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2月15日 - 中共強推合作化

1953年2月15日，中央正式頒布《關於農業生產互助合作的決議》。

1951年12月，中共中央頒發《關於農業生產互助合作的決議（草案）》，規定黨對農業實行社會主義改造的路線、方針和政策。全國各地開始普遍發展互助組和試辦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 至1952年底，互助組已發展到810萬個。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3600多個。 1953年2月15日，此決議正式頒布實行。

運動中部分地區出現強迫農民入社、侵犯中農利益、盲目追求高級形式等現象。為了鞏固農業合作社運動的後果。1955年1月， 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整頓和鞏固農業生產合作社的通知》，指出合作化運動“應基本轉入控製發展， 著重鞏固的階段”，1955年7月， 毛澤東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作《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的報告。同年10月，中共七屆六中全會通過《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的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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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秦漢：《意識形態陷阱：國家工業化戰略與農業合作化運動高潮》

關於新中國過渡時期的研究，大致有三類學者的著述較多涉及。

一是黨史學者，他們主要探討農業合作化，其作文的結論大都與1981年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的表述一致：既稱讚農業社會主義改造的勝利成功，甚至這邊稱讚中國的農業合作化“創造了逐步過渡的形式”，那邊又遺憾出現了《決議》中已經指出的所謂“四過”──“要求過急，工作過粗，改變過快，形式也過於簡單劃一”，但同時一定還要作“我們不苛求”曆史之類的表白。

二是經濟學者，他們多探討工業化。盡管《決議》對當時的工業化戰略無溢美之辭，但學者們仍然表現出曆史合理主義的態度，努力地為優先發展重工業的工業化戰略尋找某種曆史合理性論證；豈不知那些論證諸如“國際政治、經濟環境的製約”、中共領導人認為優先發展輕工業“會遇到市場狹小、需求不足，從而無從取得工業化所必需的資本積累的問題”之類2，從當時的決策過程來看根本沒有實證根據。

三是農村問題學者，其研究注意到了優先發展重工業的工業化戰略、統購統銷與農業合作化高潮的事實與邏輯關係，但堅稱50年代放棄新民主主義“並不主要是中國人出於意識形態的主觀選擇”，當時在戰後兩個陣營之間和周邊地緣政治長期惡化的壓力下，“我們這個落後的農業國隻能謀取以重工業優先的工業化發展”來自立於世界，“中國的國家工業化積累除了讓農村和農民做出犧牲沒有其他選擇”。此種傲慢的國家主義姿態使得沒有曆史書寫資質的中國農民顯得分外可憐，很讓人們見識了為了國家建設隻能犧牲人民利益（一般表達為為了長遠利益而犧牲眼前利益）這種荒唐、冷酷的強權邏輯──其實，1953年春天糾正農業合作化急躁冒進傾向，受中共中央委托而由中央農村工作部秘書長杜潤生起草的《人民日報》社論《領導農業生產的關鍵》就指出了：“沒有一個農民會相信當前強迫他們和侵犯他們利益的互助組合作社，可以在未來滿足他們利益的。”

但這裏主要探討的並不是學者的工作倫理問題，而是要指出：上述無論那一類著述，其共同的重大缺陷是沒有進行細致的、實證的過程研究，迷信或輕言曆史的唯一絕對性，因此不能認識到是意識形態偏執導致了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戰略選擇，從而引發糧食收購危機，最終釀成了通過政治鬥爭強行推進農業合作化高潮的後果。有鑒於此，本文將對這一過程作係統的探討，從而梳理出新中國史的意識形態線索，並分析其在曆史發展中的主導性功能。

　　一、工業化戰略的決策：毛澤東、劉少奇、高崗

　　1951年，鑒於東北、山西黨組織報告農村在普遍“中農化”之後發生單幹要求即出現脫離土改初期因生產資料不足組織起來的互助組的趨勢，毛澤東在黨內經過政治思想鬥爭之後決定立即推進合作化運動以阻止互助組渙散解體的危機。5但毛澤東雖然以製定《中共中央關於農業生產互助合作的決議（草案）》為中心采取政治步驟，確定和實施了農業社會主義改造從互助組直接到合作社的“不斷革命”戰略，並沒有明確改變新民主主義理論所肯定的“一個相當長的時期”的過渡期限和過渡的工業條件和文化條件；也就是說，僅僅以這個文件啟動農業社會主義改造，農業合作化運動應該是一個長期、溫和的過程，決不會發生所謂的“社會主義高潮”。在中央1951年12月15日印發互助合作決議草案之前，毛澤東曾經對文件作了重要修改，主要有：其一是在論述開展互助合作運動必要性的第三條中，加寫“要使國家得到比現在多得多的商品糧及其他工業原料，同時也就提高農民的購買力，使國家的工業品得到廣大的銷場”；其二是在規定推廣國營農場的第十三條中，加寫“在農民完全同意並有機器條件的地方，亦可試辦少數社會主義性質的集體農莊，例如每省有一個至幾個，以便取得經驗，並為農民示範。”6顯然，在規定了農民必須通過合作化走向社會主義的道路之後，毛澤東仍然讚同甚至是在強調國家與農民等價交換的市場經濟條件關係、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機器”條件論以及“農民自願”的政治倫理原則。然而，1952年秋天開始的毛澤東和中共中央關於大規模工業化建設、過渡時期總路線以及稍後的糧食統購統銷等一係列重大決策使這一切發生了動搖。梳理這一曆史過程將會使我們看到，農業合作化運動的急速加劇而至“社會主義高潮”最根本的催化因素的生成，肇始於優先發展重工業的工業化趕超戰略決策和大規模工業化建設的啟動。簡單地說，促使毛澤東否定過渡期限和過渡條件以加速合作化進程的因素，是重工業中心的國家工業化啟動造成的嚴重以至於被陳雲視作“挑著一擔‘炸藥’”、預感“中央人民政府就要天天做‘叫化子’，天天過‘年三十’”的糧食危機7。

　　早在1951年初，關係新中國存亡的抗美援朝戰爭已經取得了把聯合國軍壓至三八線以南的決定性勝利，和平談判也在毛澤東的預料之中。隨著朝鮮戰爭的戰略形勢大致穩定，毛澤東提出了“三年準備，十年建設”的發展構想，2月中旬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並決定部署，成立周恩來為首的第一個五年計劃編製工作領導小組，著手進行計劃編製工作。但中國的經濟發展，是立足於絕大多數國民處於溫飽水平貧困線以下的現實，選擇扶持農業、發展輕工業以為建設重工業準備條件的工業化啟動與推進戰略，還是采取依靠從國外借貸資金、引進技術設備而優先發展重工業、追求迅速提高工業生產能力和國防備戰能力的趕超戰略？據薄一波回憶：“把一個經濟落後的農業大國逐步建設成為工業國，從何起步？這是編製計劃之初就苦苦思索的一個問題。有關部門的同誌也曾引經據典地進行過探討，把蘇聯同資本主義國家發展工業化的道路作過比較，提出過不同設想。”8顯然，關於中國工業化戰略的決策問題，絕不是那些曆史合理主義者一味武斷的“必然論”、“不得不論”框架所能容納的，類似於農業合作化的發展戰略，其相反的可能性曾經存在，不過是被泯滅於當時的政治過程中而已。而發掘曆史的多種可能性固然是對學術研究者良知與智慧的拷問，但更有意義的是唯此才能對作為一個生存共同體的本民族構成真正能促使進步的所謂曆史經驗教訓。

　　中國共產黨的最高領導層思考工業化戰略問題至遲在探討戰後和平民主階段可能性的1945年就開始了。在中共“七大”的政治報告中，毛澤東論述工業問題說：“在新民主主義的政治條件獲得之後，中國人民及其政府必須采取切實的步驟，在若幹年內逐步地建立輕重工業，使中國由農業國地位升到工業國地位上去。中國的新民主主義的獨立、自由、民主與統一，如無鞏固的經濟做它的基礎，如無進步的比較現時發達得多倍的農業，如無大規模的在全國經濟比重上占極大優勢的工業以及與此相適應的交通、貿易、金融等事業做它們的基礎，所謂新民主主義的獨立、自由、民主與統一，是不能鞏固的。”9這是在當時並未把蘇聯的政治、經濟模式絕對化甚至於提出借鑒美國的民主傳統、廣大地發展資本主義的語境下，強調農業的基礎地位和從輕工業到重工業的漸進工業化戰略。10建國以後編輯《毛澤東選集》，“在若幹年內逐步地建立輕重工業”被改成了“在若幹年內逐步地建立重工業和輕工業”。另外據胡喬木回憶，當時還刪去了中國“發展大規模的輕重工業與近代化的農業”使得“外國投資的容量將是非常廣大”、“外國投資是我們所歡迎”等內容。11由此可見，在“聯共就是我們的最好的先生”的迷信形成、在照搬蘇聯優先發展重工業的發展模式決策作出以後，毛澤東對思想史的細心與忌諱。

