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2月17日，陳叔通先生卒於北京，終年90歲。這位晚清翰林，生前曾擔任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副主席、中華全國工商業聯合會主任委員。
一
叔老1876年出生在浙江杭州，幼承家學，對詩詞古文均有很深造詣。26歲時（1902年）中舉人，次年中進士，並朝考中試，授翰林院編修。
甲午中日戰爭以後，帝國主義各國加緊對中國的侵略，民族危機空前嚴重。叔老憂國憂民，向往維新運動，同情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等維新誌士，與光複會領袖陶成章亦有深交。
1904年，叔老東渡日本，人法政大學學習，希望能從明治維新的經驗中得到借鑒，以尋求救國的良策。1906年畢業回國，一年後任憲政調查局會辦，1910年任清政府資政院民選議員。
他熱心社會改革，提倡婦女解放，是杭州女學校和著名的私立安定中學的發起人之一，又是杭州《白話報》的創始人之曾編寫出版《政治學》和《法學通論》兩書。
二
辛亥革命，民國成立，叔老由浙江省推選為第一屆國會議員，還擔任了《北京日報》經理，希望對國事有所貢獻。但是，袁世凱攫取了革命果實，解散國會，陰謀複辟帝製。叔老參加了由梁啟超、蔡鍔等發動的反袁鬥爭並辭去《北京日報》經理。
1915年8月，他應張菊生（元濟）之邀，離京南下，進商務印書館工作，同時在上海建立了反袁聯絡點。
同年12月25日，蔡鍔在雲南起義討袁，梁啟超赴粵桂間進行策動。起初，西南各省軍政要人大都持觀望態度，護國軍進展不甚順利。當時，江蘇督辦馮國漳是一個關鍵人物，他的秘書長胡嗣璦與叔老交誼很深。叔老通過胡的關係借得馮的“華密”電報本，通電西南各省發動反袁。各省要人得到“華密”電報都以為馮國璋已作內應，故先後響應，宣告獨立，護國運動在各地蓬勃興起。袁世凱見大勢已去，被迫於1916年3月宣布取消帝製，至6月，憂急身死。
商務印書館是我國當時最大的一家出版機構，設有編輯、印刷、發行三所，在國內各重要城市和香港、新加坡等地設有分館，組成了龐大的推銷網。叔老進館後發現，三所各自為政，缺乏協調，因此建議，在三所之上成立一個總務處，作為館內最高行政決策機構，以便統一領導。董事會采納了這個建議並請他擔任處長。他在任職期內逐步建立和完善了一套科學化的管理製度，商務印書館出書的速度、質量以及推銷服務等方麵，都居於國內同行業的領先地位，為我國文化教育事業發展做出了重大貢獻。後來，叔老應浙江興業銀行董事長葉揆初的邀請，擔任該行駐行常務董事。他工作認真，處事嚴謹，在社會上卓有信譽。
叔老1915年從事工商金融事業，立誌不與官僚政客為伍，對北洋軍閥和國民黨政府的一切邀請均予拒絕。他在遊嚴子陵釣台時賦詩道，“附鳳攀龍徒取辱，何如大澤一羊裘。”正因為不願“附風攀龍”，他把寓所命名為“有所不為齋”。但他元時無刻不記掛著國家的安危，人民的疾苦。
在軍閥混戰、遍地幹戈的年代，他憂時傷懷，時思救國匡時之道。他平時生活中十分喜愛梅花，稱讚它“品格最高，能耐寒，有骨氣”。他搜求名人畫梅真跡百幅，把書齋命名為“百梅書屋”，借以表達自己的節操。
三
“九一八”事變發生，日寇侵占了東北三省。泄滬抗戰爆發，叔老積極參加了募捐勞軍活動。1937年“七七”事變，日寇發動全麵侵華戰爭，這年叔老已61歲。他在詩中寫道：“彌天兵氣今方始，危涕沾襟萬骨塵。”他在遲暮之年，遭受河山破碎之痛，心境悲苦萬分。他熱切期望國共合作，共禦強敵。針對國民黨主要當權者不肯放棄反共方針，一再貽誤戰機的行為，在《盧溝橋行》一詩中，他發出“一誤再誤唯爾辜，爾辜爾辜萬夫指”的憤怒譴責。
那時，上海的環境十分險惡，叔老閉門謝客，不顧敵偽的多次威逼，堅決拒絕擔任偽職。他在給友人的詩中表示，要“相期珍重到晚節”。
1945年8月，日寇無條件投降，叔老喜而不寐。但他對國民黨政府的腐敗無能和獨裁統治，早已深惡痛絕，在狂喜之餘對國家前途懷有深深的憂慮。當時有人邀他出來作官，他複信答道：“弟於黨治之下，誓不出而任事。”
經過長期的觀察和思索，叔老認清隻有中國共產黨才是中華民族光明與希望的所在。就在國民黨當局無視全國人民飽受長期戰爭的苦難和渴望和平安定的強烈願望，蓄意挑起全麵內戰的嚴重時刻，不甘“忍視神州隨劫盡”的叔老，終於以古稀高齡挺身而出，響應中國共產黨的號召，投入反內戰、爭和平，反獨裁、爭民主的洪流之中。叔老參加了上海各界人民團體聯合會的籌備工作，積極投入愛國民主運動，經常在有關會議上發表精辟見解，受到各方麵的重視。
