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得文革的時候看批判高崗的文章,說高崗和劉誌丹是陝北革命根據地的領導人,後來高崗野心膨脹(主要是不服周恩來,尤其是不服劉少奇),口吐狂言說出“沒有陝北就沒有中央紅軍,就沒有中國革命的今天”。而我看這句話對今天的西藏問題也很適用:沒有阿三就沒有達賴流亡政府,就沒有西藏問題國際化的今天。當年尼赫魯接納達賴和流亡藏民,等於是“給達賴把藏獨大本營放在達蘭薩拉的任務,舉行了一個奠基禮。”從此便可“阿三達賴手攜手,走向世界鬧獨立”(改編自《長征組歌》,雖然現在達賴的主張不再是西藏獨立了,而根據政府的觀點,這頭“披著僧袍的狼”實際上還是“假自治,真獨立”)。
從一開始,人家阿三的頭腦就很清楚,牢記中國古訓“遠交近攻”,知道該怎麽對付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印度政府於1950年4月1日與中國建交,是最早和中國建交的國家之一。尼赫魯當時思路很明確,他說:“印度承認中國共產黨建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因為中國共產黨已經控製了中國,而不是因為印度讚同共產主義或中共的政策。”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中國軍隊入朝參戰。中國參戰後,尼赫魯呼籲美國同意召開包括中國在內的大國會議,以便實現停火並在朝鮮半島劃定非軍事區。但美國決策者婉言拒絕了尼赫魯的建議。從現在來看,這些都是富有遠見的做法。這也是幾十年以後老鄧才悟出的那個道理:誰也不得罪!
朝鮮戰爭結束後,美國把南亞政策的重點放在巴基斯坦,1954初,艾森豪威爾公開宣布美國軍事援助巴基斯坦的決定。這麽冷落阿三,不是拿武大郎不當神仙麽。但阿三並沒有“強烈抗議”、“嚴重關注”,而是把“印度的不結盟政策逐漸走向親蘇的不結盟政策”,1955年尼赫魯訪問蘇聯,美國《新聞周刊》評論說,尼赫魯正在帶領印度直接投入蘇聯陣營。這實際上是給美國臉子看,“此處不留爺,自有留爺處”。這一招果然奏效,為了拉攏尼赫魯,抗衡蘇聯,美國隨後加大了對印度的經濟和軍事援助,印美關係漸漸進入蜜月期。印度目的終於達到,成為遊離於美蘇兩大陣營之間的香餑餑,從中印邊界衝突一直到現在都是這樣。世界也真正知道了什麽叫“兩頭湊,贏不夠”,以後金家父子在中蘇翻臉後也是這麽幹的,也非常成功。我記得那時候金日成要麽是結束對中國的友好訪問前往莫斯科,要麽是從莫斯科到北京,利用中蘇矛盾賺了個盆滿缽滿。
印度與中國的關係開始也很好。尼赫魯在印度獨立後認為,中印兩國將“世代友好下去”, 但他後來意識到印度和中國之間發生衝突的可能,他說:“自從中國革命以來,我們自然不得不考慮新中國將以何種麵目出現。我們認識到,這次革命在亞洲和全世界以及對我們自己來說,都是一個重大的事件。曆史告訴我們,一個強大的中國一般來說是崇尚對外擴張的,考慮到中國一旦強大就會產生內在的擴張動力,我們已意識到印度麵臨的危險,這種危險隨著時間的推移將日益顯露出來。如果有人以為我們在推行政策時沒有認識到這種危險,那他就大錯特錯了。”
