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秦暉：中國奇跡的形成與未來

秦暉：中國奇跡的形成與未來

南方周末

　編者按：

　　30年前啟動的改革開放，造就了一個舉世矚目的“中國奇跡”——中國經濟的長期高增長。如何解讀這個“奇跡”，當下已經成了思想界的頂級課題。“中國奇跡”是突破傳統觀念、傳統體製桎梏的結果，也是在特定曆史條件製約下摸著石頭過河，沒有先例可循。在全球化背景下，世人眩目於“中國奇跡”。

　　在改革開放三十周年之際，在新一輪改革開放的恢弘曆史長劇正在揭幕之際，無疑，我們需要一場關於改革30年的大討論。總結三十年，反思三十年，甩掉曆史包袱，開創改革新局，這是對改革開放三十年最好的紀念，最好的繼承，也是我們在曆史新關頭最重要的使命。

　　為此，本報特刊發秦暉教授的文章，並將陸續刊發這方麵的文章，力求對改革開放三十年的曆史經驗和教訓，作出有啟發性的解讀和總結，以饗有興趣於中國道路、中國走向的廣大讀者，敬請垂注。

　　中國奇跡的形成與未來

作者：秦暉

　　國際上轉軌經濟學界對所謂的“中國之謎”，即所謂的“中國奇跡”與“東歐困境”的解釋，已成為最大的論題之一，而且各方似乎已經形成了“漸進-激進”的討論模式。古典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往往認為東歐的“激進轉軌”雖然付出很大代價，但一舉解決了實質性問題，將來會顯示出大效果；而中國的“漸進轉軌”雖然獲得了持續的經濟增長，但實質性問題繞不過去，將來會遇到大困難。相反，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家則認為東歐轉軌恰恰陷入了“市場原教旨主義”的“激進”誤區，而中國的漸進轉軌似乎具有更多的凱恩斯式或福利國家式的政府幹預成分，因而取得成功理所當然，將來雙方的對比也不會逆轉。

　　顯然，這種爭論的背後包含某種共同前提，即中國“漸進”——更多凱恩斯或福利國家或社會主義色彩——因而經濟(根本性地或暫時地)增長，東歐“激進”——更多自由放任或市場競爭色彩——因而經濟(根本性地或暫時地)衰退。

　　但是筆者認為，這個前提是大可質疑的。首先就轉軌目標模式而言，中國明確地自認為是“摸著石頭過河”，很難說她的目標是什麽 (尤其難說是“福利國家”)，而多數東歐國家倒是明確以加入歐盟為目標，而歐盟多數國家長期是社會黨執政，是當今世界上福利國家的典型，東歐各國入盟談判中的“福利門檻”、“勞工保護門檻”往往比“市場化門檻”還高。而現實就更不必說：恐怕沒有人能證明如今的中國比東歐更像“福利國家”，而作相反的證明倒是輕而易舉。(參見秦暉：《中國轉軌之路的前景》，《戰略與管理》2003年第1期，4-5頁)

“劇變”後的中東歐，經互會國家轉軌戰略各有特點，其中像白俄羅斯與愛沙尼亞這兩個空間與曆史都相近的“前蘇聯”國家，其轉軌經濟政策的相差之懸殊實難以用“東歐轉軌”這個概念來包容：盧卡申科治下的白俄羅斯基本上拒絕市場化，其經濟麵貌簡直比我們的南街村還“南街村”；而愛沙尼亞以“麵向外資全賣光”方式實行的私有化堪稱東歐最激進之一。如果不考慮政治變革而僅從經濟上講，所謂中國與“東歐”轉軌政策的差異恐怕遠不及東歐內部(如上述的白、愛兩國)之差異來得大。

　　但是，不管是白俄羅斯還是愛沙尼亞，抑或中東歐的任何國家，劇變前後都出現了或長或短的經濟衰退。隨即它們先後幾乎都(除幾個發生戰亂的國家外)恢複了或強或弱的經濟增長，但與中國持續30年的經濟增長相比似乎都顯遜色。無論有多少水分，改革以來的中國經濟就其增長速度而言，的確是個“奇跡”。於是，如今無論中國國內還是國際上的評論界，大都認為中東歐人犯了某種錯誤，而中國人則提供了正麵的經驗。

　　的確，從事後分析的角度指出某些中東歐國家犯的錯誤並不難，但既然無論激進還是漸進、搞不搞所謂休克療法、左派執政還是右派執政，都經曆過衰退，整個中東歐從白俄羅斯到愛沙尼亞(更不用說從土庫曼斯坦到前東德)都出現過衰退，那麽它們與尚未經曆過這種衰退的中國之間的比較，就很難以“休克療法”是否錯誤之類的說法來解釋。

　　上篇：雙重效率增益與走出負帕累托：中國奇跡1978-1989

　　“走出‘文革’”的改革

　　中國的改革進程，如果按通常的說法從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算起，已經曆整整30年。而鄧小平曾經有個說法：其實，“改革在1975年就開始了。那時的改革，用的名稱是整頓”。從個人角度講，鄧小平這樣說有其道理。因為1975、1978這兩個年份都是他複出掌舵之年。而從實際曆史進程來講，這個說法也有相當的邏輯根據，因為這兩個年份都是擺脫“文革”的標誌年：1975年是在毛澤東還在世但已漸失工作能力的情況下，鄧小平利用實際主政之機“暗渡陳倉”式地試圖擺脫“文革”，但被毛澤東生前最後一次政治鐵腕所挫敗。而1978年在毛去世後，鄧小平在人心所向的氣候下終於戰勝堅持毛澤東路線的“凡是派”，使中國真正擺脫了“文革”。所謂改革在其原初意義上就是擺脫“文革”，因此無論以1975年還是以1978年劃線，應當都沒有什麽問題。（中國社會科學院主辦：《為中華之崛起——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80周年》）


　　但是“擺脫‘文革’”並不等於走向市場經濟，尤其1975年的“整頓”實際上強調的是恢複計劃秩序，向如今被認為是“蘇聯模式”而“文革”時期被譴責為“修正主義”的那一套靠攏，而根本與市場化背道而馳。人們應當記得，甚至在“四人幫”倒台後很長時間，像溫州那樣在“文革”的混亂中自發出現的市場化苗頭，那時都是被當作“四人幫”統治的惡果而受到嚴厲譴責並成為“整頓”對象的。

　　而另一方麵，“擺脫文革”又決不僅僅是擺脫1966-1976那十年，因為按照薄一波回憶錄的敘述，實際上早在1956年否定一長製、實行政工治廠後，“蘇聯那一套”就在中國吃不開了。改革前中國與蘇聯雖然都有相似的意識形態，其體製，尤其是經濟體製還是頗有區別。在工業方麵，這種區別從1956年中國批判“一長製”開始凸顯，到大躍進時代出現與“馬鋼憲法”(當年中國人對以蘇聯馬格尼托哥爾斯克鋼鐵聯合企業經營管理模式為代表的工業體製的稱呼)對立的“鞍鋼憲法”，直到後來長期、全麵的“反修”。實際上，“文革”前毛澤東與劉少奇等人的矛盾，除去純個人因素的成分，如果說還有所謂路線的分歧的話，那幾乎就是“農民戰爭式的命令經濟”還是“科學主義的理性計劃經濟”，或者說是“鞍鋼憲法模式”還是“馬鋼憲法模式”、隻講“政治經濟學”還是多少講點“計劃科學”的區別。

　　眾所周知，在蘇聯，改革前曾長期堅持以計劃經濟批判“市場社會主義”的教條傾向。而在中國，那時並沒有“市場社會主義”的問題，改革前20餘年間不斷的“反對修正主義”，與其說是以計劃經濟反對市場經濟，毋寧說是以胡鬧的命令經濟來反對理性的計劃經濟傾向。當時經濟上的“反修”舉動，除了反對“三自一包”帶有一點“反市場”色彩外，其他如反對“消極平衡”、反對“條條專政”、反對“托拉斯化”、反對“一長製”與“管卡壓”、取消所謂“不合理的規章製度”、推行消滅分工的“五七道路”和反優化配置的“五小工業”等等，都是反對理性計劃機製的。劉少奇、薄一波這些所謂“修正主義者”那時並沒有搞市場經濟的念頭，他們隻是想要多一點理性計劃經濟，少一點大轟大嗡。但在那些年月中後者是優勢是主流。根據薄一波的回憶，在改革前的30年裏，除1956年以前局部(如東北)有較多理性計劃的成分、1962-1964年間又有更弱的“恢複”嚐試外，連“八大”到“反右”之間、“四清”到“文革”之間這些一般被認為尚屬正常的年月，理性計劃亦無力推行。更何況反右、大躍進與“文革”那些年月？(薄一波：《若幹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年，961-982頁)

