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蒙古地區藏傳佛教的衰落及其影響

近代蒙古地區藏傳佛教的衰落及其影響

一、清廷對上層喇嘛特權的限製
清朝利用藏傳佛教作為柔服蒙古的工具，特別予以倡導和保護，經順治至乾隆一個半世紀的優禮，藏傳佛教的地位日崇，影響很大，其勢力已伸入漠北、漠南和西部額魯特整個蒙古地區，擁有寺廟千餘座，喇嘛數十萬人。上層喇嘛享有與蒙古王公同等的優厚待遇，以及各種尊貴名號和職銜。他們在寺院內擁有行政司法等權力，還參與蒙旗政治事務。由於清朝皇帝的賞賜、蒙古王公的贈產、一般信徒的布施，寺廟經濟迅速膨脹。喇嘛廟不僅占有大量的草場、牲畜，還有大量廟丁供其役使，於是逐漸形成了獨立的寺廟經濟。上層喇嘛政治權力的逐步擴大，以及寺廟經濟的獨立發展，對清朝構成一種不容忽視的威脅。
近代，內憂外患，國勢一落千丈。腐敗的清廷已無力供養大批喇嘛，一改以往尊崇、優遇的宗教政策，轉而采取冷淡和疏遠的態度，使藏傳佛教的宗教地位日趨下降。道光年間，外蒙五世活佛哲布尊丹巴請求入京覲見，由庫倫辦事大臣蘊端多爾濟轉奏朝廷，道光皇帝以呼圖克圖年紀尚幼為借口，拒絕其進京朝見。四年後，哲布尊丹巴再次要求入京朝覲，道光皇帝雖然允準，但費用須自備，隨行者務宜少數，並禁止苦課蒙古俗人之稅（妙舟法師《蒙藏佛教史》下冊，第58頁，京城印書局，1935年版），從而革除了由清廷負擔往返路費的慣例。哲布尊丹巴自北京返喀爾喀後，請求再赴西藏。清帝以旅費自籌、不得收斂於人民為條件予以限製，致使該活佛因川資匱乏和身患疾病未能成行。1866年，庫倫辦事大臣發布對喇嘛行為有與為僧之品格不相適應者給予處罰的命令，使當時終日放逸遊蕩、狩獵娛樂的活佛有所收斂。該項命令的發布，說明活佛在喀爾喀至高無上的地位已逐步為清朝駐庫倫辦事大臣所取代。至此，以後曆世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無一人得以覲見清朝皇帝。
光緒年間，藏傳佛教的地位進一步削弱，清廷對其上層人物更趨冷淡不恭。1878年(光緒四年)庫倫辦事大臣誌剛修訂大臣晉見哲布尊丹巴的禮儀。規定晉見時，隻須交換哈達，大臣不再跪拜。這樣又進一步貶低了活佛的形象，提高了大臣的地位。八世哲布尊丹巴難以接受這種待遇，厭居庫倫，經常輪流居住額爾德尼召和慶寧寺，以躲避大臣的監督。
清朝崩潰前夕，對藏傳佛教的政策越來越不利。沙俄則乘機派遣俄籍布利亞特蒙古人潛入內外蒙古地區，以遊曆拜佛等名義，拉攏蒙古宗教上層人物。甚至沙俄新任駐華公使廊索維慈在赴任途中，也要特意繞道庫倫，送給哲布尊丹巴價值兩萬多盧布的貴重禮品，籠絡收買藏傳佛教上層人物。沙俄的拉攏挑唆，進一步加深了藏傳佛教與清朝的矛盾和對立。於是發生了1910年(宣統二年)喇嘛與庫倫大臣的衝突事件。喇嘛因購木料爭吵，繼而聚眾搶劫德義湧木廠，庫倫辦事大臣三多親往彈壓，拘捕首犯僧人。喇嘛聚集數千人向三多乘輿投石抗捕，並於途中搶回被捕喇嘛。三多責令沙比衙門交出正犯，哲布尊丹巴求見三多，懇請從寬處理。三多拒絕活佛的請求，將所捕喇嘛一律定罪，並責令沙比衙門賠償損失。哲布尊丹巴派特使入京要求免黜三多，清廷對此置之不理。外蒙古地區的宗教上層，進而對清朝離心離德，積極投靠沙俄，演成後來外蒙的獨立。清政府對處理德義湧木廠事件所持的強硬態度，說明清末對喇嘛教已不隻是限製，而采取的是一種壓製政策。它反映出喇嘛教在整個蒙古地區的進一步衰落。
