職業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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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縣幹部轉載摘錄 ------
北大社會學博士馮軍旗在中部某農業縣掛職兩年，寫出25萬字的博士論文，力圖在某種程度上還原這個縣乃至更廣意義上的基層官場生態。
他收集官員在年齡、學曆方麵的造假證據;披露該縣改革開放以來的虛假政績工程;甚至搜羅了這個縣1013名副科級及以上幹部的簡曆，尋找他們升遷路上的“奧秘”。“政治家族”現象也在這樣的尋找中浮出水麵。他還試圖還原官場晉升道路上秘而不宣的“上貢體製”與“買官賣官”，並屢次接近“最為隱秘”的紀委官員，考察“摘帽的尺度”。
“你總問人家是怎麽升上來的，這怎麽好講呢？”辦公桌的一端，縣委書記林慶生皺著眉頭提醒，“小馮，有些事情能說不能做，有些事情能做不能說。”
坐在桌子另一端的馮軍旗沒有反駁，隻是禮貌性地點了點頭。之前的兩年時間裏，這名掛職縣長助理的北京大學社會學專業在讀博士生，已經先後訪談了這個農業縣裏160個副科級及以上的幹部，而坐在麵前的“一把手”，則是他的第161個訪談對象，也是最後一個。
這場談話結束後不久，馮軍旗便離開了這個縣城。2010年6月，他的題為《中縣幹部》的博士論文順利通過答辯，並獲得了高度評價。
“道出了中國縣鄉政治的實情。”參與答辯的“三農”問題專家於建嶸說。馮軍旗的導師、社會學家鄭也夫則認為論文“調查詳盡而紮實”。
依照學術慣例，論文中的人名與地名均應進行技術處理。馮軍旗將這個地方命名為“中縣”，意為“縣裏的中國”。(編者注：依據這篇論文，本報道中所涉及的市、縣、鄉鎮名及當地人名均為化名)
事實上，這個位於中原腹地的農業縣隻是中國2000多個縣中普通的一個，人口80餘萬，GDP排在省裏所有縣的40多位。馮軍旗在25萬字的博士論文裏，力圖在某種程度上還原這個縣乃至更廣意義上的基層官場生態。
他收集官員在年齡、學曆方麵的造假證據;他披露中縣改革開放以來的虛假政績工程;他甚至搜羅了這個縣1013名副科級及以上幹部的簡曆，尋找他們升遷路上的“奧秘”。
“政治家族”現象也在這樣的尋找中浮出水麵。在這個每800人便會產生一個副科級及以上幹部的縣裏，他根據一個家族“出幹部”的多少，統計出了21個政治“大家族”(副科級及以上超過5人)和140個政治“小家族”(副科級及以上2~5人)。
除此之外，他還試圖還原官場晉升道路上秘而不宣的“上貢體製”與“買官賣官”，並屢次接近“最為隱秘”的紀委官員，考察“摘帽的尺度”。
近日，隨著部分章節被媒體摘引披露，這篇已經完成一年有餘的論文進入公眾視野。有評論稱：郡縣治，天下安，這份以1978年為起點的基層政治研究，為中國未來的改革路徑選擇，提供了一個真實而殘酷的考察樣本。
“您在這裏可算是個大官了！”
1976年，馮軍旗出生在河南駐馬店的一個村裏。在他的記憶裏，無論是鄰裏糾紛還是紅白喜事，任村支書的父親都是村民們的“主心骨”。很小的時候，他便常常跟著父親看《人民日報》和《河南日報》。在一次作文考試裏，三年級的馮軍旗還因為使用了“蒸蒸日上”這樣的詞，獲得了語文老師的表揚。
