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胡平：柏林牆的隨想

一

柏林牆倒掉了。
   
作為鐵幕的具體象征，柏林牆把柏林一分為二，把德國一分為二，把歐洲一分為二，把世界一分為二。柏林牆的倒塌，意味著一個時代的結束，至少，是這種結束的開端。
   
二

圍牆的作用，是防止外人任意進來，而非限製內人自由出去：除非是監獄的圍牆。柏林牆正是為了防止東德人自己自由走出東德，因而那正好證明東德是一座大牢獄。所有的社會主義國家的國門邊界，都具有相同的特性，因而所有的社會主義國家都是牢獄。
   
上述推理是如此的簡明，奇怪的是，為甚麽我們直到今天才弄明白?二十八年前柏林牆的修建，本身就供認了社會主義在道義上的完全破滅，為甚麽在那以後很長一段時間我們仍迷信於社會主義的無比優越?
   
三

十年前，中國曾經發生過一場所謂『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討論。當時，我們一批搞哲學的朋友們即對這場討論的膚淺和混亂甚為不滿，也試圖把它引向一個稍高一些的水平上來，不過這種努力並沒有獲得明顯的效果,中國的知識界在十年來取得了不少成就，但實際上這些成就經得起嚴密的推敲和時間的考驗的並不多。以[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一命題為例，這個命題的最大謬誤便在於它不懂得：價值真理和事實真理的區別。價值真理恰恰是超越事實的。如果我們堅持以實踐的成敗來判定某一價值判斷的是非，勢必推出[成王敗寇]的結論。除非我們遵從黑格爾和馬克思．把人類曆史視為一必然合理的過程，否則該命題的謬誤應是不言而喻。
   
撇開上述一點不談，此間我還要指出下麵兩點：
   
一、實踐的結果是可以被歪曲、被掩飾、被埋沒的，因此，倘沒有充分的信息自由，人們將無從判斷實踐的結果究竟為何。
   
二、更重要的是，事實本身並不會說話，它需要人們對之解釋，而解釋又離不開一定的概念係統。所以，如果沒有各種概念係統的自由爭論，人們便很難對實踐的結果賦予恰當的意義說明。
   
回到柏林牆的問題上來。我們老早就知道了柏林牆的存在，但我們遲遲未能從這一明明白白的事實中引申出它應有的結論，因為我們長期受著這樣的一套概念係統的支配，按照這套係統，我們把自由梘為奴役，而把奴役視為自由。後來，我們把柏林牆認作是專製的象征，那並不是我們發現了甚麽新的事實，而隻是我們對一件早已知曉的事實給出於與前不同的另一種解釋。在這裹，世界本身並沒有變化，變化的是我們的頭腦，是我們在自覺不自覺之中改換了概念係統。
   
四
   
那麽，究竟是怎樣一種迷惑心智的概念係統，能夠使得當中的我們，麵對著禁止自由的柏林牆，還真誠地唱起社會主義無比優越的頌歌?今天，在我們這些為自由民主而戰的人士的頭腦中，是否就真正地理解了自由民主的真諦?這個問題很大，很複雜，決非這一紙短文能夠闡發清楚的，不過我可以嚐試著繪出一些最基本的思路。
   
五
   
赫魯曉夫在他的回憶錄裹提出過這樣一個問題：『我們為甚麽要自相矛盾呢?我們為甚麽要為人民創造了美好的生活，然後又用七道大鎖把邊境封鎖起來呢?』他說：『我覺得在蘇維埃掌權五十年後，天堂的大門還要鎖起來是不可想象的。』
   
赫魯曉夫不愧是共產黨領導人中最有見識的一位。注意，我在『最有見識』四字前麵還加上了『共產黨領導人』這一限製語。因為不論是赫魯曉夫，乃至戈爾巴喬夫，他們的所言所行，如果放諸在民主國家領導人的身上，都是稀鬆平常、不足為奇的．似乎有這樣一個不成文的規定，隻要是評價共產黨領導人，人們就會自動地把標準下移好幾個檔次。這就是為甚麽當年鄧小平不過是允許農民包產到戶----那其實比古代帝王們對農民的政策還差老大一截----就被捧成風雲人物而登上了《時代》雜誌的封麵。我常常感慨說:要當領袖,最好莫過於當共產黨國家的領袖，無論你幹下多少蠢事壞事，人們都會因為你是共產黨領袖而看作是理所當然從而不予深究，一旦你幹上一兩件稍微象樣子的事情時，左中右各派都會對你誇獎不已。
   
