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3月20日，中國政府平息西藏叛亂。
1959年3月初， 西藏拉薩市發生數次針對人民解放軍的遊行， 遊行中提出“西藏獨立”等口號。3月10日，西藏地方政府武裝包圍了人民解放軍拉薩駐軍司令部，釀成叛亂。
17日，達賴喇嘛離開拉薩。叛亂藏軍殺死自治區籌委會藏族官員堪窮索朗降錯，打傷軍區幹部多人。19日，藏軍同人民解放軍駐藏部隊交火。20日，藏軍潰敗。
1959年8月28日， 國務院發布命令，自即日起解散策動叛亂的原西藏地方政府，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行使西藏地方政府職權， 由班禪額爾德尼.確吉堅讚代理籌委會主任委員，並命令西藏軍區徹底平息叛亂。其後，人民解放軍駐日喀則、江孜、黑河、阿裏等地的部隊，分別解除當地藏軍的武裝。4月8日，人民解放軍進軍山南地區。下旬，控製整個西藏地區。
3月31日，達賴喇嘛抵印度北部達蘭薩拉。
1959 年 3 月， 西藏 上層反動集團全麵發動武裝 叛亂 絕非偶然，而是蓄謀已久的。 1951 年 5 月 22 日，《中央人民政府和 西藏 地方政府關於和平解放 西藏 辦法的協議》規定： 西藏 人民團結起來，驅逐帝國主義勢力出 西藏 ， 西藏 人民回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祖國大家庭中來； 西藏 地方政府積極協助人民解放軍進入 西藏 ，鞏固國防；有關 西藏 的各項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強迫 ， 西藏 地方政府應自動進行改革，人民提出改革要求時，得采取與 西藏 領導人員協商的辦法解決之。 “ 協議 ” 得到了 西藏 廣大僧俗人民和愛國進步上層人士的熱烈支持和歡迎， 西藏 的兩大宗教領袖達賴喇嘛和班禪額爾德尼都先後表示擁護協議。但是，一心想把 西藏 從中國分裂出去的 西藏 分裂主義分子和外國反華勢力卻極力仇視這一協議。協議簽訂不久， 西藏 上層反動集團就蓄意進行破壞，妄圖加以撕毀。
1952 年，魯康娃、洛桑紮西等人，趁人民解放軍進藏部隊立足未穩，糧食供應嚴重困難之機大做反對協議的文章，暗中支持偽 “ 人民會議 ” 進行非法活動，叫嚷 “ 解放軍滾出 西藏 ” ，圍攻中央人民政府駐 西藏 代表駐地，並準備發動武裝騷亂，妄圖把解放軍趕出 西藏 ，破壞和平解放 西藏 協議的實施。經中央駐 西藏 代表提出嚴正要求，並進行了有理有利有節的鬥爭，駐藏人民解放軍在軍事上也作了應變的準備，最後，達賴喇嘛撤銷了魯康娃、洛桑紮西兩人的司曹職務， 西藏 人民政府宣布解散偽 “ 人民會議 ” 。這次流產的偽 “ 人民會議 ” 事件實際上是 西藏 上層反動派陰謀策劃 叛亂 的一次預演。從此，偽 “ 人民會議 ” 的一些骨幹分子從公開轉入隱蔽，繼續幹非法活動。