　　這一切造成了中國與東歐改革前體製的不同。雖然中蘇舊體製都是在落後的農民國家裏發生革命的結果，帶有希克斯稱為前市場的傳統時代“命令經濟”的特征，但此前俄國受工業文明、市民社會的影響畢竟深一些，其體製較多具有工業文明的“科學主義的理性計劃”成分。從列寧欣賞福特製、泰勒製，斯大林時期的“馬鋼憲法”強調專家治廠、經濟核算、科層管理與一長製，直到勃列日涅夫時代大興數理經濟學，強調要素配置的最優化模型，逐步發展了一套“科學計劃”體製。該體製與規範的市場經濟相比固然既無效率也不人道，但與大轟大嗡的農民戰爭式的“運動經濟”和長官意誌的“命令經濟”相比，至少在效率上要強得多。蘇聯把“科學計劃”的潛力發揮到了極致，以致在這一方向上已無發展餘地，而另尋出路則要付出打亂原有的“科學計劃”的代價。

　　中國則不然，其所建立的更多是帶有傳統農民戰爭色彩的、“無計劃的命令經濟”，體現的與其說是工業文明的科學主義和經濟理性，毋寧說是農業時代的長官意誌與浪漫激情。中國的“鞍鋼憲法”與蘇聯的“馬鋼憲法”；中國的黨委負責製與蘇聯的一長製；中國的政工治廠與蘇聯的專家治廠；中國的群眾運動與蘇聯的科層管理；中國的政治掛帥與蘇聯的經濟核算；中國直到改革前仍隻知道“政治經濟學”而不知數理經濟學，而蘇聯改革前數理經濟學或曰“計劃科學”已經是主流；中國的“小而全”、山頭經濟和“三邊工程”與蘇聯的強調優化分工、規模效應、科學布局……都反映了這種農業時代的“命令經濟”不同於工業時代的“計劃經濟”。

　　當然，再“理性”的計劃經濟，雖然可以做到運籌學與線性規劃下投入產出函數的“最優化”，卻無法適應每個人千變萬化的消費偏好；雖然可以做到靜態的“計劃均衡”，在極端的“分配經濟”中甚至可以消除市場試錯過程中難免的過剩與不足交相波動，但卻無法擁有動態均衡的市場競爭所產生的創新激勵；雖然在實物指標上它可以很有“效率”地生產出大量的產品，但在以可感知福利為基礎的效用增益效率方麵卻遠不如市場經濟。而最根本的，正如布哈林當年所說：計劃經濟“必須消滅所謂勞動自由，因為‘勞動自由’是同正確組織起來的‘計劃’經濟和勞動力的計劃分配不相容的”。何止“勞動自由”，在無視個人偏好的情況下“消費者主權”不複存在，個人成為整體機器上的“螺絲釘”，勞動、消費乃至整個生活以至思想，在邏輯上都有被“計劃”的趨勢，在這一點上“理性計劃”與非理性的胡鬧並無本質區別。而這後果遠比科爾奈講的“軟預算約束”要嚴重。(布哈林：《過渡時期經濟學》，三聯書店1981年，126頁)

“喬廠長”比“普隆恰托夫經理”能幹？

　　因此，再“科學”的理性計劃體製雖可以有效地完成工業化原始積累 (非理性的命令經濟連這一點也做不到)，但遲早也會麵臨變革。而一旦變革，越“科學”的計劃被放棄所要付出的代價 (所謂改革陣痛)就越大。這代價包括“市場均衡”尚未建立，“計劃均衡”已被打破；效用增益效率尚未改進，實物投入產出效率卻下降了；競爭—創新激勵尚未形成，強製積累功能已經瓦解。而且，這些代價的大小與“漸進”還是“激進”並無明顯關係。從中東歐到前蘇聯的30個轉軌國家盡管在“漸進”與“激進”、左派掌權還是右派掌權等方麵千差萬別，但轉軌初期無一例外地都出現了程度不同的經濟衰退。而且“漸進”國家付出的代價未必小於“激進”國家。計劃經濟固有的創新效率差、效用增益低以及“設計”人的行為這種思路本身的非人道性，是再鑽“最優化”的牛角尖也無法解決的根本弊病。進入1980年代後，“計劃最優化”已出現明顯的邊際效益遞減。而西方市場經濟卻在這時出現了信息技術革命、產業結構升級和“裏根-撒切爾繁榮”。形勢迫使蘇聯人不得不改弦更張。但是，放棄這樣嚴密的“科學計劃”對經濟的衝擊是很大的。東歐人在這一過程中無疑有這樣或那樣的失誤，但即使避免了一切失誤，一個時期的經濟滑坡也在所難免——最明顯的是：甚至連並沒有麵臨轉軌問題的芬蘭，僅僅由於她與經互會國家貿易比重很大，也受累於理性計劃的廢棄，在1989年後經曆了連續數年的經濟大滑坡。1991-1994年，芬蘭國民生產總值從1220億美元降至958億美元，降幅達21.5%。(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1994 Book of the Year, Chicago: EB Inc., p.607; 1997 Book of the Year, p.605.)

　　反觀中國，一方麵它在“計劃經濟”方麵還有極大的改進餘地，不像蘇聯那樣已經走到盡頭，非得徹底改換“路線”不可；另一方麵中國根本沒有享受過“科學計劃”的好處，當然也不必承受放棄“科學計劃”所要付的代價。中國改革前的“文革經濟”本來就具有“既無市場又無計劃”的特點，也就不存在蘇東那樣從理性計劃陷入“無計劃無市場”的轉型陣痛的問題。“文革”時期中國本來就沒什麽計劃均衡可言，實物投入產出效率已經十分低下，強製積累的功能雖不亞於東歐，但“瞎指揮”對這些積累的浪費更甚於東歐。因此“文革”後期的中國經濟實際上處於“隻要不再胡鬧，怎麽幹都比以前好”的狀態。事實上我們從林彪事件後披露的所謂“571工程紀要”之類文件可以看出，毛澤東身後出現變革，幾乎已是呼之欲出的事。

　　正是這種“改革前的胡鬧”為後來的變革創造了“無代價增益”的前提。事實上，以1975年“整頓”開始的前期中國改革與其說是擺脫蘇聯模式，不如說在許多領域是放棄“運動經濟”而恢複蘇式管理，放棄“鞍鋼憲法”而部分恢複“馬鋼憲法”，用鄧小平的話說就是：“把經濟搞上去，首先是恢複生產秩序。凡是這樣做的地方都見效。”而用“文革話語”說，那就是“修正主義”來了。事實上，改革初期我國國有企業采取的許多改善管理的措施，與蘇聯後期搞的“謝基諾實驗”、“茲洛賓方法”、“列寧格勒經驗”、“新波洛茨克方式”等等都可以說異曲同工。甚至那時流行的“大廠文學”，以著名的《喬廠長上任記》為代表，也與蘇聯後期的“大廠文學”如《普隆恰托夫經理的故事》等如出一轍。兩者都提倡專家治廠、“科學”管理，既抵製政工人員的瞎指揮，又完全沒有市場營銷的概念。

　　但是“停滯時代”的“普隆恰托夫經理”黔驢技窮回天無力，而“走出胡鬧”的“喬廠長”卻大展宏圖開始了“奇跡”，這與其說是後者比前者更能幹，毋寧說是後者的前任比前者的前任更糟糕。在“喬廠長”上任的時代，中國無論是走市場化改革的道路，還是建立科學主義的理性計劃，都能帶來經濟績效的提高，而戈爾巴喬夫時代的蘇聯已經沒有這種可能了。

