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當牛做馬” VS.日本“變馬變鹿” 馮氏《七言絕句作法舉隅》

        中國人口中的“當牛做馬”:甘心伺候別人，聽從別人使喚，受人奴役。
        日本人口中的“變馬變鹿”:"韜光養晦"，讓別人覺得自己是馴服工具。

      在日本男人們要生存不容易，人們的“羨慕嫉妒恨”思想嚴重，槍打出頭鳥，象卡洛斯-戈恩這樣的能人都覺得是在“受迫害”被非正義地受打擊，更不用說名不見經傳的小人物了。
      女性倍受歧視，但在心甘情願不介意不平等的條件下舍身得全自己不難，難的是男性“一出門便有七個敵人等你”（ 男は敷居を跨げば七人の敵ありで＝男人以跨出門檻就有7個敵人），可知在日本沒有名譽地位（按中國式說法，沒有後台，沒有“臂膀子”）的人，不出名的、沒有才能的人可以渾渾噩噩過一生，沒有好的家庭條件而有一定才能的人是很難出人頭地的。
      所以日本社會可以教會年輕人“變馬變鹿”！意思是當頂頭上司的“馴服工具”，為“統治階級”做貢獻“當牛做馬”，到頭來自然會“有出息”！隻有自我貶低自己，自我潑髒自己才能與人為伍。讓自己“變馬變鹿”（隱藏自己的聰明才智），盡量“韜光養晦”！
     就好比要“進宮”必須“閹割”，“淨身”，是否則永遠排斥在“宮外”……。

    “馬鹿”與“阿呆”日本人的“國罵”。在關東（如東京）有“馬鹿”（Baka），在關西（近畿）地方有“阿呆”（AHOU），在中部愛知縣等地方有“戯”（TAWAKE=“田分”，戯謔）。都是罵人的語言、侮蔑語、俗語。

      在石川県，富山県，島根県出雲地方等有“DARA”這個相對應的說法。

      有人說“馬鹿”一詞源自“mahailaka”（摩訶羅，意思是“無知”即當今般“傻逼”），有人說是來自中國古典《史記》的“指鹿為馬”的典故。
      秦2世胡亥的時期、為了炫耀其權力的宦官趙高為了謀反，出了一個在廷臣中區分敵我的一個陰謀策略。他在宮中朝廷上拉出一隻鹿說是“得到一醫珍貴的馬”獻給皇上，皇帝問臣下說“這不就是鹿麽？”趙高環視左右廷臣說“這就是馬”。懼怕他的人都說是馬，而那些有骨氣的人則回答說是鹿，結果趙高將回答是鹿的群臣統統殺掉。但有點說不通的是“馬鹿”是日語的訓讀，而按漢語發首是“Malu”與“巴嘎”相去甚遠。

       又有人說是日語“若者（wakamono）”的w音變成b音之訛成了“馬鹿者”。
還有人說是來自禪宗佛典等的相當於“破產”意思的“破家”二字。即“破家者”是因為愚蠢而破產。
      還有一說是因為在中國有馬姓者多有“傻”和“愚”人之輩，有《三國演義》中的馬謖。
更有一說是有白居易《白氏文集》中說的“馬”姓富裕一族，總是做一些無聊的事破財，這個家族揮霍無度而破落了，所以形容笨蛋、白癡、糊塗、愚蠢等一類人都用“馬家者”（Bakamono）。
      無獨有偶，在中國，古代民間四大愛情故事之一《梁山伯與祝英台》被稱為東方的“羅密歐與朱麗葉”（其餘三個為《白蛇傳》《孟薑女傳說》《牛郎織女》）是中國最具魅力的口頭傳承藝術及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也是在世界上產生廣泛影響的中國民間傳說。自東晉始，在民間流傳已有1700多年，可謂中國家喻戶曉，流傳深遠，被譽為愛情的千古絕唱。
      明代作家馮夢龍（公元1574-1646年）《古今小說》記載：祝英台為宜興人，梁山伯為蘇州人。並說祝英台是哥嫂將其許於馬家（祝父已將英台許配給家住貿城（今鄞縣）的太守之子馬文才），文中還有地裂、入墳、化蝶之說。

