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2月22日 - 中共搞精兵簡政

　　1962年2月22日，中共中央對中央精簡小組《關於各級國家機關、黨派、人民團體精簡的建議》作出指示。中央精簡小組的《建議》提出，全國國家機關原有職工268萬餘人，擬減為174萬餘人，精簡94萬餘人。

　　中央的指示指出：目前，全國國家機關、黨派、人民團體中機構龐雜，人多政繁的現象，是十分嚴重的。

　　這種情況不利於國民經濟的全麵調整，不利於克服當前困難，不利於克服官僚主義和分散主義，因此，必須徹底實行“精兵簡政”。要下決心“拆廟”，裁並機構，該撤銷的就撤銷，該合並的就合並。


　　時隔43年以後......

　　在2005年全國政協十屆三次會議上，國務院參事任玉嶺發言指出：

　　“我們的官民比已達到26∶1，比西漢時高出了306倍，比清末高出了35倍。即使是同改革開放初期的67∶1和10年前的40∶1相比，吃皇糧者所占總人口的比重攀升之快，也是史無前例的，令人堪憂！”

　　現在，平均每26位平民就要養活一名官員！全國政協委員、國務院參事任玉嶺在全國政協十屆三次會議上擺出了這個數字，呼籲應該再次精簡官員。

　　20多年來，雖然已經進行了多次精兵簡政和機構精簡，但任玉嶺認為沒有達到預想的效果：1979年，我國在編幹部為279萬人，1997年擴大到800多萬人，權威人士估計，我國僅縣和縣以下由農民養活的黨政幹部目前高達1316.2萬人；當今吃“財政飯”的總人數已高達4572萬人；另外，還有500萬人仰賴於政府賜予的權利實行自收自支。“我們的官民比已達到26∶1，比西漢時高出了306倍，比清末高出了35倍。即使是同改革開放初期的67∶1和10年前的40∶1相比，吃皇糧者所占總人口的比重攀升之快，也是史無前例的，令人堪憂！”

　　任玉嶺認為，官位多不僅造成機構臃腫，還造成很多該放的權放不下，該經管的又無人管；而且官多了消費就多，據報道僅機關的車費、招待費和出國培訓考察費，全國已分別達到3000億、2000億和2500億元，其中主要是被各級領導幹部消費了；加上升官快、升官易的導向也給社會帶來了較大影響，跑官、買官、賣官現象不時發生，帶來了腐敗。

　　任玉嶺提出，要實現精兵簡政的目標，必需要從精官和減官做起。“我們的精兵簡政，之所以越精越臃腫，越簡越多，就是因為有官位不斷增多———造成機構不斷擴大———又引起人員不斷增加的惡性循環存在。因此，要從源頭上切斷這個循環，就要精官和減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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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任玉嶺：《精兵簡政從減“官”做起》

　　同當今黨政機構的臃腫、重疊、人浮於事的情況相比較，1982年還是小巫見大巫，不能相比。但就在那個時候，鄧小平已經指出“精簡機構是一場革命”，“如果不搞這場革命，讓黨和國家的組織繼續目前這樣機構臃腫、重疊、職責不清，許多人員不稱職、不負責，工作缺乏精力、知識和效率的狀況，這是不可能得到人民讚同的。”

　　在鄧小平這一指示的指引下，20多年來，黨中央、國務院進行過多次精兵簡政和機構精簡。不可謂措施不力，聲勢不大，但卻沒有達到預想目的。相反事與願違，幾乎每搞一次機構精簡，就來一次機構人員的大增。現在已經弄得很多人害怕精兵簡政了。近幾年來不提或較少提精兵簡政，的確與越精就越臃腫、越簡就越繁多有關係。

　　
“一個極其重要的政策”緣何走進死胡同

　　我們的人口增多了，事業發展了，添置一些管理部門，增加一些管理人員，是必要的，也是能以為廣大群眾理解和認同的。但是，現在的問題是黨政機構的過分龐大和管理人員的極度增多，已經超出了發展常規，超出了財政許可。我們很多地方在15年前就喊出“財政困難，吃飯財政”，而今GDP翻了兩番，財政收入也有了幾倍的增長，但依然在喊“財政困難，吃飯財政”。有相當多的縣甚至連吃飯都難保。我們在幾個省做義務教育調查時發現，不少縣因財政困難，教育難保，就熱衷於合並學校，減少教師，甚至於不願讓大學生走進義務教育，而熱衷於付二、三百元工資用代課教師。實際上，因機構臃腫、財政負擔過重，有相當多的縣鄉靠舉債度日，縣鄉債台高築，已經影響到很多基層工作的開展和基層政權的穩固。省級機關，特別是國家機關，因連年財政大幅增收，日子比較好過些，但也因機構臃腫和吃皇糧者人數過多，依然造成很多事欲幹不能，例如義務教育不能實現真正義務，也與財政被大量吃掉有關係。這不僅影響了我們的二次分配和協調發展，更影響了全麵建設小康的順利進行。

　　權威人士估計，目前我國僅縣和縣以下由農民養活的黨政幹部高達1316.2萬人，全國吃財政飯的總人數已高達4572萬人，另外，還有500萬人依賴於政府賜予的權利實行自收自支。我們的百姓與吃皇糧的人口比已高達26：1，這同西漢時期的7945：1相比，高出306倍：東漢時期的7464：1相比，高出292倍；同唐朝2927：1相比，高出110倍，同元朝的2613：1相比，高出100倍；同明朝2299：1相比，高出89倍；同清末的911：1相比，高出35倍。即使是同改革開放初期的67：1和10年前的40：1相比，吃皇糧者所占總人口的比重攀升之快，也是史無前例的，是令人堪憂的！

