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5年1月2日 - 左派旗幟沈鈞儒
1875年1月2日，沈鈞儒生於江蘇蘇州。沈鈞儒，原籍浙江嘉興，字秉甫，號衡山。清光緒時進士。法學家，政治活動家，曾任民盟中央主席,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副主席和中國政治法律學會副會長等職。曾出席在柏林召開的國際民主法律工作者協會第五屆代表大會，當選為國際民主法律工作者協會副主席。
沈鈞儒自幼聰穎， 有7歲(實為周歲5歲)能詩之譽。13歲即積詩成帙。15歲考秀才得中，詩賦列為第一。
晚清時祖國的深重苦難，激發著沈鈞儒的愛國之情。沈鈞儒 19歲時，爆發了中日甲午之戰。他見外患日深，更加關心時務，寫了數篇詩文以寄憂國憤世的激昂之情。
1900年，父沈翰病逝。為解決家庭困難，沈鈞儒與胞兄保儒 應叔沈衛之召，赴陝西三原學署任閱卷。在陝西，他與沈衛的學生於右任等創辦了三原印書局，翻印康梁所著書籍，大談維新革 命。
1903年，沈鈞儒應鄉試中舉人。次年，應殿試得“賜進士出 身”銜，被簽分刑部貴州司主事。當時，沈鈞儒見日本維新後，日 益富強，遂申請留學日本盼能為振興祖國尋求出路。
1905年秋，得以新科進士派赴日本，入東京私立法政大學法政速成科政治部學 習，後繼入補修科，於1908年4月畢業回國。
1908年9月，沈鈞儒任浙江諮議局籌辦處總參議。次年春，與阮性存、褚輔成、陳敬第等發起組織立憲國民社，以推動浙江省 的立憲運動。10月當選為浙江省諮議局副議長。同時，沈鈞儒參加了江蘇省諮議局發起的國會請願代表談話會，三次進京請願速 開國會，均遭失敗。自此，他看出清廷的所謂預備立憲，隻不過 是一種騙局，決心轉向革命。
1911年辛亥革命時，曾與陳時夏一起擔任浙江起義的政治組 織方麵的設計準備工作。 1912年初，沈鈞儒當選為浙江省教育會副會長，浙江省臨時 議會議員。2月任浙江省教育司司長，任內，他整頓了省內學校， 對教育製度多所興革。年底，他辭去各種行政職務，膺選為國會 參議院浙江省候補議員。
1912年4月，沈鉤儒被選為統一共和黨參議，5月經褚輔成、 顧乃斌介紹加入中國同盟會，8月繼為國民黨黨員。約於此時，他參加了南社。
1913年他支持國會議員聯合彈劾袁世凱，並積極參與天壇憲法草案的起草。9月國民黨“二次革命”失敗。
1916年6月黎元洪出任大總統，沈鈞儒被派為浙江代表到北京共商國策。1917年3月任司法部秘書，並參加以張耀曾、李根 源為首的政學會。?月辭司法部秘書職南下。
1918年6月，廣州國會遞補沈鈞儒為正式議員，到廣州參加 參議院活動及參加製憲，1919年9、10月間，為破壞段祺瑞政府 的武力統一計劃，銜命赴閩潛入浙軍潘國綱部，使該部脫離北洋軍閥指揮，保持中立。1920年9月任護法軍政府總檢察廳檢察長。 10月離職回滬。
回滬後，研讀馬克思的《資本論》，並以寫作為生，著《家庭 新論》論述家庭問題及社會問題。1922年任《中華新報》主筆。同 年6月北上，任國會參議院秘書長。8月，當選為國會憲法起草委 員會委員。1923年6月，為反對曹錕賄選，堅辭秘書長職，赴滬， 與離京議員一起頻發通電和宣言，抨擊、揭露和聲討曹錕的違法 賄選。
1924年11月，沈鈞儒等國會拒賄議員聯合發表宣言成立國 會非常會議，企圖以此對抗臨時執政段棋瑞及其提出的善後會議， 以維護們臨時約法》。最終，無結果而散。
1926年9月，與褚輔成、沈恩孚、黃炎培等發起組織蘇浙皖 三省聯合會，反對軍閥孫傳芳等，迎接國民革命軍北伐。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時，與褚輔成同時被捕，險遭殺害。
