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王龍：《關注民生不如提高“民權” 》

“國計民生”是個漢語成語，將之用於中國的“兩會”算是再貼切不過了。有報章稱，在“兩會”期間，各種調查都顯示出公眾對教育、就業、住房、物價、收入分配、社會保障、食品藥品安全等民生問題的高度關注。無論是專家對政府工作報告的解讀，還是民眾對“兩會”的期許，“民生”都已經是一個與“國計”不能割裂的主題。因此有人認為民生話題是本屆“兩會”的最大亮點，並言辭鑿鑿稱“民生”已成了中國的流行語。

應該說，舉國上下共同關注民生，體現出中國政府的“執政為民”理念，也說明越來越多的人開始認識到了社會利益分配的重要性，這無疑是件好事。但是，如果把關注民生當功德來溢美，似乎有“幫閑”之虞，就好比把幹好工作譽為奉獻，把警察抓小偷當英雄，實際上是一種“謬賞”（魏征《諫太宗十思疏》語）。民生與國計並列，說明它是國計蘊含的主體，商討治國大計涉及民生問題完全是理所應當，反之，才應該視作不正常。

既然有“謬賞”，當然也就不乏謬論。以此次會議提案為例，有委員要求取消《勞動合同法》中的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條款、降低富人稅負。也有委員稱，房價上漲是由“釘子戶”要高價引起的。由此引發了中國社會輿論的熱議，有人說，這些委員都在打自己的小算盤，他們骨子裏壓根兒就沒有民生概念，這樣的提案涉及民生問題越多，大部分中國人就越是倒黴。也許這樣說過於片麵，因為他們都是商人，即使唯利是圖也可以理解。令人不可思議的是，居然有“人大代表”說“春運期間鐵路一票難求的現象始終得不到緩解，根本原因在於鐵路票價太低。”如此荒謬的觀點，連“詭辯”的境界都不夠，倘若把這樣的提案也定義在“關注民生”層麵，那麽，應該遭到質疑的就不僅是提案本身了。

這是一個非常值得注意的問題，人們對“關注民生”的片麵讚譽，實際上是把應該做到的提升到了褒獎層次，這就難免把一些不應該做的模糊為應該做的，進而使一些難以登上大雅之堂的提案堂而皇之，一步步地把人們對生活的訴求逼到社會生活最底線。換句話說，民生成為“兩會”的亮點，當然是所有中國人的幸事，但同樣也反證了民眾生存狀態的艱難。一味頌揚如何“關注”，卻忽略了“民生”真正內涵，這種做法有點弄巧成拙。

這樣說並不是無據可考，據相關媒體稱，此次會議另一個“亮點”，就是“農民工代表”。本來，不管他們幹什麽工作、處於中國社會的哪個階層並不重要，既然是“人民代表”，都有資格向有關政府部門“問政”。莫名其妙的是，他們居然代表1.5億“農民工”登門拜訪了國家勞動和社會保障部，並受到了有關領導的親自“接見”，全然沒有意識到自己是“問政”的角色。在網上看看他們當時那種喜形於色的神態，怎麽也不會讓人想到他們的身後擁有一支世界獨一無二的龐大群體，倒是覺得有受到恩寵般的喜悅。這樣的心態本不正常，卻得到很多人稱讚，他們的一言一行都成為媒體報道的焦點。僅此，就知道中國人的參政觀念淡泊到了什麽程度。

近日，評論家杜平先生在《聯合早報》撰文《中國的停滯與流動》，他認為，中國經濟之所以能夠持續高速增長，GDP總量的世界排名之所以快速提升，中國官員和商人在國際舞台上之所以越來越有說話的底氣，都是因為這些表象的背後始終湧動著一股生生不息的進步力量，那就是勤勞、守份而又廉價的“農民工”大軍。這篇文章令人歎服之處，是道破了中國社會發展的“天機”，告訴人們正是“農民工”用屈辱和汗水推動了近幾十年經濟的發展。遺憾的是，他們在中國卻是名副其實的弱勢群體，一直處在“繁榮金字塔”的最底層。雖然他們終於有了自己的代言人，但1.5億之眾的群體隻3人有“參政議政”資格，仍然顯得無足輕重。

平心而論，作為中國社會最大的弱勢群體，“農民工”有了自我表達權，在中國民主進程中具有裏程碑的意義，體現了執政黨對他們的重視和關懷，有利於提高他們的社會地位。從理論上說，這是千真萬確的事實，本屆政府的親民態度不可置疑。問題在於，提高弱勢群體的社會地位，究竟應該讓他們之中少數人當“代表”，還是應該用常規化和製度化的方式來實現大多數人願望？如果參政議政序列中絕大部分是富有階層的代言人，那麽極少數“農民工代表”充其量也隻能是一種象征。

當然，我想說的不是人們對個體形式上的“謬賞”，而是對民生概念認知程度。過去，中國人評價一級政府或官員政績，總是看經濟增長有多快，所轄區域內的人文環境有多美，對老百姓的柴米油鹽、吃穿住行、生老病死等等基本視而不見。這種評判標準造就了中國的“謬賞”現象叢生，使公權在不自覺中走向了“民生”反麵。這是“誇”出來的毛病，天覆地載間的中國人都應該為此承擔責任。

《論語·子貢問政》有言：民無信不立。任何參政者一旦失去了民眾的信任，其言其行都會受到質疑，即使信誓旦旦關注民生，充其量也隻能停留在“關注”層麵。進一步說，盡管沒有人指望所有建言者都以悲憫的心腸對待眾生，但既然他們以民意代言人的身份去共商國是，就應該不負眾望，承擔起這份社會責任。隻有把“關注民生”貫穿在社會發展的整個脈絡中，並以此為契機“提高民權”，給公民以表達生活訴求的機會，使“兩會”承載更多的民意。也惟其如此，才能讓“關注民生”轉化成一種長久的治國安邦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