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3年2月23日，梁啟超生於廣東新會茶坑村， 字卓如，一字任甫，號任公，別署飲冰子、飲冰室主人、哀時客、中國之新民等。廣東新會人。我國著名的政治家和著名學者，梁啟超12歲中秀才，17歲中舉，次年訪康有為，被這為今文經學大師所折服，於是依毅然退出學海堂，從學康三年，自稱“生平知有學自茲始”。戊戌政變後，出亡日本，廣讀西書。1902年創《新民叢報》。
其於學術研究，涉獵廣泛，學貫中西，囊括古今，在哲學、文學、史學、經學、法學、倫理學、宗教學等領域，均有建樹，以史學研究成績最著。一生著述等身，總約千萬餘字，有多種作品集行世，以《飲冰室合集》較稱完備。
1912年回國，1918-1920年旅歐，回國後不遺餘力地從事講學和著述，研究重點為先秦諸子、清代學術、史學和佛學。1922年起在清華學校兼課，1925年應聘任清華國學研究院導師，指導範圍為“諸子”、“中國佛學史”、“宋元明學術史”、“清代學術史”、“中國文學”、“中國哲學史”、“中國史”、“史學研究法”、“儒家哲學”、“東西交流史”等。這期間著有《清代學術概論》、《墨子學案》、《中國曆史研究法》、《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情聖杜甫》、《屈原研究》、《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國文化史》等。主要著作收入《飲冰室文集》。1927年，離開清華研究院。1929年1月19日病逝於北京協和醫院，終年57歲。
梁啟超在文學理論上引進了西方文化及文學新觀念，首倡近代各種文體的革新。文學創作上亦有多方麵成就：散文、詩歌、小說、戲曲及翻譯文學方麵均有作品行世，尤以散文影響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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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梁啟超：《少年中國說》
（1900年2月10日）
日本人之稱我中國也，一則曰老大帝國，再則曰老大帝國。是語也，蓋襲譯歐西人之言也。嗚呼！我中國其果老大矣乎？梁啟超曰：惡，是何言！是何言！吾心目中有一少年中國在。
欲言國之老少，請先言人之老少：老年人常思既往，少年人常思將來。惟思既往也，故生留戀心；惟思將來也，故生希望心。惟留戀也，故保守；惟希望也，故進取。惟保守也，故永舊；惟進取也，故日新。惟思既往也，事事皆其所已經者，故惟知照例；惟思將來也，事事皆其所未經者，故常敢破格。老年人常多憂慮，少年人常好行樂。惟多憂也，故灰心，惟行樂也，故盛氣。惟灰心也，故怯懦；惟盛氣也，故豪壯。惟怯懦也，故苟且；惟豪壯也，故冒險。惟苟且也，故能滅世界；惟冒險也，故能造世界。老年人常厭事，少年人常喜事。惟厭事也，故常覺一切事無可為者；惟好事也，故常覺一切事無不可為者。老年人如夕照，少年人如朝陽；老年人如瘠牛，少年人如乳虎；老年人如僧，少年人如俠；老年人如字典，少年人如戲文；老年人如鴉片煙，少年人如潑蘭地酒；老年人如別行星之隕石，少年人如大洋海之珊瑚島；老年人如埃及沙漠之金字塔，少年人如西伯利亞之鐵路；老年人如秋後之柳，少年人如春前之草；老年人如死海之瀦為澤，少年人如長江之初發源：此老年與少年性格不同之大略也。梁啟超曰：人固有之，國亦宜然。