從那時開始，馮軍旗便漸漸產生了對政治尤其是政治人物的興趣。他最大的愛好就是泡在書店閱讀領袖人物傳記，一本518頁厚的《江澤民傳》，“兩個下午就能讀完”。讀研究生時，他的專業是世界史，碩士論文選題是“中世紀英國貴族的家仆世界”。
走進中縣，緣於2007年年初他和碩士導師劉新成的一次敘舊閑聊。在首都師範大學附近的一家餐館裏，劉新成無意中提及，自己有個朋友是中部某省一個縣的縣委書記。
正在北京大學攻讀社會學博士學位的馮軍旗當即覺得，“如果能深入基層中國的政治群體，這將是一次千載難逢的田野調查經曆”。
半年後，在劉新成和北京大學組織部的牽線下，馮軍旗順利地獲得了一個赴該省北山市的中縣掛職兩年的機會。按照規劃，第一年他將在西城鄉掛職副鄉長，第二年在縣政府掛職縣長助理。
後來他聽說，中縣願意接納他的原因是想借助他的社會學研究功底，幫縣裏“搞個關於信訪問題的調研，並給一些對策”。
導師鄭也夫也給了學生最大的支持。在2007年年底進行的博士論文開題報告會上，他對幾位評審老師說：“對不起各位，現在還不能確定馮同學要寫什麽。”
2008年3月7日，馮軍旗帶著滿滿一箱子的政治學和社會學材料，登上了開往中縣的列車。
“不要有任何定見，不要有任何框框，睜大眼睛多觀察，在實踐中發現事實，發現論文主題。”臨行前，鄭也夫再三交代。
車到站時，外麵正下著大雨。迎接馮軍旗的是縣委組織部的一位副部長。“春雨貴如油，這是為了迎接貴人啊！”副部長快步接過馮軍旗手中的行李，並將他帶到縣委招待所的酒席之上。
次日下到西城鄉，接連兩周時間，鄉裏領導班子的十幾個成員輪番為新到任的副鄉長接風，酒量隻有一兩的馮軍旗吐了半個月。有人偷塞給他兩盒“速效救心丸”和“丹參滴丸”，並解釋說，這是“官場必備良藥”。
初到這個道路兩旁種滿高大楊樹的縣城時，一個月隻有1000元補貼的馮軍旗衣著樸素，總穿著從北京的服裝批發市場買來的便宜貨。
一天，有同事提醒他：“做官嘛，要穿得有牌子一點。”
馮軍旗為此特意去縣城買了兩件“七匹狼”的T恤，同事笑著說：“哎呀，馮博士你這個穿著才像副鄉長嘛！”
“我就是在尷尬中一點點融入官場的。”馮軍旗自嘲道。
進入圈子後，鄉裏的領導幹部們倒是大多樂於陪這位“從北京來的博士”聊天。
次年改任縣長助理，他迎來了一個秘書、一輛黑色的桑塔納3000轎車以及一套100多平方米的三居室。
“您在這裏可算是個大官了！”一個下屬告訴馮軍旗。
在掛職的兩年時間裏，馮軍旗借“職務之便”，先後在縣鄉探訪了161個幹部，其中還包括1978年以來曾在中縣工作的26個老幹部。
最早吸引馮軍旗的，是大水鄉黨委副書記李書平與競爭對手馮南疆競選鄉長失敗的故事。根據李書平的講述，她通過曾任政府辦主任的公公做了縣委書記的工作，但對手卻將招呼打到了同省的鶴仙市政協主席那裏。
“我真是政治上不成熟，不知道潛規則的重要性，認為光從下麵推就行了，沒想到還需要上麵有人拉你。”直腸子的李書平向馮軍旗抱怨道。
也正是從那時起，馮軍旗猛然意識到，在平均每800人中就有一名“副科級及以上”的中縣，正是這1013名幹部組成了這裏的官場——他們本身就是論文最佳的研究對象。