1957 年 5 月，他們在拉薩又建立了 “ 四水六崗 ” 反動組織。 1958 年，青海、甘肅藏區也發生武裝 叛亂 。甘、青、川等省藏區的 叛亂 分子紛紛竄入 西藏 。這些 叛亂 分子在 “ 四水六崗 ” 的統一組織下，暗地醞釀在 西藏 進行武裝 叛亂 。 西藏 上層反動分子與 叛亂 分子狼狽為奸。他們在支持和參與各種 叛亂 活動的同時，積極擴充藏軍，使藏軍的人數由 1951 年的 1400 多人，增加到 1959 年 3 月的 3000 多人，並不斷從國外運進武器彈藥，裝備藏軍，使藏軍成了 叛亂 活動的骨幹力量。
麵對這樣嚴重的局勢， 西藏 軍區根據中央的指示精神，從維護和平解放 西藏 協議、加強民族團結、鞏固祖國統一的大局出發，將各處發生的武裝 叛亂 情況及時向 西藏 地方政府（噶廈）通報，要他們負起責任，平息 叛亂 ，並防止 叛亂 的再次發生。然而， 西藏 地方政府卻把中央仁至義盡的做法視為軟弱可欺，散布 “ 漢人是可以嚇跑的 ” ， “ 他們不敢平叛，隻是要我們平叛 ” ， “ 他們不敢動一下我們最美妙最神聖的製度 ” 等等。他們對中央的指示采取陽奉陰違的兩麵派手法，口頭上表示要按中央的指示辦，承認 叛亂 是錯誤的，其暗中給 叛亂 分子充實人員、武器，縱容、支持、鼓勵 叛亂 。當 叛亂 武裝進一步擴大，他們認為外國勢力會給予有力支持，條件已經成熟時，便在 1959 年 3 月發動了全麵的武裝 叛亂 。
西藏 上層反動集團，借達賴喇嘛準備到 西藏 軍區看戲之機，挑起事端。 2 月 7 日，達賴喇嘛主動向 西藏 工委和 西藏 軍區負責同誌提出：要到 西藏 軍區看文工團演出。爾後他又確定 3 月 10 日去軍區看戲。這些 西藏 地方政府官員都是知道的。 西藏 工委和軍區為此次演出作了認真的準備。然而，噶倫柳霞 · 土登塔巴、達賴喇嘛的副長官帕拉 · 土登維登等人，卻利用此事陰謀發動 叛亂 ，並挾持達賴喇嘛出逃。
柳霞等人的預謀是，先向達賴喇嘛灌輸漢人要消滅宗教、殺活佛的 “ 消息 ” ，使達喇嘛產生恐懼心理而自動設法逃走。若此種辦法不能奏效，則在拉薩搞起騷亂，利用騷亂活動使駐藏機關和人民解放軍自衛的機會，采用強製的手段，把達賴喇嘛弄走。
3 月 9 日晚上，朗子轄（拉薩市舊政府）的墨本（市長），根據噶廈的指示，向拉薩市民煽動說：達賴喇嘛明天要去軍區赴宴、看戲， “ 漢人準備在會上毒死達賴喇嘛 ” ， “ 軍區準備了直升飛機，要把達賴劫往北京 ” ，每家都要派人去羅布林卡向達賴喇嘛請願，請求達賴喇嘛不要去軍區看戲。
3 月 10 日晨，有 2000 多人湧向羅布林卡，阻止達賴喇嘛去 西藏 軍區。 叛亂 分子在羅布林卡門口打傷 西藏 軍區副司令員桑頗 · 才旺仁增，打死愛國人士堪窮帕巴拉 · 索朗嘉措。上千人手持小白旗上街遊行，呼喊 “ 西藏 獨立 ” 、 “ 趕走漢人 ” 等反動口號。這時，羅布林卡與拉薩市區之間的正常交通被 叛亂 分子阻斷。他們違反達賴喇嘛的意圖，使本來準備去軍區看戲的達賴喇嘛沒能如願。當日下午， 叛亂 分子在羅布林卡召開所謂 “ 人民代表會議 ” ，公然撕毀十七條協議，提出同中央決裂，要為爭取 “ 西藏 獨立 ” 搞到底。 叛亂 分子以 “ 西藏 僧俗人民 ” 的名義，在拉薩街頭張貼布告，聲稱 西藏 是 “ 獨立的國家 ” 。當天晚上，在拉薩周圍的 叛亂 分子小股向市區集結，同時駐拉薩的藏軍進入臨戰狀態。
