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貼】蘆笛: 也談所謂“舉國體製”的利弊

也談所謂“舉國體製”的利弊


蘆笛


網友轉貼了國內經濟學者李子暘談“舉國體製”的文章，寫得似乎不太高明，我看了一半就沒法看下去了，覺得或有可補正之處。

誠如作者指出，“舉國體製”乃是個意義含混的詞，不過他認為這是個中性詞匯就大謬不然了。其實發明此語者用心良苦，乃是用來取代“極權製度”那不好聽的名稱。

所謂“極權製度”（totalitarian regime）並非集權製度（centralized government），我已經講解過多次了。此乃政治學常識，這裏不想再作詳盡解釋，隻想再簡略重複一次：所謂極權製度乃是專製程度最高的專製製度，特點是政府權力空前龐大，剝奪了人民的所有權利甚至生產資料，壟斷了國家的一切資源。最惡劣的形式就是蘇式社會主義，其次是納粹。今日中國則已經走出了毛中國的最黑暗的時代，隻能算半極權半威權（authoritarian），當然這比例尚待討論，到底是三七開還是四六開，是威權成分重還是極權成分重，還有待於國內網友指出。

因此，作者認為民主國家也可以有舉國體製，無法成立。所謂“舉國體製”，講的無非是舉國集中全力去作某件事，例如這次開奧運會。但要這麽做，前提是政府擁有全麵掌控調撥國家人力物力資源的巨大權力，這在民主國家根本就不可思議。

咱們也不用說大事，就舉個小小的例子吧。當年某諾貝爾獎得主去中國訪問，我認識的某人作東道主，給人家上滿漢全席，招待的跟帝王無異。等到後來這家夥回訪，那諾貝爾獎得主卻招待得無比寒酸簡陋。這原因毫不難懂：我那熟人動用的是國庫的錢，而諾獎獲主掏的可是自家的腰包，這兩者能比麽？雖然那陣中國還窮得要死（80年代的事），但再窮也窮不了國庫不是？

當然民主國家也有實行所謂“舉國體製”之時，作者也指出了，那就是進入戰爭或其他緊急狀態之時，此時國家便采用所謂“戰時體製”，政府獲得了和平時期根本不敢指望的巨大權力，甚至實行輿論管製。但這和極權國家的“舉國體製”還是不同：第一，它是特殊狀態下的應急措施，有明確時限。第二，政府獲得的權力畢竟有限，並不能剝奪人民財產，對人民權利的限製也極度有限。英國甚至還在二次世界大戰尚未結束便舉行了大選，把領導人民獲得對德戰爭完勝的丘吉爾選了下去（英國人民真TMD偉大，知道什麽時候該用什麽人作領袖。丘吉爾隻能用來作戰馬，指望他那右派領導建立福利國家則毫無希望）。第三，雖然戰時兩黨暫停爭吵，團結一致，共同對敵，但反對黨的權利畢竟沒有被剝奪，可以隨時質疑戰爭的組織與指揮，必要時換馬。這些都是極權國家不會發生的現象。

也正因為這些特點，民主國家戰時體製的動員力根本就沒有極權國家的強大。作者用美國在二戰中激發出來的強大國力來作為人家動員能力的證明，似乎無法成立，蓋他忽略了美國原有的強大工業生產力。我已經在跟帖中指出了，以蘇聯之落後，如果不是靠極權政府的強大動員能力，把西部工廠悉數搬遷到西伯利亞並立即開工的奇跡，就絕對不可能出現，遑論生產出幾萬輛T-34坦克來。如果當時蘇聯是民主國家，則絕對不會幸存下來。極權政體的生存力是驚人的，我早在介紹蘇聯二戰的一係列譯作中介紹過了。哪怕是實行了戰時體製的民主政府，也絕不會有哪個首腦敢像斯大林那樣，命令列寧格勒守軍無情射殺德軍用來作肉盾的俄國人質（見Russia's War, R. Overy, TV Books Inc, 1997 ）。