現在討論國際問題,人們動不動就說“捏住了XX國的睾丸”。中國手裏捏著別國的幾個睾丸不知道,依我看目前連根屌毛也沒有,將來“海外華人大遊行”、“網民抗議”有沒有可能起到這一效果還有待觀察,反正現在朝野上下都很看重這兩招,認為靠這兩招就可捏住世界各國的睾丸。而且睾丸捏在群眾手裏遠比捏在政府手裏更方便,捏起來也更爽快、更隨意,人多力量大,捏起來讓對方更疼痛。起碼人們現在已經達成共識,用這招收拾個CCN節目主持人、好萊塢明星、世界500強之類的紙老虎很奏效。
中國的兩個睾丸確實捏在別人手裏。台灣算一個,捏在了美國手裏。高興時就鬆一鬆,重申“三不一沒有”,順便多賣幾架波音飛機;想牽製中國時就手頭緊一緊,讓阿扁走走紅地毯,逼得中國大搞軍事演習,然後老美再趁機倒騰點過時武器,侃個高價,敲阿扁一個冤大頭。在台灣問題上,美國經濟上撈了實惠不說,還確實把台灣打造成了美國在中國海域裏“不沉的航空母艦”,對中國安全構成了巨大的戰略壓力和威脅,我認為這才叫“下一盤很大的棋”,稱得上是世界外交史上經典之作,投入最小最小,收獲最大最大,有永恒的研究價值。
中國的另一個睾丸是西藏問題,好像阿三和西方各國都捏著一點。1959年,就在中印關係發展最好的時期,阿三就意識到了這一點,要想辦法拿住中國。1959年西藏叛亂失敗後,十四世達賴和他的追隨者輾轉經曆了一年多的亡命生涯,最終在印度北部喜馬偕爾邦的山區小鎮達蘭薩拉(Dharamsala)安定下來,隨後便重整旗鼓,收拾整頓起陸續前來投奔的流亡藏人,於1961年在達蘭薩拉宣布成立“崗欽吉雄”(大雪國政府)、國旗為雪山獅子旗,流亡政權的元首就是現在的西藏自治區黨委書記稱為“披著僧袍的狼”的十四世達賴喇嘛,拉木頓珠-丹增嘉措。現在看來,整個逃亡過程和背景和當年朱毛紅軍差不多,最後到達達蘭薩拉,意義就和紅軍長征到了吳起鎮一樣。尼赫魯實際上就是給達賴提供陝北根據地的劉誌丹高崗。
在1959年鎮壓叛亂時,國際社會除了美國、印度等少數幾個國家象征性地表示了“遺憾”以外,其他國家對於西藏分離運動都持冷漠態度。在印度尼赫魯政府的默許下,達賴及其追隨者以印度的達蘭薩拉作為海外流亡活動的大本營,開始發起曠日持久的西藏分離運動(或曰藏獨、西藏高度自治),時至今日,這場運動已經持續了將近半個世紀。在將近50年的時間裏,整個世界經曆了東西方冷戰、美蘇爭霸、蘇東劇變,中國也經曆了大躍進、大饑荒、四清、文化大革命、改革開放、六四、市場經濟等一係列巨變,而達賴喇嘛和他的西藏分離運動卻像當年的朱毛紅軍一樣,謀生存圖發展,一步一個腳印,成功地實現了西藏問題國際化,爭取到了各種國際力量的同情與支持,從默默無聞的一群喪家之犬到今天家喻戶曉的風雲人物,達賴本人也成了大多數藏民和西方白領們心中真正的活佛,獲得了西方世界一邊倒的支持。隨著同時代風雲人物與他們事業的紛紛終結,達賴喇嘛憑借藏傳佛教格魯派首席精神領袖和諾獎得主的特殊身份,依然活躍在當今世界政治舞台上。絕對稱得上是世界政治舞台上的一棵常青樹。