　　失去的隻是鎖鏈：改革前期的公正性增益

　　理性計劃與非理性的命令如果對改革的效率增益有影響，那麽改革前體製的束縛——保障功能是否協調則有關改革的公平性增益。

　　某些自由主義者也許會認為一切“非自由”的安排都沒有正當性，但實際上，人們之所以接受某種束縛性共同體的安排，不盡然是因為強製。如果自由能夠交換“安全”，包括廣義的安全即社會保障，人們是會權衡的：假如犧牲較少的自由能換來較多的保障，那麽這種束縛可以被認為是公平的。如果自由的犧牲與保障的獲得程度相當，那麽這種體製至少也並不顯得太不公平。事實上，民主社會主義與福利國家的製度安排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得到相當多的現代公民的擁護。中國與東歐改革前的舊體製當然不是民主社會主義，人們也沒有權力(通過選票)在這兩者間進行權衡和交換。但體製的束縛與保障功能仍成為“不自由”的兩麵而給人以不同的感覺。一般地說，任何改革前體製都沒有實現所謂“共同富裕”的烏托邦，但很多國家這種體製具有的社會保障功能還是明顯的。而走出舊體製的“轉軌”過程，用馬克思的話說就是“兩種意義上的自由”過程：既擺脫了束縛，也失去了保護。

　　不同的利益群體在舊體製中受到的束縛與保護程度是不同的，相對而言，受到束縛少而得到保障多的群體會覺得這個體製比較公平，反之會覺得它不公平，並強烈地要求變革。同樣對於轉軌過程而言，如果某個群體在此過程中擺脫的束縛多於他失去的保障，甚至是隻擺脫束縛沒有失去保障，他們會擁護改革並認為它是公平的。而如果擺脫的束縛很少而失去的保障更多，他們就會感到不公平了。這兩類群體孰眾孰寡，就決定了整個社會對改革的接受程度，或者說是改革的“公平”程度。

　　與民主福利國家的價值體係相比，改革前舊體製的社會保障在其價值體係中的地位本來就較低，盡管舊體製的意識形態基礎也有強烈的理想主義色彩，但這種“理想”的基礎是所謂“科學”而非人道，為了合乎科學、因而據說最終也合乎正義的目的而強製人們作出犧牲，是合乎邏輯的。蘇聯建國初期很有影響的普列奧布拉任斯基的《新經濟學》就把“蘇維埃經濟”的發展分為兩個階段，前為“社會主義原始積累”時期，後為“社會主義積累”時期。他認為發展普遍福利那是到了“社會主義積累”階段的事，而在此之前的“社會主義原始積累”時期，蘇維埃的任務是“比資本主義更嚴厲地‘剝削’農民”來完成原始積累。因此蘇聯在整個斯大林時代，農民在受到嚴厲束縛的同時根本沒有什麽福利可言，甚至不隻一次地出現過餓死大量農民的“體製性饑荒”。如果那個時候發生轉軌，農民的熱情恐怕不會亞於中國式的“改革奇跡”。然而曆史並沒有這樣演進，而蘇聯畢竟在“理性計劃”的安排下相對有效地利用了犧牲農民利益乃至生命換來的“原始積累”，完成了工業化與城市化過程。到了勃列日涅夫時代，不僅農民人口已是少數，而且蘇聯工業的積累也已不必依靠“剝削”農民。相反地，工業“反哺”農業的過程已經出現。當時蘇聯農業中不僅國營農場比重已經超過集體農莊，而且自1966年最高蘇維埃通過“關於全蘇集體農莊實行有保障的工資製”決議後，集體農莊成員的福利保障水平也與城市國營企業工人大體相當了。於是當市場經濟轉軌開始時，蘇聯農民的感受與我國農民在1980年代改革時的感受相差懸殊，而與我國1990年代國企改革時工人的感受卻有類似之處：失去保障的“代價”成為出現嚴重問題和不公平感的根源。

　　而在一些東歐國家還有更為懸殊的情況：不僅捷克、東德等原來就已工業化的國家沒有原始積累問題，像波蘭、南斯拉夫等國，原來在共產黨時代就沒有搞集體化，他們的農民一直是私有小農，擁有不亞於我國農民改革後才擁有的種種自由，而當時的體製為了增加意識形態對農民的吸引力，在農民人口比例不大而且工業化水平較高的條件下給他們的小農提供了相當高水平的福利保障。如波蘭1972年全國農民實行公費醫療，1978年全國農民實行退休製，同時還建立了國家財政支持的農業產前產後服務係統(即所謂“農業圈”製度)，而為了爭奪對農民的影響力，教會方麵也與政府展開“支農競爭”。如1983年教會就建立了20億美元的農民援助基金，向農民提供各種生產、生活保障。這樣到了市場經濟轉軌時，他們的農民就與我國的農民處於完全相反的境況：他們原來就沒有多少束縛需要擺脫，而原來受到的高水平保障卻有失去的可能。因此毫不奇怪，波蘭轉軌初期最抵觸的階層就是農民。

走出負帕累托改革前期的社會共識

　　與這些國家不同乃至幾乎相反的是：我國改革前體製的“原始積累”不僅力度大，而且由於缺乏“理性計劃”浪費嚴重，以至盡管從數字上看到改革時我國產值中工業的比重並不低，但它缺少自我積累的能力，一直處於靠“剝削農民”來維持的狀態，致使我國農民在舊體製下受到比蘇聯、東歐更嚴重的束縛，而基本得不到什麽社會保障。一個突出的事實是：除了眾所周知的三年大饑荒造成餓殍盈野的慘劇外，農村小規模的非自然原因餓死人現象從統購統銷時代一直到1975年在檔案中都時有發現。周其仁先生曾說，改革前我國的工農業都是“國家控製的經濟”，真正的區別不在於“全民”還是“集體”，而在於當時的國營企業是“國家控製、國家承擔控製後果”的經濟，而農村人民公社則是“國家控製、農民承擔控製後果”的經濟。這實際上指的就是農民隻受嚴厲束縛，而幾乎得不到國家的什麽保障。在這種情況下，經濟轉軌初期對於農民而言幾乎是無代價的好事，套用一句老話，他們在改革中“失去的隻是鎖鏈”。

　　改革前中國的人口80%以上是農民，僅這一點就決定了改革前期絕大多數人是受益者。而這一“公正性”又因改革起因於“走出文革”而進一步凸顯。

　　走出“負帕累托”：改革前期的社會共識

　　經濟學上有所謂“帕累托改進”的說法，指那種所有人都受益，隻是受益多少而基本無人吃虧的過程。但是這樣一種過程的實現在曆史上其實很罕見。因為現實生活中存在種種利益衝突，所以現實的改進通常都是“非帕累托過程”：或者是多數人受益少數人吃虧——一般認為這就是可取的；或者是少數人受益多數人吃虧——這就不可取。而改變這些過程的“改革”或“轉軌”也就麵臨兩種情況：或者是改變了上述可取的過程，那就成了多數人吃虧的“不公平改革”；或者是改變了上述不可取的過程，那就是多數人受益的“公平改革”。但是無論哪種情況，改革都有人吃虧，因而麵臨吃虧者的抵抗，或者至少是不合作。也就是說，無論改革總體上“公平”與否，它都很難具有帕累托改進的性質。換言之，改變一種非帕累托過程的改革，一般都是另一種非帕累托過程。這幾乎可以說是一個定律。

　　但是，如果有一種過程是所有人都吃虧，隻是吃虧有多少而基本無人受益，那麽我們可以說這是一種“負帕累托過程”。事實上，這樣的過程曆史上也很罕見，以至於一般經濟學著述隻有帕累托改進和非帕累托改進的提法，根本沒人談論“負帕累托”的問題。但是如果出現了這樣的過程，那麽改變這種“人人都吃虧”狀態的改革自然就會使人人都得利 (盡管有多少之分)。亦即這種改革將具有帕累托改進的性質，這是不難理解的。

　　“文化大革命”恰恰就是這樣一個曆史上罕見的“負帕累托過程”。在那些年裏，中國的“當權派”與“造反派”、社會精英與芸芸眾生、知識分子與工農、漢族與少數民族、高幹子弟與“狗崽子”、“左派”和“右派”都先後被折騰得夠嗆，社會在一波波殘酷的鬥爭中也被弄得滿目瘡痍。古今中外，很少有哪個運動能夠這樣幾乎“得罪了一切人”。無論今天麵對改革中的弊端，社會上對“文革”的看法出現多少分歧，一個應當承認的基本事實是：在1975-1978年間，除了“四人幫”等極少的若幹人外，幾乎所有人都希望“走出文革”——盡管他們對於走向何方可能並無一致意見。因此，當時鄧小平走出“文革”的“改革”的社會基礎也空前地廣泛，而且幾乎所有人在改革初期也確實是得到了或多或少的益處。“改變負帕累托過程的改革自然就會成為帕累托改進。”

