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2月18日， 繼發表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後，《新青年》再次發表陳獨秀的《文學革命論》，其向舊道德、舊文化開戰的態度更為明確，陳獨秀也開始擔當新文化運動的旗手和主帥。
陳獨秀將中國“政治界雖經三次革命，而黑幕未嚐稍減”的原因歸結為“盤踞我人精神界根深蒂固之倫理道德文學藝術諸端，莫不黑幕層張，垢汙深積”。
為此，他“甘冒全國學究之敵，高張‘文學革命軍’大旗”，“旗上大書特書吾革命軍三大主義”。
陳獨秀的文學革命三大主張是：“推倒雕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建設平易的抒情的國民文學”；“推倒陳腐的鋪張的古典文學，建設新鮮的立誠的寫實文學”；“推倒迂晦的艱澀的山林文學，建設明了的通俗的社會文學”。
陳獨秀將被時人推崇的明朝前七子、後七子和歸有光、方苞、姚鼐、劉大魁稱為“十八妖魔”，宣布“願拖四十二生的大炮”，與之宣戰。
陳獨秀：文學革命論
今日莊嚴燦爛之歐洲，何自而來乎？曰，革命之賜也。歐語所謂革命者，為革故更新之義，與中土所謂朝代鼎革，絕不相類；故自文藝複興以來，政治界有革命，宗教界亦有革命，倫理道德亦有革命，文學藝術亦莫不有革命，莫不因革命而新興、而進化。近代歐洲文明史，直可謂之革命史。故曰，今日莊嚴燦爛之歐洲，乃革命之賜也。
吾苟偷庸懦之國民，畏革命如蛇蠍，故政治界雖經三次革命，而黑暗未嚐稍減。其原因之小部分，則為三次革命，皆虎頭蛇尾，未能充分以鮮血洗淨舊汙；其大部分，則為盤踞吾人精神界根深底固之倫理、道德、文學、藝術諸端，莫不黑幕層張，垢汙深積，並此虎頭蛇尾之革命而未有焉。此單獨政治革命所以於吾之社會，不生若何變化，不收若何效果也。推其總因，乃在吾人疾視革命，不知其為開發文明之利器故。
孔教問題，方喧呶於國中，此倫理道德革命之先聲也。文學革命之氣運，醞釀已非一日，其首舉義旗之急先鋒，則為吾友胡適。餘甘冒全國學究之敵，高張“文學革命軍”大旗，以為吾友之聲援。旗上大書特書吾革命軍三大主義：曰，推倒雕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建設平易的、抒情的國民文學；曰，推倒陳腐的、鋪張的古典文學，建設新鮮的、立誠的寫實文學；曰，推倒迂晦的、艱澀的山林文學，建設明了的、通俗的社會文學。
“國風”多裏巷猥辭，“楚辭”盛用土語方物，非不斐然可觀。承其流者，兩漢賦家，頌聲大作，雕琢阿諛，詞多而意寡，此貴族之文、古典之文之始作俑也。魏、晉以下之五言，抒情寫事，一變前代板滯堆砌之風，在當時可謂為文學一大革命，即文學一大進化；然希托高古，言簡意晦，社會現象，非所取材，是猶貴族之風，未足以語通俗的國民文學也。齊、梁以來，風尚對偶，演至有唐，遂成律體。無韻之文，亦尚對偶。“尚書”、“周易”以來，即是如此。（古人行文，不但風尚對偶，且多韻語，故駢文家頗主張駢體為中國文章正宗之說。〔亡友王無生即主張此說之一人。〕不知古書傳鈔不易，韻與對偶，以利傳誦而已。後之作者，烏可泥此？）
東晉而後，即細事陳啟，亦尚駢麗。演至有唐，遂成駢體。詩之有律，文之有駢，皆發源於南北朝，大成於唐代。更進而為排律，為四六。此等雕琢的、阿諛的、鋪張的、空泛的貴族古典文學，極其長技，不過如塗脂抹粉之泥塑美人，以視八股試帖之價值，未必能高幾何，可謂為文學之末運矣！韓、柳崛起，一洗前人纖巧堆朵之習，風會所趨，乃南北朝貴族古典文學，變而為宋、元國民通俗文學之過渡時代。韓、柳、元、白，應運而出，為之中樞。俗論謂昌黎文章起八代之衰，雖非確論，然變八代之法，開宋、元之先，自是文界豪傑之士。吾人今日所不滿於昌黎者二事：?
