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2月7日，華國鋒公開提出堅持“兩個凡是”。是日，《人民日 報》、《紅旗》雜誌、《解放軍報》以《學好文件抓住綱》為題發表社論，首次在全國公開提出“兩個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要始終不渝地遵循。”
提出“兩個凡是”的用意，是為了阻止鄧小平出來工作，阻撓為天安門事件平反，其實質就是想原封不動地把毛澤東晚年的“左”傾錯誤堅持下去。“兩個凡是”的方針壓製了思想解放，為全黨糾正文化大革命左傾錯誤和撥亂反正工作設置了重重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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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譚震林批判“兩個凡是”
粹碎“四人幫”後的頭兩年，由於存在“兩個凡是”的錯誤方針，黨的工作呈現出徘徊的局麵。
在這個關鍵時刻，鄧小平挺身而出，針對“兩個凡是”，他向華國鋒、葉劍英和黨中央致信，果斷地提出：“我們必須世世代代地用準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來指導我們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把黨和社會主義的事業，把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事業，勝利地推向前進。”他還理直氣壯地說：“馬克思、恩格斯沒有說過‘凡是’，列寧、斯大林沒有說過‘凡是’，毛澤東同誌自己也沒有說過‘凡是’。”他還指出：“一個黨、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一切從本本出發，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進，它的生機就停止了。就要亡黨亡國。”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報》發表了特約評論員文章《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文章發表的當天，新華社向全國轉發。12日全國各大報多數加以刊載。文章說出了許多人想說而不能說不敢說的話，從而引起強烈的反響，引發了一場關於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大討論。
當時，對於鄧小平的講話和《光明日報》特約評論員的文章，譚震林極為讚賞，感觸尤深。他叫秘書幫他把各大報大刊上刊登的有關討論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文章都找給他。他認真地鑽研，一字一句地推敲，為敢於衝破思想“禁區”的這些文章叫好。
恰在這時，《紅旗》雜誌為紀念毛澤東誕辰85周年組稿，約請老同誌寫文章，他們自然想到了譚震林。
譚震林是井岡山鬥爭時期的老同誌，當年擔任過湘贛邊界第一個紅色政權——茶陵縣工農兵政府主席，又接替毛澤東任湘贛邊界第二任特委書記。幾十年來，他跟著毛主席浴血奮戰，戎馬倥傯，曆盡艱險。像他這樣的老同誌，幸存者已鳳毛麟角。請他寫紀念文章，是再恰當不過的了。
譚震林接到《紅旗》雜誌的同誌預約的電話，欣然回答：“好呀。來談談吧。”
譚震林熱情地接待了《紅旗》編輯部的同誌，一了解，編輯部的意圖是想請譚震林寫一些毛澤東在井岡山的故事，而不要涉及理論問題。
可是，譚震林早已站在批評“兩個凡是”這一邊。他深切體會到，“兩個凡是”是極端錯誤的，“兩個凡是”的理論是違背馬克思主義原理的，必須予以摒棄。他嚴肅地對來者說：“如果不寫理論問題，找我寫幹什麽 什麽人都可以寫嘛 你要找我寫，我就要寫理論問題，不僅要寫一般的理論問題，而且要寫大理論問題，要寫根本性的理論問題。這就是井岡山根據地建立的過程，也就是毛澤東思想產生和發展的過程。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從井岡山的實踐中產生了毛澤東思想，發展了毛澤東思想。毛澤東思想是從實踐中來，又要在實踐中受到檢驗，並在實踐中不斷發展。”
