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貼】金嗩呐：我看阿三（2）

2、阿三為什麽叫阿三　

老上海人都管當年的印度巡捕叫“紅頭阿三”，上海人念這幾個字的發音非常有節奏感，叫人聽一遍就忘不了。下麵就我所知，說一下上海人為什麽稱印度人為“紅頭阿三”。 　　

紅頭的說法比較一致，是因為印度人頭纏紅布。雖然中國人也喜歡紅色，但印度人用的紅色和我們全球華人的大遊行中的紅海洋的紅色不一樣，我們用的那種顏色叫“中國紅”，特點是“紅得像火焰，燦爛的像朝霞”，和我們的革命理想和熱情高度一致。而印度人用來包頭的是一種暗紅色，配上他們凶神惡煞的麵孔和手中的大棒，讓人感到有些壓抑、害怕甚至戰栗。紅色容易讓人聯想起血液，“中國紅”像是動脈流出來血，紅頭阿三的“紅”更像是靜脈血。　　

其實到上海的印度人不一定包紅頭，他們初到上海包頭布的顏色，青黃赤白黑，五花八門各色俱全。我在電影電視裏看到的好像以白頭為多。但不管平時纏什麽，一旦他們吃了巡捕房飯，或者做了門衛，就一律包起紅頭來，紅頭乃是他們的“製包”，如果派在外國牢監裏服務，就一律包著藍頭，不過“藍頭阿三”總在暗無天日的監獄裏貓著，平常人們看見的不多，見到的都是那些戳在大門口的門衛，或者是脖子上掛著哨子，手提哭喪棒的巡警，所以“紅頭阿三”的稱呼最為普遍。若當時印度人在中國各行各業就業的話，我們看到的情況可能就不隻是“紅頭阿三”，而是“赤橙黃綠青藍紫，阿三頭巾神州舞”（改編自《毛主席詩詞》），可能看到的就是“彩虹阿三”。 　　

至於為什麽稱“阿三”，而不稱“阿二”、“阿四”，眾說紛紜，莫衷一是，我知道的有下麵五種說法： 　　

其一，阿三是洋人的統稱，“猢猻”的雅篆。 　　

那時的上海人形容猴子為“阿三”，在國人看來，舉凡洋人，形貌舉止皆如猴子，尤其以印度人之麵貌黧黑更甚，而且民族“優越性”使然，覺得自家進化程度高印度一頭（體毛稀疏就是一例），故此特（蔑）稱印度人為“阿三”。但據說印度人雖然麵孔是黑的，但其實是白種人。和他們近距離接觸並仔細觀察一下，就覺得他們雖然皮膚是黑的，手上有飯粒兒，身上有奇怪的香氣，說起英語來有咖喱味，但凹眼窩，高鼻子，大胡子，除了皮膚的顏色，構造和形狀和金發的白種人都很接近，若身上塗滿白灰，和西洋人無二，和前門樓後梆子的厚嘴唇非洲黑人則完全是兩回事。 　　

上海人管猴子叫阿三很有曆史了，遠在印度人到上海之前。婺源王仲賢君《上海俗語圖說》，曰“阿三”者，猢猻之雅篆也。老上海在其開襠褲時代觀賞街頭耍猢猻時，但等耍猴人之銅鑼一奏，“花果山來水簾洞”一唱，常常會人來瘋似地大喚其猴曰：“阿三，屁股頭火著哉！”就是“阿三”同訓於猢猻之明證也。老上海人說，小時候路上看見玩把戲人手裏牽著的猢猻，嘴裏就會這樣喚出來，因為猢猻屁股是紅的，所以要嘲他火燒，“阿三”者，猢猻之雅篆也。　　