一曰，文猶師古。雖非典文，然不脫貴族氣派，尋其內容，遠不若唐代諸小說家之豐富，其結果乃造成一新貴族文學。
二曰，誤於“文以載道”之謬見。文學本非為載道而設，而自昌黎以訖曾國藩所謂載道之文，不過鈔襲孔、孟以來極膚淺極空泛之門麵語而已。餘嚐謂唐、宋八家文之所謂“文以載道”，直與八股家之所謂“代聖賢立言”，同一鼻孔出氣。
以此二事推之，昌黎之變古，乃時代使然，於文學史上，其自身並無十分特色可觀也。元、明劇本，明、清小說，乃近代文學之粲然可觀者，惜為妖魔所厄，未及出胎，竟爾流產，以至今日中國之文學，委瑣陳腐，遠不能與歐洲比肩。此妖魔為何？即明之前後七子及八家文派之歸、方、劉、姚是也。此十八妖魔輩，尊古蔑今，咬文嚼字，稱霸文壇，反使蓋代文豪若馬東籬，若施耐庵，若曹雪芹諸人之姓名，兒不為國人所識。若夫七子之詩，刻意模古，直謂之抄襲可也。歸、方、劉、姚之文，或希榮譽墓，或無病而呻，滿紙之乎者也矣焉哉。每有長篇大作，搖頭擺尾，說來說去，不知道說些甚麽。此等文學，作者既非創造才，胸中又無物，其伎倆惟在仿古欺人，直無一字有存在之價值，雖著作等身，與其時之社會文明進化無絲毫關係。
今日吾國文學，悉承前代之敝，所謂“桐城派”者，八家與八股之混合體也；所謂“駢體文”者，思綺堂與隨園之四六也；所謂“西江派”者，山穀之偶象也。求夫目無古人，赤裸裸的抒情寫世，所謂代表時代之文豪者，不獨全國無其人，而且舉世無此想。文學之文，既不足觀，應用之友，益複怪誕：碑銘墓誌，極量稱揚，讀者決不見信，作者必照例為之；尋常啟事，首尾恒有種種諛詞；居喪者即華居美食，而哀啟必欺人曰“苫塊昏迷”；贈醫生以匾額，不曰“術邁岐黃”，即曰“著手成春”；窮鄉僻壤極小之豆腐店，其春聯恒作“生意興隆通四海，財源茂盛達三江”；此等國民應用之文學之醜陋，皆阿諛的、虛偽的、鋪張的貴族古典文學階之厲耳。
際茲文學革新之時代，凡屬貴族文學、古典文學、山林文學，均在排斥之列。以何理由而排斥此三種文學耶？曰，貴族文學，藻飾依他，失獨立自尊之氣象也；古典文學，鋪張堆砌，失抒情寫實之旨也；山林文學，深晦艱澀，自以為名山著述，於其群之大多數無所裨益也。其形體則陳陳相因，有肉無骨，有形無神，乃裝飾品而非實用品；其內容則目光不越帝王權貴，神仙鬼怪，及其個人之窮通利達。所謂宇宙，所謂人生，所謂社會，舉非其構思所及，此三種文學公同之缺點也。此種文學，蓋與吾阿諛、誇張、虛偽、迂闊之國民性互為因果。今欲革新政治，勢不得不革新盤踞於運用此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學。使吾人不張目以觀世界社會文學之趨勢，及時代之精神，日夜埋頭故紙堆中，所目注心營者，不越帝王、權貴、鬼怪、神仙與夫個人之窮通利達，以此而求革新文學，革新政治，是縛手足而敵孟賁也。
歐洲文化，受賜於政治科學者固多，受賜於文學者亦不少。予受盧梭、巴士特之法蘭西，予尤愛虞哥、左喇之法蘭西；予愛康德、赫克爾之德意誌，予尤愛桂特郝、卜特曼之德意誌；予愛倍根、達爾文之英吉利，予尤愛狄鏗士、王爾德之英吉利。吾國文學界豪傑之士，有自負為中國之虞哥、左喇、桂特郝、卜特曼、狄鏗士、王爾德者乎？有不顧迂儒之毀譽，明目張膽以與十八妖魔宣戰者乎？予願拖四十二生的大炮，為之前驅！
（原載1917年“新青年”2卷6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