　　相比較而言，劉少奇對工業化戰略的論述比毛澤東更加深刻和豐富。他從經濟的係統性、以民生為根本價值觀和對照其他國家的工業化經驗等多方麵研究發展問題，反對優先發展重工業。他在1948年12月25日給華北財政經濟委員會作報告時說：為了恢複工業，特別是大工業，必須首先恢複農業。“現在可以肯定地說，農業與輕工業是我們的重點”。“曆史上的國家，要從輕工業方麵積累資本之後，才能建設重工業。重工業有的可以搞出來，沒有的可以不搞。”他還批評“隻顧軍工，不顧民工”這種脫離群眾的危險傾向是“違反發展生產、保障供給的原則”，指出：“如果不能聯係人民、發展經濟，即使供給有保證，也不能戰勝。發展經濟是一切鬥爭的終極目的。”12但是，在戰後美蘇標榜意識形態旗號冷戰和中國國共內戰重起的政治形勢下，中共一邊倒向蘇聯，而且在新中國經濟發展模式的意義上也把對蘇聯經驗的想象絕對化，特別是毛澤東“聯共就是我們的最好的先生”這種教條主義照搬思維模式形成，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戰略思想自然也會由於其意識形態的光環而占據主流地位。毛澤東在《論人民民主專政》說：嚴重的經濟建設任務擺在我們麵前，我們熟習的東西有些快要閑起來了。“帝國主義者算定我們辦不好經濟。他們站在一旁看，等待我們的失敗。……但是聯共是勝利了，在列寧和斯大林領導之下，他們不但會革命，也會建設。他們已經建設起來了一個偉大的光輝燦爛的社會主義國家。聯共就是我們的最好的先生，我們必須向聯共學習。我們完全可以依靠人民民主專政這個武器，團結全國除了反動派以外的一切人，穩步地走到目的地。”13毛澤東的這篇文章發表後一個半月即1949年8月15日，《人民日報》就以《蘇聯社會主義工業化的方法及其在國家經濟革新中的作用》為題，刊登了蘇聯學者Ｆ·Ｐ柯舍列夫的著作《國家工業化和農業集體化的蘇維埃的方法》的節譯。該文章說：“從前，曆史僅僅知道資本主義工業化的方法；現在，曆史開始了解新的社會主義工業化的方法了。這兩種方法不論其內容及其結果都是根本不同的。”資本主義工業化方法的特征是首先發展輕工業，這是由資本主義社會的規律所決定的。 "不是發展任何工業，都可代表工業化。"斯大林同誌說："工業化的中心，工業化的基礎是發展重工業（燃料，五金等），最後，發展生產手段的生產，發展機器製造業本身。" 這樣，首先發展重工業就是社會主義工業化方法的最大特點。黨不能站在資產階級國家走過的首先發展輕工業的道路上。斯大林同誌指出：資本主義工業化的道路是 "漫長的須要幾十年之久的道路，在這幾十年的過程中，在沒有重工業的情況下等待著輕工業的發展。"“托洛斯基分子、布哈林分子以及其他黨和蘇維埃人民的敵人便企圖把我國推上這一道路。他們反對列寧--斯大林的社會主義國家工業化的計劃，反對社會主義建設的布爾塞維克速度。他們進行的是資本主義在蘇聯複辟的方針，變我國為帝國主義列強原料附庸的方針。他們竭力使我們把自己的積蓄首先使用在發展輕工業部門上麵，使我們的貨幣基金消耗在獲取消費品上麵，而不是購買生產手段。這對蘇聯是有害的致命的道路；要是走了這條道路，我國在經濟上便不可能成為一個獨立的國家，我國便不可能在資本主義敵對包圍的條件下保衛社會主義革命的果實。我國便在全副武裝著的帝國主義國家麵前解除了武裝。顯然，共產黨不能走此道路，走此道路就等於毀滅蘇維埃製度。”斯大林同誌說："我們比先進國家落後了五十年到一百年，我們應當在十年之內跑完這段距離，或者是我們做好這點，或者是我們被人打垮。"經過斯大林五年計劃，蘇聯“變成了一個能夠製造任何生產手段的強大的工業強國”。而且，社會主義工業化與資本主義化之根本區別不僅在於其實現的方式和方法，還在於其對社會的結果。“ 資本主義工業化以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階級矛盾的增長和加深為條件。社會主義工業化則是從國家經濟中排除資本主義因素和完全消滅人剝削人的現象。資本主義工業化引起工人階級的貧困和失業的增長。社會主義工業化則導向工人階級和知識分子數量的不斷增加以及城市和農村勞動人民物質情況的改善。資本主義工業化加深城市和農村的鴻溝，致使千百萬農民破產，使其失掉土地和財產。社會主義工業化則根本破壞了城市和農村已往的矛盾，為在社會主義基礎上重建農村經濟創造了物質前提，並為完全肅清城市和農村矛盾創造了物質基礎。”14顯然，就文章所標榜的蘇聯“社會主義工業化方法”即優先發展重工業的趕超戰略的績效特別是“對社會的結果”來看，柯舍列夫在很大程度上是吹噓，他掩蓋了優先發展重工業的國家主義工業化對蘇聯人民特別是對農民財產乃至生命的巨大剝奪。但毛澤東“聯共就是我們的最好的先生”的原則設定和這篇文章對工業化方法的意識形態化宣傳，肯定會抑製任何不同意見。在這種思想理論背景下，新中國開國，作為基本大法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規定：“應以有計劃有步驟地恢複和發展重工業為重點，例如礦業、鋼鐵業、動力工業、機器製造業、電器工業和主要化學工業等，以創立國家工業化的基礎。同時，應恢複和增加紡織業及其他有利於國計民生的輕工業的生產，以供應人民日常消費的需要。”15《共同綱領》最後是由毛澤東反複修改定稿的，而且他還對上述條款作了使文字表達更為自然的調整。所以，毛澤東的思想由原來強調農業的基礎地位和從輕工業到重工業的漸進工業化戰略轉變為迷信蘇聯趕超神話的優先發展重工業戰略，在開國前夕就是很明確的了。

　　盡管如此，劉少奇並未輕易放棄其非蘇聯模式的農、輕、重發展戰略思想，而且繼續作了更為係統的探討。1950年5、6月間，劉少奇寫作《國家的工業化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一文，在中國應采取的工業化過程的意義上論述“以發展農業和輕工業為重心”的理由，指出：“隻有農業的發展，才能供給工業以足夠的原料和糧食，並為工業的發展擴大市場。隻有輕工業的發展，才能供給農民需要的大量工業品，交換農民生產的原料和糧食，並積累繼續發展工業的資金。同時，在農業和輕工業發展的基礎上，也可以把勞動人民迫切需要提高的十分低下的生活水平提高一步，這對於改進人民的健康狀況，在政治上進一步團結全體人民，也是非常需要的。而建立一些必要的急需的國防工業，則是為了保障我們和平建設的環境所不可缺少的。隻有在這一步做得有了成效之後，我們才有可能集中最大的資金和力量去建設重工業的一切基礎，並發展重工業。隻有在重工業建立之後，才能大大地發展輕工業，使農業機器化，並大大地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16這裏可以看出，劉少奇是在“提高勞動人民生活水平”這一民主主義倫理底線上思考經濟發展戰略的，而不是所謂的“經濟獨立”、“不做附庸”這種國家主義高調。而且，他還把經濟發展戰略與政治發展戰略聯係在一起，認為有利於改善民生的工業化過程可以“在政治上進一步團結全體人民”。足見，劉少奇希望建國後的經濟建設能夠實現人民實際的切身利益，推進革命政治向民主政治的轉型。我們可以體會到，劉少奇的思想是隻有滿足人民利益的經濟建設在政治倫理上才是為人民的，那種以犧牲人民利益進行的所謂建設必然是違反人民利益的，在政治上也是不能團結人民的。很顯然，劉少奇的民主主義工業化戰略可以避免陷入蘇聯曾經發生──事實上也是中國後來也發生了──的犧牲人民生活建設所謂的社會主義、反過來又以意識形態禁忌和無產階級專政壓製人民和黨內的反對意見、結果經濟發展和政治生活更加失去活力這種惡性循環。

　　劉少奇在文章中還無視蘇聯學者那種可憐以致需要借重神聖不可侵犯的意識形態標簽來自我維護的發展戰略選擇，向以是優先發展重工業還是優先發展輕工業來判別是社會主義工業化還是資本主義工業化的教條挑戰，而以“提高勞動人民生活水平”與和平發展的原則來厘定工業化的“社會主義”性質。他在論述了以農業、輕工業、重工業為序的工業化戰略之後，指出：“並不是所有國家的工業化都能相應地提高勞動人民的生活水平。一些資本主義國家，工業化過程中勞動人民的生活水平並沒有相應提高，而且這些國家最後不能不變成帝國主義，去侵略其他民族和國家，取得原料和市場來維持自己已經發展起來了的工業，並因此而要進行世界大戰。這是資本主義的國家工業化的道路。這條道路是我們不能采取並且是必須避免的。”我們應該而且必須采取“社會主義的和人民民主主義的國家工業化的道路”，這樣“就能在工業化過程中相應地逐步提高勞動人民的生活水平，避免失業、饑餓和破產的痛苦，並且不需要去侵略其他的民族和國家，更不需要進行戰爭。”17這裏，劉少奇雖然沒有直接批評蘇聯的經驗，但他不對蘇聯經驗高唱讚歌，表明他是了解蘇聯的實際情況而又誠實地尊重中國人民的。他給新中國指示的工業化戰略規劃的確是既不同於西方國家又不同於蘇聯，既是經濟學研究，又是政治學思考，貫徹了社會主義和人民民主主義的政治、經濟和道德的原理。可以想見，如果采用這一發展戰略，中國人民決不至於遭遇10年後那種“失業、饑餓和破產的痛苦”。

　　由於尚不明了的原因，劉少奇的這篇文章沒有發表。但當時的背景之一，就是蘇聯理論權威的進一步被邀介入。1950年7月，應毛澤東要求、由斯大林決定派來中國幫助編輯《毛澤東選集》的 “蘇聯思想戰線上最活躍，最有貢獻的學者和戰士之一”、著名哲學家尤金到京。除編輯工作外，毛澤東還建議尤金在北京的各機關講學，而首場就是9月21日在劉少奇的主持下作的題為《蘇聯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的講演。關於工業化，尤金重複列寧、斯大林的思想：“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實質，不在於簡簡單單的發展工業，而是在於發展重工業，首先是發展重工業的核心--機器製造業，因為隻有建立起重工業和自己的機器製造業，才能保證社會主義的物質基礎，並使國家處於不依賴資本主義世界而獨立的地位。 ”他特別指出：“隻有在斯大林同誌所發現的蘇維埃的工業化方法的幫助下，有賴於它超越於資本主義工業化方法的優點，才能在短促的曆史期間把我國變為工業國。”189月底，尤金原定的在華工作時間結束，但毛澤東致電斯大林，請求準許尤金延期數月，繼續幫助編輯工作，並到中國各地參觀和給幹部作“政治理論報告、講演”。10月9日，斯大林回電同意延長至年底。毛澤東遂於11日批轉劉少奇：“請為尤金組織去各地參觀並講演。在京四次講演應辦理完畢。”19尤金在北京以及各地的講演在12月上旬的《人民日報》分別發表。對於9月21日的講演稿，《人民日報》還加編者按說：“這篇講演對於蘇聯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的巨大曆史轉變作了科學的說明，希望讀者注意閱讀。”20不難想象，上述毛澤東的安排和尤金講演的內容必然會對主張非蘇聯模式工業化戰略的劉少奇構成某種壓力或者約束。