對於 西藏 上層反動分子蓄謀已久的分裂行徑和 叛亂 活動，黨中央早有察覺，並進行了耐心的說服教育工作，力爭使問題得到和平解決，規勸 西藏 地方政府改變錯誤態度，製止 叛亂 。但 西藏 地方政府把黨中央的指示置於腦後， 叛亂 活動有增無減。
3月16、17日，他們以“西藏獨立人民會議”的名義，連續給在國外的分裂主義分子夏格巴孜本發去兩封密電，聲稱藏曆2月1日（公曆3月10日）西藏獨立國已經成立，請予宣布，讓一些外國和國際組織“立即派代表到西藏調查觀察，以設法謀求其支持”。17日晚，他們把達賴喇嘛劫持出拉薩，經山南出逃。19日，叛亂分子在拉薩達到7000人，搶占了市內各要點和堅固建築物，並在藥王山、羅布林卡、布達拉宮及市郊各要地構築工事，把西藏工委、西藏軍區以及其他機關事業單位進行分裂包圍。他們在市郊割斷電線，破壞橋梁，向解放軍和中央代表機關開槍射擊。
當晚至次日淩晨，叛亂分子向駐拉薩的人民解放軍和中央代表機關及其他機關單位發起了全麵攻擊。至此，以拉薩為中心的武裝叛亂全麵爆發。
平息武裝叛亂
西藏上層反動集團把和平解放的路堵死了。西藏廣大僧俗群眾對為非作歹的叛亂分子深惡痛絕，他們強烈反對違背曆史潮流而動的叛亂分子，紛紛要求解放軍早日平息叛亂。黨中央和人民解放軍再三規勸西藏上層反動分子改弦更張，不要成為千古罪人。但是他們利令智昏，不聽忠告，錯誤地估計形勢，依仗著帝國主義和外國反動派的支持，一意孤行，拒絕黨中央的警告和挽救，執意要破壞民族團結，分裂與背叛祖國。
駐藏人民解放軍在忍無可忍、退無可退的嚴重情況下，在叛亂分子發起全麵進攻數小時之後，才奉命進行反擊。平叛部隊在司令員張國華、政治委員譚冠三指揮下，認真執行中共中央“軍事打擊、政治爭取、發動群眾相結合”的方針和有關政策，在西藏勞動人民和上層愛國人士的積極參加和大力支持下，發揚英勇頑強、艱苦奮鬥的革命精神，堅決維護國家的統一和各民族的團結，有計劃有重點地對叛亂武裝實施進剿和清剿。
經過1959年的平息拉薩市區、山南地區、納木湖、麥地卡和昌都等地區的武裝叛亂，西藏各主要地區和交通要道沿線的武裝叛亂基本平息。但邊沿地區還有叛亂活動，尚有叛匪2.5萬餘人。他們同外國勢力勾結，帝國主義空投武器彈藥給予接濟，在空投特務的操縱下，反動氣焰十分囂張。於是從1960年起，平叛部隊對邊沿地區開展平叛鬥爭。對無大股叛匪的地區，繼續發動群眾，肅清叛匪，實行民主改革外，乃集中優勢兵力對重點地區實行進剿。部隊以遠程奔襲、分進合擊的方法，控製主要要道，切斷叛亂武裝逃路；運用先包圍後爭取、爭取無效後再打、邊打邊爭取的原則，對投降者一律寬大處理，實行不殺、不鬥、不關、不判的“四不”政策，擴大了解放軍的政治影響，爭取了叛亂武裝中大多數人員投降。
至1961年底，西藏地區延續近3年的武裝叛亂被徹底平息。共俘、降、斃叛亂武裝9.3萬餘人，繳獲各種槍3.5萬餘支、各種火炮70門、電台41部，擊斃、俘空投特務25人。平叛鬥爭是愛國主義和民主主義相結合的正義鬥爭，所以得到了渴望翻身解放的西藏勞動人民的熱烈擁護，得到了廣大上層愛國人士的積極支持。據不完全統計，藏族同胞支援解放軍平叛鬥爭的人數達1.58萬餘人次，計43.9萬餘工日；畜力支援10.4萬餘頭（匹）次，計286.6萬餘工日。藏族同胞的有力支援，是取得平叛鬥爭徹底勝利的保證。