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文化大革命”的過來人和研究者，我對中國人懺悔之少感到吃驚。
我曾與全國２０多個省、市、自治區的“文革”親曆者作過訪談，其中有叱吒風雲的“闖將”，也有一般卷入者；我曾收集和閱讀國內及海外出版的中英文的“文革”回憶，我聽到和讀到的多半是控訴與辯解，甚至是炫耀，很少有懺悔，更少有真誠、深刻的反省與懺悔。
時至今日，堪作全民族道德與良知楷模的，正是巴金老人講過的那些話。這些話是真誠、勇敢的，但與那一場浩劫的深重相比，我認為也是不夠深刻、空洞乏力的。難道巴老的這些話，就成了我們全民族道德水準和曆史智慧的上限？
“文革”中發生了那麽多蠢行、醜行、惡行，甚至罪行與獸行，而事後受到法律追究和懲處的隻是屈指可數的那麽幾個人，因此，事情是再清楚不過了：那成千上萬的“文革”中做過壞事、傷害過別人（當然程度、責任不等）的人，難道不應該反躬自省，難道不應該有所表示，做一些懺悔？
“文革”中，有多少人寫大字報揭發批判自己的老師、校長、同事、領導，甚至自己的父母，使他們的心靈受到創傷，使他們成為運動的靶子；“文革”中，有多少人被侮辱（戴高帽子、剃陰陽頭、掛黑牌、遊街，“坐噴氣式”）和遭毒打，多少人被抄家被趕出大城市；“文革”中，有多少寺廟、教堂被砸，多少圖書館、實驗室被毀……這一切，顯然不隻是那幾個元凶大惡親手所為，那些幹過錯事壞事的人，難道真的還認為那是“革命行動”？難道以為可以借口“狂熱盲從”、“上當受騙”而一推了事？有多少人敢說自己做錯事、做壞事隻是由於認識和信仰的原因，而沒有實際利益的考慮，比如在眾人麵前表現自己革命，為了向上爬而不惜落井下石，或者為了自保而毅然決然地“站穩立場、劃清界限” ？我認為，懺悔是絕對必要的，至少對於那些傷害過他人，並非隻犯了小過小錯的人是如此。據我所知，“文革”中不少受過巨大傷害的人，雖然知道不可能一一追究刑事責任，但對這世道究竟有沒有公理，人們有沒有良心還是極其看重的。有的校長、教師等了十幾年、二三十年，終於等到當初批鬥過自己的學生的道歉，這對他們是莫大的安慰。當然，絕大多數情況是苦等幾十年毫無音信，受害者的創傷永遠無法愈合，這不公道的世界對他們而言是終生灰暗的。如果沒有成千上萬的人站出來懺悔和承擔責任，“文革”這場悲劇對於中華民族而言同時也是一場鬧劇，一出滑稽戲。它有行為的受害者，卻找不到行為者。“文革”這段曆史的記載猶如神話，什麽壞事都是“四人幫”一夥幹的，那幾個人就像孫悟空，吹一把汗毛就會變成成千上萬個，並且無時不在無處不在地做盡壞事。其實，在我看來，懺悔說到底是為了過失者自己，懺悔固然不能抵消過失，卻使你的道義立場發生轉變。如果你連正視過去、公開悔悟的勇氣都沒有，那麽，你欠下的那筆債將終生尾隨著你。
那麽，為什麽如此之多應該懺悔的人不懺悔？這裏有比較複雜、深刻的曆史原因和現實原因，不對這些原因進行分析，一味作道德追究和靈魂拷問顯然是不夠的。
“文革”是一場極其複雜和特殊的政治運動，其間波譎雲詭，潮流反複多變。除了“中央文革小組”中一小撮核心人物之外，幾乎沒有貫穿始終的“左派” 。“昨日座上賓，今日階下囚”；今天用你打他，明天又用他打你，這個階段一批人是天之驕子、革命闖將，下個階段就成了“革命的絆腳石”，“右傾複辟的急先鋒”，因此，“文革”的積極參與者幾乎無例外地具有兩重性，一段時間屬於被整的人群，另一段時間側身於整人的隊伍。當“文革”被徹底否定之後，人人都願意把自己說成是受害者，也幾乎是人人都有理由把自己說成是受害者。人是這樣一種動物：他們善於有選擇地記憶和有意識地遺忘。很多人並沒有從原則上拒絕懺悔，隻不過認為需要懺悔的是別人，不是自己，就像有些日本人隻愛談廣島的原子彈，避而不談南京大屠殺和珍珠港的偷襲一樣。
