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文化的亂局與對西藏假象的意淫——談西方為何有人支持西藏獨立

法國文化的亂局與對西藏假象的意淫——談西方為何有人支持西藏獨立

（劉軍* 西北政法大學 710063）

看到最近西方有人意欲破壞奧運聖火傳遞，更有一些西方人加入到支持西藏獨立的情況後，我非常難過。作為一名西藏文化的愛好者，我近幾年來一直關注著西藏問題，也閱讀過一些關於西藏研究的書，看到很多中國人在反駁西方不實報道時，僅僅是從法國應當承擔國家責任的角度去談，我深感力度不夠。我不否認西方很多人對中國的崛起懷有畏懼、嫉妒的心理，但我認為出現這種現象的主要原因在西方人的文化裏，在他們很多人的骨子裏，特別是在法、德近一百年來形成的特殊文化裏，這就是我寫這篇文章的原因。
我認為，文化意義上的原因有以下幾點，僅供交流：
其一，哲學和人類學的影響。
法國文化在二戰後出現了令人驚異的變化，自薩特的存在主義哲學之後，法國出現了一批非常有影響力的思想家和哲學流派，這其中有博德裏亞爾的虛無主義文化哲學；齊奧蘭的“懷疑主義”（也許並不恰當）；德勒茲的無政府主義思想；也有廣為人知的列維·斯特勞斯及其歐洲自我批判人類學、雅克·拉康的精神分析、艾克的符號學、福柯的權力分析以及利奧塔的後現代哲學和德裏達的解構主義等等。法國哲學井噴式的發展，帶來了一個多元的文化爭鳴，也對普通法國人構成了巨大的影響，因為上述的學者們不單單是書宅裏的學者，他們中的很多人借助現代化的傳媒手段成為“公共知識分子”，不斷的在報刊、雜誌、電視上評論時政，推銷自己的思想，由此巨大的影響了法國近半個世紀。
這些思潮的風起雲湧，給一些法國人造成的負麵影響就是“懷疑”盛行以及對“現代性”的反動，進一步加劇了法國文化的亂局。很多法國人在後現代哲學思潮的影響下，開始否定理性，堅持無政府主義（把總統薩科奇當笑料百般愚弄便是現象之一），更極端的就是反對現代化。其中人類學的發展對西方的影響尤其重大，法國的人類學，從一開始的“中介式”的闡釋，到“當事人主義”式的理解，再到“文化”式符號學的闡釋，經曆了一個從自認為代表先進文明的觀察者到平等尊重不同文明的心理曆程（當然，這其中到底是惺惺作態還是真正心理上的認同很難區分）。
回到西藏問題，在很多西方人眼中，西藏充滿了神秘色彩，似乎是沒有被現代化染指的處女地和活化石。西藏在東方神話中具有更為神秘的地位，使西方人尤其神往，它地處世界最大的高原深處，雪山環繞，由“活佛”進行統治。早期去過（或自稱去過）西藏的人對西藏的描述離奇之極。舉一段為例：
這個王國（西藏）的時尚是這樣的：婦女的頭發梳成一百多根辮子。她們長著野豬一樣尖長的牙齒。他們國家的另一個風俗是：如果一個人的父親去世了，那麽這個人會說：“我願意保留我父親的記憶。”因此，他把這一地區周圍的祭司、僧人及樂師和所有的鄰人親屬召集在一起。這些人高高興興地把屍體抬進村子。他們準備好一張大台子，祭司們在台子上把屍首的首級砍下來，遞給死者的兒子。死者的兒子及其所有人齊聲多次為死者祈禱。祭司將屍體切成碎塊。他們得到一些碎塊後，就返回了市內，他們邊走邊祈禱……在此之後，鷹及蒼鷹從山頂飛下來，紛紛啄食人肉，然後騰空而起。這時，所有人齊聲高呼：“看哪，這個人是個聖人，神使降臨把他帶進了天國！”這種方式使死者的兒子感到得到了極大的榮譽。神使以這種令人稱道的方式使其父親超生，他目睹了這一切。為此，他取來其父的頭顱，馬上煮了吃掉，並且用頭蓋骨製成飲酒器皿。他及其家人總是虔誠地從頭蓋骨晚中汲取其父的記憶。他們的這種做法表達了對其父的最大尊崇……（約翰·麥格雷格，《西藏探險》，西藏人民出版社，1989年，頁23）