在印度的支持下,達賴流亡政府的活動在全世界取得了空前的成功。經過多年不懈的努力,流亡政府的影響活動終於在國際社會形成燎原之勢。其成功不說是絕後,至少是空前。讓西藏問題引起世界輿論和組織的關注和支持不說,人家還在五、六十年代促使聯合國通過了三項有關支持西藏自決的決議。八十年代,達賴喇嘛又發表了所謂西藏地位問題的“五點計劃”,在認為西藏曆史上即是一個獨立國家的基礎上,提出“使整個西藏成為中國與印度之間的一個‘和平區’和‘緩衝國’”的方案。後來又提出了有名的“斯特拉斯堡七點新建議”,宣揚在西藏變成緩衝國之前,“西藏應當成為一個由它自己支配的民主自治的政治實體,同中華人民共和國保持‘聯盟’的關係”,“中國可繼續負責西藏的外交事務,並在西藏保留有限數量的防禦性軍事設施,直到召開一次地區性和平會議使西藏成為一個中立化和平地區為止”,也就是後來“中間道路”的雛形。九十年代達賴又提出了“人民公決”的設想──即由全體藏人對決定西藏前途命運的四種主要方案進行投票表決,為西藏確定一條未來道路。四種方案分別為:“西藏獨立”、“中間道路”、“自治道路”和“正義事業運動”。所有這一切的提出,是否和阿三幕後操縱有什麽關係不知道,但所有的提案內容都對阿三有利。
過去中央政府對西藏流亡運動的態度異常鮮明,就一個“剿”字。為什麽三十六計一招也用不上,還是故意不用,叫人費解。1973年尼泊爾國王比蘭德拉訪華期間,毛澤東就一再催促尼方盡快肅清其境內的西藏流亡運動的軍事力量。1974年7月尼泊爾政府軍開始包圍進剿木斯塘營地,俘虜了大批西藏流亡運動追隨者,最後一任木斯塘叛軍司令旺堆嘉措也在突圍去印度途中被尼泊爾軍隊擊斃。前幾天尼泊爾又逮捕了一批藏獨分子,估計和中國有什麽利益上的交換。
而印度的尼赫魯根本不理老毛這一套,不但不“剿”,還專門和老毛對著幹,一開始是默認流亡藏民的武裝活動,1960年9月,達賴集團在尼泊爾木斯塘重新組建了“四水六崗衛教軍”,在中國邊境進行了長達十年之久的軍事襲擾活動,其首任總指揮在其回憶錄《四水六崗》中寫道,“組織了一係列向中國哨所的進攻”,“有時,一二百人的西藏遊擊隊的活動深入中國占領區達一百英裏”。1962年,尼赫魯幹脆在印度建立起了基本由藏人組成的“印藏邊境特種部隊”(見小資料:印藏邊境特種部隊),從此流亡藏民有了自己的武裝,也給醉心暴力方式解決問題的藏青會那幫小子們吃了一粒壯陽丸。
小資料:印藏特種邊境部隊
在印度陸軍的編製中,有一支主要由流亡藏人組成的“印藏特種邊境部隊”,是西藏流亡政權可資利用的武裝力量。1962年中印邊境戰爭結束後,印度政府開始醞釀組建印藏特種邊境部隊。1962年11月14日,西藏流亡政權在印度內政部調查分析局和美國中央情報局的幫助下,正式組建了印藏特種邊境部隊,由西藏流亡政權負責兵員來源,美國負責提供武器裝備和部分經費並協助訓練,印度負責組編、供應和直接指揮。這支印藏特種邊境部隊以印軍“第二十二建製”聞名於世。印藏特種邊境部隊隸屬印度內政部保安局,現有81個連隊,其中藏人連隊69個,廓爾喀連隊12個,實力約有1萬人,其規模相當於印度陸軍師的建製。編為總部(設總監和副總監)、建製司令部(設司令和副司令)、防區和訓練中心。印藏特種邊境部隊最高編製為營,每個營轄六個連。連為基本戰術單位,各戰鬥連的編製人數一般為120人,多數連隊缺編,不足百人。連、排基本上是“四四編製”,即連下轄四個排,排下轄四個班。營長都由軍銜相當於印度陸軍中校的藏人擔任,連長由藏人少校或上尉擔任。女性也可加入印藏特種邊境部隊,但一般在通信和醫療部門服役。印藏特種邊境部隊總監(準將軍銜)由印度人擔任,副總監及其以下軍官多由藏人擔任,但部隊實權掌握在印度軍官手中。
