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子當如周啟博
斷章師爺
倘若中國的某位名人不幸去世，那麽過不了多久其子、侄、甥、孫等家人親屬就會紛紛寫出悼念先人的文字，內容不外“艱苦卓絕的奮鬥”，“功成名就的事業”，“高風亮節的人品”，“嘉惠後人的家風”。至於門生緬懷恩師或部屬紀念上峰的文章，字裏行間更是充斥著“風範”、“教悔”、“嚴謹”以及“誨人不倦”、“扶掖後進”、“高山仰止”等肉麻的陳詞濫調。甚至僅僅“聆受過老師一次麵諭”或者“老師惠賜過兩三通函授”的私淑弟子也會寫下既懇摯又動情的沉痛文章含淚答謝“老師”的無私教導和諄諄勖勵，並很合事宜地穿插幾段膾炙人口的佳話。這些應景文字讀來乏味，如同咀嚼八股，其感覺僅僅比接受“銘記先烈的豐功偉績，繼承先烈的革命遺誌”的革命傳統教育略為好受一些。
賢良正直如章詒和女士在提到乃父章伯鈞先生時雖然沒有諛辭， 但她筆下的章伯鈞先生似乎也有點近於“完美” 的味道。印象中，僅有的一次揭“短”是她評價章伯鈞先生的詩“先我原無我，有我還無我；我既非常我，今我實非我。”，說“這首詩，有點意思，不過與其說它是詩，倒不如講更象是一段哲學短語。” 章詒和女士筆下的章伯鈞先生讀起來有點象平麵人物 ，遠遠沒有她寫史良女士和羅隆基先生的兩篇文字來得好看。眾所周知，太祖整人並非始於57年，建國初章伯鈞先生就出長交通部，此後的列次運動中，他是虛與委蛇的應付呢，還是潔身自好的無奈呢，甚至是推波助瀾的作惡呢？章詒和女士的文中卻沒有片言隻字提及，自然那時她還是個不滿15歲的初中生，我們不應對她過分苛求。其實，假如章詒和女士能把她耳聞目睹父親那些“不完美”的言行如實寫出來，不僅不會降低章先生在讀者心目中的形象，而且對於後繼學人提供了可信的第一手史料。
然而，讀了周啟博先生回憶乃父的《百般委曲難求全── 一個人文學者的悲哀》一文後，卻令我肅然起敬。該文完全沒有名人子弟紀念先人文章裏麵的那些弊端。
先介紹一下周啟博先生，他於1963年考入清華數力係，1978年回清華讀研究生，後又留校當助教，現在美國。
到目前為止周啟博先生本人好像還未加入名人的行列，然而他的確是名門世家子弟。周啟博先生的五世祖周馥是安徽至德人，官至山東巡撫、兩江總督、兩廣總督；四世祖周學海是同光年間的名醫，曾著有《周氏醫學叢書》，其弟周學熙是北洋政府財政總長，後辦實業，被譽為“北國工業巨子”；祖父周叔弢是名重一時的儒商，即周恩來總理口中的“津門周叔老”。
周啟博先生的尊人周一良是著名的曆史學家，早年入燕京大學專修國文，後赴哈佛大學深造，獲博士。歸國後任清華大學外文係教授、曆史係主任等職，解放後任北京大學曆史係、亞非室教研室主任。以前，周一良先生的學術成就雖大(師爺按：青年時代的周一良先生，最為陳寅恪先生器重，是學界公認的陳寅恪先生的接班人)，名聲也隻限於學術圈內而已。“四人幫”倒台後，周一良先生的大名不脛而走，因為他是“梁效”寫作班的顧問，與馮友蘭先生、魏建功先生和林庚先生並稱“梁效四皓”(師爺按：四皓，指的是秦末漢初的東園公唐秉、甪裏先生周術、綺裏季吳實和夏黃公崔廣四位學者。他們不願意當官，長期隱藏在商山，出山時都八十有餘，眉皓發白，故被稱為“商山四皓”。)
周一良先生去世後不久，周啟博先生撰文回憶父親。該文對周一良先生的一生進行了實事求是的分析，指出周一良先生其實隻是“尷尬群體中的一個”。難能可貴的是文中列舉了不少周一良先生不那麽光彩的言行。
周一良先生在清華的好友丁則良教授反右後投未名湖自殺，周發言批判丁是“辜負了黨的培養重用”。(丁的嫡親弟弟在各種大小會議發言一次次批判冤死的兄長，換取自己的生存，也得以在以後數十年中每月能從微薄工資中擠出十元接濟孤兒寡母。)