赫魯曉夫發現了矛盾：共產黨人自稱為人民建成天堂，然而與此同時，他們又用七道大鎖把人民鎖在裹麵。這表明了共產黨對人民的深刻的不信任。
   
大致上說，共產黨對人民的不信任是出於以下兩種原因：
   
第一，共產黨認為人民是幼稚的，分不清好歹的。隻有通過共產黨的長期的教育灌輸，人民才可能逐步變得成熟。開明如赫魯曉夫者，也隻是說蘇維埃掌權『五十年後』天堂的大門
   
還要鎖起來是不可想象的。言外之意是在此之前的封鎖仍是正確的和必要的。
   
第二。不少共產黨人暗中相信，人性是下賤的，它天然地易被罪惡所吸引而排拒美德。因此，為了保證人民的善良純樸，需要使他們遠離罪惡的誘惑。
   
基於上述兩種考慮，隻相信自己、不相信人民的共產黨們封鎖了世界、修築了柏林牆：由於接受了這兩條理由，無限信任黨而不敢信任自己的我們也才能夠麵對上鎖的大門而由衷地
   
感謝黨對我們的愛護並對身處天堂而喜不自禁。
   
六
   
『上鎖的天堂』，還表明了共產黨對自由概念的特殊理解。赫魯曉夫引用過一位蘇聯老百姓的批評：『你們是在用棍子把我們趕進天堂。』棍子意味著強製，它又如何能同共產黨人一向標榜的『自由』相調和呢?不少『前共產黨人』總是說，他們當初加入共產黨也是為了爭取自由。我們相信這種表白的真實性。但是問題在於：既然共產黨從來就是搞強製的，這些善良的人又是如何從強製中發現自由的呢?
   
原來，共產黨對自由另有一套獨特的解釋，而許多追求自由的人正是接受了這套解釋才誤入歧途的。馬克思斷言：自由是對必然的認識(此觀點至少可上溯至黑格爾)。依據這種定義，唯有那些對客觀必然性有深刻把握的人才是真正自由的，而那些不明了此種必然性的人，不論他們擁有多少自己選擇、自己決定的權利，其實還是不自由的。當著那些深通曆史必然性的先進分子們強迫驅趕那些不了解這種必然性的芸芸眾生們走上曆史必然性之路時，他們的確是在強迫，但他們是為了人民的自由而強迫人民。或者說，他們是在強迫人們獲得自由。這樣一來，強迫和自由這兩個本來水火不兼容的概念就統一到一起來了。借助於這種新的自由概念。共產黨對人民實行了最全麵、最嚴厲的強製，而這一切，據說都是為了人民自己的、真正的、最大的自由。
   
七
   
在所有共產國家中都出現嚴重的反知識分子現象。這也是為甚麽在這些國家中，當最狂熱的時期過去後，其中的知識分子們會具有最強烈的關於知識分子的自我意識的一個原因。知識分子自我意識的普遍覺醒無疑是這種社會製度走向崩潰的一個先兆．不過，過份地強化這種知識分子自我意識也不是沒有隱憂的。它不僅暗含著對非知識分子的人們的輕視，同時也意味著他們對於知識分子本身容易產生的危險傾向缺乏自知之明。不要忘記，一切共產主義革命、共產主義運動都是由知識分子領導起來的。恰恰是知識分子而不是別人，把共產製度這個怪物帶給了這個世界。
   
當我談到知識分子容易產生的危險傾向時，我決不是像列寧或毛澤東那樣，是在指責知識分子在革命運動中常常表現出軟弱、動搖和懷疑。在某種程度上正好相反，我認為許多知識
   
分子在革命運動中表現得有些軟弱、動搖和懷疑恐怕倒是好事，因為那可能表明了這些人對殘酷事物的厭惡和對獨斷信仰的反省。我所反感於某些知識分子的恰恰是他們的鐵石心腸，
   
是那種基於對自己觀念的堅信不疑和亟欲強迫人類接受他自以為是的觀念並為此不惜流血和暴力的鐵石心腸。誠如保羅．約翰遜所言：一切暴政中最惡劣的暴政，乃是冷酷無情的觀念的暴政。這正是導致共產製度巨大悲劇的一個關鍵之所在。古拉格群島上無名的荒塚、柏林牆下被槍擊和電擊的死屍，大躍進中餓死的幽靈，都是這種觀念暴政的罪惡見證。
   
八
   
如果我們把知識分子定義為和觀念打交道的人，那麽，知識分子最須警惕的事情就是：他不要關心觀念勝過關心人，他不要隻愛抽象的民族、國家、人類而不去愛具體的現實的個人，他不要為了實現他心目中的理想而藐視每一個人的自由：他不要相信自己的觀念到這種地步，以至於他認為為了使他的觀念實現，他有權剝奪別人的自由甚至別人的生命。
   