印藏特種邊境部隊總部設在新德裏,建製司令部設在距北方邦達拉頓市以北100公裏的恰克拉塔。恰克拉塔是喜馬拉雅山南麓一座小鎮,也是流印藏人聚居區之一。那裏有印藏特種邊境部隊大型訓練基地,此外,在薩哈蘭普爾、加拉頓和加爾各答都有小型的訓練基地。印藏特種邊境部隊多數部署在印度邊境特別是印中邊境一線,少數部署在克什米爾錫亞琴冰川地區。部署在印中邊境一線的印藏特種邊境部隊共劃分有五個防區,五個防區司令部的駐地相對固定,但所轄連隊不固定。防區內各連隊每三年和後方基地的連隊輪換一次。目前,印藏特種邊境部隊不僅在喜馬拉雅山地區安置高靈感度的偵察設備監視中國軍隊動向,而且經常對中國實施有限的越境偵察行動。
這支部隊還多次舉行以中國邊防軍和西藏縱深地區交通線等重要設施為襲擾破壞目標的演練,有時還參加印軍舉行的各種實兵演習。此外,西藏流亡政權還經常向印藏特種邊境部隊宣傳組建部隊的目的是為了“西藏人民的利益”,為了實現“西藏獨立”,煽動官兵仇華反漢的民族情緒,竭力培養他們的“藏獨”意識。
1971年第三次印巴戰爭爆發,印藏特種邊境部隊被投入戰鬥。同年10月底,該部隊主力被派往米佐拉姆。在一次代號為“鷹”的進攻戰鬥中,藏人副司令(準將)親自指揮了整個作戰過程,得到了印度政府的高度讚揚。隨著戰爭的不斷深入,印藏特種邊境部隊被賦予幾項重要的作戰任務,包括破壞卡普台大壩和其它的重要橋梁。在此次戰爭中,印藏特種邊境部隊曾成功狙擊了一支企圖向緬甸逃竄的東巴基斯坦部隊,並且遲滯了巴基斯坦第九十七旅和第二突擊營在奇塔貢山區的作戰行動。截止1971年12月17日印巴停火協定簽署時,印藏特種邊境部隊有56人陣亡,190人受傷。由於作戰英勇,印藏特種邊境部隊有580名軍人獲得了印度政府的“現金獎勵”。在1977年印度國內大選期間,印度安全部門領導人派500名印藏特種邊境部隊突擊隊員前往薩拉沙瓦應對危安分子可能發起的騷暴亂活動。印度總理甘地被刺身亡後,印藏特種邊境部隊也用來保護印度總理。
沒有阿三,就沒有西藏問題國際化 (下)
阿三對待達賴流亡政府的做法也非常巧妙,阿三並不支持流亡政府在印度境內的活動,而是以達蘭薩拉作為海外流亡活動的大本營,讓達賴走進西方,走向世界。據報道,在印藏人不管是第幾代生活在印度,都不能加入當地國籍,永遠隻能是難民身份,不能擁有土地和不動產,也不能永久性地購買和擁有土地及房產,一切都隻能靠“借與租”。所以,流亡藏民並沒有和阿三發生宗教、文化和民族大的衝突,對印度社會穩定影響不大。印度國家安全顧問納拉亞南在08年3月30日與中國國務委員戴秉國通電話時表示,“西藏自治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的一部分,印方不允許西藏人在印度從事反對中國的政治活動。印度過去、現在、將來都堅持這一立場,不會改變。”注意,人家隻是說了“印方不允許西藏人在印度從事反對中國的政治活動”。阿三這麽做,分明是把禍水引向西方,讓紅海洋對西方世界說不,讓中國人有氣衝著好萊塢性感明星、CNN主持人撒去,這不能不說是阿三的又一智慧。
對待中國政府,阿三的態度和李鐵梅差不多,不怕你抓,不怕你放,不怕你打,不怕你談,整個就是一個滾刀肉。什麽王顧左右而言他、你說你的我幹我的、摻沙子扔石頭、以靜製動、以不變應萬變、當麵喊萬歲背後捅刀子這些人家都會。我就納悶兒,老毛收拾老蔣、少奇、林彪那麽多花樣,怎麽在這裏一招也用不上。不管世界風雲如何變幻,人家阿三始終明白唇亡齒寒的道理,死死捏住西藏這顆睾丸,50年來沒有過任何動搖。看看下麵這段印度總理辛格今年1月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發表講話,人家說得多好,好像達蘭薩拉不是在印度、流亡政府跟阿三沒什麽關係一樣。