正因為極權製度的驚人動員能力，它才會被民主國家在戰時或處於緊急狀態時部分采用。當年羅斯福上台後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求國會授予他相當於戰時總統的權限，使得政府能獲得空前的權力去應對大蕭條的空前危機。由此可見，賦予政府巨大權力，去調撥全國的人力物力資源，確實能形成巨大的合力。這也就是我們熱衷於歌頌的“社會主義製度優越性”。不容否認，就是這製度優越性保證了上次地震救災活動的及時與成功。

但這種製度的優越性也就隻存在於應付戰亂或其他緊急狀態之下。它的最大弊病，作者已經指出了，就是使得舉國隻有元首一個腦袋，全民起到的隻是肌肉作用。即使是斯大林的腦袋，使用這種製度雖能創造出經濟奇跡，但也勢必造成資源的巨大浪費，而若那腦袋是毛澤東的，則就一定會遇上“全民煉鋼”的巨大災難——誰敢否認大躍進、人民公社和全民煉鋼是“舉國體製”造出來的奇跡？曆史上有哪個政權有那權力規定農民必須把土地深耕到幾尺？又有哪個君王敢下令全民把農具鍋碗瓢盆砸了，塞進“土高爐”裏去？

這一事實我已在《Russia’s War》的讀後感指出了

“‘在１０年中，鋼產量從１９２８年的４百３０萬噸增加到１千８百１０萬噸。煤從３千５百萬噸增加到１億３千３百萬噸。卡車從微不足道的７００輛增加到１９３８年的１８萬２千輛。在１９２８年初，紅軍隻有９２輛坦克，到了１９３５年１月便有了１０，１８０架。１９２８年空軍隻有１３９４架不同種類的飛機，到１９３５年便有了６６７２架。從１９３０年到１９３４年，戰鬥機產量增加了５倍，轟炸機產量增長了４倍。’

可惜，毛享有同樣的權力，也和斯大林一樣殘酷無情，不計代價，但因為他是驚天動地的治國白癡，便在花費了比人家更慘痛的代價後，非但未能使國家工業化，反倒製造出了大饑荒，怪不得培根要說‘知識即權力’。偉大領袖因為是絕對科盲以及高選擇性的‘治國智障’，他的權力中便缺了這最重要的一項，成了‘權力跛腳鴨’，如同大力士生為瞎子那樣不幸，專門以超乎尋常的動能以頭猛撞石壁。”

因此，民主製度或許不能給我們帶來奇跡，但它同樣不會造成全國規模的巨大災難，起碼是安全的。

更嚴重的局限在於，極權製度的優越性，說到底在於它恢複了古代奴隸製生產方式，不惜人命代價創造經濟奇跡。既然實行奴隸製的古羅馬能靠低下的生產力建起羅馬鬥獸場、萬神廟等奇跡，現代極權製度造出斯大林式的經濟奇跡也就是很自然的了。

我在《Russia’s War》的讀後感已經指出兩者的相似：

“斯大林使用人類曆史上從未見過的巨大權力，以無比野蠻殘忍無情的手段強行動員全國人力和物力，在付出了巨大的人命代價和資源損失之後，在短短的十年內就把落後的農業國變成了重工業強國。客觀說來，這應該算是個奇跡──當然是非人道的野蠻奇跡，它證明了在獲得空前的權力之後，大獨裁者的意誌確實能改天換地。這種英雄業績和古法老使用奴隸勞動建造出金字塔來一樣，永遠以其規模效應在膚淺者心目中引起如同對神靈一般的敬畏，這也就是蘇聯模式對第三世界的吸引力所在。”