據達爾文《原種論》上說：“人類的原始祖先是猿猴，我們都是猢猻的灰子灰孫。”凹眼窩，高鼻子，黃頭發，狹麵孔的高加索白種人，看來是猢猻的嫡係子孫，因為他們的形態與猢猻最近似。西洋文化未輸入我中華以前，我國的小把戲，早就看出這個特點來了，所以對於一切紅毛洋人，皆尊稱他們為“猢猻”，有時候亦直呼他們的雅篆“阿三”。小朋友們不諳事理，見解有限，把印度巡捕看作是街頭猢猻的嫡派，其實還是可以理解的——卻不經意地與偉大的達爾文氏暗合。 　　

其二，阿三來源於洋涇浜英語發音。 　　

有一種可信度頗高、已經被列入俚語辭典大百科的說法，就是當時上海租界的民眾經常要與這些印度警察溝通，不過中國人的英語不好、印度人的咖喱味的英語也是怪腔怪調，所以當時上海的“警民溝通”、“警民共建”開展不順暢。不過上海人居然從這種雞同鴨講式的溝通上，又找到了新的樂子。因為他們發現印度警察每回遇上了舌尖嘴利的上海民眾的時候，總是會麵紅耳赤、吞吞吐吐，喜歡結結巴巴地反複講著：“I say.....，I say.....”作為語言停頓。所以上海人就把印度警察的經典結巴名句：“I say.....”用上海話來發音，又變成了“阿三”。 　　

還有一種說法認為不是“I say.....”而是“I see”。由於 I see 的發音和上海話的“阿三”也很接近，因此便有了“阿三”的稱呼。 　　

另有一說認為阿三來源於“阿Sir”，Sir滬語音讀如“三”，而“三”是單音節詞，滬語（包括江南大多數地方方言）一般在單音詞前置“阿”（或後置“子”、“頭”等）組成詞組使用。於是洋徑浜英語稱“Sir”為“阿Sir”，音讀如“阿三”，是市民對巡捕客氣的稱呼，而“印捕”頭纏紅巾，於是被叫作“紅頭阿三”，也就是“纏著紅頭巾的警察叔叔”。聯想起今天的香港人也叫警察為“阿Sir”，所以此說也有道理的。還有一說是這樣解釋的：印度巡捕每天須在長官的指揮下出操，他們在表示對長官指令理解和執行時常齊聲高喊：“Yes Sir！”最初上海人不明白“Yes Sir”是什麽意思，就把巡捕叫作“阿三”，也就是說，阿三是“Yes Sir”的滬語表達方式。這種說法比較符合印度巡捕作為打工仔的身份對boss唯唯喏喏的模樣。 　　

據玩瘋狂英語的李陽說，上海人說日語漂亮，說英語不咋地，原因是上海人說話嘴張的小，我注意觀察了一下，是這麽回事。他們說“三”，絕不像北方人那樣張開大嘴，隻是發出類似普通話“塞”的聲音來；我仔細聽了一下，滬語中“三”的讀法介於英語的“see”“say”“sir”之間，上麵幾種說法都說得過去。而滬語中“阿”的讀法與英語的“I”也接近，隻是離“Yes”差的遠了點，但這兒說的是標準英語，洋涇浜英語“Yes”應該如何發音就不得而知了。 　　

其三，阿三說得是職業，凡是巡警都叫阿三。 原因是巡長製服的袖子上有三道杠標記，上海人又把他們叫作“三道頭”、“三條杠”。租界的巡長大多由本國人擔任，巡捕則多為印度巡捕。印度巡捕的袖子管上有三條白道道，類似少先隊的大隊長。不同的是巡長紅色的“三條杠”靠近肩膀，而巡捕白色的“三道頭”在下邊袖口上。阿三是指袖子上“三條杠”，按說安南巡捕和華捕也應該包括在內，但因為印度巡捕數量多、樣子特別，給人的印象深，叫來叫去，就成了印度巡捕的專用稱呼了。 　　