　　然而相比之下，絕大多數中東歐國家雖然體製弊病也很嚴重，卻沒有出現“文革”這樣的亂世。不僅特權階層是改革前“非帕累托過程”中的受益者，某些壟斷部門乃至受特殊照顧的集團也在集權體製中相對受益。因此他們的轉軌也隻能是從一種非帕累托過程走向另一種非帕累托過程，很難得到像我們“走出文革”那樣幾乎是舉國一致的認同。尤其在民主製下，“非帕累托改進”式的轉軌充滿複雜的討價還價和艱難的博弈，所謂“休克療法”其實隻是一種理論想象。民主國家豈是誰想“休克”就能休克得了的？倒是我們這裏的“仇和現象”屬於以鐵腕手段強行“休克”的典型。——當然，那是下一階段的事。1978年的帕累托改進是用不著仇和的。


中篇：“降低交易費用”的獨特方式：中國奇跡1992-2001

　　作者：秦暉

　　- 如果有一種過程是所有人都吃虧，隻是吃虧有多少，而基本無人受益，我們可以說這是一種“負帕累托過程”。“文化大革命”是一個曆史上罕見的“負帕累托過程”。因此，鄧小平“走出‘文革’”的“改革”當時的社會基礎空前廣大，而且幾乎所有人在改革初期也確實得到了或多或少的益處。

　　- 匈牙利經濟學家沙巴說：東歐的前計劃經濟運行得相對成功，這使轉軌成為“一次痛苦的長征”。而中國“文革”式的倒行逆施，則使得轉軌“成為一場愉快的郊遊”。

　　- 1992年開始第二波改革，鄧小平談到中國改革經驗時就認為：現存體製“有個最大的優越性，就是幹一件事情，一下決心，一作出決議，就立即執行，不受牽扯”。

　　改革的“凱歌行進”與矛盾的積累

　　匈牙利經濟學家沙巴說：東歐的前計劃經濟運行得相對成功，這使轉軌成為“一次痛苦的長征”。而中國“文革”式的倒行逆施，則使得轉軌“成為一場愉快的郊遊”。(Laszlo Csaba,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Reform Strategy: China and Eastern Europe Compared'. Communist Economies &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8:1(1996), pp.53-65)這確實有相當的道理。改革前中國式命令經濟與中東歐理性計劃經濟相比的極端無效率導致她可以“無代價放棄”和“放棄即受益”(無論是改行理性計劃，還是改行市場機製都能得到純增益)，以及包括絕大多數國民(農民)處在有束縛而無保障的狀態，而“文革”的“負帕累托過程”更使改革初期出現了人人受益的帕累托改進，於是無論在效率還是在公平性方麵，改革頭十年都相當成功，而且無需付出什麽明顯的“代價”。

　　從1975年的“整頓”開始，中國在“走出文革”的基礎上一方麵蘇式社會主義(理性計劃)有一定程度發展，另一方麵市場經濟的因素也隨之而興。在這個時期，計劃理性化與初步市場化都給經濟帶來改善，而此兩者亦漸由互補而至抵牾。大體而言，1975-1992年經濟體製的演變軌跡是：

　　1975-1978年：工農業恢複經濟核算，“唯生產力論”興起，“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成為基本國策。

　　1978-1984年：以“大包幹”形式下自負盈虧的家庭農場複興為標誌，農業首先開始出現市場化趨勢。而城市工業進入“喬廠長”時代：強化科層管理與經濟核算，追求計劃平衡與最優化。但是，“喬廠長”的能耐很快出現局限性，加上這時東歐的匈牙利、南斯拉夫乃至蘇聯自身都開始出現計劃經濟的末世特征和改革的嚐試，而在當時“反蘇反霸”的國際大背景下這種嚐試很快在國內得到回應。同時在國門打開後，發達市場經濟國家乃至新興工業化地區與蘇聯東歐的興衰對比也刺激了國人。而且，由於改革前我國並未發展起蘇東式的“計劃科學”與數理經濟學，流行的舊式政治經濟學除了宣示“政治正確”外的確缺乏學術魅力，甚至連促進“計劃理性化”的功能也沒有，因而很快在西方經濟學傳入後顯得陳腐不堪。就這樣在農村因素、國際因素乃至經濟思想因素的綜合推動下，市場經濟因素很快向城市與工業領域傳導。

　　1984-1989年：我國工業出現在國有體製下引進“市場調節”的趨勢，即所謂“政企分開”。它包括財政分配上的“利改稅”、投資上的“撥改貸”、流通上的“雙軌製”與經營上的承包製，乃至發生1988年的價格“闖關”。與此同時農村改革出現第二波：鄉鎮企業興起，並且很快突破畫地為牢的“拾遺補缺三不爭”限製，發展到“三分天下而有其一”的地步，在農村產值中的比重開始超過農業(種植業)，農民也開始由“離土”而“離鄉”，“非農化”之潮開始興起，傳統的身份壁壘開始動搖乃至局部坍塌.

但是在這一過程中，改革初期的計劃理性化與初步市場化雙重增益現象開始逐漸淡出，計劃與壟斷(哪怕是“理性”的)與體現人們個性發展的市場自由趨勢日益產生矛盾。鄉鎮企業擺脫“給國有大企業拾遺補缺”和“不與國企爭資源、爭市場、爭人才”的桎梏就是一個例子；而同時工業承包製導致的“短期行為”、“公雞下私蛋”、“個人負盈公家負虧”，雙軌製下導致的“官倒”，也使改革的公正性開始出現問題。而導致1980年代末的改革危機。直到1992年“南巡講話”，改革才在新的基礎上重新開始。

　　這樣，依靠“過去的糟”來凸顯“現在的好”這個中國奇跡的第一階段便落下帷幕。依靠市場化與計劃科學化雙重增益提高效率、靠走出“負帕累托”實現相對公平的帕累托改進，這樣無論在效率還是公平方麵似乎都“無代價”的改革，已經近於尾聲。

　　靠什麽降低“交易成本”？

　　1992年改革“第二階段”起步後，形勢已經發生變化：一方麵，蘇聯東歐體製的相繼崩潰使得“計劃經濟”聲譽掃地，在我國本來就先天不足的“計劃科學化”也失去了進一步發展為主導機製的可能。市場經濟逐漸成為明確的發展方向。另一方麵，1990一年後建立的體製成功地排除了左右兩邊的“爭論”，也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許多利益群體的博弈能力。中國這個“命令經濟大家庭”在“父不慈子不孝”的狀態下，“是否分家”的爭論逐漸淡出，而“如何分家”的爭論則被壓製，於是用一些經濟學家的話說，“體製變革的交易成本”大大降低了。

　　這裏應該指出，西方經濟學中所謂的“降低交易費用”，是指保證各方交易(討價還價)權利前提下，以整合契約的方式減少交易費用，而不是用剝奪一些人討價還價權利的方式為另一些人降低“費用”(用科斯的話說，就是用自由契約的企業，而不是用奴隸製來降低“交易費用”)。或者說，它是要降低全社會為維持交易體製而付出的總費用，而不僅僅是用壓製一部分人的辦法為另一些人節省“出價”。但是在我們這裏，“交易成本”理論的運用往往變形。

　　不過無論是否合乎原意，在我國既有製度約束下，這樣的“降低交易成本”的確是“中國奇跡”在1992年後重新出現，乃至進一步發展的奧秘所在。如前所述，民主轉軌的東歐國家盡管在市場經濟轉軌中的“漸進”“激進”情況不一，但是都做不到我們這樣的“降低交易成本”。不管是左派還是右派主導，轉軌時期在她們那裏常見的景觀是：“民主分家麻煩大，福利國家包袱多，工會嚇跑投資者，農會趕走征地客。”這種“東歐困境”與“中國奇跡”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於是，從1992年開始的第二波改革，其基本特點有二：其一是改革的帕累托改進色彩不複存在；其二是“在市場化進程中以集權降低製度轉換的交易成本”成為“奇跡”的主要原因。

　　這個時期通過幾次重要的大會，主流理論已從1980年代的“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改變成“放棄計劃經濟，建立市場經濟”。通過價格並軌而基本實現了產品價格的市場化。在“現代企業製度”的名義下，我國的大批企業從承包製到“明晰產權”、“置換身份”，在“掌勺者私占大飯鍋”色彩濃厚的背景下完成了“轉製”與“重組”。反思改革開放三十年，客觀上呈現出如下特點：