“改革開放30年中，基層中國的政治精英是個怎樣的群體，這個群體的內部經曆了怎樣的變遷，他們內部又有著怎樣的政治生態和遊戲規則？”馮軍旗在論文的引言中寫道，“縣鄉幹部，作為中國幹部隊伍中數量最大的一個群體，其狀況直接關乎國家的穩定與改革的推進。”
“誰叫你說書記胡球整！”
馮軍旗麵前，是一幅橫跨30年的官場生態圖。
在中縣，大大小小的幹部共有一萬餘名，金字塔的頂端是孤零零的30多個副處級崗位和4個正處級崗位。
一個老幹部對馮軍旗講：“這官場就像是一個蘋果，但一次隻讓你咬一小口，咬完了你的人生也就走完了。”
能吃完蘋果的人並不多。
在中縣，提拔到副科級，意味著幹部檔案會從人事局移到組織部，“算是大小當上了官”。
正科級則是很多幹部終其一生的奮鬥目標，其在縣裏的難度就像是“中央的部級、省裏的廳級和市裏的處級”。
“走到這一步的人都不容易。”據馮軍旗統計，一萬餘名大小幹部，隻有200多人能最終升到正科級。
有一次，他與一個科級幹部聊天，當問及年齡時，這個幹部脫口而出：“你問我檔案年齡還是真實年齡？”按照簡曆上的年齡倒推，這位幹部9歲就當上了民辦教師。年齡往往和崗位掛鉤，“這裏麵差別太大了。在領導崗位，有車坐，有煙抽，有酒喝。不在領導崗位呢，上午縣城轉半天，中午回家吃幹飯，到了下午接著轉。”
相比於年齡“杠杠”，黨員身份更是為官必不可少的基礎。在中縣，70%以上的縣領導在25歲以前就已入黨。
事實上，中央曾明確規定：“各級人大領導班子成員中應有適當數量的黨外幹部，並與擔任同級職務的黨內幹部享受同等待遇。”
但在中縣的官場中，非黨員幹部普遍被視為“政策官”。縣人大一位副主任曾向馮軍旗抱怨：“你看我發表文章都自己出錢，沒有課題經費，電話費不報銷，也沒有專車，後來我就跟他們說，有活動開會就派車來接我，不然我不去。”
年齡要合格，政治要過關，學曆當然也要過硬。
在中縣，各級黨校被很多幹部戲稱為“文憑批發基地”。被稱為“中專一代”的正科級一把手們，大多從這裏取得在職教育的本科文憑，為升遷“掃除障礙”。
在整個金字塔結構中，一旦被提拔為副處級甚至處級幹部，便意味著跨入了縣領導的序列，“是中縣政治裏精英中的精英”。
根據馮軍旗對中縣近10年來的副處級升遷軌跡觀察，不少縣委縣政府領導都是從鄉鎮黨委書記中產生，卻沒有一名是從縣直機關一把手中產生。
“這反映了改革開放以來縣鄉的某種政治變遷趨勢。”馮軍旗分析道，在計劃經濟時代，權力和資源還集中在縣直機關，比如商業局的財政就占縣財政的一半以上。而隨著市場經濟的全麵建立，鄉鎮經濟迅速崛起，“縣直一把手根本拚不過鄉鎮黨委書記”。
在中縣，崗位的不同直接決定了“權力的多寡”。
馮軍旗擔任縣長助理時，協助分管的部門是科技局和信息中心。司機常提醒他：“馮縣長，你得打打招呼啊，分管一些有實權的部門！”
有些幹部認為，有權甚至比有位更重要。在中縣，財政局是公認的“富衙門”，幹部們普遍不願意外調去“追求進步”，一些人寧願做股長，也不願意去別的局做副局長。在一次幹部調整中，一位到民政局做副局長的財政局黨委委員就大倒苦水，說某領導把他踢出財政局，是“往死裏整他”。
在論文中，馮軍旗根據縣領導們的簡曆歸納出了一套“政-黨螺旋晉升模式”，其中最典型的路徑是“副鄉鎮長-鄉鎮黨委副書記-鄉鎮長-鄉鎮黨委書記-副縣長-縣委常委-縣長-縣委書記”。
“簡單說，就是先在政府係統曆練，然後晉升入黨委係統，周而複始，最終使得黨委係統成為政治精英人才的高地。”馮軍旗總結道，“打個比方，如果縣長接任不了縣委書記，那他的仕途就算到頂了。”在中縣，管這叫做“沒幹成”。