平叛鬥爭的勝利，徹底粉碎了西藏上層反動集團勾結國外勢力分裂中國的陰謀，維護了國家的統一和民族團結，為西藏的民主改革開辟了道路，開始了建設社會主義的新西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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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蘆笛：建議中央取消民族地區的“暗娼”製度
剛才在《多維新聞網》上看到一篇文章，題為《西藏和新疆動亂是不當民族政策的直接後果》。作者是曾居住在少數民族地區的漢人，據他說：
“在中國， 各民族是不平等的。對少數民族特別優待。在工資，分房，上大學，找工作，生孩子等各種與日常生活有關方方麵麵都全麵照顧。禁止漢人向少數民族地區移民。客觀上造成了在部分地區，少數民族占絕大多數的狀況長期得不到改變。在少數民族民族占絕大多數的地區，如西藏，南疆等地區，少數民族高人一等，飛揚拔扈。少數民族打漢人，殺了漢人，漢族幹部和當地司法部門不敢管，不敢判。隻有少數民族一把手點了頭才能判刑。甚至發生了叛亂，少數民族一把手不同意，也不能定性為叛亂。這客觀上鼓勵少數民族民族中的不法分子為非作歹， 甚至發展成動亂。這種少數民族‘政策’是內地的漢人無法想象的。”
這其實是指責我黨在民族地區實行了針對漢族的種族歧視，這政策“導至大量漢人找出種種理由改為少數民族。無端的造成國家，民族的離心化”。而且，“過去的政策，強行安排不願去的城市青年去邊疆。嚴禁願意去新疆，西藏的窮苦地少的農民到那裏，不但不報戶口甚至當作盲流遣送回原籍”。作者認為，“隻要自由上戶口，老百姓自然流動就能逐漸解決邊疆問題”，也就是靠漢族自發移民把邊疆地區化為漢族地區。可惜政府卻不敢采用此策，原因是“中國什麽作法都不怕世界各國評論，就怕外人說我們向少數民族地區移民。不知怕什麽？衷心希望中國能改弦更張，使邊疆地區長治久安”。
此類抱怨我早就聽熟了。在新疆時我就發現，當地的民族矛盾到了一觸即發的地步，漢族對維族充滿鄙視和嫉恨，一開口就是維族怎麽怎麽傻，怎麽怎麽髒，讓我真為他們捏了一把汗，曆曆想象出日後大亂爆發時他們被讓當地少數民族血洗的慘景來。這些同誌表現了典型的鼠目寸光的優秀漢族傳統，當真是燕巢幕上，兔眠虎旁，望鄉台上打蓮花落。我也試圖向他們指明這潛在的危險，建議他們改變對少數民族的態度，那結果當然是天怒人怨，成了漢人皆曰可殺的大漢奸。
這也不去說它了，還是來說說我黨麵臨的困境吧。也就是“土”和“流”的關係。
我黨今天遇到的問題，曆史上早就多次出現過了。我已經在《中國需要民族和解》中指出，古代對邊疆的治理有兩種方式，一種是“土”，用現代話語來說就是實行民族自治，朝廷並不派官，也不幹涉人家的內政，由當地土司頭人管理；另一種則是“流”，也就是把原來自治的民族地區化為郡縣，由朝廷命官像內地那樣治理。
清朝乃是中國曆史上解決少數民族問題最成功的王朝。他們治理民族地區主要采用“土”的方式，西藏，蒙古都如此，蒙古由當地的王公統治，西藏則由達賴和班禪治理。中央政府隻要求他們名義上的臣服，並不過問其內政。