“我們的發展所麵臨的最大威脅可能是來自於各種形式的極端主義,包括那些披著宗教外衣的或借口清算曆史的。最近在我們周邊發生的事情再次說明我們有必要一起行動,打擊一切形式的恐怖主義和極端主義。我們兩國的社會大而多元,我們恰好有條件能夠向人們展示溫和不極端以及和平共處的好處。非國家實體的出現通常是建立在不寬容和對身份的狹隘認識基礎之上的,這對所有的文明國家來說都是一個威脅。”
藏民的宗教意識完全不同於我們的“早晚一炷香,晨昏三磕頭”,即使是西方國家中宗教情節最濃的美國,雖然人們在公開場合願意顯示自己信奉宗教,但是很多人並不一定是真正的教徒。他們可能認同某些宗教的道德理念,但並不見得接受其他信條,而藏人的宗教幾乎是原教旨主義。在西藏中共現在陷入了這樣的怪圈,如果允許宗教信仰自由就一定會產生宗教領袖,當宗教領袖與北京意見不一致時候藏民一定會與北京決裂。要解決西藏問題,最見效的辦法取消或限製西藏的宗教自由,而改革開放已經到了這般時分,這樣做恐怕不太可能。
再一個方法就是“拖死達賴”,將來再找到一個聽北京話的或者根本不參與政治的、隻管開光摸頂的宗教領袖。還有一招就是這次全球愛國大遊行時打出的標語“同化藏人”,實際上就是把藏人拖入世俗主義的泥潭,最後佛教對於藏人也就跟今天基督教對於歐洲人一樣了,更多的隻是象征意義。18世紀歐洲的哲學家曾經預言,隨著自由意識的覺醒和科學技術的發展,人們的宗教情結會逐漸淡化,宗教對於人們的麻醉作用也會逐漸減弱。今天的歐洲就是這樣的結果,但美國卻是個相反的例子,科技比誰都發達,但宗教情結卻是西方國家裏麵最重的。從流亡藏人的表現來看,短期內被同化的可能性不大。
流亡藏民從流亡海外的那一刻起,他們就開始了對藏傳佛教的傳承與發揚,隻要生命與肉體依然存在,他們就會自發自覺地弘揚自己的堅貞信仰,而且堅持自己的政治訴求。生命不息,戰鬥不止,創造了前所未有的奇跡。他們幹得最絕的是,你很難在政治意圖與傳統信仰之間畫出一條清晰的界線來,在接受藏傳佛教文化的同時,也就認同了他們的政治訴求。好像西方還沒有出現過當年戴季陶的那種情況:舉起你的左手接受藏傳佛教文化,舉起你的右手反對西藏高度自治。
藏傳佛教原本僅局限於西藏、蒙古以及南亞各國,對西方世界的影響很有限。隨著達賴喇嘛以及西藏上層僧俗統治階層的流亡海外,現在藏傳佛教已經散播到西方世界各國,其影響遠遠超過了中國政府和民間投資幾百個億在海外建的那些刻意傳播中國傳統文化的孔子學院。其實也不奇怪,就憑《論語》開篇的三句話“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能吸引什麽人?都是些毫無智力含量的大白話,實在是沒有什麽能吸引人的內容。
在國人眼裏,達賴無疑是一隻“披著僧袍的狼”,犯下了不可饒恕的滔天罪行,但流亡政府藏傳佛教文化的傳播,無疑是未來佛教曆史上最動人的故事。隨著藏傳佛教在海外傳播的成功,達蘭薩拉也理所當然地成了當今世界藏傳佛教的聖地。在國際社會眼中,有十四世達賴喇嘛的達蘭薩拉在當今藏傳佛教領域的地位恐怕比拉薩更加尊貴正統,其散布的教義也更能代表藏傳佛教供奉的諸天神佛的不二法旨。
