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2月5日 - 滬成立人民公社

1967年2月5日，上海人民公社宣告成立。張春橋任主任、姚文元、王洪文任副主任。張春橋、姚文元奪得上海領導權後，即籌劃建立新領導機構，並聲稱：“上海人民公社的建立，標誌著上海奪權的完成。”

對“人民公社”的名稱，毛澤東提出質疑，說：“上海人民公社成立以來的一係列問題，你們考慮了沒有？如各省市都叫人民公社，那國務院叫什麽？中華人民共和國叫什麽？這樣就產生了改變政體問題，國號問題，是不是要改成中華人民公社呢？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是否叫中華人民公社主任或者叫社長？緊跟著還出一個問題：那就是發生外國承不承認的問題。蘇聯不會承認，因為承認會給蘇聯帶來麻煩，怎麽出了中華人民公社？它不好。”“還是叫革命委員會。”

23日，上海人民公社改稱上海革命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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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上海人民公社”由生到死的十八天》

　　不少人認為，1967年1月，上海奪權後，“上海人民公社”這個名稱是張春橋、姚文元自作主張使用的。這種觀點和看法，不符合曆史事實。本文作者閻長貴時任江青秘書，他在《百年潮》2005年第8期上撰文回憶了上海“一月風暴”的過程及“上海人民公社”名稱使用和廢止的內情。

　　市委寫作班子率先發難

　　上海本來是“文化大革命”的發源地，上海市委和市政府，在“文革”的醞釀準備階段做了不少工作，卻不知為什麽又成了“全國全麵奪權”的突破口和首選目標？這件事，我(本文作者閻長貴，曾任《紅旗》、《求是》編審，時為江青的秘書)曾問過原中央文革小組成員關鋒，他說不知道，也很納悶。關鋒說，10月中央工作會議期間，江青還做東宴請陳丕顯(時任上海市委第一書記)，他奉命作陪，後來怎麽鬧翻，陳丕顯成為打倒對象，實在弄不明白。對陳丕顯，江青在1967年4月12日軍委擴大會議上的講話中說過這樣一段話：“有一位領導人過去是個紅小鬼，居然會變化到這樣，這我完全沒有想象到。上一次開會時，我是全心全意希望他抓工作的，這一點葉群同誌可以證明，伯達同誌也知道，春橋和文元同誌也知道。可是他死不回頭。”這段話的具體含義我們不得而知。對上海為什麽首先奪權，我還問過其他人，都說不清楚。事實上，這迄今仿佛還是一個沒有完全解開的謎。我根據初步看到和掌握的材料，大體敘述一下1967年1月上海奪權，即所謂上海“一月革命”或“一月風暴”的過程。

　　說到1967年1月上海的奪權，有個人不能忽視，這就是上海奪權的前台指揮徐景賢。徐景賢解放初期就被調到上海市委，長期在張春橋領導下工作。1963年他擔任了八屆十中全會以後成立的上海市委寫作班子的支部書記，具體負責意識形態領域的批判事宜。揭開“文化大革命”序幕的姚文元的《評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就是在這個寫作班子裏完成的。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開始後，擔任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的張春橋和任組員的姚文元到北京工作。這年的11月，張春橋、姚文元托人帶口信給徐景賢：上海市委在1966年八屆十一中全會以後執行了錯誤路線，要他帶頭起來造上海市委的反。徐景賢積極響應。1966年12月18日，“後院起火”，“心髒開花”，徐景賢帶領寫作班子的人造了上海市委的反，提出“火燒陳丕顯！揪出曹獲秋！打倒楊西光！砸爛常溪萍！”的口號，並發表《中共上海市委寫作班子造反聲明》宣布：“上海市委內部一小撮赫魯曉夫式的壞蛋的末日到了！我們——上海市委寫作班子全體工作人員和市委文革小組成員徐景賢、朱永嘉鄭重聲明：我們要造反！”這在全國省、市機關是第一家。由於徐景賢打頭，上海市委機關各部門的造反派紛紛起來，他們同徐景賢的造反派一起組成了“市委機關革命造反聯絡站”(簡稱“機聯站”)，徐景賢自然而然地成為這個聯絡站的首領。徐景賢領導的“機聯站”，“發號施令，人少權大”，他們又積極和王洪文等人領導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簡稱“工總司”)以及其他紅衛兵組織聯合起來，向上海市委和市政府進攻。徐景賢帶頭造反，受到毛澤東的讚賞。毛澤東說：上海的形勢很好，工人起來了，學生起來了，現在機關幹部也起來了。還說，“火燒陳丕顯！揪出曹獲秋！打倒楊西光！砸爛常溪萍！”，“這幾個口號的提法有區別，好！”

