為別人也會和他一樣追求的是精神的解放和自由。
我們都熟悉甘地後半生簞食瓢飲的生活，甚至當蒙巴頓來看他的時候，他都要求客人和他一起吃那種蔬菜和澱粉的糊糊。在他辦真理學院的時候，一個女士送給他一個紡線車作為禮物，他直到生命的最後一天就再也沒有離開過它，他把紡車稱作恰當的技術（appropriate technology），甘地最典型的形象就是半裸著身體，手搖紡線車，他把“土布精神”上升到至高無上的地步。1924年的國大黨大會上他提出的議案第一條就是：取消黨員每月繳納四先令黨費的規定，改為黨員每天至少紡紗半 小時，每月至少需向黨組織交納紡紗四英兩。這個規矩後來在一片抗議中沒有實施，讓甘地感到十分遺憾。
他在道德上美化貧困和自足的生活，確實是出於真誠的信念。但他自己畢竟是一個已經享受過西方教育、“高尚生活”的紳士，我們可以看到遺留下來的甘地早期照片都是西裝革履的，而他又享有被眾生頂禮膜拜帶來的成就感，因此他可以說那些物質財富是沒有價值的，他自己可以不帶一分錢走遍印度接受崇拜者的供養。但他很難說服那些從未享受過現代生活的便捷和舒適的人，去相信要甘於貧窮，相信金錢沒有意義。
在印度獨立前甘地曾宣稱，一旦印度獨立，各部部長以上領導，都必須身穿粗土布衣服，搬進沒有傭人的寓所，拋棄 汽車，擺脫種族偏見，每天至少參加一小時體力勞動，比如紡線、種菜，打 掃廁所。當然後來的國大黨部長們除了感到這位老人幼稚可愛以外，沒有人會遵循他的指示。
在反抗殖民當局統治的時候，即使印度的工商界領袖也是甘地的信徒，並且是國大黨最重要的支持者，他們一起倡導手搖紡車的自足生活，他們一起抨擊英國紡織廠剝削廉價勞動力，壓迫印度鄉村民族工業，造成鄉村經濟凋敝是不道德的，那是為了反抗英國人的壓榨，但千萬不要以為那些甘地當年的支持者都是甘地哲學真誠的信徒。有一個甘地的朋友，也是國大黨的資助者，曾感慨“聖雄一點兒也不知道為了他的貧窮我們付出了多大的代價”。而當英國人被趕走以後，則沒有一個工商業企業家會因為甘地的教導希望印度人都停留在手搖紡車，自給自足的狀態，他們期望人們有更多的消費欲望，不斷地追求代表物質上更高品質的生活，這樣這個國家必然走上工業化，現代化的道路，這就是我們看到的現在每年GDP增長率10%，甚至還在加速的印度。
今天印度也有很多鄉村手紡家庭作坊，我曾經拜訪過這樣的合作社，他們倒是還以甘地作為偶像，不過瀕於破產的邊緣，因為由於生產效率的緣故，隻有外國人和少數富人才能買得起手紡的沙麗。
在有一些領域甘地的節欲主張還有現實的號召力，諸如“人道對待動物協會”（PETA）常常把他著名的格言印在宣傳冊上：“我今天再次重申我過去曾經堅持的觀點，我認為一隻羊生命的價值絲毫也不次於人的。我不願意為了保養人身而去奪取一隻羊的生命。我認為越是無助的生命就越需要人們的保護以遠離那些野蠻的人。”
還有各國的素食者俱樂部也往往把甘地視為精神導師，甘地早年曾經吃過肉，因為朋友告訴他，吃肉就可以變得像英國人一樣強壯、智慧，不過後來發現一想到吃“動物的屍體”就使他感到惡心。在1912年甘地公開發誓禁欲絕對素食，甚至不喝牛奶，不過後來他的醫生勸他這樣對他的身體不好。於是他的夫人告訴他：可以喝山羊奶，那並不違背他的誓言，這樣他就接受了。
不過素食，愛護動物，雖然日顯重要，畢竟還不是人類政治經濟生活的主流議題。
非暴力不合作的局限
至今甘地被稱作“非暴力不合作之父”，毫無疑問他是第一個把非暴力不合作的理念提升到如此實踐和哲學高度的公民領袖。從小馬丁路德金到納爾遜.曼德拉都從甘地身上獲得過啟發，而甘地的靈感也來自於魯斯金、梭羅、托爾斯泰這三位導師身上昂揚進取的一麵。
梭羅說：“一個人如果認為國家的法律是不公正的，就有義務拒絕服從它”，在中國他的著作被翻譯成《公民的不服從》，而實際上更準確的翻譯是“論公民不服從的義務”（on the duty of civil disobedience）。秉持這樣的信念，意味著，麵對不義的強敵，既不屈服於敵人的意誌，捍衛自己的尊嚴，又體現體現仁愛與寬容，在道義上讓統治者屈服，並最終棄惡從善。
1930年四月六日在海邊甘地俯身築起一把海鹽，被很多人稱作他一生中最經典的鏡頭。那是為了抗議殖民政府的食鹽專賣法，甘地和他的78位弟子們發起，數以千計的人更隨從德裏到Ahmedabad遊行達400 公裏，被稱作“食鹽長征”。英國當局最初看熱鬧，但當看到勢頭越來越大以後，又急於揮舞警棍去鎮壓。但打倒一批，接下來便有人頂上去。當記者把這一消息傳遍世界，當世人看到甘地的跟隨者的克製和嚴格的紀律，使得任何宣稱印度人素質低下，不配享有自治的言論成為赤裸裸的謊言，那可是說是號稱文明世界代表的大英帝國最斯文掃地的時刻。
有人覺得甘地號召的非暴力不合作在用另一種方式展示人民的力量，用禮貌的方式表達威脅：我們的人可以填滿你的監獄，接下來我們還有更多的行動。這種理解並不能算錯。但甘地自己強調他的本意並不是威脅誰，而是表達“我很在意這件事，以至於我甘願承擔法律的懲罰，包括被關進監獄，犧牲我的自由，讓你來理解我有多麽在意這件事。因為隻有當你見識到我的深度關切和我‘文明’的姿態，你就會不得不改變你對我的看法，而調整你頑固、不正確的態度，並且讓我來幫助你理解我的事業的正義性。”不要忘記甘地除了人所皆知的公民運動領袖，還是一個在大英帝國受過係統教育的律師。他要求他的跟隨者，沒有保留地尊重即使不義的法律。他強調隻有高度尊重法律的人，才配投身公民不服從運動。他不允許他的跟隨者用身體去阻擋別人；不允許辱罵；不允許毀壞物品；甚至不允許有秘密策劃的行動，一切都要公開。