　　與民主轉軌國家一般都先搞民主私有化、後搞重組“增效”相反，我國一般都在產權改革之前先用國家權力來排除工人的討價還價，實現了“減員增效”，避免了私家老板裁員要克服工會阻撓的尷尬；然後已完成減員的企業才脫去“國有”帽子，恰在這時出台的“就業優先”(隻要不繼續裁員可以不計較資產賣價)客觀上給規避市場經濟中正常的公開競價機製，為“能人”以內定價格“置換”資產創造條件創造了空間。於是想裁的工人都裁了，要送的資產也都送了。如此交替呈現的“科斯主義”和“凱恩斯主義”，加上仇和式的鐵腕，就比許多民主轉軌國家更順利地完成了大批企業的產權改革，而且據說“交易費用”很低。產權改革配合“招商引資”，使投資日益強勁，經濟日趨繁榮。

　　與此同時，農村改革又先行一步：1996-1998年間主要采用管理層購買方式基本完成了“鄉鎮企業轉製”。在多數農村，那些老百姓無法監督，因而也難以公平分配的“公產”已經被不明不白地瓜分完畢，隻剩下擺在光天化日之下、無法盜竊和隱藏，但卻最便於公平分配的土地，卻一直保持“公有”而不能落實為農民的財產，而客觀為後來提供了以備將來“圈地”之便。同時，1994年開始的分稅製改革強調財政上中央集權但不集責，出現所謂“財權上收，事責下放”的趨勢。一方麵上級財政的“汲取能力”迅速擴大，國家得以“錦上添花”強化投資，大城市基礎設施日新月異，另一方麵基層教育、醫療等公共品供應出現短缺，尤其以農村為甚，而在維持“事責”的名義下，農民負擔卻日益加重，以至出現“農村真苦，農民真窮，農業真危險”的呼聲。這樣改革初期農民“失去的隻是鎖鏈”的情況明顯地逆轉，農民成為新一輪發展中主要的受損者。盡管高層注意到農民問題的嚴重性，並且下了大決心，通過2003年以後的免稅改革減輕了農民負擔，但是方興未艾的“圈地運動”又成為農村緊張的新土壤。

　　這個時期各種金融工具與虛擬經濟也獲得了空前的發展。國有壟斷加上虛擬經濟金融工具的有效組合，一方麵為大批金融-房地產富豪用“批地加貸款，空手套白狼”方式的崛起創造了條件，另一方麵使國有壟斷部門進一步疏離公共職能而凸顯其特殊利益，形成“新國有化”與“權貴私有化”左右手聯動的“原始積累流水線”。


下篇：全球化中的“中國競爭力”：2001年以來的中國奇跡

　　作者：秦暉　　

　　全球化中的中國奇跡：“資本內逃”與“三順差”

　　1992年以來的第二輪改革，給中國帶來的變化舉世有目共睹。而2001年的兩件大事標誌著改革開放進入了某種意義上的又一個新階段：這一年“入世”的成功使中國大踏步地進入全球化過程，而“9·11”事件及隨後的全球反恐使西方注意力聚焦於伊斯蘭地區，淡化了中美矛盾，促進了雙方合作並改善了中國的國際政治環境。兩者都對中國市場經濟的發展起了空前的推動作用。

　　新階段除了延續1992年以來的進程外，還有幾個明顯特點：第一是經濟加速，而且這種加速具有明顯的外向型特征。有數字為證：“入世”後中國的外貿總額五年呈三倍之增，從2000年的4743億美元飛速增加到2005年的14221億美元，2007年更達 21738億美元。而順差更是出現爆炸式增長：2004年為 320億美元，2005年 1019億，2006年達1775億，到了2007年更增長到令人目眩的2622億。不僅絕對值增長越來越快，相對增長率也越來越高：2007年與2001年相比6年增長11.6倍，而最近三年竟增加了8倍還多！(《海關總署：2007年我國外貿順差達2622億美元》，《上海證券報》2008年1月12日)而流入中國的FDI則連續多年居世界第一(按有的統計口徑則僅次於美國)。2007年中國的經濟不僅外貿依存度(外貿額與GDP之比)已經很高，外貿順差率(順差與外貿總額之比)也已高達12.1%，而戰後時代曾經維持外貿順差額全球第一時間最長(長達21年)的德國，其順差率最高的一年也就是這個水平。(1988年為12.7%，見《帕爾格雷夫世界曆史統計 歐洲卷(1750-1993)》，經濟科學出版社2002年，616頁)除了石油輸出國之類“天然順差國”外，在世界主要貿易大國中這種情況很少見。

　　更耐人尋味的是：入世前我國的雙順差總額(貿易順差與FDI之和)經常高於外匯儲備增加額，人們普遍認為這意味著當時存在嚴重的“資本外逃”，並為此憂心忡忡。但入世後這些年情況完全倒轉：盡管雙順差總額高速增長，但外匯儲備的爆炸式增長更厲害，外匯儲備增加額反過來顯著高於雙順差總額。許多人認為這是國際投機資本(“熱錢”)隱蔽地湧入中國的結果，並由此產生了另一種擔心。然而，我覺得“熱錢”固然有，甚至那些非法聚斂的資本也可能仍在“外逃”——隻是資本流入額更大，但是，那些流入的資本未必都是熱錢。事實上，“熱錢”冷錢都是資本，都尋求贏利最大化，兩者並無絕對的界限。如果“熱錢”流入後一直不撤走(由於人民幣升值與資本漲價兩大預期持續存在，這是完全可能的)，也要尋求長期投資可能。而更重要的是，在外資爭相湧入中國的情況下，中國已經提高了進入的門檻，並不是隻要並非熱錢就都歡迎。於是在國際資本過剩、理想投資場所不足而中國又有下文將述及的諸多引資“優勢”的情況下，即便長期投資者也可能“前門進不來進後門”，從而表現為外匯儲備增加額中高於雙順差之和的那些“誤差和遺漏”項。如果說這也是資本的一種“逃”術，那就不是中國資本“外逃”，而是外國資本(為躲避他們的工會、福利製度等 “民主社會主義”的壓力，或者為規避民主製下的“交易成本”)而“內逃”中國了。

　　中國資本“外逃”意味著腐敗與非法聚斂，外國熱錢流入則意味著金融風險，這兩種問題今天無疑仍然存在。但是如果長期投資者也踴躍到了“前門進不來進後門”的程度，那就意味著中國的確成了他們心目中的投資樂園。這些並非純投機的資本不是“惡意炒家”，(當然是在“惡意收購”這類語詞的意義上。資本進來不是為了搞慈善，即便“善意收購”也是為了賺錢，這是沒有問題的)他們是確實想在中國長期賺錢的。他們如此看好中國，至少從經濟增長的角度看當然是積極現象，說明中國的市場經濟建設的確有顯著成果。而在整個外匯儲備增加額與雙順差總額的平衡賬上，從入世前大量資本“外逃”造成赤字“遺漏”，到如今更多的資本“內逃”帶來反向的巨額黑字“遺漏”，在入世前中國已經存在的“雙順差”(經常項目順差與資本項目順差)基礎上，入世後又出現了“三順差”(國際收支總平衡賬的 “誤差與遺漏”項也由負數變成了正數)，這可以說是新階段的第二個特點。經常項目順差意味著商品輸出，資本項目順差意味著資本輸入，而“誤差與遺漏”順差則意味著前兩者比賬麵反映的更大，尤其是資本輸入可能不隻像某些年份有的統計口徑說的那樣“僅次於美國”，而是不亞於美國。於是，人們似乎有理由認為那些“唱衰中國”的人已經輸了，而看好中國的觀點得到了證實。——當然，這隻是在經濟增長(或者說GDP增長)這個角度看。

“共識破裂”：改革爭論的激化

　　短短十餘年間，中國製造的商品洪流般充滿世界，世界各地的資本潮水般湧進中國。中國成為“世界工廠”似乎指日可待。持續多年的高速增長增強了國力，也使許多國人日益自信。如果說1989年的電視政論片《河殤》還在憂患中國的“球籍”，那麽2006年又一部熱門政論片則在預言“大國崛起”了。兩部片子，真可謂給人滄桑之感！