這段文字出自十四世紀的聖方濟會修士奧多裏克筆下。雖然後人對他的描寫究竟是旅行記錄還是文學創作表示懷疑，但是他在當時卻被當作半個聖人，在整個意大利聞名遐邇。由於他的令人神往的冒險經曆，在他去世後全城百姓皆參加他的葬禮，為紀念他專門修建了一座神殿，羅馬還將七十件奇跡歸於他的功勞（約翰·麥格雷格，《西藏探險》，西藏人民出版社，1989年，頁23。）不難想見人們對他的奇異故事是非常樂於聽聞和相信的。
從宗教角度，到過西藏的歐洲傳教士把西藏比喻為“魔鬼創造的梵蒂岡”（
D·米勒，《西藏婦女的地位》，載《國外藏學譯文集·第三輯》，西藏人民出版社，1987年，頁329。）最早到過拉薩的歐洲人──奧地利傳教士白乃心（Johannes
Gruber）這樣描寫當時的達賴喇嘛：
他置身於其宮中的一個黑暗和秘密的地方。該宮殿完全被黃金、白銀和寶石覆蓋，由大量的燈照耀，高高地置身於一個很顯眼的地方，他坐在一個細絨墊子上，雙腳踏在鋪著的珍貴地毯上……他受到了所有人的如此崇拜和尊重，以至於這些人為能通過豐厚的恩賜獲得大喇嘛的崇屎或其它排泄物而自從為幸福無比，並將這一切懸掛在脖子上。啊！這是一種什麽樣的令人討厭的齷齪行為啊！他們甚至把這種尿混合於肉之中，愚蠢地認為這是預防各種疾病的良藥……（米歇爾·泰勒，《西方發現西藏史》，載《國外藏學譯文集·第九輯》，西藏人民出版社，1992年，頁416-417。）
白乃心還告訴他的歐洲同胞，西藏女人用“某種氣味惡臭的油塗麵。這種油除了使她們產生難聞的氣味之外……還使她們的麵容嚴重變形，以至於大家不知道她們是女子，還是地獄的幽靈……”（米歇爾·泰勒，《西方發現西藏史》，載《國外藏學譯文集·第九輯》，西藏人民出版社，1992年，頁417。）在歐洲早期對西藏的傳說裏，西藏荒漠上有無數身軀比狗小但是比狐狸大的巨型螞蟻，它們在掘穴時翻出含有金砂的一堆堆沙子。但是誰要是去取那些金砂，巨蟻就會追蹤他並且進行攻擊（約翰·麥格雷格，《西藏探險》，西藏人民出版社，1989年，頁227）。這一切奇異傳說都足以讓歐洲人心旌搖動。
法國藏學家米歇爾·泰勒這樣說：“如果沒有西方旅行家，那就絕不會有關於西藏的神話。西藏除了是一種地理現實之外，還是一種思想造物。”（米歇爾·泰勒，《西方發現西藏史》，載《國外藏學譯文集·第十一輯》，西藏人民出版社，1994年，頁442。）西藏在西方人的心目中已經成為“另一世界的”或“非地球的”同義語，提供了滿足西方精神對遙遠、不可思議事物和奇異力量之渴望的一個最佳幻覺之地。
從十九世紀初葉開始，西藏獲得了封閉領土的巨大名聲和神秘性。那時的西方已經在全球任意行走，它的槍炮可以輕易敲開任何封閉的國門。然而隻有西藏的高原雪山使他們難以進入。由活佛統治的神秘民族盡管武力薄弱，卻憑借西藏之“天”的保護牢牢地把守著進入西藏的通道，使一批又一批西方探險家無功而返。直到本世紀以前，能夠到達拉薩的西方人屈指可數。西藏的吸引力從而演化成了禁地的吸引力。這種吸引力對於熱衷於未知事物的西方人尤其強烈。[1]
法國藏學家米歇爾·泰勒這樣說：“如果沒有西方旅行家，那就絕不會有關於西藏的神話。西藏除了是一種地理現實之外，還是一種思想造物。”