他口若懸河，入情入理向來者一連講了3個小時。
來人將情況反映到編輯部領導那裏，得到的回答是：“還是由他按自己的意圖寫吧，反正文章要經中央領導審查，由領導把關。”
譚震林還是按照自己的老習慣，重要的文章自己親自動筆，不要秘書代勞。
盛夏的北京，酷暑難耐，譚震林無暇到北戴河避暑。他獨自關在房子裏，排除一切幹擾，時而冥思苦想，時而奮筆疾書，一字一句做起大文章來。
從題目到內容，幾經修改、斟酌，他終於寫出了文章初稿，於10月下旬送到《紅旗》編輯部。
編輯部看了譚震林頗有分量的文章，產生了兩種意見：一種意見認為文章的第四部分都是講的關於真理標準的問題，應該刪去。他們所持的理由是，主管宣傳的中央領導同誌已明令《紅旗》不要對這個問題表態。不管以誰的名義發表文章，一旦《紅旗》雜誌刊登，就代表《紅旗》的表態。《紅旗》是黨中央的理論刊物，不得不持慎重態度。另一種意見認為，文章是譚震林寫的，又是以他個人名義發表，應該尊重他本人的意見，況且他是黨和國家領導人，文章又寫得很深刻，有見地，有獨到之處，文責自負嘛！
兩種意見，互不相讓，針鋒相對。
正在雙方相持不下的時刻，譚震林又給《紅旗》送去了嘔心瀝血的修改稿，還鄭重其事地附上了一封信，闡明自己的觀點。他在信裏寫道：“文章隻作了一點小的修改，主要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問題。這一點原文上是有的，隻是不夠突出，不夠明確，我把它加強了……如果你們認為還有什麽修改，請想好後，到我家當麵商量。”
恰恰在這個焦點問題上，譚震林不但不同意刪去文字，相反還要加強，以突出真理標準問題，還約請編輯、記者到他家來談，真是旗幟鮮明，寸步不讓。
編輯部又討論開了，覺得對譚震林的意見不能掉以輕心。有人想出如下處理意見：
一、先派人去同他商量。說明中央已指示《紅旗》不介入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請他考慮刪去有關段落。
二、如譚萬一不同意刪去，就將他的文章打印送中央政治局常委審查。
11月14日，編輯部派人來到譚震林的家，將編輯部的意見向他轉達。來人彬彬有禮地說：“我們想聽聽譚副委員長的意見。”
譚震林沉思片刻，點燃一支香煙，抽了兩口，吐出一串長長的煙霧，然後堅定地說：“如果說這篇文章的材料選用得不那麽恰當，這都好商量，至於文章的觀點，絲毫不能改動。”
停了片刻，他望著對方，又強調一句：“真理標準的討論，是關係到全黨的大事，不能含含糊糊，模棱兩可。”
《紅旗》的同誌也知道譚震林的性格，他認準的事，誰也別想改變，何況他的態度如此明朗。再向他解釋，也無濟於事。因此隻好說回去向領導匯報。
“你回去告訴你們的領導，發表了這篇文章，丟不了黨籍，住不了‘牛棚’，如果有誰來辯論，叫他來找譚震林！”送別時，譚震林又補充了一句：“這篇文章，想了兩個月，想出了兩句話：凡是實踐證明正確的，就要堅持；凡是實踐證明是錯誤的，就要改正。這就是我的觀點。”
後來，他又打電話給《紅旗》雜誌的負責人，堅定地說：“對於文章的觀點，你們要改我一個字，你們就不要登。”
《紅旗》雜誌的領導無可奈何，隻好將稿子送中央常委審查。於是，一場“筆墨官司”打到了中央最高領導層。譚震林的文章成了常委們的傳閱件。
《紅旗》在送審的信中這樣寫道：
我們請譚震林同誌寫了一篇紀念毛席誕辰85周年的文章，準備在12期發表。譚震林同誌強調要把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作為這篇文章的指導思想。這就要使《紅旗》卷入這場討論。我們建議他修改，他表示不同意，於是請中央主席審查，現送上這篇文章，請審定。
這篇文章先後由華國鋒、鄧小平、李先念等人進行了審閱。
華國鋒首先表示同意在《紅旗》上刊登此文。
李先念看到文章後，在上麵寫了一句批語：文章確長，沒有時間看，反映對《紅旗》意見不小。