周的夫人所在係的領導批判她“誣蔑社會主義祖國是狗窩”時，“母親滿腹委屈回家，父親不予安慰，反而嚴守官方立場，母親不堪內外受敵，與父親關起門來爭吵。我聽到母親說‘我也一頭紮未名湖算了’”。
在北大曆史係的反右鬥爭會上周“聲色俱厲地主持會議批判他賞識的右派學生夏應元，說夏‘辜負了我的希望’。他批判編寫‘北京史’的同事，說商鴻逵教授是‘黃色文人’，袁良義老師‘政治上從無要求’。
曆史係學生張勝建曾被錯劃成反革命，分配時學非所用，回校請父親幫助解決專業對口問題，父親不予幫助，而且對張以‘大道理’說教。”
周數次被派出國，“一次他回國路經緬甸，在使館過夜，使館廚師以前曾在祖父家做飯，對他以‘大少爺’相稱，他應對得當：‘現在都是同誌啦。’回家後他對家人講到此事，頗有‘改造有成，已被當作自己人’的自得”。
周精神上的“原罪”緊箍咒和對太祖的迷信，使他“認為文革煉獄是他改造的好機會，所以對所受非人待遇甘之如飴。每次被批鬥、體罰，甚至在被打得口鼻流血 後，他總是用同一句話安慰家人：‘我的黨性能保我過關。’”
周啟博的弟妹因文革不能上大學，“父親對我說：‘我們家連續幾代讀書，脫離工農，以後就不一定，或者一定不上大學才對。’母親解除勞改後，又被派往江西幹校。櫛風沐雨，露宿荒原。父親在北京不忘作領袖需要的五七戰士家屬，給母親寫信吟打油詩讚美幹校的露天廁所：‘涼風颼屁股，冷氣入膀胱。’吟畢問：“你不覺得雄渾、豪放嗎？” 在一張勞動歸來的合影中，周穿著鼓囊囊的棉衣，斜挎軍綠書包，白毛巾隨意紮在脖子上。這與他素來衣著整齊，舉止斯文的形象大相徑庭。
1974年文革到了後期，周啟博“回到家大講社會大眾如何詬病領袖及其打手。 父親對我質疑領袖深感不安，好幾次皺眉對我說：‘你怎麽老是和大方向擰著？’最後終於爆發了一次飯桌上的衝突。那時毛遠新長遼寧，聲勢為各省之冠，似將問鼎中央。 我在一天午飯時提起此事，以台灣老蔣小蔣比照老毛小毛。父親大怒，摔了筷子，午飯不歡而散。”
參加“梁效”寫作組時，周“還以為這是組織對自己改造成果的肯定。每每奮筆熬至深夜，然後騎著自行車悠然回家。他不無自得地說：‘幾十年前古典文獻的訓練，今天居然服務於革命路線，總算派上用了。’”
1976年清明期間，北京民眾匯聚天安門廣場，紀念真實麵目尚未大白於天下的周恩來，發泄對太祖的不滿，“父親去了現場，但並沒充份體會人民對領袖的憤怒。” 一直到太祖崩駕多年後，光環褪盡，周“才認識到自己的老師陳寅恪的思想體係，較‘毛澤東思想’價值更高，接受了老師對自己‘曲學阿世’的批評，並在各種場合向老師表示了悔過。”
1984年，在一次同人聚餐時周對自己的學生夏應元說：“楊人緶先生他們解放前說‘民主在國民黨治下是多和少的問題，在共產黨治下是有和無的問題’，現在看來是有道理的。” 周參與“梁效”的問題查清後，“官方對於他仍當成控製使用對象。官辦學術活動，他甚少能夠參與。”
1989年春夏交加之際，周去美開會，“與親友通電話，共祈不要流血。但當局終於開槍，父親痛心疾首，忍不住對著電視屏幕上的‘北京屠夫’說‘你早點死吧！’……父母生存的物質資源全由當局所壟斷，他還不敢象文學翻譯家楊憲益先生那樣破釜沉舟， 聲明退黨。” 《季羨林傳》洋洋數百頁，無隻字提到季羨林先生也曾到廣場慰問學生一事。 周“在給季先生的新書作序時，明確讚揚他‘勸勉’學生的義舉。”
1990年周寫過短文《追憶胡適之先生》，“推崇胡為中國近代文化史上‘推不倒的豐碑’”。周去世前兩個月，“在《郊叟曝言》序言中寫到，‘自己不可能到胡先生墓前去頂禮膜拜，賠禮道歉了，但願以文章表達誠懇的請罪的心情。’”