　　隨著外向型增量的膨脹，經濟的“遊戲規則”也繼續變革。2001年以來，在“改革”方麵中國確立了“市場經濟”目標，在“開放”方麵中國實現了加入WTO的願望。盡管這個“市場經濟”前麵還有“社會主義”這個意識形態限製詞，但現在世界上絕大部分國家的市場經濟也是有限製詞(“社會市場經濟”、“福利市場經濟”等等)的，而且除了官府的壟斷與特權仍然嚴重外，中國如今對“市場經濟”的其他“限製”(公共福利、勞工權利、社會保障、非營利部門發展、環保限製乃至宗教傳統的約束等等)絕不比所謂“發達市場經濟國家”多。以至於像張五常先生等人最近稱讚“中國比美國更自由”，而李嘉誠先生在疾呼警惕“民主化造成福利社會”之餘似乎並不擔心民主的闕如會妨礙市場利好。另一方麵，中國加入WTO雖然有過渡期特殊條款的保護，但這過渡期並不長，中國在全球化中“與國際接軌”的速度應當說是相當快的。

　　無疑，1992年後的十五年來中國所取得的進步是巨大的。但是另一方麵，這十五年積累的問題之多也不容忽視。十五年來，中國借助鐵腕體製降低“製度變遷的交易成本”，避免了一些民主轉軌國家疲於應付的各階層頻繁博弈的“拖累”，實現了空前快速的原始積累。然而社會公正問題也越來越突出。我國如今不僅收入分配的基尼係數不斷升高，而且更重要的是因壟斷和特權造成的升高沒有說得過去的理由，使得大眾的不公平感比同等基尼係數下的國家更高。我國如今不僅存在著公共品供給的不足，而且還疊加了“公共品缺少公共性”的體製弊病：早在改革前的舊體製下，收入高者享受更高的公共福利，而收入低者公共福利就享受得更少，“二次分配”不是緩解了，而是加劇了初始分配的不平等。這個弊病在如今單向度的市場化改革中不僅沒有被克服，反有加劇的趨勢。體製缺陷形成的“擴權容易問責難，卸責容易限權難”，使得“放權讓利”的改革變成了“棄責爭利”，公共服務部門放棄服務責任，利用公共資源大肆“創收”，同時卻憑借壟斷權力排除來自民間的競爭……

　　這一切終於衝破了“不爭論”的樊籬，導致了近年來相當尖銳的“改革論爭”，這成為新階段的第三個特點：先是在對“掌勺者私占大飯鍋”的批評持續多年之後，以“郎鹹平旋風”為契機發生了激烈的國企改革爭論，接著“醫改報告”又引發了以醫療、教育問題為中心的公共品供應改革爭論，以及以物權法和農民問題為中心的經濟社會改革爭論，等等。這些爭論把1997年那場“自由主義與新左派”的“主義”之爭深化為一係列的“問題”辯論，它們的種種現實利益背景已經穿透意識形態的表象而凸顯出來，從而使爭論變得相當激烈，以至於有人驚呼“改革共識已經破裂”。顯然，這些年來，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並沒有像有些人設想的那樣“把餅做大”就能緩解“分餅不公”的矛盾，而是出現了經濟發展與內部外部矛盾同步持續深化的現象。“上訪潮”持續攀升，“群體性事件”大幅度增加。1992年這輪改革初起時，人們曾試圖把體製合法性建立在經濟增長上，當時常說東歐垮了而我們沒垮，就是因為我們經濟搞得好。但是現在，經濟高增長和社會不穩定同時發展的現象使人對此說日益懷疑。如果說在意識形態上“不爭論”不失為鄧小平的智慧之舉，那麽在利益矛盾方麵不允許博弈，就有極大的風險。

“尺蠖效應”與改革的調整

　　然而在現有體製下人們如何進行博弈呢？這些年來改革政策乃至改革戰略不是沒有調整，甚至可以說調整之頻繁舉世罕見，以至民間有“初一十五不一樣”之譏。然而似乎怎麽調整都不對勁，這就是所謂的“尺蠖效應”：就像那一放一縮卻隻朝著一個方向移動的尺蠖，我們的政策一“左”，老百姓的自由就減少，但福利卻難以增加；政策一“右”，老百姓的福利就收縮，但自由卻難以擴大。一講“小政府”官員就推卸了責任，但權力卻依然難以限製；一講“大政府”官員就擴大權力，但責任卻仍舊難以追問。“右手”大動，公共資產就快速“流失”，但老百姓的私產並無多少保障；換上“左手”，老百姓的私產就受到侵犯，但公共財富仍然看守不住。“一個蘿卜兩頭切，左右都是他得”。於是客觀上的“尺蠖效應”的進一步突出，成為新階段的第四個特點。

　　就拿前一陣成為輿論熱點的“醫療改革”來說吧，當初說是醫療福利萎縮和“過分市場化”使人看不起病，出路似乎在於加大政府壟斷；然而不久就有權威消息披露：中國如今的公費醫療開支竟有80%花在領導幹部身上，這樣的“福利”，究竟是誰之福，誰之利？增加這樣的“公共品”，能改善老百姓的醫療嗎？再如：“郎旋風”之後中國開始反對所謂“新自由主義”，一時似乎風向轉“左”，沒收陝西石油民企、在重化工等基礎領域搞排擠民資的“新國有化”、劃定國有壟斷行業等“大政府”政策紛紛出台，然而與此同時，新一波“股改”卻采取了本質上近乎“國有股白送人”的私有化方式，其“右”的程度遠遠超過“郎旋風”之前的一切國有股減持方案。吳敬璉先生略表批評之意，立即招來一陣罵聲。也是，前些年為了國企“圈錢解困”，長期大熊市把高位跟進的廣大散戶小股民坑得夠嗆。如果當初聽吳先生的，在國企未改革不急於設局圈錢，那樣就不會有這麽多人被坑。既然被坑了，在股指已跌去三四成時用現今的股改方式來補償，也算是補償了被坑的股民群眾。然而那時不補，愣是讓股指從2300多點跌到900多點，大部分小股民已經無法承受巨虧，被迫“斷腕”退場，隻剩下實力雄厚的大莊家等著“抄底”了——這時“國有股白送”的改革才大舉出台，客觀上給抄底者奉送了3000億元的淨值財富！(《股權分置改革使流通股東財富增3000億？》，北京普藍諾財經顧問中心：《每日財經專訊》第1237期，2006年7月20日)真叫來得恰到時候！郎鹹平也好，鞏獻田也好，這時卻不吭聲了。如此尺蠖般的一收一放，國有資產也送掉了，小股民的私產也虧掉了，隻有那些有來頭的抄底者兩頭通吃，既發了“國有化”的財，也發了“私有化”的財，你說這是“左”還是“右”呢？

　　中國的很多調整都表現出這種客觀上的“尺蠖效應”：今天強調加快城市化，便大舉剝奪農民地權“圈地造城”，但農民進城後卻得不到平等待遇；明天強調控製城市化和“複興農村”，便限製、取消農民遷徙權，但官府依然可以圈他們的地。今天說土地緊缺要“保護耕地”，於是就打擊“小產權”，嚴禁農民賣地，但官府依然想“征”就“征”；明天又說土地寬鬆可以放手開發，於是官府掀起圈地大潮，但農民土地仍然不許入市……顯然，形成這種怪圈的原因就在於那種“權既不受限，責亦不可問”的體製。在這種體製下即使政策設計者出於好心，實行起來卻往往“扭曲”，跳不出“權家通贏”的圈子。而憲政下的“天平效應”(政策趨左會增加人民福利，趨右則增加人民自由)則很難發生。

　　而中國與世界的雙向互動擴大，尤其是中國對世界產生了前所未有的影響力，則是新階段第五個、也是最重要的特點。

“中國的全球化”與“全球的中國化”

　　回想2001年入世時，國內外的議論很多。而主流的議論是兩種：一種人說，中國這種體製不適應經濟全球化競爭，關起門來還湊合，在開放的全球化競爭中肯定要垮下來，這就是所謂的“中國崩潰論”。這是比較悲觀的說法。還有一種說法比較樂觀，說全球化會加速中國融入普世價值、接受國際規則。首先是接受市場經濟規則，將來還會接受法治、憲政民主等等。這就是“世界改變中國”、開放使中國進步，這當然是國人所希望的，也是世界人民所希望的。

　　應該說這種可能的確存在，這些年來，一方麵規範化法治化的競爭規則正在形成，由此人們的自由得以增進；另一方麵當代福利國家的種種進步也使中國的公共服務建設加快。可以說，文明世界的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 (不是斯大林主義)都在全球化中對我們有所促進，這也就是我們支持改革開放的原因。

