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在印度消亡的啟示

佛教產生於公元前五世紀的古印度，其教理影響了世界哲學，其教法傳遍了東亞及南亞諸國。然而就是如此偉大的宗教，在經曆了一千七百餘年的曆史後，卻從她的發源地印度消失殆盡了。

佛教在印度消亡的原因有很多。印度自古是個不重視曆史記載的國度，因此我們似乎不能從史料中直接看到佛教消亡的記錄，近代學者們對其研究的結論也眾說紛紜，但是，所有觀點無外乎兩點： 一、佛教自身發展的問題所致。二、其他宗教的競爭排斥。或許，就佛教徒而言。我們相信佛陀所說的共業、法難，令印度的佛教消亡。但回顧現實，佛教在印度的消失殆盡卻留給了我們寶貴的經驗和沉重的教訓。今天，研究印度佛教之曆史，一方麵追宗溯源，另一方麵即當引以為鑒。

印度大乘佛教發展到後期，是密教的時期。密教大量采用了婆羅門教的儀規和形式。從大乘佛教對入世的融合思想來說，這並不是什麽過錯，也是佛教自我發展的一種方法。但是密教在這個融會的過程中卻偏離了方向。他過多的流於繁瑣的儀式，一些密行修持的方法，成為邪師們放縱自我的借口。最終，他失去了信徒的擁護和敬仰。即如今天，我們每每看到一些人，以修持大乘佛教要做到無掛礙，無拘束，自在無相為由，於世俗中肆意享樂，違背佛法之初衷。如聖嚴法師所說：“以佛教的本質而言，唯有理解並實踐四諦法，才能達成真解脫的目的；唯有實踐戒定慧三無漏學及四攝六度，才是真正的成佛之道。若藉佛法之名而行外道之實，佛教豈能不亡！”我們應當時刻的提醒自我，不應該借以大乘佛教之口，行外道邪師之法。大乘佛教的自由思想，原本出於佛教完善自我而逐步興起。然而自由的思想，即需要人為努力的把握，不使其偏離正途。就密教而言，印順法師說：“大乘佛教與秘密，無必然之關係。然大乘佛教之興起，則確予秘密思想以活躍之機。”但密教“承固有之傾向而流於極端者有之，融攝外道者有之”。最終，使得佛教在印度劃上了句號。

當然，密教的濫觴隻是一個標誌。在印度佛教末期，還有眾多內部的問題。例如，比丘自身學識開始退步，並脫離大眾。作為專職的佛教弘傳者，應當有相當的佛學造詣，足以指導世人。早期的大乘佛教興盛，無不與優秀的大師們住世有關。如彌勒、龍樹等時期。而精湛的學識更需要以平易的方式流傳於眾。當印度末期之佛教，論理務瑣屑玄談，供少數者之玩索，已失去了佛教之救世精神。佛教“於教內大成其哲學的教理，表麵上雖然表現得很輝煌，但其反麵亦正意味著佛教漸漸自從民眾遊曆出去的結果。”（明石惠達《印度佛教史略》）脫離了最基本的大眾，即脫離了佛教發展的基礎，如此的印度佛教，怎麽能再有堅固的根基可豎立。

就佛教外部的影響而言，印度教的興起直至伊斯蘭教的入侵是直接使印度佛教滅亡的原因。“佛教在印度流行千七百年間，未曾一次奪取婆羅門教的地位”，“即使在阿育王、迦膩色迦王統治中，婆羅門教仍在一般民眾中具有相當勢力。”（明石惠達《印度佛教史略》）佛教並沒有如其他宗教一樣，極力宣揚自己，而是以無為、隨緣的姿態發展，即使是改革，也出於生存、延續的需要。我們不是希望佛教如某些激進宗教一樣，不惜手段謀取本教利益。而應該有保護自我並順應社會發展的方式。佛教曾有的興盛，無論是中國還是印度亦正是把握了這一點而進行的。中國南北朝初的佛教，吸引了儒學、玄學而得以發展。印度佛教在大量吸取婆羅門教義理形式後，卻未得以振興，最終在伊斯蘭教的鐵騎和刀劍中滅亡了。雖然我們說這些是外來的影響，然而追溯緣由，於佛教內部的因素仍然是息息相關的。

以人為鑒，可以正身；以史為鑒，可知興衰。透過佛教在印度的消亡，我們應當從中找到借鑒之處，著眼於現實，反省自我，使今日在中國的佛教得以健康發展。這是我們今天了解印度佛教曆史最根本的意義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