　　但尤金回國以後，劉少奇仍然努力地向黨內幹部闡述自己的主張，在1951年春夏的重要講話中一方麵批評企圖過快地動搖私有製即由互助組直接走向集體化，一方麵又反複強調了中國必須采取農、輕、重的工業化戰略。他說：“現在首先要恢複和發展農業。發展農業才有原料和糧食，工業才有市場。其次是發展工業：重工業和輕工業，開始還是要搞一些輕工業。因為輕工業可以賺錢，也容易辦些，又不用很多資本。土改以後，農業發展了，農民要穿新衣服，要買襪子，要穿鞋子，要‘梅蘭芳’的鏡子，要肥皂、手巾。他們需要各種東西。他們的孩子要讀書，讀書就要用筆墨紙張，這就是一個很大的數量。”“在工業建設中，必須首先建設國防工業；同時必須首先發展基礎工業，如電力、鐵路、水利等，沒有這些東西輕工業建設不成。輕工業發展了再來大量地進行重工業建設。”21“為什麽不可以先發展重工業？因為農業是工業的基礎”。不發展農業就沒有原料，而且農業不發展，工業的市場就不大。“還因為人民的生活要迅速提高一步。要迅速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就要發展農業和輕工業。鞏固人民民主專政，改善人民生活是個重要問題。要依靠農業來積累工業的資金。輕工業也是賺錢的。重工業積壓資金很厲害，需要大批資金才能建立重工業。……現在人民生活很苦。籌集重工業資金的辦法，就是在提高人民生活水準的基礎上要求人民節省，再加少數向蘇聯等國家的借款。……這些理由使我們不能先發展重工業。農業是工業的基礎，農村是工業的市場，依靠農業發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依靠農業積累資金。所以我們要先發展農業。”22他還提出：“我們的基本口號是：民主化與工業化！在我們這裏，民主化與工業化是不能分離的。”23從這些簡單的語言中，我們可以體會到劉少奇深切的民生情懷和在經濟體係的均衡發育以及政治民主化發展的整體社會戰略中為工業化定位的努力。

　　當然，在中央領導層中，主張農、輕、重發展戰略的不止劉少奇一人。周恩來在1951年3月3日向出席工業會議、財政會議和其他專業會議的代表作《目前的形勢和我們的工作》的報告，說：土地改革後，農村生產力發展了，購買力提高了。農民一方麵能供給城市以工業原料和糧食，另一方麵到城市裏來也要有東西可買。所以 “發展工業生產，首先是輕工業生產，從公家到私人都可以發展。”3月9日，他在第75次政務院會議上講話時又指出：“重工業固然要搞，輕工業在今天還要多些才行。不僅私人要搞輕工業，國家也要搞輕工業。隻有這樣，才能適應農村的需要，才能更快地積累資金，建設城市。今天發展輕工業是為百年大計準備條件。城鄉互助、內外交流很重要，此中以城鄉互助為重點。能這樣，血脈才流通，資本才能積累。”24很顯然，這也是基於新中國國情的以市場經濟推進漸進工業化的發展戰略，而不是照搬蘇聯以名為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機器強行剝奪農民以積累資本而推行優先發展重工業的趕超工業化戰略。同一時期，薄一波也撰文強調：為了滿足農民生產與生活的需要，“國家就必須著手發展一些農民所迫切需要的生活以及生產資料的輕工業（當然，這並不否認重工業的重要性，亦正所以積累資本為重工業的發展做準備）。”25由胡喬木寫作、經劉少奇、毛澤東等修改過的《中國共產黨的30年》一文中談道：“為了開辟市場和積累工業化所需要的資金，中央人民政府決定把經濟工作的重點首先放在發展農業、輕工業和國內貿易上麵，同時著手建立少數最切要的國防工業和動力工業。”26盡管如此，據當時中央編製五年計劃領導小組成員、政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秘書長宋劭文回憶，中央決定著手編製第一個五年計劃的時候，還是“根據毛澤東以重工業為中心的意見”，明確了“工業建設以重工業為主”、建設速度“力求迅速發展”等等五年計劃的方針。27毛澤東在1951年底的一個中央文件中強調：“完成工業化當然不隻是重工業和國防工業，一切必要的輕工業都應建設起來。為了完成國家工業化，必須發展農業，並逐步完成農業的社會化。但首先重要並能帶動輕工業和農業向前發展的是建設重工業和國防工業。”28尤金在北京講演中曾經指出：“不是任何的工業發展就可解決蘇聯工業化的曆史任務的。為了消滅由沙皇俄國繼承下來的技術經濟的落後，必須首先保證重工業，即是製造生產資料的工業，得到迅速的發展，必須建立起強大的機器製造業，它是工業化的主要環節，工業化的精髓，因為它是以技術上改裝一切國民經濟部門的關鍵；必須建立頭等的軍事工業，以便保衛國家不受帝國主義的襲擊；必須建立拖拉機、康拜因機、現代農業機器工廠。”29可見，毛澤東的論述正是這些說法的簡單表達。支持毛澤東優先發展重工業戰略的主要是高崗，他不僅認為“采取首先恢複和發展重工業的方針”是加強國防和擴大工業基礎的需要30，而且在《人民日報》上發表的文章中大肆鼓吹不同工業化道路選擇的意識形態分野，稱：“實現國家工業化，有兩條相反方向的道路。從輕工業開始，依靠輕工業的積累來扶植重工業的發展，這是資本主義發展工業的一般道路，是必需數十年乃至百年才能使工業真正發展的道路；另一條道路，則是從重工業開始，從發展生產資料的工業開始，這是社會主義發展工業的道路，這是困難多而發展快的道路。毫無疑問，我們必須按照社會主義建設工業的道路來建設我們的工業。必須依據毛主席的指示，‘走俄國人的路’，迅速地發展我們的工業，從重工業開始，從生產資料生產的發展、機器製造業的發展開始，以便迅速地求得經濟的獨立，增強國防力量，來消除帝國主義對我國的威脅。正如毛主席所教導的那樣：‘隻有中國的工業發展了，中國在經濟上不倚賴外國了，才有全部的真正的獨立。’（論人民民主專政）假如有人幻想按照資本主義發展工業的道路來實現國家的工業化，那顯然是錯誤的，根本行不通的。”31其實，以高崗的知識結構和工作經驗，他顯然沒有充分的資格處理所謂“兩條相反方向的道路”比較這一複雜的學術問題，他隻是照搬蘇聯教條而已。更可怕的是，他的論證根本沒有民生的視角，沒有經濟體係整體和政治發展的視角，沒有蘇聯實際狀況和中國國情的視角；他所吹捧的隻是神聖的意識形態概念和不可一世的蘇聯經驗，表達的是鋼鐵般堅硬的國家工業化意誌，其排斥不同意見的語言也儼然如政治大批判了。可以想見，高崗所謂“假如有人幻想按照資本主義發展工業的道路來實現國家的工業化，那顯然是錯誤的，根本行不通的”高調一出，其政治棍子的功能是令人望而生畏的，加之毛澤東的決定性主張，當然就根本斷絕了就工業化戰略進行研究和討論的可能性，主張農、輕、重漸進工業化發展戰略──即“資本主義工業化道路”──的劉少奇等人難免要噤若寒蟬。果然，此後劉少奇等人便不再從工業化戰略的角度發表關於農輕重關係的意見了。就在同一時期，劉少奇曾經批評急於從互助組發展合作社是農業社會主義，但最終由於毛澤東的幹預使東北、山西占了上風；高崗之能夠伺機在工業化道路問題上放膽把劉少奇等人所主張的非優先發展重工業戰略指為“資本主義”幻想，當與毛澤東乃中央最後的權威這種政治生態有關。

　　二、糧食危機突起：應對與後果

　　中共中央決定了優先發展重工業的工業化戰略之後，又根據難於迅速擺脫朝鮮戰爭的現實，在1952年5月確定了“邊打、邊穩、邊建”的方針，認為在蘇聯的支持下可以迅速開始大規模建設。8月，周恩來率領中國政府代表團赴蘇聯商談和請求援助中國第一個五年計劃建設等問題，斯大林答應對中國提供援助並肯定了毛澤東關於5年、10年、15年可能不爆發戰爭的估計。因此，毛澤東開始醞釀提出過渡時期總路線，啟動全麵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大規模經濟建設，參照蘇聯完成工業化和社會主義改造的時間規定了15年左右的過渡時期。就在周恩來9月24日訪蘇歸來當天晚上匯報的中央書記處會上，毛澤東第一次點明“10年到15年基本上完成社會主義，不是10年以後才過渡到社會主義”這一後來被稱為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內容。10月，毛澤東委托率團赴蘇聯參加蘇共“十九大”的劉少奇就向社會主義過渡的設想等問題請示斯大林的意見。劉少奇到蘇聯後，於10月20日致信斯大林，稱受毛澤東委托報告請示從現在逐步向社會主義過渡等問題，其中談到：要大力發展互助合作運動，“準備在今後10年至15年將中國多數農民組織在農業生產合作社和集體農場內，在基本上實現中國農業經濟集體化。”32值得注意的是，劉少奇特別申明：這不是中共中央會議的決定，隻是若幹同誌的一種設想，有些是新問題，不知道所設想的是否正確，請您指示。但斯大林在10月24日的會見中肯定了劉少奇所報告“若幹同誌”的設想是“對的”，表示“過渡到社會主義應該采取逐步的辦法”。33聯係到劉少奇曾經反對急於向社會主義過渡，可以判斷他之所以突出強調毛澤東委托其所作報告非權威性和非正式性並請求斯大林的指示，是因為他可能心存藉斯大林的權威對急於搞社會主義的毛澤東有所約束之僥幸。但斯大林本身就是強行“全盤集體化”的始作俑者，而且他怎麽會了解中國的國情，又怎麽會對中國人民的命運負責！結果，一經斯大林肯定，劉少奇所曾經希望的“鞏固新民主主義製度”政策思想便更被置於絕對的政治禁區了。此後，毛澤東不斷地在中央和地方的不同場合講向社會主義逐步過渡的問題，一直到1953年5月收到中共中央統戰部長李維漢《關於資本主義工業的公私關係問題》的報告，形成經過國家資本主義對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改造的思路，遂於6月15日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提出了完整的過渡時期總路線。