西藏在西方人的心目中已經成為“另一世界的”或“非地球的”同義語，提供了滿足西方精神對遙遠、不可思議事物和奇異力量之渴望的一個最佳幻覺之地。他們根本不去關注真正的西藏，而是對心目中的假想充滿神往，對於一個正被現代化洗滌的西藏充滿了“同情”。更深刻地方在於他們對16世紀以後他們的先祖對亞、非、拉很多原生態土著文化暴力毀滅性破壞的反思。他們更希望世界上還存在那些沒有被“破壞”的文明，以供這些“先進的紳士們”去觀光、拍照、帶一些先進的“玩意”去賣弄！
其二，西方對共產主義的敵視和懷疑、達賴遊說造成的錯覺和藏傳佛教的傳統三者合力製造了西方人心目中的西藏假象。
中國依然堅持自己是社會主義國家，而社會主義國家自巴黎公社開始就建立了一種議行合一的治理模式，又有黨政國家的組織形式，這與西方自啟蒙運動以來的國家組成機製形成一些反差，這一點我想不用做更多的解釋。但是西方一些人早已習慣了以自我為中心的思考模式，總認為自己比別人先進，“以己度人”式的思考讓他們對我們既好奇又難以靜下心去仔細的對比研究，這一點從美國一些學者到處宣講他們的憲法理念即可看出，那位寫過《我們人民》的作家就老以為非洲國家必須請自己去才能製定好的憲法。在國際上，發表西藏問題的來源隻有兩個，其一是中國共產黨和政府，其二就是達賴流亡集團，既然他們不相信中國政府就隻會相信達賴。那達賴是怎麽說的呢？
達賴喇嘛1987年在華盛頓提出“五點和平計劃”時稱藏人死於中共迫害的人數為一百餘萬（Melryn C. Godlstein
見Pierre-Antoine
Donnet:《西藏生與死──雪域的民族主義》，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1994年，頁325。）在近年的演講中，這個數字已經變成了一百二十萬（香港《開放》雜誌，1997年2月號，頁23）。一百萬的數字本身就已經非常驚人，以二十萬的幅度增長，不知道根據是什麽，給人的感覺更像是表達義憤，而不是公布事實。達賴喇嘛在他的自傳中譴責“中共曾經誇口要在十五年內根除西藏語言”、中共在西藏所建的“許多學校隻是孩童的勞工營”（
達賴喇嘛，《流亡中的自在：達賴喇嘛自傳》，台灣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0年，頁279。）、“小孩被驅迫為奴工”（
達賴喇嘛，《流亡中的自在：達賴喇嘛自傳》，台灣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0年，頁276。）、“即使在西藏自治區，漢人也已多於藏人”（
達賴喇嘛，《流亡中的自在：達賴喇嘛自傳》，台灣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0年，頁298。）、八九年拉薩藏人抗議期間“中共至少殺害二千五百名無武裝西藏人”（
達賴喇嘛，《流亡中的自在：達賴喇嘛自傳》，台灣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0年，頁311。）……也都甚為離譜[2]！
十四世達賴在國際上流亡已久，他很善於拿捏西方人對中國的心理，他以共產黨的統治為借口，以西方的媒體為武器，將自己偽裝成“共產黨的受害者”，扮出的可憐狀激起了一些西方人的同情，並以他所謂“非暴力”得到諾貝爾和平獎（實際上是西方人在1989年的特殊情況下想借刀殺人的結果）。但實際上，他並不可憐，西藏的打砸搶燒事件與他很有關係，特別是他的宣傳和精神統治，而這又是藏傳佛教的教義賦予的。
