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個帖子我談到了憤憤為什麽不去惹印度阿三,有網友對這個問題表示出興趣。其實,“我看阿三不順眼已經很久了”(好像是周星馳的語言吧,請小青年指正),倒不光是阿三沾了我們多少便宜,“吃虧事小,失節事大”,關鍵是我們以前吃洋人的虧,都是因為我們武器不行,是因為我們弱;按孫雷網友的說法,就是國人普遍認為 “西方戰爭講究武器,中國戰爭講究謀略”,“西方文明注重物質,中國文明注重精神”,所以無論西洋先生怎樣打中國學生,總還能找點心理安慰。
而和印度較量,硬件我們完全占上風。當今國人誰會看得上那個我們眼中髒兮兮、傻乎乎、窮不拉幾的劣等民族?阿三在我們眼中最多也就是小D,連王胡都算不上。但令人不能理解的,就是和這麽個我們眼中的小D較量,我們卻還吃了虧,而且是吃了大虧,而且還是不止一次吃虧,這不能說敵人太狡猾,隻能說是因為我們蠢,這真是我們這個以研習《三十六計》為時尚民族的奇恥大辱。更不能容忍的是,我們吃虧還都是毛主席健在的時候,他老人家可是“世界幾百年、中國幾千年才出一個”的謀略大師,至今還受全國人民的頂禮膜拜。一想到這裏,我就死活咽不下這口氣。吃虧不要緊,關鍵是咱丟不起這個人。
感情歸感情,有時候想想這些事情,再看著我身邊的印度人,開始還自覺高阿三一等,待到這些事情想多了,竟然也有了魯迅坐黃包車的感覺:“我這時突然感到一種異樣的感覺,覺得阿三(原文是“他”)滿身灰塵的後影,刹時高大了,而且愈走愈大,須仰視才見。而且阿三(原文是“他”)對於我,漸漸的又幾乎變成一種威壓,甚而至於要榨出皮袍下麵藏著的‘小’來。”(魯迅《一件小事》)。再想的多一點,最後也多少明白了些耍小聰明、抖小機靈的“小”和玩大智慧的“大”之間的差別。
為此,我做過點“跟蹤研究”,想看看阿三到底搞了些什麽名堂,結果真的發現人家確確實實幹了幾件漂亮的活計,確確實實能把我們“榨出皮袍下麵藏著的‘小’來”。
“我看阿三不順眼已經很久了”,還因為早在一百多年前,英美租界的印度人就讓阿拉上海人吃足苦頭,特別是那些攤販、車夫、苦力、乞丐、難民。過去中國有句話:東北有棒子,上海有阿三。意思是說在東北,日本人用了不少朝鮮族的人做低級警察,相當於現在的治安聯防隊員,因為日本人拿他們也不當自己人,所以並不對其進行武裝配備,隻給每人發一木棒,名曰警棒或警棍。這些朝鮮人助紂為虐,動不動就揮舞著木棒幫敲打俺們那疙瘩東北銀,故稱高麗棒子。上海英國租界則是雇了不少印度人當打手,主要是當巡捕和看大門,也沒少欺負上海人,故上海人送綽號印度阿三。其實法租界在這方麵做法與英租界大致相同,他們用的是安南巡捕,即越南人,在上海人看來,其體態、皮膚與廣東人相近,所以沒送他們什麽綽號或代稱,也沒有人稱安南巡捕為越南阿四,隻是簡稱他們為“安捕”。因為越南阿哥實在太像了兩廣那一帶的人了,而且粵語發音聽上去和越語差不多,絲毫不比越南話好懂,至少在我聽來都跟外語一樣。
阿三進入中國,還要追溯到19世紀中葉英國在上海開設巡捕房。維護租界的社會治安,起先金發碧眼的西捕還能應付,後來刑案隨人口激增而水漲船高,由清一色的西捕辦案,弊端逐漸突出。按照專家的說法,是由於“西捕有種種局限,比如微服偵察,其相貌特征根本無法掩飾;又比如去公共場所打聽,其語言障礙造成的困難也難以克服;再加上租界裏有幫會組織,西捕由於種種原因很難深入進去,也物色不到合適的人選做耳目,破案效率不高,租界治安堪憂。”所以請來了印度人。