　　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啟動雖然由是否應該提高農業互助合作組織的爭論導致《關於農業生產互助合作的決議（草案）》而引發，但完整的過渡時期總路線包括要以發展重工業為中心建立國營經濟主體的內容。因此，過渡時期總路線或者農業合作化政策本身並不是為發展農業並從經濟學角度研究製定的，而是出於限製農民自由發展的意識形態考慮和集體經濟能夠促進生產的社會主義信念或願望，並且即使在這種信念或願望下，農業也是處於優先發展重工業計劃中的從屬的、被需要和被抽取的地位。這決定了農業合作化從有條件論漸進發展轉變為無條件論加速過渡的曆史命運。在國家工業化戰略和過渡時期總路線大致確定以後，毛澤東於1953年2月15日起草了中央關於印行農業生產互助合作正式決議的通知，他特別說明：關於試辦社會主義性質的集體農莊一條，把“有機器條件”改為“有適當經濟條件”。34顯然，既然“一化三改”同時進行，原來所設想的工業化為農業合作化提供“機器條件”已經是完全不可能了；所以，為了適應總路線，必須砍掉“機器條件”而改作其實可以根據政治需要進行無限辯證化以至於無條件化的“有適當經濟條件”，一如後來農業社會主義高潮中毛澤東稱“大約辦了三年左右的初級合作社，就基本上具有這種條件了”、甚至鼓勵“由互助組直接進入高級形式”的事實所表明的。總之，絕不是事先設想的所謂“逐步過渡”。

　　不過，毛澤東在這時還沒放棄“一個相當長的時期”（10到15年）這一漸進過渡條件。從1951年冬開始，各級黨組織和政府積極宣傳、落實《關於農業生產互助合作的決議（草案）》，掀起了互助合作運動。1952年9月20日，中共中央委托中央政策研究室召開第二次互助合作會議，修改互助合作決議草案，討論政策和製訂農業增產計劃和互助合作組織發展計劃。毛澤東委托陳伯達負責此事，經過陳伯達修改的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廖魯言在會上講話提綱中說：“決議草案下達後，與自發的資本主義傾向做鬥爭的信心提高了，有了明確的發展方向，把毛主席所早已指示出來的組織起來互助合作的方向更明確更肯定起來，若幹老區的農民因此懂得了自己發展的道路，同時也警戒了左傾冒險情緒的錯誤應該避免。”關於“目前互助合作運動發展中的幾個問題”，提綱首先指出的就是加強“與自發的資本主義傾向的鬥爭”。35這表明，互助合作運動的功能仍然是阻止農民“自發的資本主義傾向”，或者說互助合作組織是規導農民進入社會主義體製的過渡裝置。在這種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戰略思想指導下，農業合作化沒有急速推進的必要，甚至連已經內定的“10年至15年”的過渡期也要求“不向群眾宣傳，以免引起部分群眾不必要的思想混亂。”36。所以，在1952年冬到1953年春出現“盲目冒進”、“用行政強力和政治威脅的手段來強製農民組織農業生產合作社，違反了自願、互利和民主原則”、把農民財產“變相歸公”、把某些幹部的嚴重強迫命令的結果誤認為“群眾熱情”便“胡亂地多辦社、辦大社”等等“‘左’傾冒險錯誤”因而“在群眾中引起思想混亂，造成生產上的損失”時，37毛澤東支持中央農村工作部部長鄧子恢采取一係列措施糾正“急躁冒進傾向”，縮減農業增產和互助合作發展的五年計劃數字。毛澤東還在1953年3月19日為中央起草的《關於解決區鄉工作中‘五多’問題的指示》中強調：“農業生產是農村中壓倒一切的工作，農村中的其他工作都是圍繞著農業生產而為它服務的。凡足以妨礙農民進行生產的所謂工作任務和工作方法，都必須避免。”“我國目前在過渡時期，在農業生產方麵，除國營農場外，還不可能施行統一的有計劃的生產，不能對農民施以過多的幹涉，還隻能用價格政策以及必要和可行的經濟工作和政治工作去指導農業生產，並使之和工業相協調而納入國家經濟計劃之中。超過這種限度的所謂農業‘計劃’、所謂農村中的‘任務’是必然行不通的，而且必然要引起農民的反對，使我黨脫離占全國人口80％以上的農民群眾，這是非常危險的。”就互助組和農業生產合作社來說，也隻是小型的、建立在私有財產基礎上的、不固定而使用舊式農具的。因此“按照中央已有的決定給以積極的提倡和適當的指導是完全必要的，但是決不應當將它們混同於社會主義的集體農莊，決不應當施行過多的幹涉。我黨現在在農村的主要危險傾向，就是許多同誌將分散的經濟混同於集體經濟，就是幹涉過多。”383月24日，毛澤東在準備交《人民日報》頒布的《中共中央關於農業生產互助合作的決議》中特別加寫一條，要求：“在解決了有關農業互助合作的許多問題之後，黨中央認為必須重複地喚起各級黨委和一切從事農村工作的同誌和非黨積極分子的注意，要充分地滿腔熱情地沒有隔閡地去照顧、幫助和耐心地教育單幹農民，必須承認他們的單幹是合法的（為共同綱領和土地改革法所規定），不要譏笑他們，不要罵他們落後，更不允許采用威脅和限製的方法打擊他們。”393月26日，《人民日報》發表了這一決議，同時發表了經毛澤東審改的《中共中央關於春耕生產給各級黨委的指示》和社論《領導農業生產的關鍵所在》。其中說：“為正確地組織領導農民，發揮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必須切實糾正農業生產互助合作運動中正在滋長著的急躁冒進傾向。這種急躁冒進傾向的具體表現，在新區和互助運動基礎較差的地區主要是：打擊單幹農民，強迫編組，滿足於形式主義的做法。”40“我們向互助合作道路上前進時，切不要忘記前進的出發點乃是小農經濟，工作對象是小私有者。而對於這種小私有者個體農民說來最關緊要的問題，是他們的切身利益能否得到保護和發展的問題。如果在組織互助組合作社時，對他們采取強迫態度，侵犯了個體農民的利益，就會使他們離開互助合作組織。沒有一個農民會相信當前強迫他們和侵犯他們利益的互助組合作社，可以在未來滿足他們利益的。如果像某些地方盲目地擴大社會主義成份，將農民的私有生產資料變相地無償歸公，無限製擴大公積金，取消或不合理地減少對土地和牲畜的報酬，盲目地從各方麵向私有製發動攻擊，必然會嚇退農民，使互助組合作社自身垮台。”41在這裏可以看出，毛澤東之強調承認單幹合法和反對各級黨組織脫離小農經濟實際的急躁冒進傾向有一個先決條件，即“在解決了有關農業互助合作的許多問題之後”，也就是說：在解決了必須限製個體經濟的自由發展而啟動向社會主義過渡的進程之後，在規定了發展互助合作的梯級結構和相關政策之後，毛澤東還有耐心──並認為也是穩定和發展農業生產的必要──以逐步過渡的漸進步驟等待農民自願走向社會主義；也就是說，雖然毛澤東的意識形態信念使得他要求農民走社會主義道路，但他還沒有像後來因糧食危機而強迫農村工作部加速推進合作化那樣，隻顧推進合作化而不顧農民的意願和現實利益。