而在受訪的一些幹部看來，隻有能幹到縣委書記，“那才算真幹成”。
“有人戲稱，隻有縣委書記算官，別的都不算官。”2008年馮軍旗初到西城鄉的時候，每逢時任縣委書記視察，鄉政府的領導班子都要列隊歡迎。有旁觀者感慨：“咱們中縣的皇帝來了。”
馮軍旗曾遇到過一個叫張南國的中縣公療醫院前院長。一次在路上看到為農業開發計劃而栽的蘋果樹，張院長隨口說：“陳書記真是胡球整，咱們縣氣候能長蘋果嗎？”幾天後，這句話傳到了時任縣委書記陳遵義的耳朵裏，陳當即叫來衛生局長，限他在3天內免掉張南國。
後來，張南國到衛生局長家，痛哭流涕地詢問為什麽免其職務。衛生局長痛斥道：“誰叫你說書記胡球整！”
“政績有了，提拔了，走了，幹部和老百姓怎麽辦？”
是什麽決定了幹部的晉升？這是馮軍旗最常拋出的問題。
最集中的答案是，有為才有位。
1978年以來，全黨的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上，一種全新的政績型幹部任免機製取代了過去以政治表現作為衡量標準的晉升機製。中縣也隨之建立起完整的政績考核體係，每年年初，縣裏會把任務分解給各個鄉鎮和縣直單位，年終召開表彰大會。
“從省到市再到縣，政績考核目標層層承包。”馮軍旗在論文中這樣分析，“這固然是30年來地方大發展的重要動力，其引發的問題也是全局性的。”
在論文的一章中，馮軍旗將筆墨著重放在了對假政績與政績工程的梳理上。上世紀90年代初中縣縣委書記陳道白的事跡最為典型。
當年，北山市委市政府提出“工業立市”戰略。為響應上級領導，陳道白提出鄉鎮要大辦企業，村村冒煙。在強勢行政指令下，中縣縣直所有單位都分配了辦廠任務，連縣委幼兒園都分配了16萬元的產值。
各個鄉鎮也不得不圈起了很多大院，並稱之為工業小區、工貿小區。但實際上，除了一些用於接待觀摩的廠區有設備外，其他都是空場空院。一位老幹部總結道：“遠看霧糟糟，近看空落落，都是空院子，產值要多高有多高。”
經過那兩年的“村村冒煙”工程，全縣背上了4個億的債務。一位政法委的領導有一年曾做過統計，上訪案件有接近一半是“工業立縣”時期造成的。
陳道白在任期間，一位叫劉石田的鎮黨委書記曾公開表達不滿：“你這樣做，政績有了，提拔了，走了，幹部和老百姓怎麽辦？”
接下來，劉石田的華生鎮成為當年的落後鄉鎮，他本人也辭職，回到縣城做了教委主任。
“當時給華生鎮下達了一個多億的工業產值，怎麽可能完成？除非給修鞋的攤派100多萬！要完成上級任務，就需要坑老百姓，我當過農民，我不行，我下不了手。”在馮軍旗麵前，劉石田甚至幾度哽咽。
馮軍旗了解到，陳道白後來晉升為北山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陳的繼任者李朝中在接受馮軍旗的訪談時稱：“如果我再繼續折騰，後果不堪設想。”
值得玩味的是，搞休養生息政策的李朝中後來轉任北山市發改委主任，等於平調。
“可以這麽說，大部分官員的政績都是真真假假，分不清楚。”馮軍旗一字一頓強調道，“但我隻觀察假的，至於好的，宣傳部門已經說得夠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