我現在吃驚的是達賴怎樣征服西方世界的。我印象裏達賴喇嘛沒什麽時間靜坐沉思,一天到晚馬不停蹄地在西方世界遊說布道。他宣揚的佛法,不過是一些最基本的啟蒙知識,每次演說的內容也大同小異,比網上那些佛學大師的小冊子未必能高明到哪裏去,做為佛教啟蒙知識,起碼我認為印光大師的東西就絲毫不遜色。但實際上達賴根本不是其他宗教領袖和職業政治家能夠望其項背的。所到之處無不萬人空巷不說,光是洋鬼子提起達賴那份興奮,眼睛裏放出的光彩,“我們見到了達賴”,就讓人懷疑達賴究竟是人還是佛。
佛教與其它宗教不同,認為佛不是獨一無二的,不像基督教,神是耶和華、耶穌、瑪利亞,宗教領袖們再怎麽折騰也就是個打雜的工作人員。伊斯蘭教我一點不懂,隻是在電影裏看到教徒反複重複“主是安拉,穆罕默德是他的忠實使徒”,估計也差不多。而佛教則認為眾生是未來的佛,佛是過去的眾生。人人都可以通過自身的修養來成為覺悟者,也就是成佛。眾生和佛的區別,是在於迷悟之分,迷則佛是眾生,悟則眾生即佛。所以將來達賴喇嘛是否算已經成佛,還有他在藏傳佛教中的曆史地位,還很難估計。
我認為所有這一切,都離不開阿三那塊“陝北根據地”的功勞。達賴和其他佛學大師的區別,一個是他的悲情色彩,不在乎達賴說什麽,他的處境、經曆、他的那張臉就可以解釋輪回和解脫的真諦;佛教有所謂“一念若悟,即眾生是佛。”眾生要達到成佛的境界,關鍵在於明心見性,而達賴的經曆可以說就是這種明、見的認識活動。禪宗二祖慧可的立雪斷臂,六祖慧能被四處追殺和今天達賴流亡的經曆都是明心見性的資本;再有就是他對塵間濁世的關懷備至,什麽環保、人權、反核都有達賴的聲音,所以他享有許多佛學大師、宗教領袖和職業政治家可望而不可及的威望。
當年各國革命黨鬧革命時“喚起工農千百萬”主要是靠利益,也就是“打到地主分田地”,承諾建立一個共產主義天堂供人們享受。而藏傳佛教秘術有些簡直就是巫術,也就是前幾天五駱駝網友說的密宗那些事,和我知道的情況差不多,並沒有什麽誇張。封閉、野蠻、原始的傳統藏族社會統治習俗更是和西方社會的德先生賽先生格格不入,是怎麽“喚起鬼子千百萬”的,確實是個謎。西方社會崇尚競爭、思辨求真、積極入世、博愛共濟的社會理念,和藏傳佛教幾乎毫無共同點,以基督教文明為絕對主導核心的西方社會和流亡政府更不是一回事,放在一起不死掐就不錯了。
而實際情況卻是西方人對這種我們認為是愚昧、落後、野蠻、反動的文明不但不反感,還個個露出難以名狀的癡迷情節,聽達賴一兩次演講便可成為終身的幸福。經典的解釋是進入所謂後現代社會,人們在經曆了長期的技術發展、經濟繁榮和富裕生活之後,也發現了高度現代化帶來的許多難以補救的社會弊端,西方民眾自然地產生了對失落已久的和諧、寧靜、甜美的田園詩般的中世紀西方生活的留戀。而號稱世界第三極的西藏不僅地理位置獨特,封閉,尚未受到現代化衝擊,生活著相對與世隔絕卻又十分知足自得的西藏民族,他們還有自己古老獨特又神秘莫測的宗教傳統。