其四，阿三說的是印度人的膚色。 印度巡捕頭纏紅布，臉如黑炭，在國人看來一定印象很深：“怎麽那麽黑，氣死張飛、不讓李逵，…在東山送過炭，西山剜過煤，開過兩天煤廠子賣過兩天煤，又當過兩天煤鋪的二掌櫃（摘自：相聲《賣布頭》）”，故稱“紅頭黑炭”。“炭”與“三”上海話同音，故後來上海訛呼為“紅頭阿三”； 　　

進口黑炭的壯舉不能算英國人首創。據記載，早在唐朝，李家父子搞對外開放，長安就已經是一座國際化大都市了，各種膚色的人滿街走，見怪不怪。當時流傳的一句行話，叫做“昆侖奴，新羅婢”。新羅的婢女等同於今天的菲傭，受過專業訓練，乖巧能幹，且從未發生過拐賣嬰兒的事情，聲譽勝過今日安徽保姆。而昆侖奴就是黑人奴仆，個個體壯如牛，性情溫良，踏實耿直，幹活實在，“吃的是草，擠出的是牛奶和血”，貴族豪門都搶著要。在唐代各類史書和筆記小說中，“昆侖”二字甚至作為形容詞用來描述臉麵烏黑的中國人。 　　

原來都以為昆侖奴是非洲黑人，最近國家文物局下屬的文物出版社的副總編輯葛承雍教授提出，在唐代史料中和許多傳奇小說中，黑人都是能夠飛簷走壁的大俠。他們大都水性非常好，能夠鑽入水中為主人撈起落入水中的物品，還能像猴子一樣快速爬上桅杆。從非洲來的黑人恐怕很難有這樣的功夫。為了查明唐代黑人來源問題，葛承雍教授遍查了各種史料，並在唐代黑人俑最多的西安幾個曆史博物館和文物庫房進行了仔細的辨認，與同行討論磋商後，提出唐代黑人來源不是非洲而是東南亞和南亞的新解釋。這一論文發表在最近出版的學術刊物《中華文史論叢》上。是不是真的，且姑妄聽之。昆侖奴是南亞或東南亞黑人倒可能，隻是以那出土的“唐代黑人俑”為依據有些懸乎，不知“唐代黑人俑”是不是又是大寫意，和真人到底有幾分想像很難說。若按古代人物畫考證，上麵的人物個個龜背蛇腰不說，很可能還會得出古人都沒脖子的結論來。 　　

其五，稱阿三是因為印度人地位低下。 因為印度是殖民地，所以印度人是亡國奴。中國不管怎麽折騰，靠著李鴻章的左攔右擋，以夷製夷，也還撈了個“半殖民地”，地位應在帝國主義和殖民地之間。所以印度巡捕在上海人眼中的地位低於西捕和華捕，盡管印捕塊頭大，手持警棍，但也隻能是排行老三，故稱呼“阿三”。這裏的“阿”，也是滬語單音節詞前置“阿”的用法，跟阿哥、阿妹、阿信、阿發的用法差不多。開個玩笑，魯迅寫的《傷逝》裏有這麽一段話：“這是我（涓生）積久才看出來的，但同時也如赫胥黎的論定‘人類在宇宙間的位置’一般，自覺了我在這裏的位置：不過是叭兒狗和油雞之間。”上海人對“中國人在中國的位置”定位的也很清楚，自覺了“自己的地位是在英國佬和印度人之間。” 　　

雖然阿二中國人這麽認為，可阿大英國人不這麽看，他們發給印捕阿三的薪金比華捕阿二高一倍，還配給住房等，並在當時的戈登路巡捕房內（解放後為江寧路公安分局）建造了一座三層樓印度教堂。 　　

印度阿三在上海灘的種種劣行我在文革期間就聽上海人說過，據說當年上海人最恨的、最怕的、最瞧不起的人就是“紅頭阿三”。尤其是上海拉黃包車的車夫們，一提起“紅頭阿三”，話就會說個沒完沒了。原因是“紅頭阿三”狗仗人勢，整天警棍亂舞，特別是對社會底層的那些攤販、車夫、苦力、乞丐、難民，警棍與皮靴是家常便飯。 　　