　　張春橋姚文元上海奪權

　　1967年1月4日，張春橋、姚文元身著軍裝以調查員身份回到上海，他們在接見徐景賢等市委寫作班子的造反派時，張春橋說：寫作班子的造反，在上海、在全國的影響都比較大，推動了全國省、市一級的黨政機關幹部起來造反。這次我和文元到上海來，是中央文革派我們來的。我們兩個來了當然是和你們站在一起的，聯絡站就作為我們的工作機構。我們到上海來的任務，是做調查研究，然後向中央報告；所以我們不想介入上海的具體活動，同時，我們到上海來的消息，暫時也不想公開。

　　接著，張春橋、姚文元又接見了王洪文等人，張說：“上海的200萬產業工人，是我們的基礎。上海的工人階級要能夠左右上海的形勢，工人運動不要受紅衛兵特別是外地學生的操縱。”張特別強調說：“現在對市委不必再抱什麽幻想了，當前最重要的問題是要把要害部門都控製起來，包括海港、鐵路、電廠、水廠、煤氣、電話等。”

　　以徐景賢為頭的“機聯站”和以王洪文為頭的“工總司”等造反組織，在1967年1月6日召開了約有百萬人參加的“打倒上海市委”大會，大會的文件和發言都由張春橋、姚文元審查過；大會召開時，張、姚在他們秘密住處收視實況轉播。在這次大會上陳丕顯、曹獲秋被揪到台上去，還有上海數百名局以上幹部陪鬥。大會宣布三項通令：

　　一、宣布從即日起不再承認曹獲秋為中共上海市委書記和上海市市長；

　　二、勒令市委第一書記陳丕顯7天內向全市人民交代自己的罪行；

　　三、請求中央徹底改組中共上海市委，命令各級幹部堅守崗位。

　　從這一天起，上海的黨、政、財、文等大權，就實際地落到了張春橋、姚文元和上海幾個造反組織的負責人的手裏。

　　中央肯定和讚揚了上海的奪權。《紅旗》雜誌1967年第2期發表《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起來》的評論員文章(《人民日報》1967年1月16日轉載)說：“他們的經驗是多方麵的。這些經驗集中到一點，就是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起來，向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奪權，把上海市的政治、經濟、文化的大權，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裏。”九大政治報告說：“具有革命傳統的上海工人階級，在毛主席和以毛主席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的領導和支持下，挺身而出，同廣大革命群眾、革命幹部聯合起來，於1967年1月自下而上地奪了舊市委、舊市人委中走資派的權力。”

　　造反派爭論政權形式

　　上海奪權並非“一帆風順”。當時全國各地，到處組織繁多，派別林立，對要打倒的權力，往往是爭過來，奪過去。上海也是這樣。1月6日，上海奪權後，還經過多次反複，諸如，1月15日以上海市紅衛兵第三司令部為主的奪權；1月22日“上三司”的再次奪權；1月24日紅革會的奪權——實際上是“奪印”，奪走了中共中央華東局、上海市委、上海市政府機關，以及上海10個區的區委和區人委等23個單位的大印。“奪印”並不等於奪權，但奪了印帶有很大的危險性，要是有人在出國護照上蓋上鋼印，可堂而皇之地跑到國外去；對此，張春橋、姚文元十分擔心。他們想方設法做“紅革會”的工作，要他們把印章交給上海警備區，再由警備區交回各單位，並提出召集上海各造反派開聯席會議，商討上海各造反組織如何聯合奪權，以及新的政權機構形式和組成問題。經過曲曲折折的爭鬥，上海的“新”政權才初步穩定下來。

　　 奪權後，“新”政權采取什麽組織形式成為亟待解決的問題。大家議論紛紛，莫衷一是。張春橋、姚文元曾經多次稱讚過“上海抓革命、促生產火線指揮部”和“上海反對經濟主義聯絡總部”這樣的機構，認為它們實際履行了政府經濟部門的職能。在12日舉行的歡慶中央賀電(指1967年1月11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共同署名給上海市各革命造反團體的賀電)，徹底粉碎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新反撲的誓師大會上，曾通過一項《關於建立上海市革命造反派組織聯絡站的倡議》，其用意就是想以各群眾組織的聯絡站作為新的上海政權機構的組織形式。這時又傳來了最高指示，奪權後建立的領導機構，要有軍隊的代表、革命幹部的代表和群眾組織的代表三者參加，顯然各群眾組織聯絡站的形式不符合這個要求，所以它不能成為新政權的組織形式。

　　怎麽辦？1967年1月底，以徐景賢為首的各造反派在起草奪權宣言時，想到了巴黎公社，提出要把巴黎公社的革命精神寫進上海的奪權宣言，主張“徹底砸爛舊的國家機器”，“公社委員由群眾直接推選”，“公社委員是人民公仆，工資收入不得超過普通工人”等等。初稿寫出後，即命名為《上海人民公社宣言》。