六四屠殺提示人們,用『改革派』和『保守派』這種分類來認識中國政治，其實是不得要領的。用『溫和派』和『強硬派』的分類也許能更深刻地說明問題。不是各人信奉的不同觀念，而是各人為實現自己的觀念所采用的不同態度和手段，才是真正有實質意義的區別．『改革』之後，絕大部分共產黨人或多或少地都修正了他們原先信奉的觀念，這就造成了蓬蓬勃勃的改革潮流。但是其中相當一部分人，在修正，甚至是大幅度修正了自己觀念的同時，卻並沒有改變他們那種獨斷的、絕對的態度，並沒有改變實行『觀念的暴政』的習慣。換句話，很多改革派依然是專製主義者．去年國內展開一陣關於新權威主義的爭論，據說，包括趙紫陽和一批年輕的經濟改革家對新權威主義表現出濃厚的興趣。六四事件中斷了這些人實施新權威主義的萬丈雄心。曆史，在犯下了一個錯誤的同時避免了另一個錯誤。老權威主義者幫助新權威主義者站到了自由的一邊。這當然是一件有趣的事。
   
有人說，共產黨自己毀了自己，因為它把那麽多優秀的人才逐出自己的圈子之外。這話當然有它的部分道理。但是問題在於：如果共產黨不是把普天下的優秀人才都推出去而都是拉進來，那是否就是一件值得讚許的好事呢?如果它決意那樣做，我們是不是就應該都幫助它,並踴躍地投入其中呢?我擔心即使在我們民運人士內部，恐怕也會有相當多的人對此答之以『是』的。因為他們過去正是這樣做的，而許多人對此則是『雖不能至，但心向往之』的．也許,正是這個問題上，最深刻地測試出我們是否理解自由民主主義政治哲學的真諦。西方自由主義大師密爾尖銳地指出：『如果一國中所有的英才竟能都被吸引入政府中去，那麽一個趨向於做到這種結果的建議才真足以引起不安。』因為正是這種觀念才造就了十足的專製。一旦舉國的英才悉數成了執政者，那麽誰個還有資格和能力對之批評和製約呢?
   
九
   
關於權力的分立與製衡的觀點，現在已經比較深入人心了。有一種生動的說法，『寧要兩個魔鬼，也不要一個天使』。按照這種說法，隻有兩個對立的政治力量達到某種均衡狀態，也就是誰也吃不掉誰的狀態，民主政治就形成了。
   
任何簡單化的說法。固然因其簡單而能給人以深刻的印象，但也因其簡單而可能招致誤解。『一個天使是專製，兩個魔鬼是民主』這種說法也不例外。所謂唯有賴曆史提供各派平衡、誰也吃不掉誰的局麵，民主便會形成這種觀點，嚴格說來是有毛病的。因為：
   
第一，絕對的力量均衡恐怕是不存在的，總會有一方力量稍大一些，一方力量稍小一些，所以，如果雙方都打定主意一心一意要吃掉對方，到頭來差不多總會吃掉的。
   
第二，假定雙方力量絕對相等，那往往不意味著誰也吃不掉誰。正相反，在這種絕對均衡的條件下，常常是『先下手為強』，誰先下手誰就會吃掉對方。即使雙方都擁有第二次核打擊力量，彼此或許可以相安無事一段時日，但隨著核技術的進一步發展(譬如星球大戰計劃的實現)，雙方的恐怖均勢依然會被打破。
   
簡言之，現實政治可能提供一種各派力量誰也不容易吃掉誰的局麵，但不大可能出現長期穩定不變的誰也不可能吃掉誰的絕對均衡。一個天使會搞專製，不錯：但兩個魔鬼未必會搞民主，而隻會打內戰。中國曆史上多次出現南北對峙的局麵，都並沒有演變為兩黨製：魏蜀吳三個鼎立了半個多世紀，最後也沒有形成三權分立。在中國曆史上，各派力量大小懸殊的時候是搞專製，各派力量不分上下時則是打內戰。顯而易見，光靠曆史提供各派力量一時間誰也很難吃掉誰的局麵還是不夠的，新思想的因素必須注入，『你活我也活』的自由主義思想必須注入,民主製度的構想必須注入，冷戰或熱戰的雙方必須簽訂停戰或休戰的協議也就是放棄吃掉對方的念頭。在此之上．民主政治方宣告誕生。
   