這一套非常成功，可惜隻能在封閉狀態下工作。等到帝國主義打上門來後，原來運轉如意的“土”製卻卡了殼，逼得朝廷不能不使出辣手來，“改土歸流”，也就是廢除原來的民族自治製度，設置郡縣，改由朝廷命官，如內地一般治理。
清廷為何要這麽做？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是心理上的原因。西方列強到來前，北京的大皇帝乃是天下聖主，“四夷”當然不能不“賓服”。當時“夷人”們若得到皇帝的賞賜，哪怕是個空洞的封號也罷，都意味著極大的榮耀與實際的權威。等到鬼子來了，“夷人”們才發現強中更有強中手，原來天並不止一個井大。特別是在大皇帝的軍隊被鬼子們痛毆之後，原來的景仰崇拜之心當然也就煙消雲散了。離心傾向自然出現。
第二個則是“帝國主義亡我之心未死”。“土”的治理製度的最大缺陷，是主權不分明，在鬼子看來類似殖民地或保護國。殖民地與領土的區別，在於前者的歸屬性可以改變。以當時的國際法理而言，西藏、蒙古與中央政府的關係，與緬甸、越南、朝鮮等國毫無實質差別，其中北京與西藏的關係大概比與朝鮮越南的還要更鬆弛得多。起碼駐藏大臣的實權與威風從未如在朝鮮擔任實際監國的袁世凱那麽結棍。
袁世凱最初投靠的上司吳長慶不過是個區區廣東水師提督（約等於後世省軍區司令）。他到朝鮮後，竟然能派兵把朝鮮攝政王大院君（當時朝鮮國王的生父）抓起來，送回國內治罪，而朝廷竟然能下達這種上諭：
“此次朝鮮叛亂，皆出自李正日應（蘆注：即攝政王大院君本名）主謀。論其積威震主，謀危宗社之罪，本應執法嚴懲，唯念朝鮮國王於李正日應誼屬尊親，若竟置之重典，轉令國王無以自處。是用特沛恩施，姑從寬減。李正日應著免其治罪，安置直隸保定府地方，永遠不準回國。”
在我印象中，駐藏大臣似乎還從未如此風光過，也沒聽說有哪位達賴喇嘛給抓到北京去問罪的。
因此說起來，咱們既然可以口口聲聲 “西藏、新疆、蒙古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神聖領土”，當然也就可以同樣高喊：“越南、朝鮮、緬甸、琉球、暹羅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神聖領土”。這兩者的區別，僅在於後者丟給了帝國主義，從“中國的殖民地”變成了“外國的殖民地”，而前者還來不及而已。
正因為主權不是那麽明朗，所以帝國主義當然要來打主意，把越南、朝鮮、緬甸、琉球、暹羅等盤算去之後，當然腦筋就會動到具有類似性質的民族地區去，拉攏威脅利誘當地的“土官”（諸如蒙古王公活佛，西藏活佛），讓他們改變效忠對象。根據偉大領袖毛主席“飯要一口口吃”的教導，俄國把蒙古人為劃分為“外蒙”和“內蒙”，英國把西藏人為劃分為“前藏”與“後藏”。那意圖都差不多，都是“革命發展階段論”，先把“外”吞了，再慢慢打“內”的主意。俄國吞並外蒙的第一步，便是要求清廷同意外蒙為中俄兩國共同的保護國。這一手小日本早幹過了。他們吞並朝鮮的第一步，便是要求清廷同意中日為朝鮮共同的保護國。
清廷發現了這問題後，采取的對策就是使主權明朗化，亦即“改土歸流”。此策其實是袁世凱在朝鮮危機爆發時提出來的三策中的上策，那就是廢了國王，將朝鮮改為直接由朝廷派官治理的省份。隻是朝廷根本沒有聽取，卻采取了下策，亦即苟且因循，聽任事態自然發展，最終戰爭爆發，大敗之餘割讓了朝鮮。