他的信念如此堅定，以至於在很多時候顯得迂腐，尤其在二戰中，他對國際局勢發表了不少善意的意見，今天看來都頗荒唐。比如說他曾勸告捷克人、波蘭人、和猶太人，以非暴力的力量來反抗納粹；當丘吉爾呼籲國民奮起抗擊納粹的時候，他卻倡導“你 們可以邀請希特勒和墨索裏尼隨意征服你們的國家，征服你們被稱作為屬地 的國家。你們也可以讓德國人跨上你們的美麗的寶島，占領你們的無數富麗堂皇的名勝古跡。讓他們任意占領吧，但你們決不可喪失心誌。”；還曾經在墨索裏尼入侵埃塞俄比亞時，發表聲明，敦促埃塞俄比亞人要“任人宰割”。他解釋說，任人宰割的結果比反抗效果更大；當維西政府向納粹投降，他又讚揚其“接受不可避免的結果，拒絕作一場愚蠢的屠殺的幫凶”的勇氣；甚至他試圖用自己的道德力量去打動希特勒，他寫信給希特勒希望他“意識到人類的痛苦”，信被英國當局攔截了，不然恐怕還會鬧出更多笑話。
這恐怕隻能解釋為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的一腔熱誠，而幸運的是，他的政治舞台上的對手是遵守基本文明規則的英國。在英國統治下的印度，甚至在南非，他可以在媒體上公開發表抨擊政府的文章，盡管也有阿姆利則慘案這樣的悲劇，英國當局絕不敢向世界宣稱屠殺手無寸鐵的抗議民眾是光榮的，更多的時候，甘地和他的追隨者即使被關進監獄也能受到文明的對待，像甘地那樣進出監獄卻毫發無損，在監獄中依然可以和外界通訊無阻，甚至可以和在另一監獄的尼赫魯互發電報，在很多國家今天都可以被當做是奇跡。
甘地顯然沒有意識到自己的經曆並非能在所有的地方複製，對於對手非暴力的善意是需要條件的，當緬甸的僧侶倒缽情願時，他們所展現出的謙卑和克製正是非暴力不合作精神的體現，而他們所反抗的邪惡，卻沒有可以對話的文明基礎可言。
同時不合作的實現也需要一個社會有對消極自由有基本的承認，在中國的文化大革命或者如今的北朝鮮，對於領袖，人人都要致敬，早請示，晚匯報，否則就是反革命，當最高領袖指令打倒前國家主席劉少奇，人人都要表態才能過關，人民甚至沒有保持沉默的權力，這種條件下任何形式的不合作都是困難的，維持忠於良知的操守需要付出林昭那樣生命的代價，甚至要想做到消極合作都需要很大的勇氣。
不過甘地的理論從原理上講倒很難說是錯誤的：即使最不正義的統治，也無法不依賴被統治者的合作而繼續。這使我們可以認識人類所麵臨的困境，就象從佛教的角度理解文革這樣的浩劫，這並不能隻怪哪一個統治者，而是整個人類的共業。
偉大的妥協家
有很多理由可以證明甘地不具備搞政治的基本素質，很多人都相信“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政治的核心議題是奪取並控製權力；隨機應變的實用主義是政治的最高原則，不撒謊辦不成大事。比如說你可以人民的名義，團結大部分，打擊“一小撮”；接下來在剩下來的人中再作一個劃分，團結大部分，打擊“一小撮”，隻要幾次這樣政治洗牌，就可以建立自己的絕對權威和個人崇拜。我有時突發奇想假如生活在中國，恐怕甘地這樣對道德信條堅持到偏執的地步的領袖，會比宋襄公遭到的嘲笑還要多，即使不被歸納為“反革命”，至少也是犯了教條主義的錯誤。
而偏偏曆史就選擇了這樣“迂”的一個人來領導印度走上了建國之路。如果曆史可以重新沙盤推演，印度完全可以走上一條不同的道路，幾乎跟中國同時印度有了共產主義組織，也和共產國際建立的聯係，並獲得了支持。印度有大量的農村貧困人口和長期受壓迫的部落民和低種姓階層，他們都是革命思想天然的接受者。獨立前印度也大約有四萬萬同胞，而統治印度的真正英國籍“皇軍”不過幾千人，絕大多數都是印度裔“偽軍”，更不要說當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英國人自顧不暇。那個時候印度的革命條件比中國更加成熟，完全可以把帝國主義反動派淹沒在人民戰爭的海洋中。我見過的印度毛分子，他們熟讀了毛澤東的經典，有人百思不得其解，為什麽當年印度這樣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這麽多受三座大山壓迫的文化素質低下的勞苦大眾，怎麽就沒有打出一個無產階級專政的紅色國家。隻好把這歸納於缺少一個“天才的革命家”來領導，不過在我看來印度並非沒有毛式的革命領袖，而是甘地作為一個個人所代表的魅力，遠遠超過了毛式革命領袖們。我見過有一個毛分子就對甘地在印度民族獨立運動中發揮的作用恨恨不已說：“要不是這個老家夥，革命早就成功了。”
確實很多關口幾乎完全是靠甘地個人的魅力和意誌擋住了暴力革命的閘門。1922年2月4日印度聯合省·戈拉克普爾地區喬裏喬拉村發生村民在示威遊行中，警察開槍射擊，直至子彈射完才撤回警察局：憤怒的農民縱火焚燒警察局，使22名警察喪命，殖民政府又進行鎮壓。就在全國上下情緒沸騰的時候，甘地用我們的話說表現出“資產階級兩麵性”，“不敢放手發動人民群眾”，要求國大黨停止不合作運動，以恢複社會秩序。甚至他的同誌都覺得他瘋了，人民群眾剛被喚醒，唯有犧牲多壯誌，敵人的暴行正是鼓舞革命激情讓星星之火燎原的大好時機，怎麽能停下來呢？甘地於是宣布絕食，最後國大黨隻有遵從，因為甘地不願意看到向仇恨的方向來喚起民眾。
但這根植於甘地一慣的信念，隻有用尊重和善意才能贏得你對手內心的轉變，並且保持你自己的尊嚴。他把這稱作satyagraha （真理的力量）。他所期望的民族解放和“社會主義”不是一個權力的暴力更替而是文明的勝利。1931年羅曼羅蘭試圖說服他蘇聯是“全世界的希望”，他指出那是以強力為基礎的，任何建立在暴力基礎上的勝利都不可能持久。他經常在他的追隨者因挫折而氣餒，甚至急躁的時候，警告大家：不要相信暴力革命。。。。一旦那些暴力造反者掌權，他們會自然的延續他們已經習慣的暴力手段，最後把國家管理的像一個集中營。1946他與他的傳記作者路易斯（Louis Fiscer）談他的“社會主義”和蘇俄模式的區別：渴望一個自由的世界，並不是他們的願望。他們想要的是一個將精神降低至奴化程度的製度。當然他也受到對立麵的批評，比如斯大林1930年在聯共十六大上說：“至於甘地一類的幫手，那麽沙皇政府也有過一大群各式各樣的自由主義妥協分子做幫手，但結果也不過得到狼狽的下場而已。”而同時的印共也發表《印度共產黨行動綱領草案》，定性甘地為英帝國主義和印度資本家的一貫的同盟者，破壞並出賣了人民的鬥爭。