　　
二、寺廟經濟的膨脹及上層喇嘛的腐敗
道光以後，在內地商品經濟的刺激下，寺廟徹底打破了靠施舍度日的陳規陋習，將清廷資助、布施、化緣積聚起來的資產，投入到擴大再生產上，開始大規模地從事農業、牧業以及商業高利貸活動，寺廟經濟因此急劇膨脹，使之進入一個新的發展時期。在農牧業經營活動方麵，除部分廟地由廟丁耕種外，大部分出租給平民，寺廟坐收地租之利，稱為收股子。有的寺廟還從地主手中轉租土地，再以高額租金租給佃農，從中漁利。有的還從事土地買賣，擴大土地經營。寺廟同時也出放蘇魯克，或雇工放牧。收獲部分大多歸寺廟所有，小部分以分成方式給予牧戶、牧工。寺廟經商，在近代蒙古地區頗為盛行。除在寺廟周圍設店買賣外，也經營長途販運，營利收入歸寺廟所有。寺廟還向香客、商人等出租僧房，以為住宿、棧房之用。一般房費、地皮租金都很昂貴。寺廟也熱衷於高利貸活動，通過借貸方式，輾轉生利，獲取高額利潤。向寺廟借貸，要以土地、牲畜作抵押，逾期不還利上加利。寺廟通過多種經營活動，增加了收入。據1869年(同治八年)阿拉善旗延福寺的檔案記載，除王爺賜給和各種布施外，該寺通過自身經營，各吉薩(廟倉)一年的收入為土地十七塊，租金四百五十千文；四處鋪麵，租金二百千文；駱駝四百三十左右，小牲畜(山羊、綿羊、羊羔)三千三百左右，馬二十餘匹（內蒙古自治區編輯組《蒙古族社會曆史調查》第179頁，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86年）。
寺廟經濟的急劇膨脹，主要表現在占有很大比例的佛倉資產的增大上。佛倉是活佛的私倉，其資產比廟倉積聚得多。哲布尊丹巴舉行一次誦經會即可收入白銀4萬兩。班禪參加烏珠穆沁右旗經會，得到1萬匹馬的報酬。他在該旗停留半個月，僅收旗劄薩克請安費，計達白銀3000兩（伊盟地方誌編纂委員會《鄂爾多斯史誌研究文稿》第三冊，第18頁）。鄂爾多斯地區的活佛給王府念經，即可得到一兩千隻羊或幾百匹馬以及金銀玉器等。歸化城席力圖召第九世活佛所擁有的土地，由伊爾根(今武川)城向北伸展，西與茂明安旗地相連，北與喀爾喀達爾罕旗彼界，東與四子王旗相鄰（《蒙古及蒙古人》卷2，第79頁）；並有千餘名沙畢納爾為他放牧。牧場之大，牲畜之多，由此可以想見。
由於寺廟經濟，特別是佛倉經濟的惡性膨脹，上層喇嘛揮霍無度，生活日趨腐化墮落，從而加速了藏傳佛教的衰敗。青海塔爾寺十世烏蘭葛根將一座相當25間房大的寺頂全部換用金瓦飾頂，並改稱小金瓦寺。同時，寺廟的法會也越來越多，越辦越大。阿拉善旗的廣宗寺一年之內大小法會相互交叉輪番舉行，計有163天的大法會，253天的小法會。僅用於佛事的燈油一項，每年就需要4530斤，多時達7000斤；加上做糌粑用的青稞，兩項費用約合大洋1600元；法會期間膳食費計3500元左右。上層喇嘛為了爭名奪利，更是一擲千金，在所不惜。有的喇嘛到北京以重金買通朝廷要員，為自己換取各種高級宗教職銜。