此後袁世凱主持朝政大計，便著手“改土歸流”，而且相當成功。方麵大員趙爾豐先在四川藏邊大肆改土歸流，後來又攻進西藏“平叛”，一直打到離拉薩不遠的江達宗，嚇得13世達賴喇嘛逃亡印度（13世達賴喇嘛就是現今14世達賴喇嘛的前身，怪不得1959年達賴逃起印度來滑溜之極——他前身早就把路探明了）。
類似地，清政府駐庫侖（今烏蘭巴托）辦事大臣在外蒙古大力推行新政，改革外蒙古的行政管理機構，廢除不準漢人到蒙古墾荒的禁令，設立兵備處，統領外蒙駐軍。他雖然沒有公開“改土歸流”，廢除王公，設官分治，但也注意到抓兵權，並試圖以漢人移民稀釋蒙族，鞏固邊防。
可惜辛亥醜劇打斷了這一係列的明智措施。辛亥革命前腳爆發，外蒙後腳就宣布獨立。西藏也趁機脫離了中國（幸虧沒有在國際上宣布獨立）。趙爾豐在川邊威名赫赫，卻在亂中稀裏糊塗地死在亂黨手下。此後內戰無日無之，中央對邊緣地區的控製名存實亡。盡管如此，民國政府仍然盡可能地秉承了“改土歸流”的政策，將邊疆地區一律設為省份。例如內蒙設為綏遠、察哈爾、熱河等多個省份，與內地省份完全一致，徹底消除了過去主權不明的弊病。
“解放”後我黨卻倒行逆施，從蘇聯那兒學來狗屁不通的“民族劃分法”。這民族越劃越多。我的舊印象是中國一共有官定的56個民族，殊不料上次見到一個國內治少數民族問題的學者，據他介紹現在國內劃分的少數民族已經高達100多個了。從民國時代的滿漢蒙回藏五族，發展到了如今這三位數，看來中國的“民族”頗像過去的化學元素，發現得越多便越有成就。誰發現了某個新“民族”，大概那榮耀也就相當於發現了一個新的化學元素。
這些人為劃分無聊無知無學到了極點，廣西“壯族”就是最大的笑話。廣西在秦朝便是中國的領土，真正的“自古以來”，也就是自遠古以來，不是新疆西藏蒙古那樣隻是自清朝以來。就這種老牌正宗漢人（比中原地區的漢人血統純粹多了）也給劃成了什麽“少數民族”。以致唐德剛問李宗仁他知不知道廣西是壯族自治區時，李宗仁詫問：什麽是壯族？沒聽說過啊？
正如唐德剛正確抨擊的，民族地區也效法蘇聯搞成什麽“自治區”，簡直是莫名其妙。可惜老唐沒有說明這麽搞的弊病，還必須由老蘆來透徹闡述。
從上麵介紹可知，傳統處理民族問題的方式隻有兩手：要麽強製同化，也就是“流”；要麽放手讓人家自治，那就是“土”。很明顯，“土”的政策更人道，弊病更少，漢族和少數民族之間關係更融洽，更能相安無事，朝廷也更少操心些，對此諸葛亮早就在征服南蠻後係統論證過了。清朝的民族政策之所以如此成功，正是因為他們明白這一點。
這政策之所以失效，有著特殊的時代原因，那就是中國遭到了帝國主義的圍攻。如果籬笆紮不緊，野狗就會鑽進來。因此，作為補救之道，改土歸流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時的。
但如今時過境遷，世界早不是帝國主義時代了。隻有心理有嚴重疾患的人，才會相信我黨的鬼話，以為中國還在列強環伺之中，慢慢眼就要讓人家瓜分肢解了。現在的問題恰好相反，是伴隨著帝國主義的崩潰，出現了全世界規模的民族意識覺醒，以致“國家要獨立，民族要解放”成了時代潮流。