從1919年阿姆利則慘案開始正式謀求印度獨立，到1948年建國，經曆了長達30個年頭的奮鬥，在很多人眼裏這個進程實在太慢長了，很大程度上都是因為在一些曆史的關鍵點上，甘地作出了不大符合常人心目中政治邏輯的選擇。
前麵提到的1930年“食鹽長征”，在全國範圍內風起雲湧，給殖民政府的威信和合法性以沉重的打擊，英國當局的武力鎮壓無效，獨立運動血氣高漲，按理說是“宜將剩勇追窮寇”的大好時機，鬥爭形勢一片大好。但很多人覺得難於理解的是，結果就在1931年3月5日，甘地與英印政府總督歐文勳爵簽訂《甘地一歐文協定》（即《德裏協定》）。甘地同意完全停止不合作運動，並派代表參加國大黨曾抵製的倫敦圓桌會議。歐文則同意恢複國大黨的合法地位，釋放除“暴力罪”之外的全部 政治犯，停止對群眾運動的鎮壓，廢除戒嚴法令，而有關恐怖活動和“共產主義威脅”的法令除外；而不可思議的是在這樣一番奮鬥之後，英國殖民政府依然壟斷食鹽生產，這個協定受到包括尼赫魯在內的大多數國大黨領袖和各階層人士的強烈反對，他們想不通，在這麽有利的時機反而接受妥協，那當初苦苦奮鬥為了什麽？但在甘地頑固的堅持下，國大黨最後還是在1931年12月舉行的卡拉奇年會上通過承認德裏協定的決議。
我們往往熟悉甘地作為一個號召者和鼓動者的卓越才華，這在很多革命家身上都能體現。而在我重讀甘地的奮鬥經曆時，感到最不可思議，甚至獨一無二的品質，就是真誠的妥協精神。這種妥協，不是出於戰術上的策略，那樣的妥協中國人最為熟悉，是一種處在弱勢時的韜晦權宜之計，可以優雅地握手言歡，在需要時擱置爭議組織統一戰線，在窮途末路時甚至臥薪嚐膽，一旦得勢就會翻臉不認人，不是你死就是我活，不是西風壓倒東風，就是東風壓倒西風；而甘地的妥協是發自內心對對手的尊重和善意，他不願意用強權讓別人屈服，甘地說：“我本質上是一個傾向於妥協的人，因為我從來不敢肯定自己占有真理。”甚至在己方力量占據絕對優勢的時候，他也會對哪怕對手一點點讓步以最大的善意來回應，甚至主動作出讓步，無數次讓他自己的同誌都懷疑他是叛徒，用我們的話來說絕對是“投降主義”。
前麵提到的安倍德卡，很多次不留情麵地把甘地和國大黨罵得灰頭土臉，但當印度建國時，甘地堅持提名一定要讓安倍德卡擔任憲法起草委員會的主席。還有穆斯林聯盟的領袖真納，他是甘地後期最主要的政敵，他稱甘地是“一隻狡猾的狐狸，一位印度教的福音傳教士”。在殖民統治即將結束的最後關頭，他堅持要建立一個獨立的穆斯林國家。當時信奉印度教者占人口的絕對優勢，更不要說政治經濟地位，如果訴諸民族情緒，大印度主義應該可以完全占上風，而這時甘地對蒙巴頓提出的方案使所有人都震驚，他提出：可以把整個印度 交給穆斯林，但千萬不要分裂印度。請將三億印度教徒置於穆斯林統治之下，委托真納組建政府，把英國的主權移交給他們。
最後當他看到全國各地在宗教極端分子煽動下的相互仇殺的暴力，甘地痛苦地同意了印巴分治。而劃界分裂的過程中，雙向遷徙帶來的痛苦，又進一步刺激了宗教種族衝突，印度政府中一部分官員甚至打算扣押巴基斯坦政府按照分治協議該得的五億五千萬盧比的資產。兩個國家就要建立了，新的政府班子已經建立，政治又恢複了“常態”，各個利益集團都打著自己的算盤，牟取最大化的利益，似乎沒有人再愛聽這個喋喋不留的老頭嘮叨了。
為了呼籲印度教徒與穆斯林和解，1948年1月12日甘地又一次宣布將絕食“至死”，這是他一生16次絕食的最後一次，也是他最後一次施展非暴力的魔力，用自戕來懇求他的同胞，告訴他們對和睦和寬容，他有多麽在乎。電影《甘地傳》裏有鏡頭，尼赫魯跪在地上，流著眼淚請甘地進食。甘地的態度是，如果同胞們還在相互仇殺，他活在這個世界上也毫無意義，當老甘地生命垂危的消息傳遍印度，奇跡降臨了，整個國家終於從亢奮和仇恨中安靜下下來，六天後，印、穆、錫克三個教派的代表都承諾放棄暴力，甘地才結束了絕食。
就在這不久之後，60年前的1月30號，甘地像往常一樣參加晚禱會，祈禱各種族宗教的和睦尊重，這時一個裝作來行禮的人，掏出槍頂住甘地的心口連開三槍，這個人早年是甘地的追隨者，並為獨立運動蹲過監獄，後來認為甘地出賣了印度教徒的利益。甘地倒下去的時候發出象是感慨的最後歎息：“神啊！”
今天很多人從甘地的言行思想軌跡中，會發現他所理想中的社會，其實並不是現代意義上的民主國家。但一個奇跡般的事實是，正是這樣一個卡利斯瑪型的領袖，很多次以幾乎單槍匹馬的努力，擋住了衝向仇恨和報複的嗜血洪流；以他個人信念為一片土地和它的人民在苦難煎熬中的重生之路帶來了溫潤的道德色彩；他所崇尚的寬容和妥協，他對野心和暴力的憎惡，為印度這樣一個曆史文化矛盾比中國更為複雜的多元社會向現代民主憲政體製的轉型和製度化營造了適宜的文化土壤。
在有人類追求尊嚴和解放的曆史上，會記下他的成就，遺憾和他的無奈。
主要參考資料：（感謝香港大學圖書館的研究便利）
《甘地自傳——我體驗真理的故事》甘地 著 杜危 吳耀宗 合譯 亦凡書庫(Yifan.net)
《甘地與印度》 Gianni Sofri 著; 李陽譯， 香港三聯書店，2006
《甘地傳》 徐有珍,湖北辭書出版社，1996
《In search of Gandhi : essays and reflections》 B.R. Nand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India after Gandhi : the history of the world\'s largest democracy 》 Ramachandra Guha， New York : Ecco, c2007.
