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2月11日 - 戴季陶絕望自殺

1949年2月11日，國民黨元老戴季陶自殺。

戴季陶是四川廣漢（陵）縣人，1891年出生，年輕時到過日本留學讀法科，在那裏認識了蔣介石。四年後，回到上海。時值晚清，投奔江蘇巡撫瑞澄，被任命為江蘇地方自治研究所主任教官。瑞澄奉旨調升湖廣總督後，戴季陶沒了靠山，辭官另找出路，逐步投向革命派，先當上海《中外日報》記者，繼而轉入《天鋒報》，寫出大量的反清文章。幾個月後，19歲的他，成為《天鋒報》總編輯。清政府已盯上了他，下令拘捕，以致他立即逃到日本躲風，還進了同盟會。回上海後，在《民權報》上寫下大量反袁世凱的文章，被袁世凱下令“提究”———關入牢獄。他這時才懂得：“百萬錦繡文章，終不如一枝毛瑟（槍）。”被營救出獄後，便直接投身反袁鬥爭，協助黃興起義。最後，還在孫中山身旁，當上秘書。陳炯明叛變時，戴季陶勸蔣介石立即回廣州，保衛孫中山。

許多人沒有想到，戴季陶還是“五·四”期間宣傳馬克思主義的人。1919年繼李大釗《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之後，戴季陶嚐試用馬克思主義說明中國倫理問題，稱讚馬克思和恩格斯是“天才”，稱馬克思是“近代經濟學的大家”、“近代社會運動的先覺”，他撰文批判有人企圖壓製思想解放，說：“翻譯馬克司（思，下同）的著作和研究馬克司批評馬克司的著作，豈是可以禁止的？又豈是能禁止的嗎？”李立三在一次黨史報告中甚至說：“中國黨的發生是由六個人發起，陳獨秀、戴季陶……”但黨成立的時候，戴季陶表示要忠於孫中山先生，不能成為共產黨員。由於世界觀的不同，戴季陶終於漸漸與馬克思主義分道揚鑣了。後來直接充當蔣介石的“文膽”和幕後參謀。

1926年，戴季陶被任命為中山大學校長，為此也作出過相當的努力。1928年2月，又被提升為國民黨宣傳部長，10月，當上“國府委員和考試院長”，一當就是20年。他還經營了童子軍，在中國發展了50萬成員，寫下《偉大精神》、《同舟共濟歌》、《日行一善歌》等歌曲，在當時非常流行。

1936年，戴季陶代表中國政府率領中國奧運代表團到德國參賽，開幕前見了德國元首希特勒，和他談話20多分鍾。事後，遊曆了歐洲，五個月後才回到中國。西安事變之後，他認為對張學良、楊虎城應堅決開戰。與何應欽不同的是，何是為了自己取而代之，而戴是為了蔣介石的安全。但宋美齡和孔祥熙主和，力陳利弊，戴季陶最終也改變主意。這年12月14日舉行的高級會議上，戴季陶在休會時，出其不意地向與會者磕頭，說：“我是信佛的。活佛在拉薩，去拉薩拜佛有三條路，一是由西康經昌都，二是由青海經玉樹，還有一條是由印度越大吉嶺。這三條路都可通拉薩，誠心拜佛的人三條路都走，這條不通走另一條，總有一條走得通的，不要光走一條路。”說完又叩了一個響頭，退了席。與會者都看見這一幕，特別是反對和平手段的人，知戴季陶轉了向，也不再提反對意見了。

抗戰開始時，戴季陶堅決批判國民黨內的亡國論，指出離開南京最多十年八年，一定會重返的。他寫信給兒子：“被欲並吞中國破壞中國之企圖，其失敗將尤有甚於拿破侖之末路者……中國之前途決不悲觀。”所以，他西遷重慶時，雖有大小六輛汽車隨他，但除帶個人鋪蓋衣服外，其餘個人的東西都不帶，已放上車的全部取下。結果，匪盜把他家房子一火燒光，片瓦無存。

1940年，他奉命代表國民黨出訪印度，見到了尼赫魯、泰戈爾、甘地等名流。值得一提的是，“甘地”的名字是戴季陶翻譯的，“甘地”的名原稱摩訶塔摩，戴季陶把他介紹給國人時，取其名而譯為“甘地”，以顯示他甘於從地獄中救世救人之宏願，譯得精當，譯名沿用至今。