在此大氣候下，民族問題就成了最敏感，最棘手的難題，就連民主國家都未必有本事處理，英國的北愛爾蘭問題就是最生動的證明。北愛爾蘭六郡的大多數住民是所謂“忠誠派”，願意留在聯合王國內。可信奉羅馬天主教的少數住民就是要和大多數民意對著幹，搞了幾十年的恐怖活動。英國政府鐵腕鎮壓多年無效，隻好與之和談，到現在也未能處理這個問題。英國人乃是世上最善於妥協應變、最具有政治智慧的民族，也是迄今為止鎮壓恐怖分子效率最高的民主國家。連人家都一籌莫展，何況中國那種弱智之邦？
更何況中共愚不可及地為自己製造出了無數麻煩。借用老毛的話來說，那許多“民族自治區”就是套在我黨脖子上的絞索。既然標榜是“自治區”，按理說就該實行傳統的“土”，讓人家自治，可它們在實質上和內地省份一樣，都實行黨的一元化領導，毫無自治可言。但它又不是傳統的“流”，區別就在於在“自治區”對少數民族加以特殊優待，而且禁止內地人口向那些地區流動。
這結果，就是既妨礙了人口自然流動造成的民族融合，又不給少數民族真正的自治權。乃是典型的不良不娼，不“土”不“流”，兩麵得罪。漢人為不能享受與少數民族的相同權利憤憤不平，少數民族因為漢人成了事實上的頭人（亦即黨委書記）而憤憤不平，由此人為製造出民族分裂與民族對立來。世上再沒有比這更蠢笨的製度設計了。政府夾在這種背時製度中，一旦少數民族和漢人發生衝突，必然是兩麵不討好，如林則徐處理雲南回漢衝突時向朝廷上奏說的那樣，漢視官府護回，回視官府護漢，絕無可能作不偏不倚的青天大老爺。
我早在幾年前就跟某mingyun人士說過，在人類曆史上，還從來沒聽說過哪個民族獨立運動曾被武力消滅了。在帝國主義全麵走向崩潰，民族自治走向全麵勝利的今天，要防止中國出現前南斯拉夫那樣的慘劇，就必須想到中國在將來解體後發生的事（那是必然的），盡可能減輕甚至避免帝國解體後發生的民族間大屠殺。
解決的方法我早就在多篇文章中說過了，那就是及早結束這“不土不流”的暗娼製度。實行“土流結合”，一麵實行人口雙向自由流動，讓少數民族自由流向內地，內地漢人自由流向邊疆地區，內地的招工、招商、招生、招幹等等，必須優先招收邊疆地區少數民族，為他們在內地特別是大城市提供優厚的就業創業經商等機會，而邊疆地區也應同樣為內地人民提供就業創業經商等機會，在尊重個人自由意願的基礎上，實行人口雙向流動，促進民族融合。另一方麵也應該在有條件的地方（暫時不包括新疆，但應該包括西藏）謹慎地、逐步地實行民族自治。在實行真正自治之前，所有的虛假的“自治區”的名號應予統統取消。
總而言之，要避免中國在未來解體，唯一的希望是向美國學習，創造各族人民為經濟吸引而自由流動的客觀條件，藉此將國家變成各民族的大熔爐。我黨必須認識到，越是鼓吹濫殺少數民族的“愛國者”，就越是唯恐天下不亂的漢奸國賊，對那些人必須嚴懲不貸。
最後預測一下西藏的亂局。愚以為，雖然胡錦濤以在86年鎮壓藏民騷亂起家，但這次他不至於匆忙下手，原因很簡單：奧運會乃是我黨“丫鬟扶正”的認證書。全世界眾目睽睽，甚至已經有眾多體育明星提出要杯葛北京奧運會，所以中央不能不投鼠忌器。但現在騷亂已經波及與西藏相鄰的省份，拖下去恐有失控危險，他也不敢承擔這風險。所以看來中央最可能作出的決策，還是先“硬著頭皮頂住”，實行“內緊外鬆”，等到奧運會開完再算總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