　　但我覺得，除了上麵這兩種可能外，其實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國還有第三種可能。入世這些年來，中國表現出來的“競爭力”恐怕是連自己都沒有想到。貿易與資本項目的“雙順差”爆炸式的增長，GDP爆炸式的增長，城市化也是爆炸式的增長。全球資本湧入中國，中國生產的商品湧向全球。這和所謂的“中國崩潰”預言無疑是相反的。

　　但是，在這一過程中中國與全球的影響是雙向的。特別是中國這個經濟體的龐大，決定了她的影響力很可觀。這些年現代文明的基本準則對中國的影響的確相當大。縱向地看我們在自由與福利兩方麵的進步也不小。但是同時，中國也正在“和平演變”全世界。由於中國因素的加入，這些年來世界主流的兩種主要規則，即自由市場製度與福利國家製度都麵臨著空前的挑戰。由於我們今天的全球化主要是市場的全球化 (而且市場中也主要隻是商品與資本在全球流動，勞動的流動性就差得多)，而不是人權的全球化，無論是今天文明世界左派強調的經濟社會權利，還是右派強調的個人自由權利，都還遠沒有成為一種普遍規則。於是，一種既缺少個人自由也缺少福利保障的體製，在“隻做買賣不問其他”的條件下不僅仍然可以在這種全球化背景下存在，甚至可以表現出一種“劣幣驅逐良幣”的“優勢”。這種體製下崛起的經濟體如果足夠龐大，它將在全球化中迫使全世界的福利國家降低福利標準，同時也迫使自由國家重樹貿易壁壘，這個趨勢越來越明顯。

　　現在國際上有所謂的“中國威脅論”，它主要是強調中國國力的強大會對他人構成威脅。這樣的說法無論在事實上還是價值上都是必須駁斥的：一方麵中國的國力如今遠未強大到足以威脅別人，另一方麵中國人也有權發展不亞於他人的國力。

　　但是，如果不是講“國力”變化導致國際衝突，而是講不同體製之間的優劣互相影響的話，那倒是可以說，盡管改革前我們經常大言要用意識形態理想“解放全人類”，但那純屬夜郎自大；而今天，一百多年來中國第一次有了“和平演變”他人的可能，但是這種演變既不是向人家輸出“儒家文化”，也不是輸出“社會主義”，當然更不是輸出自由主義。而是用一種“低人權”的競爭“優勢”使人家也不得不向“既低自由、也低福利”的方向發展。如果說幾年前一群討厭“自由放任”的左派經濟學者提出“北京共識”還並不令人驚奇，那麽討厭“福利國家”的張五常先生最近宣稱“天下大勢將是歐洲學美國、美國學中國”就很耐人尋味。而曾經預言曆史將“終結”於自由民主的弗朗西斯·福山如今也出版了新書《出乎意料》，把“世界轉向‘中國式社會主義’”列為未來可能發生的七大“意外”之一。可見這種趨勢不容小覷。

　　我們現在所有的要素似乎都極有“競爭力”：比如勞動力，印度等國在勞動力充裕而廉價方麵不亞於我們，但我們的勞工之逆來順受全無集體談判權卻是他們不可企及的“優勢”。與勞力相反，我們的土地本來非常稀缺，但卻擁有世界上最有“效率”的圈地機製，圈占廣州附近的大片膏腴比人家圈內華達沙漠還容易。我們環境和資源稟賦不佳，但沒有討厭的公民社會搗亂，要占用它們就免了許多“麻煩”。我們的公共財政在公眾福利方麵捉襟見肘，而使用“公共財政配套”來“招商引資”卻非常慷慨。在所有這些方麵，他們不管社會黨還是保守黨誰能與我們競爭？而那些“民主分家麻煩大，福利國家包袱多，工會嚇跑投資者，農會趕走圈地客”的民主轉軌國家就更不可能創造我們這種“奇跡”了。減少“交易成本”以提高“效率”是國外經濟學的一大發明，但以剝奪一些人交易權利的方式為另一些人單方麵降低“交易成本”的主意卻是他們想不出來的。

　　“第三種可能”有利於中國人嗎？

　　自由經濟的優勢主要在於創新，在於它那源於人的自主狀態的創造性。但是如果就單純勞動過程來講的話，很難說是不是自由經濟最有效率。美國經濟學家、諾貝爾獎得主福格爾曾證明，南北戰爭前南方奴隸製經濟比北方自由經濟更有效率。(R.W.Fogel, Time on the Cross: the Economics of American Negro Slavery. Little Brown,1974)經濟學家多馬也講過，東歐的二度農奴化在曆史上曾極大地提高了他們的競爭力。(E.D.Domar, The Causes of Slavery or Serfdom: a Hypothesis. in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30(1), March.1970.)東歐很多國家大概在13、14世紀農奴製度就已經解體了，但是那個時候普遍是小農。16、17世紀由於商品性農業崛起，很多人發現農奴製大莊園又有了它的活力，因為它比自給自足的小農更能提供商品糧。當然也許自由的大農場也可以，但要讓小農自由兼並成大農場那慢死了，不如把他們重新農奴化。而且在二度農奴化過程中這些國家確實一度變得相當有競爭力，包括波蘭、俄國很多國家都是這樣。

　　在封閉的狀態下，這種命令經濟對注重創造性的現代自由經濟不可能具有優勢，因為“低人權”極大扼殺了人們的主動精神和創造力。但是在全球化、在市場經濟全球化但又沒有人權全球化的背景下，就有了這樣一種可能：自由經濟的創造可以被缺乏創造性但善於模仿的強權經濟比較容易地接過來，再依靠強權的優勢把它“高效率”地產出。於是在這樣一種遊戲中就可能出現：福利國家競爭不過低福利國家，低福利國家競爭不過低人權國家。

　　於是至少在經濟學領域，這十年來出現的明顯變化是：過去那種左派(福利國家或凱恩斯主義者)看好中國而右派(自由競爭論者)看衰中國的狀況如今大有改變。由於這些年的經濟高增長，尤其是2001年以後經濟發展在國際要素的影響下又有了進一步的加速，國際上左右兩派經濟學現在都在唱中國的讚歌，都想用中國經濟的高增長為他們各自的理論提供證明。於是“左派欣賞這裏的低自由，右派欣賞這裏的低福利”。有些人高調稱之為“北京共識”。其實“共識”可能誇張，同樣稱讚中國的人其稱讚的理由往往是相反的。但無論是否“共識”，他們都喜談“中國經驗”則是事實。

　　遺憾的是：這些經驗就像“慈禧餐桌上最遠的那道菜”：好看不好吃。中國的這一套，他們無論左派還是右派誰能學得了？

　　現在外資和中資在交流過程中經常碰到這種現象，比如我們的傳媒多次出現這樣的標題“中資海外投資遭遇工會陷阱”。(朱曉雪、王嘉徵：《首鋼：秘魯的血色黃昏》，《環球企業家》2004年9月 總第102期；盛立中：《學會同工會打交道 中企海外擴張遭遇工人運動》，《南風窗》2004年10月18日)外國人一到中國來就說中國工人多麽聽話，土地可以隨便圈，工人可以隨便使，資源環境也可以隨便弄，沒有國外那些NGO在那裏搗亂，整個過程使得中國在全球化中成為一個資本吸納機器，又成為一個商品輸出機器。其外部效應就是：中國的“競爭力”現在大有掃平全球工會、逆轉勞資關係、壓低百年福利之勢：一方麵“低人權優勢”下的廉價品大輸出，一方麵“無工會經濟”對全球資本的吸納，他們的工人還有什麽討價還價的籌碼可言？但這並不意味著自由競爭的體製日子就會好過到哪裏去。在中國的“優勢”下，自由競爭也麵臨很多問題，以至於連美國這樣的國家都在那裏重豎貿易壁壘。

　　但是，這樣的“優勢”對我們國內也造成嚴重問題，以至於“順差爆炸”弄得裏外不討好：中國人抱怨西方開動印鈔機就卷走了咱們的血汗，西方人抱怨我們的廉價貨砸了他們的飯碗。這個過程雖然造成了GDP和各種經濟指標的大提高，但是中國廣大的公眾從這個過程中到底能獲得多少利益，這是值得考慮的。