抗戰結束後，戴季陶勸蔣介石不要急忙派兵到東北，但蔣介石哪裏聽得進，後來的局勢就不是蔣介石所能控製的了。當戴季陶的親朋好友來祝賀抗戰勝利時，他竟然一反常態：“有什麽值得祝賀的？哭還在後麵……”1948年7月10日，戴季陶毫不猶豫地卸下扛了20年的考試院長的職務，考慮到蔣介石的麵子，改任國史館館長。

當陳布雷自殺時，戴季陶非常看不起他。但三個月後，戴季陶也走到了盡頭。當時廣州的情況並不穩定，雖然這裏成了國都，如1949年2月1日，國民黨中央黨部遷到廣州那天，二沙頭空軍大碼頭招商局的“利104”號鐵輪大火爆炸，燒了三天，損失飛機油6000餘桶；2日，粵漢鐵路南段三條鐵路工人罷工停車，因為工資低；3日，電報電話加價，電報每字5元，電話加四倍，而書價加180倍……

戴季陶自1月到廣州養病，就得到李士梅醫生的醫治。初來時情緒尚可，有時還異常矍鑠，1月27日薛嶽在中山紀念堂開歡迎會，戴季陶還致辭，離開紀念堂時，見石階上有顆煙頭，還親自拾起扔別處踏熄。但過後幾天心情又不好了，據《廣東商報》報道：“因鑒於內戰苦無了期，民生日形痛苦，憂心過度，病勢反而加劇。”他雖住在廣州東山的廣東省政府招待所———東園（在今中山一路廣州鐵路局一帶），但睡不安。最嚴重的是，他常靠吃大量安眠藥入睡。早在1948年9月和10月，因寢食不寧，兩次吃了過量的安眠藥，都被及時搶救而苟延殘喘。也不知什麽原因，戴季陶到廣州不久，就將十一個平時拜佛的用古銅鑄造的千手觀音，親自送到六榕寺，放在覺皇殿中，還和殿中佛教會同仁胡毅生談禪，話中提到，不久自己會脫離此惡世，好像預知死期將至。2月11日，事情終於發生了。據他的後妻趙文淑說，戴季陶隨國民政府遷都廣州後，早已閉門謝客。即使國民政府開會，他去了也隻是帶雙耳朵，從不發言。一個心思始終縈繞腦際———不想去台灣，希望回成都。他知道那裏才是故鄉，所以終日躲在賓館的房裏。孫科來廣州後，在東園看中了戴家的房子，先是商量，但未等答複，就把戴季陶的行李搬到另一處，那裏原是市配售處副處長蔡國英居住的。戴季陶見新安排的三幢二樓十九號的房子簡陋，大為不快，說：“孫科太看不起我了。”這晚，他更不能入睡，長期以來的心神不定，在這晚達到了頂峰，隻有不斷地服用安眠藥。

知道戴季陶身體不適，在東園住的監察院長於右任盡管有急事到上海，而且已經上了到機場的小車，接電後還是下車到戴季陶的房間。據當年報紙報道：“於院長緊握戴先生的手，覺已冰冷，氣息奄奄，不禁潸然淚下。”半夜兩點鍾，戴季陶還到過妻子的內室，說：“已經吃過多次安眠藥，還非常亢奮，頭腦脹痛如裂，比死還難過。”趙文淑勸後，自己先睡了。

第二天上午，已到起床時間，仍未見戴季陶起來，家人進房一看，發現戴季陶作側身臥，麵色赤紅，鼻際尚有微息噴出，家人立即打電話讓醫院派人前來醫治。9時許，政界要人和軍界人士齊集房前，見戴季陶沒有動靜，隻好肅立。10點後，戴季陶氣息已絕，但“神色自若，麵無戚容”。醫生宣布，戴院長服藥過多，施救無術，已經逝世了。廣州衛生局長朱廣陶說：“這次是中大第二醫院派內科吳主任和李醫生前去救治的，但10點過後他的脈搏就停止了。”（摘自《羊城晚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