阿三們雖然也是殖民地出身，但狗仗洋勢對半殖民地的華人十分凶狠。他們人高馬大，腰間掛著一根警棍，胸袋中放一隻警笛，見了社會底層的弱勢群體，隻要認為不順眼，不管你是否違章和所謂犯法，輕者拳打腳踢，重者警棍伺候。大概因為他們頭上包著厚厚的頭巾，所以特別知道腦袋的重要，犯起狠來，經常是警棍敲頭，專門欺負沒有包頭的華人。估計越南阿四也沒少來皮靴踢警棍敲這一套，否則根本管理不了租界，隻是身材瘦小，給人的印象不那麽凶巴巴就是了。 　　

人力車夫最怕遇到“紅頭阿三”。阿三也都是苦大仇深的窮孩子出身，最懂得窮人怕什麽。他們最狠的手段是“撬照會”，按現在的說法就是“沒收營運執照”，沒有了執照人力車就不能上街，那時候也沒有辦假證、無照黑車這麽一說，沒有了營運執照這就等於斷絕了車夫的生意，隻好挨餓，要取回執照就得罰款。而阿三不通人情，軟硬不吃，老刀牌煙卷、紹興花雕酒之類的二十響、手榴彈阿三都不認，非得交罰款才行。 　　

阿三另一教國人痛恨的事情是“抄把子”，也就是搜身。當時中國人在租界裏等於亡國奴，見到“紅頭阿三”隻要人家要檢查，你就得舉起雙手，不管男人女人隻好全身讓他摸個遍。阿三們很多都是單身青年，盡管我沒聽說，估計吃豆腐的事沒少幹。因此，當時上海人恨透“紅頭阿三”，遠遠超過帝國主義買辦。 　　

“哪裏有壓迫，哪裏就有反抗”，上海人當時的反抗方式是以夷製夷，小孩子見了印度巡捕常常會高喊：“阿三———老鷹（即老英，英國人）來了！”因“紅頭阿三”最怕英國人，見了英國警官像老鼠見了鷹，因此很緊張，大概會像我們在香港電影裏看到的那樣，原地跺腳、立正、挺胸抬頭、口喊Yes Sir，旁邊的孩子們一定看得很開心。但接下去阿三看見沒有老英來就知道受到了捉弄，“阿三很生氣，後果很嚴重”，就跑來打小孩，孩子們前麵跑得快，他們後麵追的急，而且還要吹警笛，讓四周阿三集體圍剿，一時間警笛四起，警棍飛舞，這就大大出了“紅頭阿三”的洋相，小孩子就會覺得很開心。 　　我覺得這些傳說比較可信，群眾自發的反抗活動，恐怕大都停留在這個水平。我記得有位老教授告訴我說，40年代他在北平上中學的時候，隻要有單個的日本學生在公共電車上，他們就仗著人多擠兩下日本學生，或者說借著刹車的機會踩一下小鬼子的腳，和上海孩子們逗弄“紅頭阿三”滿街跑的水平差不多。 　　

“阿三——老鷹來了！”給人印象如此之深，以至於印度阿三撤出上海後，上海人在街頭看到耍猴戲的還這麽叫。耍猴者劃地為圈，手敲銅鑼把過路行人吸引過來看，於是猴子在耍猴者的指令下作各種表演。在觀看猴戲時，經常會有人大呼：“阿三！老鷹來了！”上海人都知道，這喊聲是嚇唬猴子的。當時來上海耍猴戲者大多來自山東、河南等地，並大多不會講上海話。而猴子又大多購自雲南、貴州一帶，肯定聽不懂上海話，再講上海城市裏也很少能見到老鷹，所以“阿三！老鷹來了”還是阿三在的時候留下來的流行語言，就跟毛主席已經離開我們多年，靜靜躺在水晶棺材裏，不再管世間凡事，讓13億中國人撒開歡地在小康路上狂奔，可我們在信誓旦旦到激烈處還要來上一句：“向毛主席保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