但正因為這種極權製度的基礎是奴役，因此它必然具有與奴隸製相似的結局，亦即社會缺乏生機，增長勢頭難乎為繼，最後不得不垮台。蘇式社會主義是奴役全民，靠的是邪教感召力以及恐怖統治，但邪教刺激出來的無私獻身遲早要耗竭信徒們的腎上腺，而恐怖統治則使得國家永遠處在類似戰時的緊張狀態中，人民也不可能永遠忍受下去。雖然現代科技進步剝奪人民反抗政府的客觀可能性，但百姓總可以如古代奴隸那樣消極怠工，而這就是蘇聯和毛中國後期出現的普遍景觀。在極權國家生活久了，奴隸們遲早要“從必然走向自由”。我一生飽食終日、無所用心的時光，還是70年代後期在工廠度過的。到後來大家都參透了怎麽對付政府，合法怠工並偷盜國家財產，政府也就沒轍了。因此，化全民為奴隸畢竟是空想共產主義，缺乏長久的可操作性，特別是處於國際和平時期更如此。因此，其實是共產陣營經不起和平競爭，害怕國際形勢緩和。此所以毛澤東要反對“三降一滅，三和一少”。

這也是老鄧為何要說“不改革就沒有出路”。這改革乃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它的要旨在於在 “舉國體製”的框架下引入資本主義的活力，也就是化全民奴隸製為部分奴隸製，亦即把國民分為城市自由民與鄉村奴隸兩大類，由自由民們提供創業熱情，由奴隸提供廉價勞力。兩者相輔相成，相得彌彰，缺一不可。正如老金轉述的國內經濟學家指出的，如果沒有製度蓄意製造出來的不平等，沒有政府用暴力維持這不平等，那就沒有廣大農村賤民在毫無福利保障甚至人身安全保障的情況下心甘情願地苦吃苦做，高樓大廈又由誰來造？而沒有自由民特別是知識分子們的心滿意足，社會安定又如何保證？

至此，我黨似乎終於實現了偉大領袖毛主席當年勾畫的藍圖：

“我們的目標，是想造成一個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誌、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那樣一種政治局麵。”

用文明人的話語來翻譯，那就是說，我黨終於成功地造出了一種繁榮昌盛、生機勃勃的極權製度。這大概可算人類曆史上的一大奇跡吧，起碼斯大林和毛澤東都沒能做到這一點。

但問題在於繁榮的可持續性。政治上的動亂無足慮。雖然中國奇跡是建立在剝奪人民權利上的，與費厄潑賴針鋒相對（水蠻子竟因為我呼喚社會公正指責我“左傾”，大概以為我提出的“均富才是硬道理”主張的是毛共式“均貧富”吧，可見國人是何等缺乏西式公平觀。不過要說我是左派也沒錯，我從來是西方所謂liberal，平生誌向就是做喬治·奧威爾那樣的左派自由知識分子，跟右派諸如曹長青、樊弓等人從來尿不進一壺去，此所以我要譴責美國發動侵伊戰爭），必然製造出深刻的社會危機，而現有製度最大的弊病之一就是無法化解這種危機，隻能把它積蓄下來，但在極權體製下人民根本沒有造反可能，若發生動亂隻可能是共黨內訌引起的。但在可以預見的將來並無這種跡象。

作為天生的悲觀主義者，我個人認為中國已經瀕臨“賣完”困境，資源已經被廉價地甩賣得差不多了。隨著中國轉向資源進口，產品將失去競爭力，美元的疲軟也將導致國際市場喪失吸納中國巨大產能，由此可能導致經濟衰退發生。但不僅經濟學家易明認為這種前景不存在，老金更認為中國是truly exceptional，並不受經濟學理論製約。這很有可能，因為經濟學從來是偽科學，迄今為止尚未揭示什麽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遍規律。這兩位都比我熟悉中國如今的實際情況。如果他們的預測為真，則在可以預見的將來，中國還將繁榮興旺下去。

因此，看來我黨確實證明了the impossible，官僚資本主義製度的確有著自由資本主義製度無從夢想的功利上的優越性。這對文明世界的常識構成了嚴峻的挑戰，值得學者們仔細研究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