十
   
這就涉及到民主政治的人性論基礎的問題了。眾所周知，昔日的柏林牆具有一種『半導體』的特性--從西柏林往東柏林，暢通無阻：從東柏林往西柏林，嚴關把守。這表明民主社會要遠比專製社會對人更信任。建立民主製度的目的之一既然是為了防止權力的濫用，那當然意味著它對人性並非無限的信任。但是，當我們說建立民主製度是為了對付人性中惡的一麵時，那並不等於說民主政治的人性論基礎就是純粹的人性惡。人人都是天使，則民主製度是不必要的；但倘若人人都是魔鬼，民主製度則是不可能的。考慮到大多數人既非天使又非魔鬼，所以民主製度才是既必要又可能。
   
我們不妨想一想鎖的功能，俗話說，鎖是『防君子不防小人』。嚴格地說，君子既能『慎獨』，原是不必防的。君子不必防而小人不勝防：那麽鎖是防誰的呢?鎖是防大多數介乎君子與小人之間的普通人的。對大多數普通人而言，倘沒有鎖，拿取別人的財物非常方便，恐怕免不了會幹出順手牽羊的勾當：有了鎖，盡管也可以撬門入室去偷去搶，但他們多半也不會那麽去做。這樣，通過鎖的作用，大多數普通人也就能和君子們一道相互尊重彼此的財產，極少量的小人處於君子和普通人的共同監視之下也就很難偷盜，於是乎整個社會的財產安全便大致有了保障。鎖的必要性在於大多數普通人還不是君子，鎖的有效性在於大多數人畢竟也還不是小人。
   
十一
   
那麽，我們又該如何理解某些倡導民主製度的西方理論家們在其論著中一再強調的『人性惡』這一觀點呢?這裹恐怕存在著一層文化上的隔膜。不要忘記，這些西方理論家們都是有神論者。當一個有神論者宣布『人性惡』時，其意義是和我們無神論者說出同樣的話時所含有的意義很不相同的。有神論者說：『人性是惡的，隻有神性才是善的。』從我們無神論者角度來看，神性本身是不存在的，那隻不過是有神論者們把人性的某一方麵歸給了他們所謂的神而已：屬於神性的東西其實正是屬於人性。因此，把有神論者的論斷『人性惡，神性善』翻譯成無神論者的語言就不應該僅僅是『人性惡』，而是『人性有惡也有善』。我這一番說明也許不隻是具有詞義辨析的意義，它恐怕也解釋了不少中國人在引進西方思想時，由於不重視文化差異而造成的概念歧義性，因此往往造成重要的疏漏或誤解。有識之士早就發現，在一個缺乏宗教信仰的社會裹實行民主政治和自由經濟，往往產生比有宗教信仰的社會更多得多的腐敗現象。其實，不信神是無關緊要的，但是，不相信人生中有神聖的東西，也就是有高尚的，具有超越性價值的東西，那就很糟糕了。遺憾的是，某些極熱中於引進民主政治和自由經濟的中國人，有意無意之間，常常有一種貶低或否認那些高尚的、超越的價值的傾向，這當然是應該糾正的。
   
十二
   
柏林牆的拆除是一件有世界曆史意義的大事。絕大部分國家對此事表示了莫大的關注。它對於剛剛用坦克屠殺了和平民眾的中共當局無疑是一個沉重的打擊。國內的《人民日報》僅用寥寥一句話輕描淡寫地對逭件事作了個交代。不過它卻用了不少文字告訴人們，那些從東德跑到西柏林和西德去的人，其中大部分後來又回東德來了，《人民日報》力圖讓人們相信，
   
相比之下，還是社會主義好。這種拙劣的小伎倆自然欺騙不了任何有頭腦的人。一個人留戀他自幼成長的地方，這是人之常情，不足為據。更何況，監獄的圍牆一倒，獄房也就變成了一般的民房。整個東德既然已經踏上快速自由化民主化的大道，追求自由的東德人自然也就用不著離鄉外逃了。相信有朝一日中國大陸發生了類似的變化，絕大部分滯留海外的大陸人也是會返回家園的。六四之後。一位訪問學者用三句話描述了自己的處境和心情：『眼前無希望，背後無祖國，身邊無親人。』遠望血雨腥風的神州大陸，豈是一個『愁』字了得!然而，環顧整個世界的驚人變化，大家對於未來的前景還是充滿信心的。其實，沒有人懷疑遇變化的前景，人們焦慮的隻是變化的速度。可是，就以這次八九民運為例。一年多前，我們許多人就在焦急地盼望著這場風暴的到來，但當其這場風暴比我們預想的還早、還大地突然降臨時，我們又不能不發現，我們的準備工作竟是做得那樣不充分!考慮到這一點，眼下的我們似乎應該舒緩一下胸中的鬱悶，轉而把全副的精力投入到更為切實的工作上來。偉大事業都是在暗中完成的。不要為眼前的低潮而感到沮喪，因為任何高潮都是在低潮期間準備好的。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