　　然而，在進入1953年夏季之後，隨著以重工業為中心的大規模經濟建設而出現的糧食收購危機造成的緊張局勢以及相應采取的統購統銷政策，使毛澤東開始重新考慮農業合作化的功能與發展戰略。建國以來，雖然糧食產量逐年增加，到1952年已超過建國前最高水平，但也不能適應由於城鎮人口的遞增、國家建設第一個五年計劃所需重工業設備技術的引進、朝鮮戰爭與外援等多方麵需要而導致的國家收購要求──預計1953至1954糧食年度（上年7月1日至次年6月30日）國家在公糧的275億斤之外需收購431億斤，而上年度實際收購243億斤42。但作為糧食生產者農民，產量的增加使得他們有可能嚐試滿足自身的溫飽需求了。據薄一波提供的材料：1949年農村人均消費糧食370斤，1952年增加到440斤──“每個農村人口多消耗糧食70斤，加起來就是一個驚人的數字。”這使得公糧和收購糧占糧食總產量的比重由1951至1952年度的28.2%下降為1952至1953年度的25.7％。因此，他給毛澤東寫報告說：“過去山區農民一年隻吃十頓的白麵，現在則每個月可以吃到四五頓、七八頓，麵粉需求量空前增大了，這是國家收購小麥困難的主要原因之一。”43另外一個原因就是糧食市價高出國家牌價20％到30％，因此農民不願意按牌價賣給國家。44麵對農民的生活需要和自由貿易的憲法權利與政府希望控製糧食之間的尖銳矛盾，中央內部發生了兩種不同政策取向。一是陳雲，從1951底就主張“下令征購”，其實就是限製農民的口糧和自由買賣權利，但一些地方負責人不以為然，中央未作決定。二是薄一波、鄧子恢以及中央糧食部門的負責人等，主張維護自由貿易。這反映了國家主義強製與民主主義自由兩種價值觀和政治倫理的對立。當1953上半年糧食供銷矛盾進一步加劇的時候，毛澤東要求中財委拿出具體辦法。因陳雲在外地休養而主持中財委工作的薄一波組織糧食部和中財委糧食組草擬了《糧食收購辦法》等文件，考慮到農村工作人員和農民對征購難於接受而提出了餘糧認購、合同收購等自願協議的辦法。而鄧子恢更明確地反對征購，他在7月22日的農村工作部部務會議上說：“糧食在農民手裏，我們不能強征強購。我們取得糧食的辦法，主要是供銷合作社同農民簽訂產銷合同，用工業品和商品來交換農民手裏的糧食，就是按照等價交換的原則，推銷工業品和收購糧食，實行係統的產品和商品交換。”他還提出價格問題，認為價格要能夠保證農民擴大再生產、群眾改善生活、運銷方麵有利可圖和國家積累資金等四個方麵的需要。45但陳雲在7月下旬根據毛澤東的建議結束休養回到北京介入發端於全國財經會議上高崗批判薄一波的黨內鬥爭，並研究糧食問題，他最後選擇了農村征購、城市配售的辦法。上述從維護市場經濟價值和等價交換秩序、尊重農民憲法權利、維護法治權威出發考慮用經濟手段解決解決經濟問題的思路被陳雲認為是“沒有把握”或“必亂無疑”。也就是說，他認為隻有對農民實行強製才是有所把握。10月1日，陳雲在天安門城樓會見廳裏就改變現行糧食購銷辦法問題向毛澤東作匯報，建議實行農村征購、城市配售的辦法。毛澤東當即表示讚成，囑陳雲代中共中央起草《關於召開全國糧食緊急會議的通知》，鄧小平負責起草《中共中央關於糧食統購統銷的決議》。陳雲連夜寫出通知稿，毛澤東於次日淩晨即審改，並決定下午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在10月2日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陳雲作關於糧食問題的報告說：今年主要麥產區未完成收購任務。大批糧販子活動於小集鎮和鄉村之間，隻要糧食市場亂，一個晚上可以出來百萬以上的糧販子。而糧食紊亂將波及整個經濟形勢，建設計劃受影響，人心亦不安，這有利於富農和投機商人，不利於國家和人民。我們以前有兩個政府實行過征購，即滿洲國和蔣介石，他們都是反革命政府，我們是革命政府，而且價格公道。我們實行征購，不要說餘糧征集製、餘糧征購，因為餘不餘算不清。實行征購的毛病是妨礙生產積極性，逼死人，打扁擔，暴動。但不采取這個辦法後果更壞，要重新走過去舊統治時期糧食進口的老路，農村資本主義發展，裝備進口減少，建設推遲，結果帝國主義打來，扁擔也要打來。這是全黨艱苦的經濟、政治工作。46毛澤東在最後的結論中讚同陳雲的報告和提出的農村征購、城市配售和管製私商的政策，說：實行糧食征購“也是要打一仗”。梁漱溟說農村情況很不好，是黨外不懷好意的人；黨內也有保護農民利益的說法。但馬克思、恩格斯從來沒有說過農民一切都是好的，農民有自發性、盲目性這種反動的一麵。農民的基本出路是社會主義，由互助組到大合作社（不一定叫集體農莊）。現在是“青黃不接”，分地的好處有些農民開始忘記了，他們正處在由個體經濟到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的過渡時期。我國經濟的主體是國營經濟，其兩個翅膀，一翼是國家資本主義（對私人資本主義的改造），一翼是互助合作、糧食征購（對農民的改造）。對農民實行征購主要依靠黨員，他們是鄉村幹部和農民中的積極分子，貧農、中農、缺糧戶中都有這樣的積極分子。“光靠缺糧戶是不行的，缺糧戶可以作我們的同盟軍，也可以作中農的同盟軍。”實行統購統銷可能引起農民、市民和我國輿論的不滿，問題是看我們的工作。宣傳要大張旗鼓，但報紙一字不登。47根據這次會議的決策，10月10日至13日的全國糧食緊急會議討論了《中共中央關於糧食統購統銷的決議》，10月16日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該決議，政務院於11月19日發布了實行的計劃收購和計劃供應的命令，全國城鄉從12月初開始實行糧食統購統銷。