梁啟超曰：傷哉，老大也！潯陽江頭琵琶婦，當明月繞船，楓葉瑟瑟，衾寒於鐵，似夢非夢之時，追想洛陽塵中春花秋月之佳趣；西宮南內，白發宮娥，一燈如穗，三五對坐，談開元、天寶間遺事，譜霓裳羽衣曲；青門種瓜人，左對孺人，顧弄孺子，憶侯門似海珠履雜遝之盛事；拿破侖之流於厄蔑，阿刺飛之幽於錫蘭，與三兩監守吏或過訪之好事者，道當年短刀匹馬，馳騁中原，席卷歐洲，血戰海樓，一聲叱吒，萬國震恐之豐功偉烈，初而拍案，繼而撫髀，終而攬鏡。嗚呼！麵皴齒盡，白發盈把，頹然老矣。若是者舍幽鬱之外無心事，舍悲慘之外無天地，舍頹唐之外無日月，舍歎息之外無音聲，舍待死之外無事業，美人豪傑且然，而況於尋常碌碌者耶？生平親友，皆在墟墓，起居 飲食，待命於人，今日且過，遑知他日，今年且過，遑恤明年，普天下灰心短氣之事，未有甚於老大者。於此人也，而欲望以拏雲之手段，回天之事功，挾山超海之意氣，能 乎不能？ 嗚呼！我中國其果老大矣乎？立乎今日，以指疇昔，唐虞三代，若何之郅治；秦皇 漢武，若何之雄傑，漢唐來之文學，若何之隆盛；康乾間之武功，若何之烜赫；曆史家 所鋪敘，詞章家所謳歌，何一非我國民少年時代良辰美景賞心樂事之陳跡哉。而今頹然 老矣，昨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處處雀鼠盡，夜夜雞犬驚，十八省之土地財產，已為 人懷中之肉，西百兆之父兄子弟，已為人注籍之奴，豈所謂“老大嫁作商人婦”者耶？ 嗚呼！憑君莫話當年事，憔悴韶光不忍看，楚囚相對，岌岌顧影，人命危淺，朝不慮夕，國為待死之國，一國之民為待死之民，萬事付之奈何，一切憑人作弄，亦何足怪。 梁啟超曰：我中國其果老大矣乎？是今日全地球之一大問題也。如其老大也，則是 中國為過去之國，即地球上昔本有此國，而今漸漸滅，他日之命運殆將盡也；如其非老大也，則是中國為未來之國，即地球上昔未現此國，而今漸發達，他日之前程且方長也。欲斷今日之中國為老大耶？為少年耶？則不可不先明國字之意義。夫國也者何物也？有土地；有人民；以居於其土地之人民而治其所居之土地之事；自製法律而自守之，有主權，有服從，人人皆主權者，人人皆服從者。夫如是斯謂之完全成立之國。地球上之有完全成立之國也，自百年以來也。完全成立者，壯年之事也；未能完全成立而漸進於完全成立者，少 年之事也。故吾得一言以斷之曰：歐洲列邦在今日為壯年國，而我中國在今日為少年國。
夫古昔之中國者，雖有國之名，而未成國之形也。或為家族之國，或為酋長之國， 或為諸候封建之國，或為一王專製之國，雖種類不一，要之其於國家之體質也，有其一 部而缺其一部。正如嬰兒自胚胎以迄成童，其身體之一二官支，先行長成，此外則全體 雖粗具，然未能得其用也。故唐虞以前為胚胎時代，殷周之際為乳哺時代，由孔子而來 至於今為童子時代，逐漸發達，而今乃始將入成童以上少年之界焉。其長成所以若是之 遲者，則曆代之民賊有窒其生機者也。譬猶童年多病，轉類老態，或且疑其死期之將至 焉，而不知皆由未完全未成立也。非過去之謂，而未來之謂也。
且我中國疇昔，豈嚐有國家哉，不過有朝廷耳。我黃帝子孫，聚族而居，立於此地 球之上者既數千年，而問其國之為何名，則無有也。夫所謂唐、虞、夏、商、周、秦、漢、魏、晉、宋、齊、梁、陳、隋、唐、宋、元、明、清者，則皆朝名耳。朝也者，一家之私產也；國也者，人民之公產也。朝有朝之老少，國有國之老少，朝與國既異物， 則不能以朝之老少而指為國之老少明矣。文、武、成、康，周朝之少年時代也；幽、厲、桓、赧、則其老年時代也。高、文、景、武，漢朝之少年時代也；元、平、桓、靈，則其老年時代也。自餘曆朝，莫不有之，凡此者，謂為一朝廷之老也則可，謂為一國之老 也則不可。一朝廷之老且死，猶一人之老且死也，於吾所謂中國者何與焉。然則，吾中國者，前此尚未出現於世界，而今乃始萌芽雲爾。天地大矣，前途遼矣，美哉，我少年中國乎！