1947年5月，上海學生進行反內戰的宣傳示威，國民黨上海警備司令部逮捕了大批學生。叔老立即聯合張菊生、唐蔚芝、李拔可、葉揆初、張國淦、胡藻青、項蘭生、錢自嚴、陳仲恕等老人共同具名，分函吳國楨（上海市長）、宣鐵吾（上海警備司令），要求立即釋放被捕學生，在社會上引起強烈反響。這就是當時盛傳的“十老上書”。國民黨當局迫於輿論，不得不將被捕學生釋放。反饑餓、反內戰、反迫害運動迅速擴大到國統區六十多個城市。這年暑假，國民黨當局強迫各校解聘了進步教授三十多人。叔老知道後，商請張菊生援助，由商務印書館以資助文化團體的名義，撥出一筆經費，資助這些教授。
1947年夏，國民黨政府發布所謂“勘亂總動員令”，加緊對國統區共產黨人和革命人民的鎮壓，10月，又宣布民主同盟為“非法團體”。當時在上海的一部份民主人士被迫轉入地下或撤離。與叔老有深厚交誼的馬敘倫也離滬赴港。叔老則留在上海，堅持鬥爭，還經常把上海的反蔣鬥爭情況以及他對各種問題的意見和建議，寫在秘密信函中，帶往香港，與中共保持密切聯係。
麵對白色恐怖，叔老對個人安危處之泰然。蔣介石侍從室主任陳布雷托人轉告他說：“我已兩次把你的大名從共黨嫌疑分子名單上勾了去，今後你若再要活動，我就無能為力了！”他一笑置之，請人轉告陳布雷：“我也勸你早日洗手，棄暗投明。”麵對經濟崩潰、軍事節節失利的局麵，國民黨當局為贏得喘息之機，於1948年夏發動和談攻勢，鼓動上海一些禦用文人政客，策劃“千人通電”，企圖玩弄所謂國共談判的把戲。有人要求叔老在“千人通電”上簽名，他嚴辭拒絕。在給友人的信中他指出：“此次是革命，且希望徹底革命”，“我們要與友方（指共產黨）配合”，“無友方，即元今日之我們，亦無他日之我們”，表示了堅定不移的立場。由於各方麵民主力量的共同抵製，所謂“千人通電”運動宣告破產。
叔老擁護中共中央在1948年提出的召開新政協會議的“五一”號召，積極提出了許多具有真知灼見的建議。
在中共的安排下，他於1949年1月潛離上海，經香港，於3月到達北平，受到中共領導人的熱烈歡迎和親切會見。
四
1949年5月，上海解放以後，叔老同上海其他民主人士一起從北平回到上海，宣傳黨的方針政策，發起成立工商界勞軍分會，慰勞解放軍。
1949年6月，他在北平參加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被推為副主任。9月，他參加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接著出席了開國大典。古稀老人，欣逢盛世，他以無比喜悅的心情高歌言誌：“七十三前不計年，我猶未冠誌騰騫。溯從解放更生日，始見輝煌革命天。”
新中國成立以後，叔老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委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副主席等職，他還曾擔任中國人民保衛世界和平委員會副主席，遠涉重洋，出席世界和平大會和世界和平理事會。
受中國共產黨的委托，從1951年10月開始，叔老主持工商界全國性組織的籌建工作。1953年10月，中華全國工商業聯合會正式成立，叔老被推選為主任委員。他緊緊依靠共產黨的領導，團結廣大工商界人士，聽毛主席話，跟共產黨走，推動全國私營工商業逐步走上社會主義道路。
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我國以和平方式勝利地完成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原工商業者成為社會主義的勞動者，這是一個偉大的創舉。叔老躬與此事，殫精竭慮，投入晚年的全部精力，做出了突出貢獻，得到中共領導同誌的稱讚，也受到工商界同誌的尊敬和深切懷念。
五
叔老對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事業的最終勝利堅信不移。三年困難時期，他提出了“一心記住六億人口，兩眼看清九個指頭”的名聯，鼓勵大家不要因眼前的暫時困難而喪失信心。工商界曾廣泛傳誦這副對聯。他對祖國統一異常關心，曾有“未複台澎望眼穿”的詩句，表達了他真摯的心情。
叔老自稱“鄙性粗，欲言便言”。他對黨和國家大事總是出於公心，慷慨直言。他曾對友人說：“我從實踐中深信，共產黨的領導人是真心實意聽取人民意見的，我們要以當家作主人精神，對國家前途負責，沒有任何可以顧慮的。”
新中國成立後，叔老將珍藏的百梅圖和其它名貴文物全部捐獻給國家。他能詩，一生詩作很多，70歲時曾親自刪定並刊印《百梅書屋詩存》一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