周一良先生在撰寫的回憶錄《畢竟是書生》中對於自己的一生進行了認真的反省，晚年重新確立了自己的獨立性。他對於評傳的原則是“別人看了不搖頭，自己看了不臉紅”。
周2001年12月23日去世，享年八十八歲。周去世後舉行了遺體告別儀式，有數百人到場，都是來自民間的同事、友好和學生，當局沒有出麵。
讀了上文後，我開始留意搜尋周啟博先生的文字。在網絡上發現了好幾篇，篇篇都不落尋常的窠臼。茲摘錄有關段落，與讀者共饗。
在《被（中共）愚弄的燕京人》中，周啟博先生提及周一良先生在燕京曆史係的同學陳絜先生的遭遇，“陳絜，又名陳矩孫，生於1913年，是滿清遜帝宣統的老師陳寶琛之孫。陳絜出身福建望族，卻服膺中共宣傳，考入燕京後就成為中共“職業學生”，主持燕京地下黨。……由於王明‘左傾’路線的影響，陳矩孫被排斥在抗日統一戰線之外，認為他的‘愛國’和”‘抗日’都是‘越軌’行為，因此被有關組織開除了中共黨籍。……1941年陳受中共中央派遣回福建，他繼續以自己的顯赫家世為掩護，取得福建省政府參議職務，暗中搜集軍政情報，鼓動福建省長抵製重慶，製造反蔣輿論，以打擊領導抗日的國民政府。1948年，福建中共地下黨內鬥激化釀成福州‘城工部事件’，陳的地下黨同誌百餘人被中共閩浙贛地下省委誣為‘國特’而處死。陳避走香港，雖然保住人頭卻丟了‘政治生命’，第二次被開除黨籍。1949年中共進占福州，陳以被開除之身返回福州。1954年起陳在福建師院曆史係任講師為生。1957年作為無黨派人士獲省政協委員頭銜。1966年文革禍起，陳的“曆史問題”導致多次迫害， 被逐出福州下放浦城山區勞動。1983年陳獲得平反，但中共黨籍不從1935年而從 1946年算起。4年後陳病逝福州。”
在同一篇文字中，還提到被當局譽為“國寶”的季羨林先生“1989年民邥r他不顧官方警告慰問絕食學生。屠城後他坦然以‘參與動亂’向軍警‘自首’，讓當局拿著這個燙手山芋不好下臺。對這些我一直敬佩。但近年來他逢迎當道，時以學術為政治鼓吹。政府也犒賞以專列返鄉，省長出迎之類的高官待遇。家父曾以歷史學術服務毛皇帝，得到些入執政黨，坐主席臺之類的待遇。好在家父暮年徹悟，反思了自己當年未能堅守學術獨立與自由的失誤。季先生年逾九旬，還在興沖沖重演這個‘學成文武藝，賃與帝王家’的戲碼，重蹈‘梁效四皓’的覆轍，再不覺醒，恐怕有生之年來不及反思，我不禁為他不值。 ”。
在《鄰家小兒話“翦老” 》中，周啟博先生敘述了他親聞的翦伯讚教授的幾個生活片斷：“1956年夏，翦率張芝聯，夏鼐和周一良去法國巴黎開漢學家會。時值冷戰高潮，當時奉命與帝國主義劃清界限，遇美籍華裔學人則動員歸國。周當時剛當上預備黨員幾個月，自然遵命拒不與任何美國相識接觸。帶隊的翦老卻背著周私下會晤了與會的美國學者歐文.拉鐵摩爾（Owen Lattimore）。翦邀拉鐵摩爾到自己旅館住處密談，張任翻譯。寒暄過後，翦邀拉鐵摩爾訪華， 拉鐵摩爾感謝邀請，但說美國右翼指控自己親中共，‘紅帽子’還未全摘掉，現在自己訪華無助於改善中美間國家關係，因而舉薦他人以自代。友好談話結束，翦， 張送客到旅館前廳。拉鐵摩爾正要出門，適逢周走進旅館， 與拉鐵摩爾打一照麵。周在波士頓就讀哈佛時，拉鐵摩爾與哈佛漢學家費正清過從甚密，因此認識包括周在內的哈佛中國學人。周作為黨員謹遵指令扭頭不看‘美帝’， 殊不知‘黨外教授’翦老剛才正與這個‘美帝’相談甚歡。周因級別不夠，自始至終蒙在鼓裏。……