依我看語言障礙、國情不熟根本不是理由,英國人擔任巡捕的種種弊端在印度人同樣存在。我考慮可能是英國巡捕薪金高,還得有什麽失業保險、受傷補償問題,成本太高。另外就是英國佬以紳士、貴族形象示人,講究的是文明禮貌。若動粗,一定會被當時的中國知識分子質問“人權的雙重標準”。但租界的社會治安綜合治理,根本離不開皮靴警棍。現在也是一樣,城管雖然凶煞,但不這麽動粗根本鎮不住小商販和私搭亂建,這也是實際問題。
鑒於以上情況,英國佬從1870年後改為允許華人充任巡捕,稱為華捕。由於這一改變收效明顯,也給大量國人創造了就業機會,入行的越來越多,以致漸而主次倒置,即西捕大減、華捕大增。例如1883年英美公共租界有巡捕200名,華捕竟占170名之多。以後,華捕越雇越多,殖民者怕華捕私下玩貓膩,不易控製,1884年開始從英殖民地“進口”印度籍巡捕,即“紅頭阿三”。以後越來越多,成了上海灘一景,也深深刺痛了中國人的自尊心。蔣光慈在《少年飄泊者》這樣寫道:“我在街上一見著紅頭阿三手裏的哭喪棒,總感覺得上麵萃集著印度的悲哀與中國的羞辱。”。魯迅也這樣寫過:“事後,還要挑選瑤民代表到外埠來觀光,叫他們看看上國的文化,例如馬路上,紅頭阿三的威武之類。”(《偽自由書•王化》)。
現在回過頭來看,英國佬這麽幹也有它的道理,若由華捕管理租界,要麽遲早會成為青紅幫的天下,成了上海灘藏汙納垢、走私販毒的“碼頭”;要麽就是我黨開創的紅色根據地,租界之火可以燎原,遲早會爆發起義暴動。我聽過不少桑海寧(上海人)罵印度阿三,也看過寫印度阿三的文章,但大都是控訴阿三動粗的、野蠻執法的,揭露阿三走私受賄的很少。另一方麵,阿三也讓我黨的發展工作受阻,即使是最善於和外國人打交道的周恩來,在上海蹲了那麽長時間,也沒在阿三中發展什麽黨員,歌頌阿三掩護我黨地下工作者的文章我也沒看到過。
殖民者從印度向中國“出口”巡捕時,對人員精心挑選,要求是印度的錫克族人,個個身高馬大,滿臉虯須,一身橫肉,令身材相對矮小的南方人望而生畏。“阿三”大多充當巡警、獄警與交通警。除此之外,還有“看門”也是他們的專業,凡屬公共租界內的大公館、大商號、大棧房、大娛樂場以及各級衙門的大門口,都有一個又高又大的“紅頭阿三”站著。大門口有了“紅頭阿三”便顯得威武雄壯,神氣活現,能夠嚇退鄉下人和小癟三,拒絕一切主人所不願接見的朋友。並且主人認為這是一件高貴裝飾品,說明主人用上了進口貨。
後來上海人發現並不是每一個印度人都是纏著紅巾的錫克教徒,印度國內還有很多不纏頭巾的其它宗教的民族。所以有些上海人就把“紅頭阿三”改成了“印度阿三”,這個不禮貌的渾號就一直沿用至今,幾乎各地區的華人都習慣叫印度人為“印度阿三”,簡稱阿三。
諸位可能不知道,近幾年“紅頭阿三”像胡漢三一樣,又回來了。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乃至溫州等中等城市的賓館、飯店門口,又出現黑麵孔、頭上裹著大紅頭巾的印度門童,時間長了、阿三多了,不知是不是又重新成為“上國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