　　為什麽精兵簡政作為被毛澤東肯定的“一個極其重要的政策”，能夠在戰爭年代解決“魚大水小的矛盾”，而今卻變得無效了呢？又為什麽會出現如此的越精越臃腫，總是跳不出每簡必繁、越簡越繁的怪圈呢？麵對機構臃腫的現實，的確到了對精兵簡政難以推進需多做一些研究和思考的時候了。但是，不管怎樣，精簡機構、簡政精兵，仍是我們當前麵臨的一項迫切任務，這是不能回避的，也是回避不了的。應該牢記鄧小平的教誨，“因為沒有別的選擇，這件事不能猶豫、不能妥協，也不能半途而廢。”“不管怎樣，這場革命要堅定不移。”

　　
星多月不明，官多不安寧

　　根據本人的切身體驗和研究，我認為要實現精兵簡政之目標，必須從精官和減官做起，精官方能簡政，簡政必須精官。上世紀80年代初，鄧小平就提出了不僅“廟子”多，而且“菩薩也太多”的大問題。時過25年，我們的“廟子”不知又增加多少？我們的菩薩不知又添了幾倍？廟子是為菩薩而建的，菩薩多了，廟子也自然會多起來，廟子多了，菩薩就會更多。我們的精兵簡政，之所以越精越臃腫，越簡越繁多，就是因為有著“官位不斷增多→機構不斷擴大→人員不斷增加”的惡性循環存在著。要跳出這個怪圈，就要從源頭上切斷這個惡性循環，這就是要精官和減官，非此，沒有別的道路。我們今天黨政機構之所以迅速擴展，吃皇糧的人員之所以快速增長，其關鍵還同“官位”的過快膨脹息息相關。百姓中流傳一句諺語：“星多月不明，官多不安寧。”當官的人太多了，必然無事找事、無中生有、無事生非，也必然導致機構的無限膨脹和財政供養人員的無限增長。

　　隻要從建國初期走過來的人都會知道那時候政府的簡潔幹練。上世紀50年代，盡管百業待興，外部又有朝鮮戰爭，但那時一個縣隻有一個縣長，一個鄉隻有一個鄉長。直到80年代初，我們黨政機關的官位職數也依然相對稀少。至90年代，伴隨機構精簡，官位職數的大膨脹達到了一發不可收拾的地步。最近媒體報道，江蘇的一個鎮，僅鎮長、書記一級的幹部就有50多人。對此個案，我們不認為有代表性，但據江蘇有關方麵反映，一個鎮正副鎮長和書記達到二三十人是存在的。另據新華社消息，蘇北一些縣政府，副處幹部少者七、八人，多者十幾人，而且在一個30萬人的小縣和一個百萬人的大縣，其縣長的職數基本是相同的。

　　基層如此，中層和上層也如此。上世紀80年代初，我在國務院某委工作時，委領導班子共3人，委主任還是副總理兼著。整個委連辦公廳僅有6個局級單位，事業單位僅5個。而今不同了，不僅部長的數量翻番了，行政單位的數量增多了，而且局級事業單位又增加了十幾個，有的單位還升了格。各級領導單位的領導職數也已經今非昔比了。除了現職外，還有巡視員、助理巡視員以及調研員等。1989年我到某沿海城市去工作，當時市府僅有市長、副市長4人，市委僅有書記、副書記3人，政協僅有政協主席、副主席4人，人大僅有人大主任、副主任4人，而今這些官位都翻了一番，特別是市委常委職數比原先增了3倍還要多。

　　
“隻要高級幹部帶頭，這個事情就好辦了”

　　出現這種情況的重要原因，一是幹部的提拔過快、過寬。過去很多人出生入死，南征北戰幾十年，還沒能當上將軍和部長，而今很多幹部政績平平，卻在不斷上升。據報道，僅部級幹部已經高達數萬人。上世紀70年代，北京的部級幹部僅幾百人，部長住宅僅兩三處，而今不知有了多少處，而且不斷地建部長樓，也還顯得不夠住。二是各級領導幹部換得過快，特別是地、縣級書記換得過快。我曾工作的某城市，5年換了5個書記、4個市長，在“一朝天子一朝臣”的影響下，新的書記上任後，大多要更換一批新領導。我曾經曆過三任書記的換班，每次都要進行幹部的大調整，其中一位身為省委常委的市委書記兼市長上任後，一次會議就通過新任處級幹部120位。新官上來了，老的官又不能退休，雖然不能再做官，但其官位還要保留。這就冒出了一大批調研員、巡視員以及助理和顧問。現在有些市政府的領導助理、顧問、巡視員、調研員比市長、副市長、局長、處長還要多。

　　官位多不僅造成機構臃腫和膨脹，而且造成很多該放的權放不下，該管的事又無人管。人難見、事難辦往往與官位過多、人浮於事有關聯。官多了消費就多，且不說房子、工資和獎金，就說用車費、招待費、出國培訓考察費，據報道全國已分別達到了3000億元、2000億元和2500億元。這些錢用於一般工作人員是極少的，主要還是被各級領導幹部消費的。由於精官的閘門沒把住，升官快、升官易的導向也給社會帶來了較大影響。跑官、買官、賣官也因此不時發生，給社會帶來了浮躁，帶來了腐敗，不僅影響了經濟和社會，也影響了學術和教育；不僅影響了今天和眼前，也影響明天和長遠。因此精官不隻是簡政的需要，也是發展的需要；不僅是經濟的需要，也是政治的需要。

　　當前，正如鄧小平曾講的“隻要高級幹部帶頭，這個事情就好辦了。”“高級幹部要帶頭發揚黨的優良傳統”，用革命的精神去對待政治體製的改革，去改革幹部的終身製和反對幹部的特殊化，這樣黨風就會更正，社會風氣就會好轉，我們機構改革的目的就一定能達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