燕東園被一條無水溝分成東西兩部分， 由一旱橋相連。經濟係樊弘教授的外孫在橋的一側伏地玩耍，不幸被翦的汽車軋死。樊在1949年前高調反對國府，人稱‘民主教授’ 1950年樊入中共後轉為低調，曆次政治運動均不出頭。這次外孫遇難樊也服從政府處理，不讓組織為難，好像接受撫恤了事。警察作現場調查時，要樊從家裏拿一個枕頭模擬小孩。樊當時年已六旬，體胖，走路姿勢節奏類似京劇台步。那天家母曾到現場， 她很久以後仍記得樊雙手抱枕慢步走向橋頭時的表情。”
在《他也屬於“悲慘的一代” 憶張芝聯教授》中，周啟博先生記敘了周一良先生多年的同事張芝聯教授，寫到“張在係內‘靠近黨組織’， 得資深黨員係主任翦伯讚的青睞，在整肅運動中表現積極。曆史係老一輩法國史權威楊人緶教授在內戰中強烈抨擊國府，而且麵促傅作義起義獻（北平）城以“青史留名”，反右時包括張在內的教師卻揭出楊的大量‘右派言論’，甚至指楊和另一老教授向達為‘向楊反黨集團’。全係同人認為楊劃右派無疑，可能因為楊的胞兄楊東蓴時任中共國務院副秘書長，曆史係教師右派最終‘發榜’時少了楊，後來卻補了一個青年助教張廣達。楊和夫人張蓉初教授雖‘有驚無險’，卻難忘本係知識人‘相煎何太急’。當然，這裏‘煮豆燃豆萁’的罪魁是毛。……
‘梁效’因毛江重用而走紅時，係內同人對成員多笑臉相迎。‘梁效’因毛死而垮台後，成員隨即向隅。曆史係麵對麵批判‘梁效’時，許多同仁，包括張在內，從笑臉逢迎一變而為疾言厲色，令成員們暗生感慨。……
張評論毛的十年文革說在此期間‘知識分子除了存活之外，還可能有什麽念頭？’在總結自己51年學術道路時說‘同上一輩人相比，同我父親（師爺按：張壽鏞(1876-1945) 清代學者、民國政府財政部次長、上海光華大學校長）相比，無論就事功或學問而言，都不及他們之萬一’。……
張晚年生活因學術活動而絢麗多彩。由於他出入會堂多於埋首書齋，事功超過學問，於是有了‘曆史係的基辛格’之稱。法國駐華使館對他的法國史造詣敬重有加，但他鄙薄法國人權理念的中文評論令法國學界和使館失望。考慮當時西方批評中國人權紀錄，中國官方力圖以中國“國學”對抗西方包括人權在內的普世價值，他遷就官方口徑的中文評論應屬敗筆。……
1993年是英使瑪噶爾尼來華謁見乾隆200周年，張發起在承德避暑山莊當年謁見現場召開有關國際學術紀念會，但經費無著。香港大亨董建成出資1萬美元，張無以為報，即請董給自己的英文學術文集“Renewed Encounter”作序。董是學工程出身，後來經商，與曆史毫無關係，我問讓外行人作序是否使文集“佛頭著糞”，張說這是窮知識人的無奈。……
隨著國內外聲譽日隆，張也逐漸掙脫原有精神桎梏，開始考慮自己的社會責任，做了一些對過去的反思，對時政的評議。民盟千家駒先生倡導反思，在暮年宣布與中共分手。張在民盟宣傳部長任內與千先生密切，甚至在六四之後敢逆上意推舉千為民盟領導。張對繼任的民盟宣傳部長惟中共是從也有明確微詞。”
在《教育不應是一黨私產（《世紀清華》讀後）》中周啟博先生寫到“親歷反右的學長告我，鄧小平為毛組織反右，到清華禮堂做反右報告。學生聽眾離開禮堂，表示抗議中共以‘整風’誘人發言再以言入罪的‘陽謀’。主席台上的校長蔣南翔坐不住了，打出鄧早年赴法勤工儉學的招牌，站起來喊‘你們不要看不起小平同誌，小平同誌也是留學生！’但學生們繼續魚貫退場，集體用肢體語言向中共說了‘不’。”
在同一篇文字中還提及“清華出身的哲學教授賀麟，在1949年以前曾精闢地闡述學人要有人格，學人和學術應獨立於政府的理念。賀麟教授的女兒賀美英在1949年以後的體製中如魚得水。她1956年入清華電機係，1958年加入中共，合理的推測是她在1957年反右有功。1960年代賀美英在清華官至校團委副書記。她督導我們這些低年級學生受軍訓時穿裙子挎手槍的威武，顯示書香賀家改換了門風。……
