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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3月16日 - 六十一人叛徒案

(2008-03-17 10:35:20) 下一個




    1967年3月16日,中央文革小組製造了薄一波、安子文、楊獻珍等“61人叛徒集團案”,以此作為向劉少奇開炮的重型炮彈。
  
    1966年8月,八屆十一中全會後,江青、康生一夥首先指令“彭真專案組”調查所謂“六十一人叛徒集團”的問題。然後,在8月18日“慶祝文化大革命大會”上,又私下授意紅衛兵代表,揪鬥這些老幹部。9月16日,康生致信毛澤東說:“我長期懷疑少奇同誌要安子文、薄一波等人‘自首出獄’的決定。最近我找人翻閱了1936年8、9月間的北京報紙,從他們登報的《反共啟事》來看,證明這一決定是完全錯誤的,是一個反共的決定。”康生還隨信附上了1936年有關報紙的影印件。
所謂“六十一人叛徒集團”究竟是怎麽回事呢?事情還得從1936年說起。

    1936年三月,劉少奇受中共中央的委派,曆經艱險,來到華北,作為中央代表主持北方局工作,並任北方局書記。劉少奇到天津後,麵臨新的工作和所處的環境,深感“左”傾冒險主義錯誤給華北黨組織連續造成的嚴重損失。這裏黨組織遭破壞,黨員幹部被捕,幹部嚴重不足。他在給中央的報告中寫道:在白區除開保存了黨的旗幟外,其他東西是很少保存下來的……。眼下,特別隨著華北抗日救亡運動的日益高漲,就更迫切需要大批有豐富鬥爭經驗、能夠實行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新政策的領導幹部。

    1936年4月的一天,劉少奇見到中共北方局組織部部長柯慶施,兩人談了華北的形勢,劉少奇陷入深思。這時,柯慶施靈機一動,突然想到,當時,“北平軍人反省院”(因地處北平草嵐子胡同,通常稱草嵐子監獄),關押著一批黨的幹部。這批幹部主要是三十年代初期因北方黨組織兩次遭大破壞而被捕的。他們在獄中進行了堅貞不屈的鬥爭。到1936年時,還有六十多人被繼續關押著。其中有:薄一波、劉瀾濤、安子文、楊獻珍等,這批幸存下來的幹部,是黨的一筆寶貴財富,如果能將他們營救出來,可以大大加強華北地區的幹部力量。而且,日本侵略者近期進攻華北已不可避免,如果讓這批幹部落入他們之手,將很難生還。

    於是,柯慶施對劉少奇說:關押在北平草嵐子監獄中的一批同誌,他們的刑期多數已滿,但不履行一個手續,就不能出獄。考慮到抗戰缺少幹部,柯慶施向劉少奇建議,讓獄中的幹部履行監獄規定的手續,及早出獄。這樣,一方麵可以緩解北方局幹部奇缺的困難,另一方麵也可以在日寇占領北平後,避免不必要的犧牲。

    劉少奇聞言,低頭沉思,他當然清楚所謂“履行出獄手續”意味著什麽。更明白這件事情的重要性和緊迫性。最後他點點頭,緩緩地說:我個人同意。履行敵人規定的出獄手續,是在特定條件下采取的一個特殊措施,有利於黨的事業。但他也深深感到,這件事情關係重大,責任重大,必須請示中共中央。於是,劉少奇立即請示中央。當時的中央負責人張聞天接到劉少奇的報告後十分重視,同在陝北的其他中央領導同誌商量後,很快批準了這個要求。

    1936年6月,劉少奇接到中共中央的批複,立刻把這件事交由柯慶施去執行。柯慶施當即派地下黨員徐冰(公開身份是北平中國大學教授)同孔祥禎取得聯係。孔祥禎1931年被捕,入草嵐子監獄,曾任監獄中的秘密黨支部書記,1932年因病保外就醫,出獄後以家庭教師身份作掩護,繼續從事黨的秘密工作。孔祥禎設法給當時監獄黨支部負責人之一的殷鑒秘密送去一封信。大致意思是:北方局指示你們可以履行“出獄手續”,爭取早日出來。

    1936年7月,北平軍人反省院。高高的圍牆上安著電網,四周和大門都有崗哨,戒備森嚴。當時正擔任獄中黨支部書記的薄一波和支部委員劉瀾濤、殷鑒,收到北方局要他們履行出獄手續的密信後,正疑慮重重。他們擔心這是敵人設下的又一個圈套,於是同少數骨幹商議,決定不予執行,也不在黨員中傳達討論。

    北方局送信到獄中已三個月,仍不見回音。劉少奇決定,通過孔祥禎給獄中黨支部寫第二封信。信中說:黨組織營救你們出獄,這是中央的決定。上次去信後不見你們的行動,現再做如下指示:根據新的政治形勢和任務的需要,考慮到你們是經過長期鬥爭考驗的,黨認為,為了爭取你們盡快出來為黨工作,你們不但可以,而且必須履行敵人出獄手續。這樣做是符合黨的最大利益的。黨認為你們過去堅持不在敵人“反共啟事”上按手印,做得完全正確。但是,你們那時的鬥爭,還是在小圈子、小範圍內的鬥爭,現在要求你們出來在廣闊範圍內作鬥爭。現在形勢變了,國民黨“安內攘外”,登“反共啟事”司空見慣。正因為你們是經過長期鬥爭考驗的,所以你們更有條件,這是特定條件下所作的決定,不是常例。黨現在向你們作出保證,在政治上和組織上中央完全負責,政治上不以叛徒論,組織上不歧視,你們要相信中央。如果你們接此信後,仍然拒不執行,就要犯更大更嚴重的錯誤。