　　正如毛澤東和陳雲的講話所表示憂慮的，實行糧食征購，即取消農民對自己產品的支配權和交易權，帶來了嚴重而敏感的政治和道德問題。陳雲努力從“革命”的性質上區別新中國的征購與滿洲國、蔣介石政府的征購的不同，強調“價格公道”,但這是不合邏輯的；因為，如果價格公道，農民會囤餘糧不賣嗎？顯然，基本的邏輯是價格不公道或者是農民沒餘糧。所以所謂征購，不過是以專政手段強買餘糧或甚至如後來實際發生的剝奪農民的口糧而已，否則陳雲也不會事先就想到“實行征購的毛病是妨礙生產積極性，逼死人，打扁擔，暴動”了。而從統計材料來看，1952、53、54年糧食零售平均價格分別為每噸197.8、201.6、205.0元，而當年的糧食收購價格分別為每噸138.4、157.2、157.0元，48可見糧食收購價格之低。所以，1953年的糧食收購困難肯定與收購價壓低有關，隻不過是因為毛澤東等製定的工業化戰略脫離中國資金短缺而勞動力豐富的國情，忽視發展勞動密集型之輕工業，強行從事資金密集型的重工業建設而大量進口蘇聯的技術裝備，更兼朝鮮戰爭的軍事消耗和軍政人員膨脹造成嚴重財政負擔，所以不能拿出更多的資金與農民交易，於是橫下決心采取征購這種既可以控製糧食收購量、又能夠通過擴大工農業產品價格剪刀差“要求農民多提供一點積累”的國家主義但稱之為社會主義的政策。49但如何未雨綢繆預先在理論上化解這些即違背憲法又不利於黨和政府形象的政治、道德問題呢？毛澤東覺察到了黨內外的不同情況。在黨內，毛澤東主要從“馬克思、恩格斯從來沒有說過農民一切都是好的”引導出對農民采取措施之合法性的意識形態說明，從不可動搖的社會主義革命決策闡釋征購的必要性。糧食征購既然是國營經濟發展所需的一翼中的一部分，既然它也能發揮阻止農民自由發展資本主義的政治功能而成為改造個體農民的措施並由此可以納入過渡時期總路線的政策框架，那麽，一方麵是黨對社會主義積極追求，一方麵是落後的農民對自由發展利益的熱心而對社會主義的消極，實行征購還有什麽政治憂慮和道德不安呢？農民不好甚至可能反動，當然可以使用革命手段征購其革命需要但他們竟不願供給的糧食了。所以，毛澤東在政治局會議上講了“兩翼論”之後，又委托鄧小平於10月13日在糧食會議上專門講統購統銷與總路線的關係。他說：“從今年3月以來，毛主席主要是做了一件事，即提出了過渡時期的總路線。昨天晚上，毛主席交待，要我再跟大家講一次，讓同誌們弄清楚一個道理，就是講糧食征購一定要聯係過渡時期總路線去講。李井泉同誌告訴我，四川試點農村幹部對征購抵觸情緒很大，這些有抵觸情緒的幹部，主要還不是基層幹部，而是縣、區兩級幹部（後來查明，省部級幹部中也有）。你講征購不聯係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就無法使全黨讚成這個東西。”50可見，所謂“聯係過渡時期總路線講征購”和“使全黨讚成這個東西”，就是以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的名義要求全黨在征購是過渡時期總路線之一部分的問題上統一思想，在全黨的規模上實現意識形態對法律和道德的超越，即從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需要理解征購的合理性與合法性，使幹部們對非法、非道德手段能有足夠堅強的心理承受準備從而下得去手征購農民的糧食，從而有效地發動起全黨的組織力量，通過有力的行政手段完成征購任務。為此，經過毛澤東審改並親自起草通知於10月16日下發全黨的《中共中央關於實行糧食的計劃收購與計劃供應的決議》指出：現在糧食供銷的緊張，“其本質是反映了國家計劃與小農經濟和自由市場之間的矛盾，反映了工人階級領導與農民自發勢力和資產階級反限製的立場之間的矛盾，歸根結底，是反映了社會主義因素與資本主義因素之間的矛盾。”而實行統購統銷和管製私商的政策，不但可以“妥善地解決糧食的供求矛盾”、“穩定物價和有利於節約糧食”，“而且是把分散的小農納入國家計劃建設的軌道之內，引導農民走向互助合作的社會主義道路，和對農業實行社會主義的改造，所必須采取的一個重要步驟，它是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的一個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決議還說：“必須指出，實現這個政策的關鍵，在於教育黨員和教育農民。在黨員和農民群眾還沒有明了這個政策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的時候，是會在黨內和農民中遇到抵抗的。所以，必須由上而下，首先在黨內召集一係列的會議，向各級幹部和全體黨員，講通道理，然後通過他們，去向所有農民講清道理。”而道理，就是“使他們懂得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和總任務”，懂得隻有實行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才能發展農業和使農民富裕起來，懂得“隻有實行計劃收購和計劃供應的糧食政策，……才能把農民的個人利益和國家及全體人民的共同利益結合起來，才能把農民的目前利益和長遠利益結合起來，才能引導農民拋棄資本主義的道路，而逐步地走向社會主義的道路。”還要使他們懂得，國家工業化的建設，是全體人民的最高利益，也是農民的最高利益，“因此，大力幫助國家工業化的事業，擁護國家計劃收購和計劃供應的政策，乃是農民對於國家的一種重要義務，是農民愛國主義的一種表現。”51通過這種對社會主義信念、國家工業化重要性以及人民內部先進等級劃分的論述，私有財產的合法性、市場經濟的等價自願交換原則以及農民與人民的自然統一性被超越了，統購統銷便從被比喻為經濟惡化與農民反對這“兩種炸藥中的選擇”的無奈鋌而走險手段，一變而成為體現農民最高利益、“可以更大地發揮農民的生產積極性”的公私兩利政策了，擁護它甚至“是農民對於國家的一種重要義務”。這樣，所有的政治錯誤和不道德責任就隻會發生在不能判斷“最高利益”和推脫自身“義務”的農民一方，因此黨也就有自信和決心對付黨內外統購統銷政策的反對者和處理預料之中的逼死人命、聚眾鬧事等問題了。這就是虛置公開立法論壇而實行極少數人製定政策的秘密政治的邏輯。僅僅在幾個月之前，《人民日報》的社論還說：“沒有一個農民會相信當前強迫他們和侵犯他們利益的互助組合作社，可以在未來滿足他們利益的。”也就是說黨的幹部決不能強迫農民，否則農民將不會相信黨是農民利益的代表者。但在由於決策者的草率而引發糧食危機之後，農民便不再是值得尊重的對象，施以強迫征購農民的糧食，極少數人的內部會議上尚稱為無奈之選擇以舒解政治倫理之重負，但在秘密會議之外的講壇上竟氣宇軒昂地宣稱征購恰恰是代表農民的“長遠利益”和“最高利益”並要求農民必須盡此義務了。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統購統銷決議中“講通道理”和“講清道理”的分別使用。顯然，因為政策的執行要依靠黨的組織，所以要在黨內“講通道理”，否則征購的組織機器就難以運轉起來。對於作為工作對象存在的農民，包括那些並無直接利益關係但被視為“不懷好意”地過問農民處境的黨外人士，他們處於實際決策和行政體製之外，隻要“講清道理”大概也就不會發生大的問題了；因為他們既無組織力量又無輿論工具，隻要鍥而不舍地施以政治思想工作，他們又能奈何！毛澤東在10月2日的政治局會上談到梁漱溟“說農村情況很不好”，就是提示了他日前所講的“大仁政”、“小仁政”論對化解統購統銷政策造成的理論困難即“講清道理”的作用。梁漱溟9月8日參加政協常委會擴大會議聽了周恩來關於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報告後，於9月11日發言談對群眾工作的意見說：工業有工會，私營工商業有工商聯和民主建國會，但農民的農會在土改後作用漸微，而鄉村幹部“很有強迫命令、包辦代替的，其質其量上似乎都不大夠。”“過去中國將近30年的革命中，中共都是依靠農民而以鄉村為根據地的。但自進入城市之後，工作重點轉移於城市，從農民成長起來的幹部亦都轉入城市，鄉村不免空虛。特別是近幾年來，城裏的工人生活提高得快，而鄉村的農民生活卻依然很苦，所以各地鄉下人都往城裏跑，城裏不能容，又趕他們回去，形成矛盾。有人說，如今工人的生活在九天，農民的生活在九地，有‘九天九地’之差，這話值得引起注意。我們的建國運動如果忽略或遺漏了中國人民的大多數──農民，那是不相宜的。尤其中共之成為領導黨，主要亦在過去依靠了農民，今天要是忽略了他們，人家會說你們進了城，嫌棄他們了。這一問題，望政府重視。”52顯然，梁漱溟的講話點到了重工業中心的國家工業化戰略的弱點和如何實現農民的利益表達這一敏感的政治問題以及相關的政治倫理問題。對此，毛澤東在次日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會議上回答說：由於戰爭，去年前年的農業稅重了一點，於是有一部分朋友說話了。他們要求施仁政，好象他們代表農民利益似的。但什麽是最大的仁政呢？是抗美援朝。要施仁政就要死人，就要用錢，就要多收公糧。多收些公糧有人就哇哇地叫，我就不讚成這個意見。抗美援朝是仁政，工業建設又是仁政。施仁政有兩種：一種是人民的當前利益，一種是長遠利益，如建設重工業。兩者必須兼顧，但重點應該放在建設重工業上。建設就要用錢，人民生活不可不照顧，不可多照顧，“照顧小仁政妨礙大仁政，這是施仁政的偏向。”現在要求人民的生活水平提得太高，其實就是抗美援朝別打了，重工業建設別幹了。抗美援朝要打就要征糧，就要在農民中做工作，說服農民出點東西，這才是真正的代表農民。哇哇叫，實際上是代表美國人。53在16日至18日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上，梁漱溟又有所辯白，受到毛澤東等中共委員以及某些民主黨派人士的痛批，毛澤東甚至說他是冒充農民代表的偽君子，挑撥工農聯盟的野心家。經過這場驚心動魄的從曆史揭發到現場上線的鬥爭，一向“倔強自喜、骨氣自負”的梁漱溟，雖沒有受到什麽懲處也低頭表示“閉門思過”了。54可以想見，毛澤東從梁漱溟“冒充”農民代表的話中斷定他懷有反對總路線和破壞工農聯盟的用心，所以在作出統購統銷這一預想到必將引起農民不滿的決策時，就特別及早抓住以聯係總路線講統購統銷來統一全黨思想、以長遠利益和最高利益向農民“講清道理”的理論主動權了。對此，毛澤東專門作出指示，胡喬木到《人民日報》社傳達：“在大規模建設中，糧食問題是必然發生的，是不可怕的，和印度饑荒是完全不同的性質。隻有把政治思想教育工作做好，糧食問題才好解決。要擬兩種宣傳材料：一種對幹部，要從理論上講清楚；一種對農民，要簡單一些，但也要講清楚社會主義，講大道理。”“要介紹蘇聯工農如何艱苦奮鬥才達到了今天的富裕生活；介紹蘇聯在社會主義改造過程中如何相互支援，如何實現了工業化、集體化，如何實行計劃化；講清蘇聯初期財政情況，如何節約，工業化時期糧食問題的情況，農業如何適應工業化的需要，工資怎麽樣，商業怎麽樣，等等。”“介紹一些農村政治工作成功的經驗：如何進行愛國主義教育，如何進行政治思想教育，動員農民售糧，等等。”“要從各方麵堵死農民走向資本主義的路。今年春天反對‘五多’以後，有些幹部不大起勁，農村資本主義發展起來了。一定要對農民宣傳社會主義。……要宣傳：到了社會主義，大家的生活都比過去的地主富農更富裕。……農民要支援工業化，才能到社會主義。”因此，從10月下旬開始，《人民日報》發起了針對農民的大規模宣傳活動。55

　　但如果說由於黨組織本身的政治運作和幹部本身脫離生產的地位使得征購之“講通道理”容易實現的話（事實是仍然有許多幹部包括省級領導幹部想不通，下不去手），那麽，農民則由於其切身利益所在，──正如反對征購的鄧子恢所言：“我們的同誌都是吃公糧的，不曉得農民是吃私糧，一定要算帳的，吃虧的事他堅決不幹。”56──自然對統購統銷懷有抵製、反抗的情緒，即如陳雲所說的農民的“打扁擔、暴動”構成了“一擔炸藥”的一端，毛澤東所謂的實行征購“也是要打一仗”。但陳雲和毛澤東所考慮的不是強製農民這種行政手段的非法性，而是如何以意識形態宣傳模糊、超越這種非法性和如何消除可能不盡接受宣傳的農民發生激烈反抗之類危險的方略。對此，陳雲的看法是：“我們麵對著這樣為數眾多的個體農戶，在糧食的統購方麵和統銷方麵，是遇到了困難的。困難不單來自我們對於統購統銷缺少經驗，主要是對這樣眾多的農戶，要估實產量，分清餘缺及其數量，很不容易。”但把農戶組織到合作社裏來，“糧食產量就會大大增加起來，向農業合作社進行統購統銷工作，也要容易得多，合理的多。”57因此他一方麵倡導實行“定產、定購、定銷”的“三定”政策，一方麵希望推進合作化運動。這裏，陳雲隻是看到了合作社的增產和及其給統購統銷帶來的技術性工作簡化的可能性。但毛澤東對合作化的功能看得更加深遠，著眼於改變土地的所有製：因為改造個體所有製為集體所有製，這樣就改變了農民的“炸藥”性質──即使仍然對公糧之外的征購不滿，從集體所有的合作社直接征糧，原有土地歸公了的農民對征購其無自然權利支配的集體勞動成果的敏感度將大大降低，也不易知情，雖有不滿也無從發作；再者，實行合作化是社會主義的規則要求，比起征購更容易“講通道理”和“講清道理”，或者說所講的道理更不易招致懷疑。所以，毛澤東在布置實行統購統銷的同時，決定加速農業合作化的進程──要求盡快實現集體化，由互助組向合作社過渡，突出強調“土地歸公”即“解決所有製問題”，把屬於農民個體所有的土地變為農民沒有支配權的集體所有製，大力提倡多辦社、辦大社。於是，盡管中央農村工作部部長鄧子恢還在南方考察糧食問題，但中央還是決定把原定於1954年1月召開的第三次農業互助合作會議提前在10月底召開，議定適應新情況的互助合作發展計劃，統一農村工作領導幹部的認識，準備組織發動合作化即“土地歸公”運動。會前的10月15日，毛澤東召農村工作部副部長陳伯達、廖魯言談話說：“辦好農業生產合作社，即可帶動互助組大發展。在新區，無論大中小縣，要在今冬明春，經過充分準備，辦好一個到兩個合作社，至少一個，一般一個到兩個，至多三個，根據工作好壞而定。要分派數字，攤派。多了冒進，少了右傾。”“可否超過三個？隻要合乎條件……那是韓信將兵，多多益善。”“要有控製數字，攤派下去。攤派而不強迫，不是命令主義”。“一般規律是經過互助組再到合作社，但是直接搞社，也可允許試一試。走直路，走得好，可以較快地搞起來，為什麽不可以？……合作社不能搞大的，搞中的；不能搞中的，搞小的；但能搞中的就應當搞中的，能搞大的就應當搞大的，不要看見大的就不高興。”現在糧食、棉花的供求有極大的矛盾，“從解決這種供求矛盾出發，就要解決所有製與生產力的矛盾問題。……個體所有製的生產關係與大量供應是完全衝突的。個體所有製必須過渡的集體所有製，過渡到社會主義。合作社有低的，土地入股；有高的，土地歸公，歸合作社之公。總路線也可以說就是解決所有製的問題。”私人所有製改變為集體所有製和國營，“這才能提高生產力，完成國家工業化。”58可見，為了解決貿然大規模建設重工業導致的糧食大量需求和農民“惜售”使政府欲控製糧食而不得的所謂“供求矛盾”，毛澤東急切地希望並特別強調“土地歸公”的大合作社迅速發展起來，砍去了他過去一直主張或讚同的從互助組到合作社的“逐步過渡”論和10到15年的“相當長的過渡時期”論，鼓勵從私有製到公有製的直接過渡和快速過渡。而且所謂“韓信將兵，多多益善”，實際上否定了“多了冒進，少了右傾”中“冒進”的可能性，所謂“攤派而不強迫，不是命令主義”則是為攤派去除了強迫和命令主義性質，這就為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準備了政策、理論和思想條件，為動用組織行政手段搞攤派強迫發展合作社提供了政治與道德的正當性。此前，毛澤東曾經在3月16日審閱並批示發給各地黨委研究和試行《中央關於農業生產互助合作的第二個決議（草案）》，其內容原本是總結互助合作的經驗並補充一些新的規定；但在出現糧食危機、決定實行征購以及下決心通過合作化達到化解糧食危機的新形勢下，這個草案顯然已不能適應工業化計劃以及相應的糧食統購統銷製度對農業提出的新的要求，於是被棄置不用，而由陳伯達根據毛澤東的談話精神主持起草了要求各級黨委發展合作社、帶動互助組大發展的《中共中央關於發展農業生產合作社的決議（草案）》。