      民間藝術為襯托梁祝之間的愛情，將馬文才塑造成一個品行不良、破壞梁祝愛情的惡徒。是不學無術、終日拈花惹草的“富二代”。這裏的“馬家人”一類人都用也通用“馬家者”（Bakamono）。
      除此還有：莫迦、馬稼、破家、跛家的說法（広辭苑）來自古代僧侶隠語。
梵語“moha”（無知）為主流之說。
    和東京人口頭上的 “馬鹿”一樣，大阪人口頭上的“阿呆（房）”也是常掛在口頭上的。"阿房芋"、"阿房烏"、"阿房臭"、"阿房口"、"阿房狂"、"阿房死NI"、"阿房力"、"阿房麵"、"阿房払い"、"阿房律儀"……。

　　七言絕句“以其善言情而易合於樂”，“最合於詩人之陶寫”， “自唐迄今千數百年，為之者眾，好之者彌篤” （邵祖平《七絕詩論》）。
　　於其作法，“宋人猶少道及，至元明清間，始多揚扢商榷，然皆破碎不全，絕無係統”（同上），今幸有馮振《七言絕句作法舉隅》出矣。素有“廣西才子”之稱的馮振心先生（1897－1983），名振，號“自然室主人”，17歲學詩，是我國有卓著成就的教育家、出類拔萃的中國古典文學專家、傑出的近代現代詩人，有《自然室詩稿與詩詞雜話》等著作傳世。當其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任教於上海大夏大學時，著《七言絕句作法舉隅》一書，“就七言絕句之作法不同或大同而小異者，略分如幹類，先博舉其例，而後綜籀其法”，授於門生，周振甫、馮其庸鹹得其惠。
　　《七言絕句作法舉隅》一書1936年由世界書局出版，1985年3月北京市中國書店據以影印。1986年齊魯書社將其與《詩詞雜話》《七言律髓》並為《詩詞作法舉隅》出版，新增詩例117首，而56種作法之分類未變。“《七言絕句作法舉隅》精選了唐至清代七言絕句佳作1381首，按類比法分成56類，在每類末精當扼要地指出其藝術技巧作法的特征和奧妙之處，無論是初學者還是研究者，凡讀之，都足以發人深省” （黨玉敏《馮振傳略》），周振甫並專門著文引介（《<七言絕句作法舉隅>小引》）。
　　有人在超星數字圖書館網得讀該書，深以為然，乃變其歸納法之著述體例為演繹法之奧秘指引，先揭示馮先生所歸納提煉之具體作法，後輔以便於理解的二三詩例，以貢獻於諸位詩友。《七言絕句作法舉隅》結語
　　笛卡爾曾說：“最有價值的知識是關於方法的知識”。馮先生從曆代1381首七言絕句佳作中所歸納提煉的56種作法，也許在信奉“至法無法”的讀者看來，過於瑣碎，甚至或許認為是“陳詞濫調”，若“陳陳相因”，有礙其創造力的發揮。其理雖固然，而勢未必行。不妨以書法類比。書家一生追求，在有其獨特風格。然當其初始握筆，必從點畫描摹作起，選帖、讀帖、臨帖、默帖，乃為其日常功課，此七言絕句56法，其猶唐代歐陽詢“楷書結字36法”乎？其猶明代李淳“大字結構84法”乎？其猶清代黃自元“間架結構92法”乎？若36法、若84法、若92法，未有書家認其“瑣碎”也，必視為至寶，奉為圭皋，時時研習，悟其妙道，以逐步形成其獨特風格也。馮先生在其《七言絕句作法舉隅》自序中坦言“大匠能示人以規矩，而不能使人巧”，56法者，篇法、句法、字法之規矩也，守此規矩，漸入詩道，而後方能體會到“詞句究竟還是末事，第一立意要緊。若意趣真了，連詞句不用修飾，自是好的，這叫做不‘以詞害意’”（《紅樓夢》黛玉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