    這時,獄中黨支部已經改選,支部書記是趙搏,支委是楊獻珍、張友清。他們同骨幹分子討論後,考慮到黨的紀律,準備將中央指示付諸討論,征求獄中全體黨員意見。

    為了證實這兩封信是否真是中央的指示,支部又通過另外的通訊辦法得到了北方局的第三封信。信上再次說明,這些指示是北方局向中央建議,經中央批準的,隨信還附有北方局向中央建議的主要內容抄件。

    支部終於判定:確係中央指示。他們作出了“準備執行”的建議,交全體黨員討論。討論結果,一致同意服從組織決定。

    1936年9月上旬的一天,薄一波等9人第一批出獄了。

    北平,太廟茶館。熙來攘往的人流絡繹不絕,小商小販的叫賣聲喊成一片。薄一波同孔祥禎並肩走向茶館,他是來和北方局黨組織接關係的。到了茶館門口,孔祥禎留在門外了望,薄一波一個人走了進去。迎接他的正是徐冰。兩人緊緊握手,徐冰問了薄一波的住址,向他交代了接頭的暗語,然後匆匆離開。

    按照地址,柯慶施找到了薄一波,說:“讓你們出來是劉少奇、北方局向中央建議,經中央批準的。你門出來時還拿架子,三請諸葛亮才出來呀!”言畢,哈哈大笑。

    薄一波、劉瀾濤、安子文、楊獻珍等幾十名共產黨員,分作九批履行了監獄規定的手續出獄,陸續出獄。出獄後他們被中共黨組織分配到山西、河北、天津等地,重新投身到革命的洪流中,開始新的工作,從而大大加強了北方黨的力量。

    1944年3月,抗日戰爭已開始局部反攻。黨的七大準備工作正著手進行。
寶塔山下,春風楊柳,紅旗飄飄。。

    薄一波作為中共七大正式代表,從晉冀魯豫解放區趕到延安。住在延安中央黨校一部,參加統一的學習和審查。當時,他還是晉冀魯豫代表團的副團長,團長是劉伯承。

    從草嵐子監獄出獄的黨員中,有七大正式代表l2人,候補代表2人。

    薄一波到延安第二天,即向毛澤東匯報了在北平5年半的獄中鬥爭,毛澤東連連讚賞。之後,書記處書記任弼時又找薄一波談話,說:你們出獄,中央完全知道。

    薄一波提出,應把他們1936年出獄的問題向七大作出報告,把過程講清,作結論。在七大代表資格審查委員會審查討論時,代表資格審查委員會主任任弼時正式說明了這件事。委員會對薄一波等人的出獄問題,作出明確結論,認為適合代表資格,並提交七大代表一致通過。

    當時,康生也是這個委員會的成員。他還曾當麵對薄一波讚揚說:北方局的一大功勞就是營救草嵐子監獄的一批幹部出獄。

    這段曆史中共中央早有定論,但在“文化大革命”爆發後,江青、康生一夥,卻又將它作為一樁曆史疑案,重新提出,別有用心,無事生非。他們為了借機陷害這批德高望重的老同誌,在全國掀起了“揪叛徒”的浪潮,把薄一波等經組織決定出獄,說成了“自首叛變”,說成是“劉少奇招降納叛的組織路線”。為此,還搞假證,進行誣陷,欺騙毛澤東和中央其他領導人,欺騙各中央委員。在他們煽動下,經毛澤東同意,1967年3月16日,中共中央印發《薄一波、劉瀾濤、安子文、楊獻珍等六十一人的自首叛變材料》。這一文件指出:“在反對劉少奇、鄧小平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鬥爭中,揭發了薄一波、劉瀾濤、安子文、楊獻珍等61人的叛徒集團。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勝利,是毛澤東思想的偉大勝利。”“這些變節分子……許多人在重新混入黨內以後,成為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堅決執行者,成為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成為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文革”期間,這批人尚有四十人健在,其中有二十二個人擔任著省委書記,副省長,中央機關副部長以上乃至國務院副總理的領導職務。當時不但這四十位老同誌慘遭迫害,他們的家屬,他們的親友,老部下幾乎全部受到株連,據說受審查受迫害的人數有成千上萬。這起冤案就是這樣造成的。

    更有甚者,他們怕張聞天如實說出當年中央批準北方局建議的事實經過,還對其進行了威脅和關押監護。

    1968年4月的一天,兩名幹部模樣的人來到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找到了張聞天。廬山會議後,張聞天便被罷免了一切職務,離開政壇,在經濟研究所當了一名特邀研究員。來人自稱是“康老”派來的,他們嚴厲地對張聞天說:“1936年薄一波等人出獄的案件,被你從中把水攪渾了。這案件是劉少奇背著中央幹的,你張聞天為什麽要承認是你批準的?!以後你如再瞎說,後果由你自己負責,你應替你的子孫後代留條後路!”原來,南開大學紅衛兵在此之前曾向張聞天追問薄一波等人出獄的問題。由於事隔多年,張聞天為了慎重起見,將回憶的情況,先給康生寫了封信,請他查查中央原來的檔案,以證實當時的情況。     

    給康生連寫了兩封信,均杳無回音。張聞天無奈,隻好決定由他個人負責,承認是自己批準的。於是,禍從天降。 1968年5月16日下午,一個排的武裝士兵將張聞天夫婦帶走,實行關押監護。直到1969年的10月20日,監護才被解除。

    “好在曆史是由人民寫的” 真理終會戰勝邪惡,問題總會水落石出。1976年10月,“四人幫”被粉碎,長達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宣告結束。

    1978年,時任中組部部長的胡耀邦,頂住種種壓力,積極撥亂反正,為“文化大革命”中的冤假錯案平反昭雪。因而,“六十一人叛徒集團”這一特大冤案很快得到平反。這批老同誌也才從“叛徒身份”的枷鎖下解放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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