《Mahatma Gandhi and His Myths Civil Disobedience, Nonviolence, and Satyagraha in the Real World》 Mark Shepard， Shepard Publications, Los Angeles, 2002
《The Life of Mahatma Gandhi》 Louis Fischer， Bharatiya Vidya Bhavan, 1990.
《Gandhi : a political and spiritual life 》 Kathryn Tidrick，London ; New York : I.B. Tauris ; New York : Distributed in the USA by Palgrave Macmillan, 2006.
《Gandhi: Behind the Mask of Divinity》 G. B. Singh，Prometheus Books， 2004
學術中國
——當辛格總理訪問中國說出中國的改革開放有很多值得學習的地方時，他其實潛藏著一個含義，印度作為一個西方眼中人口最多的“民主國家”，在“改革”和“開放”方麵還不如中國走得遠，你恐怕不會相信在印度包括很多知識分子會把“開放”當作貶義詞；這一脈相承的邏輯使得，當中國各地政府為吸引外資而殫精竭慮時，印度國內卻有一股強大的勢力反對外國投資和開發區，反全球化的標語隨處可見；很多中國人看到印度孟買商業金融中心邊上竟然會保留有貧民窟常會感到得意，卻不知道為什麽會這樣；更少中國人知道這個曾被我們稱作資本主義的國家裏很多人覺得他們有社會主義的傳統，甚至在建國時把印度是社會主義國家寫進憲法；你不得不承認在比較中印兩個大國時如果不考慮文化的差異，很多假設都是不能自圓其說的，而走近甘地這位我們似乎熟悉的人物，在我看來就是打開印度民族文化心靈之門的一把鑰匙。他被廣為傳頌的美德，蘊涵著缺陷，而他被非議的缺陷在我看來卻又蘊涵著美德。
我的上一篇文章《把紅臉唱到底》介紹了一個民主憲政體製，對於激進力量的分化和吸納作用；這篇文章要介紹一個個人的道德力量可以被發揮到如此地步，在一個國家的曆史選擇中扮演了扳道工的作用，在最關鍵的時候，扭轉了衝向革命和暴力的軌道。
很少有人會像他那樣在全世界各地享有這麽多的“粉絲”，我也是其中之一，在我大學時第一次看到Richard Attenborough導演的《甘地傳》那種電流在身體內流淌的感覺永遠不會忘記，隻有愛因斯坦的話最能傳達我內心的感慨：“人們將無法相信曾有這樣一個血肉之軀在地球上匆匆走過” 。今天你問任何一個知道印度這個國家的中國人，估計他都會把這個國家的名字和甘地聯係在一起。
幾乎毫無疑問，甘地是包括中國人在內的所有外國人心目最偉大的印度人。不過如果你問一個印度人，誰是最偉大的印度人？恐怕答案會是一些我們非常陌生的名字，甚至讓你吃驚的是不在少數的印度朋友提到甘地的態度是不屑一顧的。
比如的很多印度人心目中巴加.辛（ Bhagar singh）是比甘地更加偉大的民族解放英雄，他公開走和甘地不同的抗爭道路，比如往議會丟炸彈，來表現對被英國人操縱的議會政治的不滿，最後被捕犧牲。在很多人看來，甘地不過是一個下山摘桃子的人，如果沒有大量像巴加.辛這樣的革命誌士，告訴當權者不要不顧及人民的怒火，“人民生氣了，後果很嚴重”，殖民主義者根本不會屑於和甘地這樣幹枯的老頭子做到一張談判桌前。
通常人們提到印度，會聯想起高貴的非暴力運動，神秘的冥想和清心寡欲的素食主義，也許也是宣傳的需要，但把這作為印度精神的全部，則是一種美麗的誤會。今天印度的毛主義運動在知識分子中間和民間依然有很大的市場，印度人身上並不乏激進主義觀念，甚至很多人把毛澤東當作神來崇拜，希望印度也走上打土豪，分田地的道路，視甘地為虛偽的修正主義分子。（我在另一個調查報道《把紅臉唱到底——印度毛分子調查》中介紹了這方麵不為國人所知的情況）
有些人看來甘地的私生活也並不那麽聖潔，有心理學家蘇德希爾·卡卡爾推出一本書《米拉與聖雄》，講述了一個英國元帥的女兒馬德琳·史萊德和甘地之間作者認為超乎尋常的關係。甘地把她視為最重要的門徒，每天晚上他們坐在一起輕聲談上一個小時，同時史萊德還用油給甘地做足部按摩。在20年的時間裏，甘地總共給史萊德寫了近500封信。 甚至有印度共產黨的一個朋友對我說：甘地每次出門都摟著兩個年輕女孩，（指由兩個年輕女孩攙扶，其中之一是莫努）根本就是個老流氓。這倒也不是空穴來風，他和她的侄孫女莫努總是形影不離，甚至同床共眠，46年有一次甘地被隨從震驚地發現早上莫努赤身裸體躺在一張床上，還在交談。後來在受到政敵的攻擊時含糊地解釋“為了克服精神和肉體上寒冷的需要”，盡管以印度的傳統有神性的人是可以超越色欲心潔如鏡，這仍然是一件很不體麵的事情。當然印度也有為尊者諱的習慣，盡管眾人皆知，隨便打聽此事還是很不禮貌，倒顯得你趣味低下。