瑪誌尼者，意大利三傑之魁也。以國事被罪，逃竄異邦，乃創立一會，名曰少年意 大利。舉國誌士，雲湧霧集以應之，卒乃光複舊物，使意大利為歐洲之一雄邦。夫意大 利者，歐洲第一之老大國也，自羅馬亡後，土地隸於教皇，政權歸於奧國，殆所謂老而瀕於死者矣，而得一瑪誌尼，且能舉全國而少年之，況我中國之實為少年時代者耶？堂堂四百餘州之國土，凜凜四百餘兆之國民，豈遂無一瑪誌尼其人者。
龔自珍氏之集有詩一章，題曰《能令公少年行》，吾嚐愛讀之，而有味乎其用意之所存。我國民而自謂其國之老大也，斯果老大矣；我國民而自知其國之少年也，斯乃少 年矣。西諺有之曰：“有三歲之翁，有百歲之童。”然則國之老少，又無定形，而實隨 國民之心力以為消長者也。吾見乎瑪誌尼之能令國少年也，吾又見乎我國之官吏士民能 令國老大也，吾為此懼！夫以如此壯麗濃鬱翩翩絕世之少年中國，而使歐西、日本人謂 我為老大者何也？則以握國權者皆老朽之人也。非哦幾十年八股，非寫幾十年白摺，非 當幾十年差，非捱幾十年俸，非遞幾十年手本，非唱幾十年諾，非磕幾十年頭，非請幾十年安，則必不能得一官，進一職。其內任卿貳以上，外任監司以上者，百人之中，其五官不備者，殆九十六七人也，非眼盲，則耳聾，非手顫，則足跛，否則半身不遂也。 彼其一身飲食步履視聽言語，尚且不能自了，須三四人在左右扶之捉之，乃能度日，於此而乃欲責之以國事，是何異立無數木偶而使之治天下也。且彼輩者，自其少壯之時， 既已不知亞細、歐羅為何處地方，漢祖、唐宗是那朝皇帝；猶嫌其頑鈍腐敗之未臻其極， 又必搓磨之，陶冶之，待其腦髓已涸，血管已塞，氣息奄奄，與鬼為鄰之時，然後將我 二萬裏山河，四萬萬人命，一舉而畀於其手。嗚呼！老大帝國，誠哉其老大也。而彼輩者，積其數十年之八股、白摺、當差、捱俸、手本、唱諾、磕頭、請安，千辛萬苦，千苦萬辛，乃始得此紅頂花翎之服色，中堂大人之名號，乃出其全副精神，竭其畢生力量，以保持之。如彼乞兒，拾金一錠，雖轟雷盤旋其頂上，而兩手猶緊抱其荷包，他事非所顧也，非所知也，非所聞也。於此而告之以亡國也，瓜分也，彼烏從而聽之，烏從而信之。即使果亡矣，果分矣，而吾今年既七十矣八十矣，但求其一兩年內，洋人不來，強盜不起，我已快活過了一世矣。
若不得已，則割三頭兩省之土地，奉申賀敬，以換我幾個衙門；賣三幾百萬之人民作仆為奴，以贖我一條老命，有何不可，有何難辦。嗚呼！今之所謂老後、老臣、老將、 老吏者，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手段，皆具於是矣。“西風一夜催人老，凋盡 朱顏白盡頭。”使走無常當醫生，攜催命符以祝壽，嗟乎痛哉！以此為國，是安得不老 且死，且吾恐其未及歲而殤也。
梁啟超曰：造成今日之老大中國者，則中國老朽之冤業也；製出將來之少年中國者，則中國少年之責任也。彼老朽者何足道，彼與此世界作別之日不遠矣，而我少年乃新來 而與世界為緣。如僦屋者然，彼明日將遷居地方，而我今日始入此室處。將遷居者，不 愛護其窗櫳，不潔治其庭廡，俗人恒情，亦何足怪。若我少年者，前程浩浩，後顧茫茫，中國而為牛、為馬、為奴、為隸，則烹臠鞭箠之慘酷，惟我少年當之；中國如稱霸宇內，主盟地球，則指揮顧盼之尊榮，惟我少年享之，於彼氣息奄奄，與鬼為鄰者，何與焉？ 彼而漠然置之，猶可言也；我而漠然置之，不可言也。使舉國之少年而果為少年也，則 吾中國為未來之國，其進步未可量也；使舉國之少年而亦為老大也，則吾中國為過去之 國，其澌亡可翹足而待也。