這一切正好符合西方人對一個理想的、失落了的過去的構想。於是西藏在他們心目中變成了世界上最後的一塊淨土,變得如同伊甸園一般神秘誘人,他們自然而然地開始對那些最容易接觸到的藏人產生莫名的同情與認同。人們所說的西藏是最後一塊“西天淨土”,追求反璞歸真,回歸自然的理想境界。一是說自然環境,二是說人們的生活方式。自然環境很多歐洲國家也都差不多,隻是雲彩沒有西藏這麽低,太陽沒有這麽近。而更吸引西方的,還是藏人的生活方式,包括現在很多內地成功人士去拉薩暫住,說白了就是那裏的汙染輕,人單純,欲望少,可以傻傻地閑呆著,不幹活不消費而沒人嘲笑;可以不理什麽金梭銀梭,就這麽鬼混一輩子,“當他回首往事,不會因虛度年華而悔恨,也不會因碌碌無為而羞愧。”因為在藏人眼裏,芸芸眾生的光陰隻配這麽虛度,青春隻配這麽蹉跎。
關於達賴對於藏傳佛教,我想是不是還有一種可能,達賴喇嘛對藏傳佛教進行了改革,而且整個過程“悄悄地進村,打槍地不要”,“去粗取精”,向藏傳佛教融入了很多現代文明的東西。這是我的想法,因為靠陰陽合體、剝皮點天燈、大便製蜜丸這一套是絕不會征服西方世界的,我甚至想,會不會將來達賴也將成為藏傳佛教的馬丁路德。
說印度捏住了西藏問題這個睾丸,不是沒有根據。前邊我說到的中國在錫金問題上的妥協,就是一個人家捏睾丸的例子。據官方的報道,中國在錫金立場的鬆動不是沒有原因的,“在錫金問題上讓步,凸顯中國務實外交”。西藏問題和邊界糾紛問題一直是困擾中印兩國關係發展的兩大障礙。印度政府長期以來縱容達賴等西藏分裂分子在印度活動,不承認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而邊界問題在1962年中印邊界衝突後長期擱置,雙方立場相距甚遠。為了使中印關係有所突破,中印雙方都做出了努力。印度方麵在2003年主動承認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在這個印度長期曖昧的問題上第一次表明了立場。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的陳峰君教授認為,默認錫金為印度一部分就是對印度對這一表態的回報。
不過現在我對台灣和西藏問題的“捏睾丸學說”也感到不解,被人家捏睾丸本來應該疼痛才對,可現在一捏起來,全國上下都很亢奮,實事求是地講,政府有時候還希望對手捏一下,可以轉移注意力,增強凝聚力,加強黨的領導,使很多無法解決的矛盾暫時緩解,特別是可以證明政權存在的合法性和必要性,堵住民主派的嘴。有時候憤青們提到台灣、西藏問題就不是“憤”而是莫名其妙的“奮”,按說我們作為世界上唯一一個處於分裂狀態的國家(南北韓畢竟彼此承認,國際社會也作為兩個國家考慮),動武沒有實力,和平解決缺乏智慧,應該感到羞恥,至少應該不好意思才對。可我最近聽了兩次形勢報告,都有台海形勢的內容,都是大牌講的,旁征博引,語言生動,最後的結論都是“在四代領導人的不懈努力下,我們粉碎了帝國主義的一次又一次陰謀,使台獨不能得逞”,“我們又贏了一回”,此時便台下掌聲雷動,與會者集體亢奮。
捏睾丸不但不疼痛,居然還捏出快感來了,有時明明人家還沒動手這邊就尖叫起來,這恐怕是西方社會絕對沒有想到的。這可能就是老河說的“彼非其人何以知其思?”或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莫非這裏麵也有個“你們的睾丸和我們的睾丸”的問題,彼此間結構不同,我們的睾丸上還有G點?到底有沒有興奮點不可能用白箱的方法,而根據黑箱理論,通過輸入刺激後看到的反應,隻能得出肯定的結論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