而今天絕大多數印度青年，尤其是來自非婆羅門的較低種姓者，更會把安貝德卡博士（Ambedkar）當作自己的人生榜樣，而不是甘地。我相信如果做一個民意調查，安貝德卡在今天的印度絕對會比甘地更加受歡迎，他被稱作印度憲法之父，當年就是甘地最激烈的抨擊者之一，在 1945年他發表了《國大黨和甘地為不可接觸者做了什麽》。這位來自達利茲（dalits,所有種姓中最底下的賤民）的傑出人物，在英殖民地時代享受了最好的教育，獲得了英國和美國的博士學位，而他對於甘地在種姓方麵的保守態度怒不可遏（其實甘地付出過很多心血維護賤民的權益，並且抨擊“不可接觸製”，隻是他不像安倍德卡那樣認為要推翻整個種姓製度，甚至背棄整個印度教）。乃至於在印度獨立鬥爭的高潮中安倍德卡公開表示，假如不能讓低種姓享有平等權益，他情願讓英國人繼續統治下去也不希望印度教徒統治這個國家。他多次公開指責甘地是虛偽，別有用心的。在第二次英印圓桌會議的前夕，兩人會晤，甘地批評安倍德卡不該這樣不愛國，他反唇相譏“你認為我有祖國，實際上我們有祖國。為什麽要把待我們不如貓狗、連一口水都拒絕給與的國家和宗教當成自己的呢？”他帶領低種姓的群眾衝進過去隻有高種姓者才能進入的神廟，到過去隻有高種姓者才能飲用的水源去取水，為此一度造成了很多地方的騷亂。還有更激進的力量幹脆組織了諸如達利茲黑豹黨一類的團體。大多數中國人恐怕都沒聽說過安倍德卡的名字，而會讓你吃驚的是，到印度的每一個村莊都能看到他的塑像，簡直就像文革中的毛主席雕像那麽多。甚至他的畫像也被做成背後金光四射的樣子被供在神龕裏。每逢印度選舉的季節到了，滿街的招貼畫和旗幟橫幅都是安貝德卡的形象，那些競選者大多希望分沾安倍德卡的光環，讓選民相信他是和安倍德卡一樣的社會改革家。
如今雖然老德裏朱穆拿河畔的甘地墓聖火長明鮮花不斷，甘地的形象出現在在每一張盧比上，在公開場合提到他的名字，有教養的印度人一定會加上尊號“聖雄”，或者“甘地吉”（ji在印度語表達敬意）。但在我觀察大多數印度人對於甘地的崇拜，是那種彬彬有禮，就像對供在祭壇上享冷豬肉的老祖宗排位的禮儀性尊重。大多數人要模仿和遵從甘地倡導的道路的熱情，恐怕還比不上對寶萊塢和好萊塢所展現的生活方式的向往。
今天的印度可以說從各個角度講都背離的甘地的理想，實際上早在印度獨立的時候，甘地就已經深感憂慮，以至於他拒絕在獨立日發表祝詞。我甚至相信如果尊敬的老甘地在天之靈知道今天印度的樣子，也許他會再次選擇絕食來表達他的強烈不滿。
不合時宜的節欲者和甘地式的“社會主義”
很多中國人提到中國和印度的比較時，常常很自豪，中國和印度幾乎在同時獨立建國，在之後的幾十年中尤其在中國改革開放以後，經濟發展和現代化程度遠遠超過了印度，印度直到91年之後的經濟改革，才開始猛然加速，開始迎頭趕上。有人以此來證明民主製度的低效，在我看來是對印度文化毫無了解所致。
印度建國後很長一段時間都處在現代化意義上的“發展停滯”，而這從某種意義上講這恰是甘地所倡導的和他自己所身體力行的道路。在反現代化的意義上甘地其實才是“新左”的老前輩。
甘地自己承認有三個哲人對自己影響巨大，那是俄國人托爾斯泰、英國人羅金斯和美國人梭羅，他們的哲學中共同的信念就是對科技、發展、奢侈、財富、這些使人類疏離的東西的反感；反抗工業文明給人類帶來的異化，讚美體力勞動；相信過多的欲望是人類邪惡的根源。這些和印度教中苦修和節欲的傳統非常吻合。
基於這樣的信念，甘地建立人間烏托邦的努力從來沒有間斷過，他一直都公開宣稱他的理想是“社會主義”，早在1910年，甘地的好友，一位富有的德國建築師卡倫巴赫將他位於約翰內斯堡附近的一處1100英畝的農場無償捐獻給非暴力抵抗者及其家屬使用。 甘地就將其取名為“托爾斯泰新村”。 後來他還搞出一個“理想鄉村”方案。 他在方案中寫道：“這個理想鄉村，應該具備完善的衛生設施，所有住 宅空氣流通，陽光充足，而且建築材料應該取之當地。家家有菜園，有庭院， 有畜欄。鄉村道路通城，集市繁華。拜神有場所，吃飯有食堂，讀書有學校。 另外設立長老會，請德高望重的老人長輩專門在鄉村從事調解糾紛、化解矛盾等活動。鄉村中穀物、蔬菜、水果和土布能自給。” 在甘地心目中的理想印度可以說是一個田園式“和諧社會”，沒有過多的欲望也沒有人和人的競爭和爭鬥。鐵路、電信、高速公路、高樓大廈這些現代化的標誌在他看來對於印度都沒有太大的價值，甚至連現代化的醫院甘地都不大感興趣，他推崇節食、“水療”、“土療”，他所追求並以為別人也會和他一樣追求的是精神的解放和自由。
我們都熟悉甘地後半生簞食瓢飲的生活，甚至當蒙巴頓來看他的時候，他都要求客人和他一起吃那種蔬菜和澱粉的糊糊。在他辦真理學院的時候，一個女士送給他一個紡線車作為禮物，他直到生命的最後一天就再也沒有離開過它，他把紡車稱作恰當的技術（appropriate technology），甘地最典型的形象就是半裸著身體，手搖紡線車，他把“土布精神”上升到至高無上的地步。1924年的國大黨大會上他提出的議案第一條就是：取消黨員每月繳納四先令黨費的規定，改為黨員每天至少紡紗半 小時，每月至少需向黨組織交納紡紗四英兩。這個規矩後來在一片抗議中沒有實施，讓甘地感到十分遺憾。
他在道德上美化貧困和自足的生活，確實是出於真誠的信念。但他自己畢竟是一個已經享受過西方教育、“高尚生活”的紳士，我們可以看到遺留下來的甘地早期照片都是西裝革履的，而他又享有被眾生頂禮膜拜帶來的成就感，因此他可以說那些物質財富是沒有價值的，他自己可以不帶一分錢走遍印度接受崇拜者的供養。但他很難說服那些從未享受過現代生活的便捷和舒適的人，去相信要甘於貧窮，相信金錢沒有意義。
在印度獨立前甘地曾宣稱，一旦印度獨立，各部部長以上領導，都必須身穿粗土布衣服，搬進沒有傭人的寓所，拋棄 汽車，擺脫種族偏見，每天至少參加一小時體力勞動，比如紡線、種菜，打 掃廁所。當然後來的國大黨部長們除了感到這位老人幼稚可愛以外，沒有人會遵循他的指示。
在反抗殖民當局統治的時候，即使印度的工商界領袖也是甘地的信徒，並且是國大黨最重要的支持者，他們一起倡導手搖紡車的自足生活，他們一起抨擊英國紡織廠剝削廉價勞動力，壓迫印度鄉村民族工業，造成鄉村經濟凋敝是不道德的，那是為了反抗英國人的壓榨，但千萬不要以為那些甘地當年的支持者都是甘地哲學真誠的信徒。有一個甘地的朋友，也是國大黨的資助者，曾感慨“聖雄一點兒也不知道為了他的貧窮我們付出了多大的代價”。而當英國人被趕走以後，則沒有一個工商業企業家會因為甘地的教導希望印度人都停留在手搖紡車，自給自足的狀態，他們期望人們有更多的消費欲望，不斷地追求代表物質上更高品質的生活，這樣這個國家必然走上工業化，現代化的道路，這就是我們看到的現在每年GDP增長率10%，甚至還在加速的印度。