故今日之責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則國智， 少年富則國富，少年強則國強，少年獨立則國獨立，少年自由則國自由，少年進步則國 進步，少年勝於歐洲則國勝於歐洲，少年雄於地球則國雄於地球。紅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瀉汪洋。潛龍騰淵，鱗爪飛揚；乳虎嘯穀，百獸震惶。鷹隼試翼，風塵吸 張；奇花初胎，矞矞皇皇。幹將發硎，有作其芒。天戴其蒼，地履其黃。縱有千古，橫有八荒。前途似海，來日方長。美哉我少年中國，與天不老；壯哉我中國少年，與國無 疆！
“三十功名塵與土，八千裏路雲和月。莫等閑白了少年頭，空悲切。”此嶽武穆《滿江紅》詞句也，作者自六歲時即口受記憶，至今喜誦之不衰。自今以往，棄哀時客之名，更自名曰少年中國之少年。
作者附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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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紀霖：《重審梁啟超的啟蒙思想》
令人驚訝的是，從梁啟超思想出發的各種分道揚鑣的思潮，比如民主主義與威權主義、政治愛國主義與文化民族主義、破壞主義與保守主義等等，在梁啟超那裏，卻得到了某種調和。對於這一現象，克武在本書中為我們提供了一個頗具新意的解釋：梁啟超的啟蒙思想，乃是一種調適思想。
本書是台灣中國思想史學者黃克武先生的代表作，研究的主題是梁啟超。梁啟超思想的研究，在海內外學術界，曆久而彌新，如同歐洲的洛克、約翰·密爾、盧梭這些古典思想家研究，幾乎每年都有新著問世。如果要談中國的現代性，談中國的啟蒙思想，梁啟超是少數幾個無法繞開的偉大智者。他留下的曆史身影，籠罩著整個20世紀中國，他的思想已被公認為中國思想的經典。
我的專業是研究五四以後的中國現代思想史，過去我受到一個比較流行的觀念的影響，將五四視為中國現代性的起源，在研究上很少接觸晚清。之所以如此，如今檢討，乃是背後有一個未曾言明的思想預設：中國的現代性來自西方，五四是思想上大規模麵向西方的開始，要研究現代中國思想，隻要追溯到五四就可以了。這一以西方為中心的思想史視野，近十年來受到嚴峻的挑戰。這幾年，不少研究現代中國思想的學者，都將尋根的目光內轉，從海外回到本土。如汪暉的《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等，都是從中國自身的曆史脈絡中解釋現代中國思想的崛起。這一觀察視野的大轉換，意味著包括梁啟超在內的晚清思想家的思想，就不是所謂“從傳統到現代”的過渡，而是中國思想內在演變脈絡中非常核心的一段。王德威教授有一句名言：沒有晚清，何來五四？要尋找20世紀中國現代性的起源，不能僅僅回溯到五四，晚清是一段比五四更重要的“轉型時代”。
梁啟超的思想，在這樣的視野大轉換裏麵，就顯現出其獨特的、不可替代的意義。梁啟超的一生，精力過人，著作等身。在其上千萬字的遺作中，影響最大的，莫過於1902~1903年期間發表的《新民說》。克武的這部力作，正是以《新民說》為核心文本，研究梁啟超的啟蒙思想。中國的啟蒙，非自五四起，實乃從《新民說》而始。五四的啟蒙思想家們，無論是胡適、魯迅，還是陳獨秀、李大釗、毛澤東，在青年時代都接受過《新民說》的思想洗禮。