　　但此時的中央農村工作部的多數幹部和地方幹部還沒有跟上發生突變的中央高層決策思想，仍然處於“長期、逐步過渡論”思想和反對急躁冒進、堅持自願互利的政策水平上。10月26日，第三次互助合作會議在中央農村工作部副部長廖魯言的主持下召開。會議開始即印發傳達了毛澤東10月15日的談話和關於過渡時期總路線的指示，然而即便如此，據經廖魯言修改簽發報給中央領導的會議簡報，無論是小組討論還是大會發言，首先肯定的仍然是春季糾正互助合作運動急躁冒進的成績，認為那些措施使“互助合作運動在貫徹自願互利原則方麵，有很大改善，形式主義大大減少。”其次才談到“各地都曾一度發生輕重不同的鬆勁自流現象”、“小心拘謹與穩步而不前進的現象”，主席對會議的指示“恰切而及時地糾正了這種現象，把今後運動引向積極發展。同時，主席關於總路線的指示大大提高了與會同誌的思想水平，更加強全黨同誌今後在實際工作中對農業生產合作社工作的重視，使同誌們今後再遇到各種錯誤觀點時，有了批判的武器。”所議定的合作社發展計劃，是由目前的14171個發展到1954年秋收前的32500個，1957年秋收前達到700000個左右，占全國總農戶的16％。59與後來毛澤東所明確要求的距離很大。而在南方考察的鄧子恢得到毛澤東10月15日談話內容和提前召開第三次互助合作會議的通知後，感到毛澤東對春季糾正急躁冒進傾向的態度似有變化，要改變互助合作運動方針即由以發展和鞏固互助組為中心環節轉變為以發展農業生產合作社為中心環節，於是在寫給中央的報告中大談糾正急躁冒進的成績，堅持要控製合作社規模和發展速度的一貫主張，表示與毛澤東不同的看法。60而且，即使在前述會議簡報中，還提到廖魯言糾正“個別同誌”把主席的指示簡單化並錯誤地理解為“發展合作社要大、要多、要快”，強調“積極領導、穩步發展的方針”。顯然，如果不提出更嚴厲的批評，從中央到地方各級農村工作部門將難以貫徹毛澤東大力發展合作社的方針，因為毛澤東的所謂“走直路”、“大發展”、“韓信將兵”，就是“發展合作社要大、要多、要快”，就是要反“反急躁冒進”，“穩步發展”這一針對“急躁冒進”的方針已經不合統購統銷之時宜了，所以必須打掉這一方針才能推動黨的組織機器到農村去掀起“大、多、快”發展的高潮。於是，在第三次互助合作會議結束的前一天即11月4日，毛澤東又召陳伯達、廖魯言談話，直接指責糾正急躁冒進“一股風”吹倒了有條件的合作社，批評“穩步而不前進”。他說：“群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惠，難矣哉”。“言不及義”就是不搞社會主義，在個體經濟基礎之上搞農貸、打井開渠之類的“小惠”。至於“確保私有”、“四大自由”更是“小惠”，而且是惠及富農和富裕中農。“不靠社會主義，想從小農經濟做文章，靠在個體經濟基礎上行小惠，而希望大增產糧食，解決糧食問題，解決國計民生的大計，那真是難矣哉！”所謂“綱舉目張”，解決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矛盾是綱，提起了這個綱，那麽反對冒進、克服“五多”以及各項幫助農民的政治工作、經濟工作，“一切都有統屬了”。互助組隻是集體勞動，並沒有觸及到所有製；現在的農業生產合作社還建立在私有製基礎之上，生產資料入股的社會主義因素和私有製也是有矛盾的。將來“由這種半公半私進到集體所有製，這個矛盾就解決了。我們所采取的步驟是穩的，由社會主義萌芽的互助組，進到半社會主義的合作社，再進到完全社會主義的合作社（將來也叫農業生產合作社，不要叫集體農莊）。”有些人想從小農經濟做文章，就特別反對對農民幹涉過多。什麽是幹涉過多？不顧需要和可能，用命令主義的方法去做，就是幹涉過多。但不能把需要做、可能做又不是命令主義的也叫幹涉過多。“冒進是錯誤的，可辦的不辦也是錯誤的，強迫解散更是錯誤的。”說“農村苦，不得了了”，我曆來就不是這樣看的。有些人講農村苦、講小農經濟的分散性，沒有同時講到搞合作社。“對於個體經濟實行社會主義改造，搞互助合作，辦合作社，這不僅是個方向，而且是當前的任務。”總路線的問題，不經過七、八月間的財經會議是沒有解決的。總路線就是工業化和社會主義改造，實行糧食的計劃收購和計劃供應對社會主義是很大的推動，接著開這次互助合作會議又是一個很大的推動。“鑒於今年大半年互助合作運動縮了一下，所以這次會議要積極一些。”你們說“積極領導，穩步發展”，這很好。但“這大半年縮了一下，穩步而不前進”，不妥當。總路線就是改變生產關係。斯大林說：生產關係的基礎就是所有製。“這一點同誌們必須弄清楚。現在私有製和社會主義公有製都是合法的，但是私有製要逐步變為不合法。在三畝地上‘確保私有’，搞‘四大自由’，結果就是發展少數富農，走資本主義的路。”黨的各級幹部都要把“辦社會主義”當作大事看，工作要轉到“搞社會主義”上來。合作社的發展計劃提出來了，1957年70萬，但要估計到可能會突然發展一下，達到100萬，也許不止100萬。“總之，既要辦多，又要辦好，積極領導，穩步發展。”61

　　這樣，毛澤東不經過組織程序，僅以個人談話的方式就又把發展合作社的“逐步過渡”戰略改變為“大、多、快”的“社會主義高潮”戰略。其所謂社會主義改造“不僅是個方向，而且是當前的任務”，甚至是可以“攤派”的任務，當然使得發展合作社要尊重農民自願的政治倫理底線和長期過渡的時間條件、搞合作社必須的經濟文化條件限製統統都被打破了。而且更為要害的是，他還點出了有人“不搞社會主義”和財經會議批判薄一波所代表的“黨內資產階級思想”以解決“總路線問題”的例子，意在警告對推進互助合作運動領導不力、“言不及社會主義”的農村工作部門小心政治翻車、地位不保。在這種背景下，12月16日的中央政治局會議正式通過了根據毛澤東的最新指示緊張起草修改並在第三次互助合作會議上討論過了的《中共中央關於發展農業生產合作社的決議》。決議以過渡時期總路線為根據，以解決國家工業化對農業生產力的需求得不到滿足這一矛盾的強烈意誌，規定黨在農村工作中的最根本任務就是“用明白易懂而為農民所能夠接受的道理和辦法去教育和促進農民群眾逐步聯合組織起來，逐步實行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要求各級黨委“更多地和更好地注意對於發展農業生產合作社的領導”，“認真辦好一批農業生產合作社”以“證明它比單幹與互助組優越”，認真研究和總結經驗，“從而把互助合作運動納入黨中央所指出的正確的軌道，有計劃地逐步地完成改造小農經濟的工作，使農業在社會主義工業的領導下，配合著社會主義工業化的發展，而勝利地過渡到全國的社會主義時代。”決議還要求各級黨委著重注意擬定發展合作社的年度計劃和五年計劃，並將第三次互助合作會議擬定的全國計劃加以提高，提出要在1954年秋收前發展到35800多個，1957年則達到80萬左右，占總農戶的20％。62與關於1951年的農業生產互助合作決議隻是在發展方向上規定開展互助合作運動不同，這一決議在重複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價值信念同時，更著重在配合國家工業化的實用主義意義上強調發展合作社的必要性；毛澤東在審閱時還特別加寫了對互助合作運動的消極態度要造成“破壞工業與農業的平衡，破壞計劃經濟和國家工業化，破壞工農聯盟”等政治後果的內容，使它既明確規定了大辦合作社的運動發展方針，又對運動作出數量的計劃以督促運動的實際成果，更警示了合作化運動的實績對黨的幹部的利害。決議通過以後，毛澤東又指示在《人民日報》上發表，同時配發了題為《正確地貫徹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發展農業生產合作社的決議》的社論，要求各級黨委，“必須用心學習這個決議，把它當做自己工作的指南，在農村的各項工作中正確地把它貫徹執行。”631954年1月16日，《人民日報》又發表題為《積極領導，穩步前進，爭取實現今年發展農業生產合作社的計劃》的社論，號召全體農村工作同誌都要把實現計劃、“使我國農業合作化事業有一個大的躍進”這個光榮任務擔當起來。於是，互助合作運動發生了從沒有數字管理的、以組織起來發展互助組為底線的方向性運動到攤派合作社數字、以不斷加碼的計劃督促而且是“韓信將兵”的無上限壓力型運動的轉折，一場真正意義上的“農業合作化運動”即“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就要爆發了。