　　由於目前這種全球化在發達國家導致工會萎靡、福利倒退，它受到西方左派的強烈抨擊是不難理解的。市場經濟中勞資雙方的談判地位首先取決於勞資兩個要素的供給狀況：勞動過剩、資本稀缺則勞方地位削弱，資本過剩、勞動稀缺則勞方實力增強。其次也取決於政治體製：在民主國家由於勞工人數眾多，“多數政治”會使“勞動過剩”時勞方地位也不至於太削弱，而資本過剩時勞方地位卻會進一步增強。對於發達國家百年來窮人福利的巨大進步，西方曆來有兩種解釋：左派認為是人民鬥爭的結果；而自由派認為是市場經濟下資本過剩導致的自然趨勢。這兩種解釋其實並不矛盾：發達國家的民主福利體製的確既是勞工民主運動的成果，同時也與資本主義長期發展後資本過剩、削弱了資本的談判地位有關。然而冷戰結束後的全球化增加了資本出路，麵對工會，資本學會了“惹不起，躲得起”——躲到“低人權”國家。資本外流加劇了本國勞動的相對過剩，勞工討價還價的實力大減，工會雄風不再，福利體製陷入危機，所以西方左派要反全球化。

　　然而對於資本流入的中國來說，其效果本應相反：本來在體製下勞工的談判能力就被人為壓縮，如果在市場邏輯中資本相對過剩，勞工的處境還好些——外資的進入就有這種功能。如果我們對外資關閉國門，或者人家對我們的商品關閉國門，那我國的資本將更稀缺，勞動相對地就更過剩，勞工就更無法討價還價了。所以中國的“左派”也跟著西方左派一起“反全球化”實在是不明事理。至於中國給外資“超國民待遇”，一些地方官商勾結壓製勞工，甚至外商願意讓步而某些官員仍要鎮壓，那是不民主的結果，是“低人權”的問題，與資本流入與否無關。今天中國固然有官府與外資官商勾結壓製勞工之弊，但與內資的官商勾結(如引起關注的“官煤勾結”，更不用說壟斷部門以權謀利)之弊難道不是更嚴重嗎？

　　關鍵的問題在於：發達民主國家支撐勞工權益與福利製度的兩大因素在中國都“缺位”：資本相對於勞動既更為稀缺，而真正有博弈功能的工會農會又沒有。所以我國如果真的有所謂左派的話，它需要做的不是像西方左派那樣在已有民主的前提下希望堵住全球化來維持工農的談判地位，而是樂見市場全球化但不滿足於此，還要通過“人權全球化”，即在人權方麵(對於左派來說尤其是社會民主、勞工權利、福利保障等“經濟社會權利”)“與國際接軌”，來爭取工農的談判地位。

　　而在這種努力尚未結果時，麵對中國的競爭力，國外經濟學界出現的一種奇特的現象，就是“左派稱讚中國低自由，右派稱讚中國低福利”。但我懷疑，這種現象在不遠的將來就會變成左派批評中國低福利、右派批評中國低自由。現在所謂的人民幣升值問題，所謂中國產品安全性問題，隻是一種非常邊緣化的涉及。大家都知道，實際上真正的症結既不在於匯率，也不在於所謂的安全性問題。最後人們就會發現，實際上真正的問題還是在體製上。2001年以後的全球化起了一個作用，就是把中國的國內矛盾稀釋到全世界，這裏講的稀釋不是消解，因為實際上它並沒有消解，但是通過吸納全世界的資本、向全世界輸出商品的模式，提高了我們的就業率，的確有助於中國國內的穩定。但是這種效應實際上是把一百多年以來其他國家形成的勞資關係格局、各個利益集團形成的均衡給打破了，因此他們的問題就多起來，而且左派、右派都沒有什麽辦法。

　　對“中國經驗”望洋興歎

　　例如，雖然從改革以前我們就喜歡拿印度來比較以顯示“社會主義優越性”，但是過去印度人其實很看不起中國，甚至在1980年代改革使中國經濟加速、真正明顯地超過了印度的情況下，很多印度人仍然不以為然。但在近幾年的“全球化”中，盡管印度自己的經濟也明顯加速，並進入曆史上發展最快的時期，但許多印度人，無論左派還是右派，對中國卻發生了前所未有的羨慕乃至“嫉妒”與焦慮。2004年印度塔塔財團就派人來華，想向中國轉移資本，把汽車生產線搬到中國，以躲避他們那裏難惹的工會。隻因外資爭相湧入下我們已經看不上印度，才沒談成。到了2006-2007年，印度左、右派出現了比賽學中國、但卻都碰了壁的奇觀：先是右派執政的馬哈拉施特拉邦孟買市當局要學中國“經營城市”，聲稱要“15年趕超上海”，但是第一步的強製拆遷就碰到了力量強大的“刁民”而遭铩羽。然後左派印共(馬)執政的西孟加拉邦要學中國搞經濟特區，結果一上馬又碰到組織能力強大的農民，陷入“農會趕走圈地客”的尷尬。麵對“中國經驗”，他們無論左派還是右派都隻能望洋興歎，而對我們的學者而言則多了個民主製增加“交易成本”的“惡例”。

　　即便是發達國家，在中國的“競爭力”麵前也存在著“左派無法減自由，右派無法降福利”的“困境”，於是一些“英雄”開始冒頭：西方的傳統政治格局本是左派主張福利國家，右派主張自由放任，一般來講右派主張小權力政府，左派主張大責任政府。但是最近西方政治中已經開始出現一種“向中國看齊”(當然未必是自覺的)的苗頭，開始出現了一些政治家，他們一方麵強調政府的權力要擴大，另一方麵強調政府的責任要推卸。例如2007年5月法國大選出來的薩科奇，你很難說他是傳統的右派還是傳統的左派。你講他是傳統右派，他卻是主張大(權力)政府的，薩科奇有處置2005年移民騷亂的背景，很多法國人都說他是主張警察治國，主張收縮自由的。但同時他又對法國的福利國家體製深惡痛絕，要削減福利，因此他當然也不是左派。通常在西方政治中，主張削減福利的人都是主張進一步擴大自由的。主張限製自由(至少在經濟方麵)的人又要求擴大福利。現在出現一個既主張削減自由也主張削減福利的人，這在西方的政治格局中應該說是個新趨勢。

　　當然與我們相比，他們還差得遠。在法國自由與福利也許真的都太過分了，薩科齊的做法在一定範圍內也許是合理的，我並不認為薩科齊的出現就意味著法國已經在走向“中國化”。但這種苗頭、或者說這種可能性你不能不看到。而如果法國真的“中國化”我們中國人就會高興嗎？要知道體製上“中國化”與利益上“親中國”完全是兩回事。今天在國際政治上薩科齊更是與其說“親中國”不如說親美。但如前所說，中國體製的誘惑不同於中國國力的“威脅”，體製的影響不同於國際政治的親疏，當年中蘇兩大命令經濟國家勢同水火、毛澤東甚至希望聯合美國抗衡蘇聯就是最好的例子。即便是國際政治上的反華派，就不會羨慕那種自由與福利都“雙低”的“優勢”嗎？就不會想學了這種優勢後力量壯大、再更起勁地“反華”嗎？當年國人有曰：“師夷長技以製夷”，今天別人就不想“師華長技(如果那也叫‘長技’)以製華”？

　　但統治者再羨慕，隻要憲政民主還存在，他們就學不了這一套，而且也不可能一直容忍這種在我們“雙低”優勢麵前的被動狀態。這就是“左派稱讚中國低自由，右派稱讚中國低福利”的現象會變成“左派批評中國低福利，右派批評中國低自由”的原因，但問題當然不在於別人的批評，我們自己能夠一直接受這種狀態嗎？

　　因此在30年後的今天，國人正麵臨新的選擇，改革也麵臨新的考驗。有人說“改革”如今已經成了個“不名譽的詞”，這恐怕言過其實，但是那種單一維度的“經濟改革”名聲的確越來越差。還有人說要重新凝聚“改革共識”，其實如前所述，1978年的“共識”植因於“走出負帕累托過程”的背景，這種條件本來就極其稀罕，以後也恐難再有。但是正常的社會必然有利益的多元，古今中外的改革也大都是在爭議中實現的。所以“共識”少了、爭議多了未必就是災難，最可怕的是連“共同的底線”也找不到，由於缺乏憲政機製，不同的利益訴求缺乏合理的博弈與互動平台，從而由“權家通贏”導致“贏家通吃”，如果因此造成危機，那過去“節省”的“交易成本”恐怕就會變成需要償還的“高利貸”了。

　　30年來中國改革的巨大成就，謂之“奇跡”並不過分。然而，看不到成就後麵的陰影是不祥的。中國改革仍然雄關漫道、任重道遠，而且尤其在過去一直在回避的那些領域需要有真正的突破。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