穿越一個世紀的曆史滄桑，重新閱讀梁啟超的《新民說》，我有一個異常強烈的感覺，《新民說》可以說是中國啟蒙思想的處女地，是充滿原始氣象的混沌之作。惟其混沌，氣象和格局之大，後來者無人可比。《新民說》內中洋溢著各種思想的緊張：破壞主義與保守主義，權利與義務、功利與義理、知識與德性、民權與國權、君子與公民、共和主義與自由主義、法律共同體與道德共同體……現代中國各種各樣對立的思潮，都可以從梁啟超那裏尋找到最初的源頭，五四的思想家們在接受了梁啟超的思想啟蒙之後，各自循著其思想中的一條路徑，走向偏鋒，最終發生不可調和之分化。
令人驚訝的是，從梁啟超思想出發的各種分道揚鑣的思潮，比如民主主義與威權主義、政治愛國主義與文化民族主義、破壞主義與保守主義等等，在梁啟超那裏，卻得到了某種調和。在後人看來是如此水火不相容的對立衝突，在《新民說》裏麵，卻獲得了一種奇妙的張力。
對於這一現象，克武在本書中為我們提供了一個頗具新意的解釋：梁啟超的啟蒙思想，乃是一種調適思想。所謂調適，來自於墨子刻先生的“轉化”（transformative approach）與“調適”（accommodative approach）的思想分析架構。簡單地說，轉化思想模式相信曆史的發展是突變的，跳躍的，要從黑暗的現實跨越到理想的未來，需要人的意誌力和革命精神來促成這一轉化。而調適思想則認為，新與舊之間沒有截然區別的鴻溝，曆史的發展是各種思想和曆史合力的產物，是在傳統脈絡中漸進的、局部的改革。在晚清的啟蒙者中，譚嗣同和梁啟超分別是轉化思想和調適思想的兩位典範。
以轉化思想作為參照，研究梁啟超的調適思想，成為本書的中心旨趣。梁啟超的《新民說》之所以包羅新舊，有容為大，乃是其調適思想模式使然。李歐梵先生曾經說過，研究近現代中國思想最難，因為要背負“十字架”，既要熟悉西方文化，又要了解中國的傳統。以我個人20年的研究生涯，深刻感受到李先生道出我們這一行的個中甘苦。晚清以來的思想，就是中西思想相交的那個“十字架”中點。要對梁啟超、嚴複、胡適、魯迅、陳獨秀、張君勱這些思想家有深入的探究，不得不將他們的思想與西方思想作比較，觀察其橫向移植過程中的觀念蛻變——假如其中經過近代日本的過濾，還要對東亞的思想脈絡有所了解；另一方麵，還須將近代的思想放在中國自身的思想譜係中觀其流變，尋找本土的文化傳統。一般學者在上述某一脈絡中有所心得，已屬不易，惶論其它！
偏偏克武自覺地擔當起學術的“十字架”，他對《新民說》的研究，正是放在中西兩條思想脈絡同時展開。比如，關於《新民說》中個人與群體、自由與國家關係的論述，梁啟超究竟是一個國家主義者，還是個人主義者，學界多有紛爭，至今尚無定論。克武對此沒有作化約主義式的簡單處理，而是將梁啟超的自由思想與歐洲的啟蒙思想家作比較，同時又放在明代王學思想傳統脈絡之中加以理解。他同意蕭公權先生的看法，認為梁氏思想中不少觀念與約翰·密爾十分類似，“雖然不是一個西方意義下的個人主義者，但也絕不是一些學者所謂的集體主義者或權威主義者”。但又進一步指出，梁氏所強調的自由又是一個“非密爾主義式的自由”（non-Millian emphasis on individual liberty）,“這種個人仍是以保障個人為基礎，但同時以為個人與群體有密不可分的關係，因此有時強調以保障群體價值作為保障個人自由的方法”。顯然，這種“非密爾主義式的自由”隻有放在儒家的思想脈絡中才能獲得其自身的意義。
我認識克武已有十多年，作為與我同齡的中國思想史學者，我對他的研究充滿了由衷的敬意，每每從他的成果中獲得意外的啟迪。在克武身上我常常感受到台灣學者那種既具國際視野、又有國學根基的深厚素質。作為思想史學者，背負“十字架”的另一重含義，乃是須兼有史學家的嚴謹與思想家的寬闊。克武恰恰同時具有這兩種氣質，這也是我推崇這本書的理由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