　　這個宣言的起草，顯然是受到毛澤東的話和中央文件的啟發。毛澤東曾稱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為20世紀60年代的北京人民公社宣言。1966年8月8日通過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條》)，第九條說：“文化革命小組、文化革命委員會的成員和文化革命代表大會的代表的產生，要像巴黎公社那樣，必須實行全麵的選舉製”。又說：“當選的文化革命小組、文化革命委員會的成員和文化革命代表大會的代表，可以由群眾隨時提出批評，如果不稱職，經過群眾討論，可以改選、撤換”。

　　1966年8月21日出版的《紅旗》第11期發表一篇署名文章，題目叫做《巴黎公社的全麵選舉製》，文章指出：“95年以前，法國工人階級以衝天的革命精神，打碎了資產階級的國家機器，創立了第一個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巴黎公社”。“巴黎公社宣布，一切領導者都由人民選舉產生”，“它要求被選出來擔任公職的人員，必須是為人民服務的勤務員，而不是壓迫人民的資產階級的官僚政客”。“巴黎公社還規定，當選的公社委員同一切公務人員一樣，都隻應領取相當於工人工資的薪金”，等等。徐景賢等人起草的上海奪權宣言所講的巴黎公社的革命精神和原則，同上麵中央文件和中央刊物上引述的巴黎公社的革命精神和原則一模一樣。

　　“上海人民公社”掛牌

　　2月3日(請注意這個日子！)淩晨，張春橋和姚文元召開了各群眾組織主要負責人的緊急會議。張春橋一到場就開門見山地說：“今天把你們緊急請來，就是要商量成立上海人民公社的大事。你們急著要建立自己的政權機構，急著馬上就開成立大會，這種心情我和文元都是理解的，我們當然也是支持的。但是，一個新的政權的建立，可不是一件簡單的事啊！在這個權力機構裏，光有你們這些群眾組織的代表還不行，還應當有革命幹部的代表。可是上海市一級的幹部都沒有‘解放’，那麽，就算我和文元是革命幹部的代表吧，我們的機構裏還要有軍隊的代表，駐滬的陸、海、空三軍究竟派誰來參加三結合的權力機構呢？他們三軍的領導機關還得商量一下吧！”

　　姚文元接著說：“成立新的權力機構這樣的大事，我們還要向毛主席和黨中央作報告。再說，召開這樣大規模的成立大會，有許多準備工作要做……。”張春橋說：“是呀，我們還應當發表一個像樣的宣言，現在宣言的初稿寫出來了，可是我和文元還沒有來得及看，我們想要仔細推敲修改一下……還有，成立大會上各方麵的代表要發言，我們也要講講話，這些都需要時間準備。所以，我建議成立大會是不是推遲幾天？”王洪文急不可耐地站起來說：“上海人民公社開成立大會的事，我們己經布置下去了。我的意見大會不要延期太久，不然群眾的情緒會受到影響。”許多人都主張趁熱打鐵，最後張春橋一錘定音：1967年2月5日下午在人民廣場召開成立大會，正式宣布上海市新的權力機構——上海人民公社的誕生。


　　2月5日下午，上海100萬人參加了大會，宣布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張春橋在大會上致辭，說：“我們的‘一月革命’，確實是偉大的人民革命。……這場勝利，如同1949年5月27日中國人民解放軍解放上海一樣，將永遠記在上海人民的心裏。”姚文元發表演說，稱：“上海人民公社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新形式。”

　　大會宣讀的上海人民公社通令指出：“一切權力歸上海人民公社臨時委員會。”會後，舉行盛大的慶祝遊行。遊行隊伍穿街過巷來到上海市府大廈。“上海市人民委員會”的牌子被摘下來，用鐵錘砸碎，丟到火裏燒掉，接著掛上了“上海人民公社”的新牌子。

　　現在回過頭來看看，經過張春橋、姚文元“仔細推敲和修改”的宣言究竟有些什麽內容。他們把徐景賢等人用的題目《從“十月革命”到“一月革命”》改為《“一月革命”勝利萬歲！》，副題仍為《上海人民公社宣言》。

　　其內容摘引幾段：

　　——“四海翻騰雲水怒，五洲震蕩風雷激。”我們上海無產階級革命派向全中國、全世界莊嚴地宣告：在偉大的“一月革命”的大風暴中，舊上海市委、市人委被我們砸爛了，上海人民公社誕生了！

　　——上海人民公社臨時委員會的成立，是上海社會主義革命新的裏程碑。

　　——偉大的上海人民公社萬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