今天印度也有很多鄉村手紡家庭作坊，我曾經拜訪過這樣的合作社，他們倒是還以甘地作為偶像，不過瀕於破產的邊緣，因為由於生產效率的緣故，隻有外國人和少數富人才能買得起手紡的沙麗。
在有一些領域甘地的節欲主張還有現實的號召力，諸如“人道對待動物協會”（PETA）常常把他著名的格言印在宣傳冊上：“我今天再次重申我過去曾經堅持的觀點，我認為一隻羊生命的價值絲毫也不次於人的。我不願意為了保養人身而去奪取一隻羊的生命。我認為越是無助的生命就越需要人們的保護以遠離那些野蠻的人。”
還有各國的素食者俱樂部也往往把甘地視為精神導師，甘地早年曾經吃過肉，因為朋友告訴他，吃肉就可以變得像英國人一樣強壯、智慧，不過後來發現一想到吃“動物的屍體”就使他感到惡心。在1912年甘地公開發誓禁欲絕對素食，甚至不喝牛奶，不過後來他的醫生勸他這樣對他的身體不好。於是他的夫人告訴他：可以喝山羊奶，那並不違背他的誓言，這樣他就接受了。
不過素食，愛護動物，雖然日顯重要，畢竟還不是人類政治經濟生活的主流議題。
非暴力不合作的局限
至今甘地被稱作“非暴力不合作之父”，毫無疑問他是第一個把非暴力不合作的理念提升到如此實踐和哲學高度的公民領袖。從小馬丁路德金到納爾遜.曼德拉都從甘地身上獲得過啟發，而甘地的靈感也來自於魯斯金、梭羅、托爾斯泰這三位導師身上昂揚進取的一麵。
梭羅說：“一個人如果認為國家的法律是不公正的，就有義務拒絕服從它”，在中國他的著作被翻譯成《公民的不服從》，而實際上更準確的翻譯是“論公民不服從的義務”（on the duty of civil disobedience）。秉持這樣的信念，意味著，麵對不義的強敵，既不屈服於敵人的意誌，捍衛自己的尊嚴，又體現體現仁愛與寬容，在道義上讓統治者屈服，並最終棄惡從善。
1930年四月六日在海邊甘地俯身築起一把海鹽，被很多人稱作他一生中最經典的鏡頭。那是為了抗議殖民政府的食鹽專賣法，甘地和他的78位弟子們發起，數以千計的人更隨從德裏到Ahmedabad遊行達400 公裏，被稱作“食鹽長征”。英國當局最初看熱鬧，但當看到勢頭越來越大以後，又急於揮舞警棍去鎮壓。但打倒一批，接下來便有人頂上去。當記者把這一消息傳遍世界，當世人看到甘地的跟隨者的克製和嚴格的紀律，使得任何宣稱印度人素質低下，不配享有自治的言論成為赤裸裸的謊言，那可是說是號稱文明世界代表的大英帝國最斯文掃地的時刻。
有人覺得甘地號召的非暴力不合作在用另一種方式展示人民的力量，用禮貌的方式表達威脅：我們的人可以填滿你的監獄，接下來我們還有更多的行動。這種理解並不能算錯。但甘地自己強調他的本意並不是威脅誰，而是表達“我很在意這件事，以至於我甘願承擔法律的懲罰，包括被關進監獄，犧牲我的自由，讓你來理解我有多麽在意這件事。因為隻有當你見識到我的深度關切和我‘文明’的姿態，你就會不得不改變你對我的看法，而調整你頑固、不正確的態度，並且讓我來幫助你理解我的事業的正義性。”不要忘記甘地除了人所皆知的公民運動領袖，還是一個在大英帝國受過係統教育的律師。他要求他的跟隨者，沒有保留地尊重即使不義的法律。他強調隻有高度尊重法律的人，才配投身公民不服從運動。他不允許他的跟隨者用身體去阻擋別人；不允許辱罵；不允許毀壞物品；甚至不允許有秘密策劃的行動，一切都要公開。
他的信念如此堅定，以至於在很多時候顯得迂腐，尤其在二戰中，他對國際局勢發表了不少善意的意見，今天看來都頗荒唐。比如說他曾勸告捷克人、波蘭人、和猶太人，以非暴力的力量來反抗納粹；當丘吉爾呼籲國民奮起抗擊納粹的時候，他卻倡導“你 們可以邀請希特勒和墨索裏尼隨意征服你們的國家，征服你們被稱作為屬地 的國家。你們也可以讓德國人跨上你們的美麗的寶島，占領你們的無數富麗堂皇的名勝古跡。讓他們任意占領吧，但你們決不可喪失心誌。”；還曾經在墨索裏尼入侵埃塞俄比亞時，發表聲明，敦促埃塞俄比亞人要“任人宰割”。他解釋說，任人宰割的結果比反抗效果更大；當維西政府向納粹投降，他又讚揚其“接受不可避免的結果，拒絕作一場愚蠢的屠殺的幫凶”的勇氣；甚至他試圖用自己的道德力量去打動希特勒，他寫信給希特勒希望他“意識到人類的痛苦”，信被英國當局攔截了，不然恐怕還會鬧出更多笑話。
這恐怕隻能解釋為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的一腔熱誠，而幸運的是，他的政治舞台上的對手是遵守基本文明規則的英國。在英國統治下的印度，甚至在南非，他可以在媒體上公開發表抨擊政府的文章，盡管也有阿姆利則慘案這樣的悲劇，英國當局絕不敢向世界宣稱屠殺手無寸鐵的抗議民眾是光榮的，更多的時候，甘地和他的追隨者即使被關進監獄也能受到文明的對待，像甘地那樣進出監獄卻毫發無損，在監獄中依然可以和外界通訊無阻，甚至可以和在另一監獄的尼赫魯互發電報，在很多國家今天都可以被當做是奇跡。
甘地顯然沒有意識到自己的經曆並非能在所有的地方複製，對於對手非暴力的善意是需要條件的，當緬甸的僧侶倒缽情願時，他們所展現出的謙卑和克製正是非暴力不合作精神的體現，而他們所反抗的邪惡，卻沒有可以對話的文明基礎可言。
同時不合作的實現也需要一個社會有對消極自由有基本的承認，在中國的文化大革命或者如今的北朝鮮，對於領袖，人人都要致敬，早請示，晚匯報，否則就是反革命，當最高領袖指令打倒前國家主席劉少奇，人人都要表態才能過關，人民甚至沒有保持沉默的權力，這種條件下任何形式的不合作都是困難的，維持忠於良知的操守需要付出林昭那樣生命的代價，甚至要想做到消極合作都需要很大的勇氣。