1990年代清華卻招收了一屆90年校史上空前絕後的‘走讀班’，教職工好奇這是要照顧誰家考分不夠的子女，發現一位李姓走讀生之母是賀美英書記。”。
周啟博先生又提及“無線電係副主任常同教授，在美國取得哈佛物理學和麻省理工電子學兩個學位後回國效力，因為‘外行領導內行’的意見，被係中共書記李傳信主持定成右派。十年後李傳信在文革中被整肅，常同教授以德報怨，派女兒給李送雞湯。
李在叢書中著文回憶常教授，把自己定常為右派用一句話輕輕帶過，卻大講自己與常家的友情。李還私下散佈反右時打常最力的是自己手下另一個黨員教師吳佑壽，因為吳視常為自己業務晉陞的障礙，以此推卸李自己的責任。常同教授含冤忍辱，摘帽後仍然敷衍中共，以求一業務報國的機會。身為清華附中語文教師的常夫人則對中共不假辭色，告誡兒女不要相信李這種黨棍，並在六四之後從常教授紀念文集中撤出李鵬訪問常家的照片。”
周啟博先生還指出“清華校史紀錄彰顯的烈士，絕大多數是中共方麵的清華人，可見編者心胸狹窄。1935年物理係畢業的高材生熊大縝，投奔中共晉察冀軍區作軍需技術工作，功績卓著，卻被中共當作國民黨派遣人員逮捕處死。晉察冀軍區一不做二不休，索性誣陷熊大縝是他的物理導師葉企孫教授經手派遣的國民黨間諜。物理學大師葉企孫連國民黨員都不是，卻被誣為中統特務，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因為要掩蓋上一個錯誤，不惜再犯下一個錯誤，是中共自毛澤東起一貫行為模式。清華校史部門等因奉此，對熊低調處理，僅在烈士碑上語焉不詳地說 ‘1939年在冀中犧牲’，不明真相者會以為是被日寇殺害。校史部門讓熊死得不明不白，愧對烈士，愧對歷史。”
周啟博先生的文章確實非同一般，“在晉董狐筆，在齊太史簡”此之謂也。上麵摘錄的僅僅是我認為精彩的段落，有興趣的讀者可查閱原文。假如我是名人的話(無庸置疑，這是絕對不可能實現的虛擬條件)“生子當如周啟博！”未悉讀者諸君以為然否？
擱筆前還想捎帶著提一提某位在網絡上十分活躍的老先生，他也是如假保換的世家子弟。這位老先生非常看重他家族的名頭，凡事涉他家人的聲譽，不論巨細，老先生都是一而概之的誓死捍衛。最近，某著名女記者對他家祖老太爺的冤案進行調查後出了一本專著。出版前老先生就四出預告，出版後又到處贈書，還赴港出席講座演說有關專題，並邀請他所在僑居地的國人去其府中懇談此事。女記者把顛倒了的曆史再重新顛倒過來，浮了人世間一大白，這自然是件功德無量的好事。
然而，老先生這樣興興轟轟大張旗鼓的舉動，則仿佛恨不得讓普天下人都知曉他家祖老太爺對於紅朝建都北京功不可沒才好。(師爺按：他家祖老爺與紅朝政權的恩恩怨怨，我就不太感興趣，但是把一位耄耋老人投入監獄，絕對是不人道的。)此外，老先生時不時地發表一些有悖常情的見解，有時簡直匪夷所思，盡管還未曾到誅心的程度，卻也是“雖不中，不遠矣”。
老先生還咄咄逼人地指責和他相左的觀點，常常顯示了病態的偏執。按說，老先生早已過了耳順的年紀，卻從來聽不進逆耳的意見。老先生與人爭辯時喜歡較真勁兒，不知他是想把以往強行噤聲的歲月追補回來，還僅僅是想顯示他鶴立雞群般的與眾不同。以至網上有人言之鑿鑿地說老先生是領敝黨津貼的“‘老頭票’客”，我想按老先生自己標榜的家風和從網上披露他的悲慘遭遇來看，恐怕還不至於下作如斯！不過，世事難料，人心叵測，如果老先生真的已經淪落為“網上五毛”的話，那麽他比劉表的兒子更加混帳，真所謂豚犬不如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