呼和浩特格根呼畢勒罕、召廟的掌權者們為了能夠晉位升職，每年都往北京跑，在那裏用巨款購買禮物，以使自己的寶座增加一塊\'奧勒博克\'(喇嘛坐墊，數量不同標誌著職位的高低)（《蒙古及蒙古人》卷2，第90頁）。車臣汗部的伊拉古克散第七代呼畢勒罕，巴結朝廷，向皇上金庫捐了一大筆款子，獲得了伊拉古克散呼圖克圖的稱號。由於大肆揮霍浪費，有的活佛把財產蕩盡，靠借債度日。喀爾喀乍音活佛第五代呼畢勒罕羅卜藏納木紮勒到北京運動朝廷官員，僅此一項就花掉白銀5萬餘兩。大修佛殿花費1萬餘兩。由於入不敷出，向漢商借貸白銀2萬兩，年利為6600兩。三年到期無力償還，本利累計高達4萬兩，被迫又以新債4萬兩立契。該活佛以每帳幕廟丁年征稅13兩的高額稅收，仍無法還清這筆高利貸。在這些上層喇嘛揮金如土的奢靡風氣影響下，許多執事喇嘛也采取各種手段肆無忌憚地侵吞廟產，貪汙浪費現象也十分普遍。阿拉善旗一帶流傳有高尼爾吃佛，捏爾巴吃倉的說法。所謂吃佛是指收布施時貪汙，吃倉是指為倉化緣時貪汙。
清末，藏傳佛教更加衰敗，影響所及，已由上層波及到整個喇嘛階層。優越的經濟條件，使喇嘛們的生活日趨糜爛。各種清規戒律對他們已失去約束力。教規不準喇嘛娶妻生子，但實際上許多喇嘛因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遂大開婚戒。阿拉善旗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喇嘛都有姘婦，有的公然接到廟上姘居。每當經會期間，喇嘛調戲婦女、打架鬥毆、酗酒鬧事時有發生（《蒙古族社會曆史調查》第164頁）。對於佛事已無心問津。蒙古各地的喇嘛廟宇大多年久失修，僧房倒塌，殘破景象到處可見。
　　寺廟經濟的迅速衰退，是造成藏傳佛教走下坡路的經濟原因。少數上層喇嘛依仗自己的權勢和影響，侵吞了大量的財富，成為大牧主、大地主或大商人。而廣大下層喇嘛則受到他們的剝削和壓榨，生活日益貧困，於是在寺廟內部同樣也出現了嚴重的兩極分化現象，從而加速了藏傳佛教的衰落。

三、藏傳佛教對蒙古民族思想文化的影響
　　近代藏傳佛教雖然開始趨於衰落，但它對蒙古族思想文化的影響卻是根深蒂固的。在地廣人稀、文化落後的草原地區，藏傳佛教寺廟成為當時文化教育活動的中心，對蒙古民族意識和文化教育起著潛移默化的作用。
蒙民對藏傳佛教十分虔誠，迷信尤深，其影響已滲透到日常生活的各個方麵。牧民患病不去請醫生診治，首先求助喇嘛念經祈禱；泉水幹涸、家畜染疫死亡、狼群為害等許多事情，蒙民都認為是惡魔作祟，趕快延請喇嘛念經驅鬼；婚喪嫁娶、選擇營地也要請喇嘛占卜，以定吉日。諸如此類的迷信活動，枚不勝舉。藏傳佛教對於蒙古人民的思想束縛之大，是難以令人想象的。為了它，蒙民甚至可以犧牲自己的生命財產，都在所不惜。
藏傳佛教寺廟在蒙古地區既是宗教活動的中心，又是學習、傳播文化知識的場所。寺廟內都有一套嚴格的學習、傳授知識的製度。喇嘛學習的經文《大藏經》是佛教的百科全書。規模大的藏傳佛教寺廟作為宗教學府，分為經學院、醫學院、真言學院、時輪學院等。為獎勵喇嘛學業，各課經文學完後，經過考試給予各種名號，分別為資林巴、藍占巴、噶珠巴、阿林巴、嘛林巴。經數十年學習後才能升為正式喇嘛，取得學習密宗教義、魔術咒語及醫術的資格。然後再通過考試獲得受四教者、受五教者、受十教者、博士、班勤等學位。這種嚴格的宗教學習製度，培養了一批蒙古族有知識的文化人，他們成為蒙古知識階層的中堅力量。