不過甘地的理論從原理上講倒很難說是錯誤的：即使最不正義的統治，也無法不依賴被統治者的合作而繼續。這使我們可以認識人類所麵臨的困境，就象從佛教的角度理解文革這樣的浩劫，這並不能隻怪哪一個統治者，而是整個人類的共業。
偉大的妥協家
有很多理由可以證明甘地不具備搞政治的基本素質，很多人都相信“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政治的核心議題是奪取並控製權力；隨機應變的實用主義是政治的最高原則，不撒謊辦不成大事。比如說你可以人民的名義，團結大部分，打擊“一小撮”；接下來在剩下來的人中再作一個劃分，團結大部分，打擊“一小撮”，隻要幾次這樣政治洗牌，就可以建立自己的絕對權威和個人崇拜。我有時突發奇想假如生活在中國，恐怕甘地這樣對道德信條堅持到偏執的地步的領袖，會比宋襄公遭到的嘲笑還要多，即使不被歸納為“反革命”，至少也是犯了教條主義的錯誤。
而偏偏曆史就選擇了這樣“迂”的一個人來領導印度走上了建國之路。如果曆史可以重新沙盤推演，印度完全可以走上一條不同的道路，幾乎跟中國同時印度有了共產主義組織，也和共產國際建立的聯係，並獲得了支持。印度有大量的農村貧困人口和長期受壓迫的部落民和低種姓階層，他們都是革命思想天然的接受者。獨立前印度也大約有四萬萬同胞，而統治印度的真正英國籍“皇軍”不過幾千人，絕大多數都是印度裔“偽軍”，更不要說當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英國人自顧不暇。那個時候印度的革命條件比中國更加成熟，完全可以把帝國主義反動派淹沒在人民戰爭的海洋中。我見過的印度毛分子，他們熟讀了毛澤東的經典，有人百思不得其解，為什麽當年印度這樣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這麽多受三座大山壓迫的文化素質低下的勞苦大眾，怎麽就沒有打出一個無產階級專政的紅色國家。隻好把這歸納於缺少一個“天才的革命家”來領導，不過在我看來印度並非沒有毛式的革命領袖，而是甘地作為一個個人所代表的魅力，遠遠超過了毛式革命領袖們。我見過有一個毛分子就對甘地在印度民族獨立運動中發揮的作用恨恨不已說：“要不是這個老家夥，革命早就成功了。”
確實很多關口幾乎完全是靠甘地個人的魅力和意誌擋住了暴力革命的閘門。1922年2月4日印度聯合省·戈拉克普爾地區喬裏喬拉村發生村民在示威遊行中，警察開槍射擊，直至子彈射完才撤回警察局：憤怒的農民縱火焚燒警察局，使22名警察喪命，殖民政府又進行鎮壓。就在全國上下情緒沸騰的時候，甘地用我們的話說表現出“資產階級兩麵性”，“不敢放手發動人民群眾”，要求國大黨停止不合作運動，以恢複社會秩序。甚至他的同誌都覺得他瘋了，人民群眾剛被喚醒，唯有犧牲多壯誌，敵人的暴行正是鼓舞革命激情讓星星之火燎原的大好時機，怎麽能停下來呢？甘地於是宣布絕食，最後國大黨隻有遵從，因為甘地不願意看到向仇恨的方向來喚起民眾。
但這根植於甘地一慣的信念，隻有用尊重和善意才能贏得你對手內心的轉變，並且保持你自己的尊嚴。他把這稱作satyagraha （真理的力量）。他所期望的民族解放和“社會主義”不是一個權力的暴力更替而是文明的勝利。1931年羅曼羅蘭試圖說服他蘇聯是“全世界的希望”，他指出那是以強力為基礎的，任何建立在暴力基礎上的勝利都不可能持久。他經常在他的追隨者因挫折而氣餒，甚至急躁的時候，警告大家：不要相信暴力革命。。。。一旦那些暴力造反者掌權，他們會自然的延續他們已經習慣的暴力手段，最後把國家管理的像一個集中營。1946他與他的傳記作者路易斯（Louis Fiscer）談他的“社會主義”和蘇俄模式的區別：渴望一個自由的世界，並不是他們的願望。他們想要的是一個將精神降低至奴化程度的製度。當然他也受到對立麵的批評，比如斯大林1930年在聯共十六大上說：“至於甘地一類的幫手，那麽沙皇政府也有過一大群各式各樣的自由主義妥協分子做幫手，但結果也不過得到狼狽的下場而已。”而同時的印共也發表《印度共產黨行動綱領草案》，定性甘地為英帝國主義和印度資本家的一貫的同盟者，破壞並出賣了人民的鬥爭。
從1919年阿姆利則慘案開始正式謀求印度獨立，到1948年建國，經曆了長達30個年頭的奮鬥，在很多人眼裏這個進程實在太慢長了，很大程度上都是因為在一些曆史的關鍵點上，甘地作出了不大符合常人心目中政治邏輯的選擇。
前麵提到的1930年“食鹽長征”，在全國範圍內風起雲湧，給殖民政府的威信和合法性以沉重的打擊，英國當局的武力鎮壓無效，獨立運動血氣高漲，按理說是“宜將剩勇追窮寇”的大好時機，鬥爭形勢一片大好。但很多人覺得難於理解的是，結果就在1931年3月5日，甘地與英印政府總督歐文勳爵簽訂《甘地一歐文協定》（即《德裏協定》）。甘地同意完全停止不合作運動，並派代表參加國大黨曾抵製的倫敦圓桌會議。歐文則同意恢複國大黨的合法地位，釋放除“暴力罪”之外的全部 政治犯，停止對群眾運動的鎮壓，廢除戒嚴法令，而有關恐怖活動和“共產主義威脅”的法令除外；而不可思議的是在這樣一番奮鬥之後，英國殖民政府依然壟斷食鹽生產，這個協定受到包括尼赫魯在內的大多數國大黨領袖和各階層人士的強烈反對，他們想不通，在這麽有利的時機反而接受妥協，那當初苦苦奮鬥為了什麽？但在甘地頑固的堅持下，國大黨最後還是在1931年12月舉行的卡拉奇年會上通過承認德裏協定的決議。