藏人在中國文革之後，開始恢複宗教自由，各地修繕了寺廟，喇嘛們又開始了往日的生活。同時，西藏人的生活也好轉起來，由於喇嘛教在藏人生活中的地位無比重要，幾乎占有了普通藏人的生老病死婚各個方麵，並且是深入到了每一個日常的生活細節之中，普通藏人會把自己幾乎一年收入的一半貢獻給了寺廟。寺廟積攢了巨大的財富，這些財富的增長又同國家經濟的發展完全成正比。所以，喇嘛又開始從藏人的生活、精神和財富各個方麵“統治”了藏人。受傳統教義的影響，喇嘛們認為“活佛”資格的任免必須得到像達賴喇嘛這種“地位尊貴”喇嘛的許可，所以，藏區的寺廟又通過各種途徑將聚集的財富帶往達蘭拉薩，並借此換回達賴關於“活佛”的封號。諸君據此可知達賴流亡集團並不缺錢。於是，一個奇怪的“局”產生了：中國的改革開放造就了藏民財富的增長，藏民卻把得到的財富獻給了喇嘛廟，喇嘛們又把財富孝敬了達賴，達賴有充足的資金做後盾進行分裂活動！這些是西方人所不知道的，他們隻會把達賴看做一個受苦受難的“政治家、哲學家和宗教領袖”。
目前達賴已經七十多歲高齡，他越來越感覺到自己對西藏的控製力在弱化，特別是當西藏鐵路通車以後，西藏和內地的聯係明顯加強，他感覺到一種前所未有的恐懼。因為按藏傳佛教靈童轉世的方法，達賴死後，新的靈童要成長起來需要20多年的時間，在這20多年裏，西藏的現代化將快速發展，西藏的經濟、政治各個方麵會發生怎樣的變化，是不可預料的。正是在一種恐懼感的迫使下，達賴默許了藏青會這種分裂團體的暴力活動。
世事難料，大風常起於青萍之末，誰能料到，當中國將要舉辦奧運會的時候，達賴會跳出來搗亂。當我們看到巴黎藏獨分子搶火炬的醜惡一幕時，真的非常憤怒。但冷靜下來的反思卻更加重要，我們在西藏問題上，在麵對國際化時肯定沒有充分的準備，國內的很多人漸漸的被穩定帶來的平靜所遮蔽，很少有人去關心藏獨勢力的活動，也小看了他們。但事實證明，我們必須居安思危，必須有更多的人去了解藏傳佛教，了解西藏的曆史。說實話，今日我們在國際上的輿論戰之失利絕非一日之過，而是我們長期的麻痹大意造成的！我們很多人常常覺得似乎隻有經濟建設搞好了，上層建築就穩定了。這是不全麵的，特別是對藏民這個兄弟民族，達賴對他們的精神統治之牢固是很可怕的，藏傳佛教的很多禮儀、教條將達賴喇嘛變成一位高高在上的人間之神，比如灌頂禮，凡受過喇嘛灌頂的人，該喇嘛就會成為上師，此人要對上師絕對的尊敬和服從，而最高的上師就是達賴喇嘛。在改革開放之前，黨帶領各族人民翻身作主，解放西藏農奴等等舉措，使得共產黨成為藏民感激地對象，流亡國外的達賴成了無源之水、無根之木。但當我們恢複西藏的宗教信仰時，達賴反倒成了受益者。
總之，麵對西藏的亂局，我崇尚有克製的彈壓，堅決控製暴力活動，事實證明，越是強硬的處理亂局，越能有效的解決問題。但從西藏的長期穩定來看，必須分離達賴和“藏青會”，想辦法與達賴和解，特別是在達賴的有生之年，如果拖的太久，一旦達賴撒手歸西，西藏的未來會充滿變數。解鈴還須係鈴人，誰能統治藏民的心理，誰就真正的擁有了西藏，這是一場能否贏得民心的戰爭。另外，西藏問題現在已經是中國和西方的問題，當西方人感到中國對其構成威脅時，就會打出西藏牌，當中國和西方非常友好時，藏獨在世界上就失去了市場。在西藏問題上中國贏得了這場戰爭，那麽達賴在西方就會失寵，變成一張無用的撲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