蒙古文化領域的各個方麵，無不滲透著藏傳佛教的影響。繼清朝前期《欽定蒙古源流》問世後，這一時期又出現了一批帶有宗教色彩的史書《寶羅爾•托裏》(即《水晶鑒》)、噶爾丹台吉編纂的《額爾德尼•額利赫》(即《寶貝念珠》)等，都是在佛教經典熏陶和影響下寫成的蒙古文史書。上層喇嘛為了宣揚教績，還用藏文編寫了許多蒙古喇嘛教史和大小格根與呼圖克圖的傳記等。這些史書及傳記反映了喇嘛教對蒙古文化的影響，對研究宗教思想留下了極為寶貴的資料。與此同時，反映喇嘛生活的詩歌創作：《常斯得喇嘛》、《薩嘎拉喇嘛》、《伯顏和什格大喇嘛》等作品在宣揚喇嘛教的同時也揭露了喇嘛的腐朽生活。鄂爾多斯公尼召活佛丹金旺吉拉的《公尼召活佛伊希•丹金旺吉拉訓諭詩》，用詩歌的形式辛辣地諷刺了活佛和喇嘛生活的腐敗，詩中說：登上經壇像活佛，跨上駿馬似奸商……念大經時像喇嘛，貪食羊肉似野狼（《蒙古族文學簡史》第164頁，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81年）。他教誨僧侶要改邪歸正，振興宗教。他在藝術創作上既吸收了藏族文學藝術的表現手法，又突出了蒙古族傳統的韻味，在鄂爾多斯地區流傳很廣。
蒙古喇嘛大多數用藏文念經，喇嘛從小學習藏文，由於蒙藏語言文字的溝通，印度、西藏人民的優秀文化也通過宗教活動被介紹到蒙古社會，如《潘查丹特爾》(即《靈水滴》)，《三十二個木偶的故事》、《魔屍的故事》等，豐富了蒙古族的文化生活。
在自然科學方麵，大的寺廟內均設醫學部，培養了許多喇嘛醫生，譯著了不少醫學著作，如《蒙藏合璧醫學》、《醫學大全》、《脈訣》、《醫學四部基本理論》、《藥劑學》、《藥五經》、《配藥法》、《針灸法》、《脈診概要》、《外科正宗》等等，促進了蒙醫學的發展。《大藏經》中的天文知識，在蒙古地區也得到了傳播和發展。[附圖：呼和浩特五塔寺]
寺廟的興建使蒙古地區的建築藝術得到了發展，一批集漢藏寺廟特點的蒙古喇嘛寺廟建築群，體現了多民族建築風格的結合。佛教的繪畫及雕塑藝術在蒙古地區也有了新的發展。
藏傳佛教經典不僅對蒙古地區的文化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對外文化交流中也產生了一定的影響。1845年(道光二十五年)，俄國沙皇向清帝表言，《甘珠爾》經乃佛教所重，而本國無之，奏求頒賜。道光帝以雍和宮藏800餘冊《甘珠爾》賜之。俄國以圖書357冊回贈，收藏於理藩院。晚清文人何秋濤為此事寫了一篇《俄羅斯進呈書籍記》，並一一抄錄了書名，以誌其事。藏傳佛教在蒙古思想文化界的影響幾乎是無所不至，無所不包。因此，近代的蒙古文化中，藏傳佛教文化仍占有重要地位（資料來源：內蒙古社科院曆史所《蒙古族通史》，民族出版社，2001年發行版）。[東方民族網站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