我們往往熟悉甘地作為一個號召者和鼓動者的卓越才華，這在很多革命家身上都能體現。而在我重讀甘地的奮鬥經曆時，感到最不可思議，甚至獨一無二的品質，就是真誠的妥協精神。這種妥協，不是出於戰術上的策略，那樣的妥協中國人最為熟悉，是一種處在弱勢時的韜晦權宜之計，可以優雅地握手言歡，在需要時擱置爭議組織統一戰線，在窮途末路時甚至臥薪嚐膽，一旦得勢就會翻臉不認人，不是你死就是我活，不是西風壓倒東風，就是東風壓倒西風；而甘地的妥協是發自內心對對手的尊重和善意，他不願意用強權讓別人屈服，甘地說：“我本質上是一個傾向於妥協的人，因為我從來不敢肯定自己占有真理。”甚至在己方力量占據絕對優勢的時候，他也會對哪怕對手一點點讓步以最大的善意來回應，甚至主動作出讓步，無數次讓他自己的同誌都懷疑他是叛徒，用我們的話來說絕對是“投降主義”。
前麵提到的安倍德卡，很多次不留情麵地把甘地和國大黨罵得灰頭土臉，但當印度建國時，甘地堅持提名一定要讓安倍德卡擔任憲法起草委員會的主席。還有穆斯林聯盟的領袖真納，他是甘地後期最主要的政敵，他稱甘地是“一隻狡猾的狐狸，一位印度教的福音傳教士”。在殖民統治即將結束的最後關頭，他堅持要建立一個獨立的穆斯林國家。當時信奉印度教者占人口的絕對優勢，更不要說政治經濟地位，如果訴諸民族情緒，大印度主義應該可以完全占上風，而這時甘地對蒙巴頓提出的方案使所有人都震驚，他提出：可以把整個印度 交給穆斯林，但千萬不要分裂印度。請將三億印度教徒置於穆斯林統治之下，委托真納組建政府，把英國的主權移交給他們。
最後當他看到全國各地在宗教極端分子煽動下的相互仇殺的暴力，甘地痛苦地同意了印巴分治。而劃界分裂的過程中，雙向遷徙帶來的痛苦，又進一步刺激了宗教種族衝突，印度政府中一部分官員甚至打算扣押巴基斯坦政府按照分治協議該得的五億五千萬盧比的資產。兩個國家就要建立了，新的政府班子已經建立，政治又恢複了“常態”，各個利益集團都打著自己的算盤，牟取最大化的利益，似乎沒有人再愛聽這個喋喋不留的老頭嘮叨了。
為了呼籲印度教徒與穆斯林和解，1948年1月12日甘地又一次宣布將絕食“至死”，這是他一生16次絕食的最後一次，也是他最後一次施展非暴力的魔力，用自戕來懇求他的同胞，告訴他們對和睦和寬容，他有多麽在乎。電影《甘地傳》裏有鏡頭，尼赫魯跪在地上，流著眼淚請甘地進食。甘地的態度是，如果同胞們還在相互仇殺，他活在這個世界上也毫無意義，當老甘地生命垂危的消息傳遍印度，奇跡降臨了，整個國家終於從亢奮和仇恨中安靜下下來，六天後，印、穆、錫克三個教派的代表都承諾放棄暴力，甘地才結束了絕食。
就在這不久之後，60年前的1月30號，甘地像往常一樣參加晚禱會，祈禱各種族宗教的和睦尊重，這時一個裝作來行禮的人，掏出槍頂住甘地的心口連開三槍，這個人早年是甘地的追隨者，並為獨立運動蹲過監獄，後來認為甘地出賣了印度教徒的利益。甘地倒下去的時候發出象是感慨的最後歎息：“神啊！”
今天很多人從甘地的言行思想軌跡中，會發現他所理想中的社會，其實並不是現代意義上的民主國家。但一個奇跡般的事實是，正是這樣一個卡利斯瑪型的領袖，很多次以幾乎單槍匹馬的努力，擋住了衝向仇恨和報複的嗜血洪流；以他個人信念為一片土地和它的人民在苦難煎熬中的重生之路帶來了溫潤的道德色彩；他所崇尚的寬容和妥協，他對野心和暴力的憎惡，為印度這樣一個曆史文化矛盾比中國更為複雜的多元社會向現代民主憲政體製的轉型和製度化營造了適宜的文化土壤。
在有人類追求尊嚴和解放的曆史上，會記下他的成就，遺憾和他的無奈。
主要參考資料：（感謝香港大學圖書館的研究便利）
《甘地自傳——我體驗真理的故事》甘地 著 杜危 吳耀宗 合譯 亦凡書庫(Yifan.net)
《甘地與印度》 Gianni Sofri 著; 李陽譯， 香港三聯書店，2006
《甘地傳》 徐有珍,湖北辭書出版社，1996
《In search of Gandhi : essays and reflections》 B.R. Nand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India after Gandhi : the history of the world\'s largest democracy 》 Ramachandra Guha， New York : Ecco, c2007.
《Mahatma Gandhi and His Myths Civil Disobedience, Nonviolence, and Satyagraha in the Real World》 Mark Shepard， Shepard Publications, Los Angeles, 2002
《The Life of Mahatma Gandhi》 Louis Fischer， Bharatiya Vidya Bhavan, 1990.
《Gandhi : a political and spiritual life 》 Kathryn Tidrick，London ; New York : I.B. Tauris ; New York : Distributed in the USA by Palgrave Macmillan, 2006.
《Gandhi: Behind the Mask of Divinity》 G. B. Singh，Prometheus Books，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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