文章送到鄧小平的案頭。他認真審閱，仔細推敲，並作了修改，還在稿子空白處寫了耐人尋味的批語：
這是一篇好文章，我看至少沒有錯誤。我改了一遍，把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加強了。如果《紅旗》不願登，可轉《人民日報》登。為什麽《紅旗》不介入 不介入是假的。實際上已經介入了，可以發表不同觀點的文章，看來不介入本身，可能就是介入。
兩天之後，李先念得知鄧小平的態度，便抽空看完了譚震林的文章。他感慨地說：“這麽好的一篇文章，《紅旗》不登的話，那錯誤就更大了。”隨後在稿紙上麵揮筆寫道：“我看了這篇文章，譚震林同誌講的是曆史事實。應當登。不登，《紅旗》太被動了，《紅旗》已經被動了。”
中央領導的批示，陸續送到《紅旗》雜誌社。雜誌社負責人又向主管意識形態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汪東興請示，汪東興見那麽多高層領導人都有明確的態度，隻得無可奈何地同意刊登。
於是，這篇題為《井岡山鬥爭的實際與毛澤思想的發展》的文章，便刊登在《紅旗》1978年第12期上。文章的開頭說：“以實踐作為檢驗真理的標準呢 還是以思想、意識等精神方麵的東西作為檢驗真理的標準呢 這是馬克思辯證唯物主義同形形色色的唯心主義、形而上學之間的一條根本分界線，也是是否真正高舉毛澤東思想紅旗的根本標誌。井岡山鬥爭時期，是毛澤東思想形成和發展的極其重要的曆史時期。正是在井岡山的鬥爭，毛澤東同誌開創了農村包圍城市，依靠農村積聚和發展革命力量，最後奪取城市的道路。”
他在回顧毛澤東在井岡山的鬥爭實踐之後，明確指出：“毛澤東思想同馬列主義一樣，不是教條，而是在實踐中總結出來又用來指導實踐的革命理論，我們絕對不能像林彪、‘四人幫’那樣，把毛澤東思想加以割裂和歪曲，斷章取義地摘引隻言片語，奉若神明，變成教義，不顧時間、地點和條件，到處套用。林彪、‘四人幫’表麵上打著擁護毛主席的旗號，高喊句句是真理，實際上他們是在反對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最根本的東西。”
譚震林的這篇文章，以無可辯駁的事實，嚴密的邏輯，有理有據地生動地闡明了毛澤東思想的根本點，有力地駁斥了“兩個凡是”的荒謬論調，雄辯地宣傳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個馬列主義的根本原理，對於促進全黨和全國人民的思想解放起了積極的作用。
文章發表後，許多人登門拜訪譚震林，支持者讚不絕口：“你說出了我們的心裏話，你真是敢於堅持真理，敢闖思想禁區的帶頭人 ”同時也有不少好心人為他擔心：“你還是當年的‘譚老板’！何必卷入這場筆墨官司？有理講不清啊！”
譚震林充滿信心地回答：“在大是大非麵前，我就是要挺身而出。《紅旗》不找我，我也要‘放炮’。這場筆墨‘官司’，我要奉陪到底！”
1978年12月18日，黨中央召開了十一屆三中全會，在22日通過的全會公報中指出：“會議高度評價了關於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問題的討論，認為這對於促進全黨同誌和全國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線，具有深遠的曆史意義。一個黨、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一切從本本出發，思想僵化，那它就不能前進，它的生機就停止了，就要亡黨亡國。”
由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討論而衝破“兩個凡是”的樊籬，到三中全會作出工作重點轉移的戰略決策，劃出了我國一個新的曆史時期，使中國人民真正撥開了“文革”浩劫的陰霾，踏上了陽光燦爛的康莊大道。
在解放思想的主旋律中，譚震林奏響了強有力的樂章，為衝破思想“禁區”立下了汗馬功勞。
摘自《湘潮》2004年4月雙月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