　　三、推動合作化高潮的政治過程：毛澤東與鄧子恢

　　鄧子恢掌管的中央農村工作部是1953年春反“急躁冒進”政策的積極主張和執行者，麵對到毛澤東的批評和相應的輿論宣傳造成的政治壓力特別是在自己在外地期間中央已召開會議並形成新決議的既成事實，鄧子恢雖有異議亦不便發表了。他在1953年12月初回到北京後在部務會議上匯報時已不再表示與毛澤東不同看法，而是講“總路線宣傳聲勢大，又比較成功”，“農業生產互助合作社運動有了個大的發展，現在開始轉向以發展農業生產合作社為重點。”64在1954年2月上旬召開的中共七屆四中全會上，鄧子恢又發言檢討了自己低估農民互助合作積極性的錯誤。65所有這些都顯示了鄧子恢和農村工作部對毛澤東最新指示的積極配合。在地方，各地黨委召開動員會議、發出文件，實施“書記動手，全黨辦社”的強大政治領導，毛澤東的指示和中共中央的決議迅速得到有力的貫徹，1954年的農業互助合作運動掀起了熱潮，以致合作社的發展數字一再超過中央農村工作部不斷修改提高的計劃。1954年冬，全國第四次互助合作會議根據合作社已發展到20餘萬個的事實和各地計劃在1955年春耕以前發展到60萬的情況，提出了到1957年可以組織50％以上的農戶加入合作社、使現有形式的農業生產合作社在全國主要農業區成為主要的生產形式的估計，為一年前初始計劃的3倍多。66

　　但由於大辦合作社本身是作為適應國家工業化戰略需要的配合措施，所謂“自願原則”被強大的政治思想教育所吞沒，因此已經初步富裕起來的農民的被剝奪感和政治規勸、經濟製裁壓力下的無奈感導致了以自殺式行為極力維護眼前利益的嚴重的生產力破壞，表達對合作化的抵製。麵對這種實際情況，鄧子恢又回到了反“急躁冒進”的老路上來。1954年3月，中央農村工作部在給中央的報告和對下發出的指示中反複強調辦社條件，並對幹部盲目估計群眾的互助合作熱情和單純完成辦社任務、追逐發展數目等脫離農村實際的好大喜功行為提出了批評，結果各地強迫入社造成農民自殺式破壞生產力的情況陸續被反映上來了。1951年曾經強烈要求“把老區互助組織提高一步”、“試辦合作社”而受到劉少奇、薄一波等批評但最終在毛澤東的支持下占了上風的山西省委、長治地委，早在1954年2月就報告了在貫徹中央關於發展農業生產合作社的決議中幹部的“勝利衝昏頭腦征象和急躁冒進的情緒”，具體有以生活資料供應限製等方式強迫農民入社、盲目擴大合作社的公共財產、盲目辦大社等等影響群眾生產積極性的問題。67在東北，據中央農村工作部二處的報告，發生了基層幹部在上級領導慫恿下采取“圍攻”群眾、強迫農民簽字畫押入社等建社方式。68在河北，有的鄉“以10天的建社宣傳突擊周，轟起報名入社的運動”，黨員帶頭簽名、蓋手印，結果影響了群眾生產情緒，中農賣掉牲口以防“秋後歸大夥”，致使“愛國增產運動趨於消沉，互助組普遍渙散。”69針對合作化運動大發展中由於農民怕財產“歸公”而出現的許多地方發生大批出賣牲口、殺豬羊、砍樹以及陸續有新建社垮台散夥和社員退社等種種不利於生產的現象，鄧子恢於1955年1月初（毛澤東外出）向在北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劉少奇、周恩來分別匯報了農村的緊張情況，說：由於糧食收購比原計劃多購了100億斤，合作社發展的過快過急，引起了農民不安，大量出賣與宰殺牲口，農村關係全麵緊張。建議中央：製定一個明確合作社的半社會主義性質的全國性章程，使幹部不致亂立法，群眾不致亂猜疑；另外發一個《關於整頓和鞏固農業生產合作社的通知》，扭轉運動控製發展、著重鞏固。70很顯然，毛澤東所謂“韓信將兵”、“走直路”這些比喻本身就是不顧辦社條件、違背群眾意願而且脫離實際、又非通過正常立法程序的“亂立法”，地方幹部在中央的政治壓力下自然對農民更會是“無法無天”了。劉少奇、周恩來很重視鄧子恢的意見，提到中央政治局討論，采納了鄧子恢的建議。1月10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整頓和鞏固農業生產合作社的通知》；1月15日，又發出《關於大力保護耕畜的緊急指示》；3月，國務院作出了《關於春耕生產的決議》，中共中央、國務院聯合發出了《關於迅速布置糧食購銷工作，安定農民生產情緒的緊急指示》，中央農村工作部發出了《關於鞏固現有合作社的通知》。這些文件都貫穿了控製合作化運動、緩和農村緊張情況和鼓勵農民投入春耕生產的精神。

　　強迫農民入社造成生產破壞的情況不僅來自地方的報告和中央職能部門的調查，也來自毛澤東側近的秘息。3月5日，毛澤東看了銜命回鄉了解情況的衛士李銀橋帶來的信，內稱農民是在“你是跟毛主席走，還是跟老蔣走”之類的政治帽子和幹部揚言不供給生產資料和生活必需品的壓力下入社，造成了農村的生產混亂。毛澤東即指示河北省委書記、省長林鐵予以處理，並感到不止一個鄉如此，囑以“很值得注意。”71麵對農村的嚴重局麵，毛澤東發展合作社乃“韓信將兵”的態度軟化下來。在簽發了《關於迅速布置糧食購銷工作，安定農民生產情緒的緊急指示》後，毛澤東3月上旬約鄧子恢談話說：5年實現農業合作化的步子太快，有許多農民入社，可以肯定是不自願的。到1957年入社農戶發展到1(3就可以了，不一定要50％。糧食征購已經到了界限，合作化也要放慢，幹脆就停下來，到明年秋後再看。72幾天後，毛澤東於3月中旬又專門聽取中央農村工作部負責人的匯報。他們匯報說：1954至1955年度征購糧食891億斤，比上一年增加106億斤，有些省區糧食任務重，合作社又辦的急，搞到一起，弄得農民殺豬宰羊、賣牲口、不上糞，春耕受了影響。但全國大多數地方還是好的，尤其是大量互助組辦得不錯。互助組能解決貧富戶之間生產資料和勞力之間的餘缺，等價協議，所以受歡迎。毛澤東當即表示：“生產關係要適應生產力發展的要求，否則生產力就會起來暴動。當前農民殺豬、宰羊，就是生產力起來暴動。”並提出了發展合作社的停、縮、發“三字經”，即華北、東北停發整頓，浙江、河北收縮，新區發展。73

　　以合作化和糧食統購統銷造成農村緊張局勢和毛澤東也同意收縮合作化勢頭為契機，1951年因反對山西省發展合作社受到批評而疏離了農業互助合作運動的劉少奇開始積極對農村工作發表意見，支持鄧子恢和中央農村工作部整頓和收縮合作社的工作。在1月簽署規定了合作化運動“應基本上轉入控製發展、著重鞏固”階段的《關於整頓和鞏固農業生產合作社的通知》以後，劉少奇不斷與鄧子恢討論工作。3月21日,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開幕,毛澤東在開幕詞中強調過渡時期總路線，並提出要趕超世界上最強大的美國，為工業化和社會主義改造鼓勁。但鄧子恢在會議第一天的發言中論及農業合作化運動，仍然在把“國家工業對農業的技術支援”作為“逐步解決私有製的問題”的前提性物質條件，把反對強迫粗暴和冒險主義、堅持自願入社原則量化至“等到最後一個人”、“等他一輩子”的政治倫理底線稱為“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原則”，把列寧的“寧肯少些，但要好些”作為發展合作化的方針，並提出：遵照中央把合作化速度放慢的指示，考慮在1955至1956年組織農戶的21％即連原有的60萬個社共辦社80萬個；1956年至1957年達35％，共辦120萬個社。74鄧子恢上述發言稿中對農業合作化問題的論述事先請示過劉少奇，其思想與劉少奇1951年發表的論述完全一致。此前，劉少奇還在3月18日約見鄧子恢時提出：農業合作化第一個五年計劃發展1(3，第二個五年計劃發展1(3，第三個五年計劃發展1(3。75根據中央會議的決策，鄧子恢主持中央農村工作部於3月22日發出了《關於鞏固現有合作社的通知》，要求“不論何地均應停止發展新社，全力轉向春耕生產和鞏固已有社的工作。”76顯然，鄧子恢的計劃與毛澤東的“多辦社、辦大社”方針遭遇到“生產力起來暴動”以後決定適當退卻的最新想法固無衝突，但其“先機械化，後集體化”、等待農民覺悟、寧肯少些等等條件論是毛澤東根據農民熱衷單幹的趨勢尤其是國家統購統銷的急需而已經放棄、破除了的，所以毛澤東在後來找到機會“用大炮轟”他時以“小腳女人”、“數不盡的清規和戒律”、“前怕龍，後怕虎”作比；不過在鄧子恢以農村的緊張狀況言之鑿鑿時尚難以反擊，所以毛澤東是在4月底南下回來以“麥子長得半人高，誰說農民生產消極”的詰問開始反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