懺悔難的另一原因是“文革”的參與者絕大多數卷入了當時的派性鬥爭，時過境遷，派性對立情緒仍難消除，許多人今日的是非觀仍囿於當時的是非，他們走不出“文革”的陰影，並沒有真正告別“文革”。缺乏研究和反思的後果之一是，全國上下都把那場浩劫的原因、千百萬人瘋狂失常的原因，說成是一個認識問題，道德的反思被有意地忽略了。如果批判人、整人、打倒人純粹隻是誤認為這些人在“搞修正主義”、“走資本主義道路”，那麽這種失誤是與良心無關的，這樣的反思隻觸及大腦，不會觸及靈魂。“文革”中年輕的積極分子在反思時，最愛說的就是自己當初的理想主義。不錯，虛幻的政治理想確實是令人迷狂的原因，但如果沒有私利、野心、內心野蠻的衝動，為了邀功得寵而拋棄自尊與常識，“文革”不知會少多少血腥暴行和指鹿為馬的笑話。
對懺悔的抗拒還有一種深刻的原因，這是一般人難以想到和難以理解的。有一些具有反思能力和懺悔勇氣的“文革”參與者，他們深感社會上流行的對於“ 文革”的想法是有悖曆史真實和有失公允的，他們對自己的經曆和反思相當認真，他們不願意讓自己的檢討落入俗套。當一些少不更事、血氣方剛的青年把他們視為“文革餘孽”並喝令他們懺悔時，他們擺出冷漠與高傲的姿態，覺得連解釋都是自取其辱。他們並非不想懺悔，支撐他們的信念是：不能暢所欲言地說出一切真話，就什麽也不說。
我理解這樣的人，但並不讚同他們的態度。第一，他們自以為自己曾經深深地卷入“文革”，隻有自己才有資格談論和評說，這是片麵狹隘的，依我的觀察和經驗，親身經曆可以是認識“文革”的鑰匙，也可以成為客觀評價“文革”的障礙。很可能，克服自身局限和派性困擾所需要的努力，並不比充分了解“文革 ”的事實和進程更容易。第二，他們心懷悲壯地等待“那麽一天”，以為到了那一天，真理就會從他們口中道出。他們沒有看到，其實並不會有那麽截然的時間分界，在他們保持緘默的同時，記憶正在破碎和流失，反思的動力和懺悔的勇氣將減弱甚至消逝。我還想對這些人說句不中聽的話：你們以為隻要有條件，真理就會由你們來宣布，其實很可能不是這麽回事，真理不一定在你們手裏，真理要靠探討和爭論才會產生。
我還必須說明，以上說了那麽多，都是對許多人抗拒懺悔進行社會心理學的說明與分析，這並不構成拒不懺悔的理由。當然，說到底，懺悔是個人的事情，是強求不來的。在目前這個物欲橫溢，人們習慣於隨波逐流，隻對抓住機遇感興趣的時代，懺悔是一件不合時宜、用世俗的標準衡量得不償失的事。我不會要求別人懺悔。我以為，懺悔屬於對自己生命意義的形而上的追求，是對自己心靈的嗬護。懺悔者認定一種絕對的價值和標準，他超出自身，把自我作為可以聽從勸告或服從命令的對象，為了向那絕對的善逼進，他不能不做點什麽……
我不喜歡把懺悔當成喋喋不休的爭論的題目，尤其在當前中國這種語境下。這個題目可能變成美式炸雞腿，食客們吃得油光滿麵，打著響嗝，有人還要敲骨吸髓。其實，值得反省和懺悔的事並不隻是發生在“文革”，應該反省和懺悔的，也並不隻是那幾個暴得大名的人。古人雲：“吾日三省吾身”，這是每個人終生的功課，而不是菜單上的一個名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