1927年秋任上海法科大學(後改名上海法學院)教務長，他 堅持民主辦學，主張學術自由和自由結社，培養了不少法學專門 人才如著名法學家沙千裏、林亨元等。1933年創辦正行女子中學， 任董事長，1935年又親任校長。同時在上海從事律師工作，以敢 於主持正義不畏強豪而稱譽於律師界。1933年參加中國民權保障 同盟，任上海分會法律顧問委員會委員，後又當選為上海分會執 行委員。4月，為營救被捕的陳賡等人，與宋慶齡、蔡元培等7人當選為民權保障同盟營救政治犯委員會委員。
“九一八”事變發生，沈鈞儒義無反顧的投身到抗日救亡運動中去。“一．二八”戰事爆發，他更是全力以赴的支援十九路軍進 行淞滬抗戰。1935年12月他與上海文化界的一些愛國進步人士 馬相伯、鄒韜奮等發表《上海文化界救國運動宣言》，組織上海文 化界救國會，任執行委員。次年1月，擴大為上海各界救國聯合 會，任主席，5月31日聯合全國各界抗日力量組成全國各界救國 聯合會，任執行委員兼常務委員，負責組織工作。
1936年11月23日，沈鈞儒與章乃器、鄒韜奮、李公樸、史良、王造時、沙千裏被國民黨政府逮捕，為著名的“七君子”之 獄。為了抗日救國，沈鈞儒等置個人安危於度外，不屈不撓同反 動派進行鬥爭。“七七”抗戰後，國民黨當局迫於形勢於1937年 7月31日將“七君子”交保釋放。
1938年10月到重慶，自此，他便主要圍繞著堅持持久抗戰， 堅持國內團結，反對妥協投降；堅持民主，爭取人民的民主自由 權，反對獨裁；要求早日實施民主憲政等問題與國民黨政府進行 鬥爭。終為國民黨所不容，被排除在1942年7月公布的國民參政 會第三屆參政員名單之外。
1939年9月初與鄒韜奮、章乃器等在重慶發起成立統一建國 同誌會。1941年為調解國共衝突，統一建國同誌會改組為第三黨 性質的中國民主政團同盟。1944年9月中國民主政團同盟改組為 中國民主同盟，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常務委員。
1945年日本無條件投降，12月救國會根據形勢的變化決定改 稱為中國人民救國會，沈鈞儒當選主席。1946年1月任民盟參加 政治協商會議代表，和中共代表密切合作，爭取和平、團結、民 主、統一。
1947年10月27日國民黨政府宣布民盟為“非法組織”，沈鈞儒堅決反對妥協投降，在民盟總部被迫宣布自行解散後，於11月 26日秘密離滬赴港，與章伯鈞、周新民等於1948年1月領導召開 民盟一屆三中全會，批判了中間路線，恢複領導機構，重新確定 民盟的路線和政策。全會決定沈鈞儒與章伯鈞以中常委名義領導 全盟工作。同年5月代表民盟及人救會響應中共中央關於召開新 政治協商會議的號召，並秘密離開香港，於9月29日抵達哈爾濱。 與中共中央代表就有關新政協的性質、任務等進行協商，形成了 決議。1949年2月到北平，任民盟出席新政協代表和新政治協商 會議籌備會常務委員會副主任，在9月21日召開的中國人民政治 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上，當選為政協全國委員會委員和中央 人民政府委員。
中共建國後，任中央人民政府最高法院院長，為建國初期建立人 民的法製體係，鞏固人民民主專政，做出了很大貢獻。
建國以來，曆任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二、三屆全國委員會副主席；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二屆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1949年12月在民盟一屆五中全會上當選為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員。1953年當選為民盟中央第一副主席，1955年張瀾主席逝世，沈鈞儒任代理主席。次年，當選為民盟中央主席，直至去世。
著有《製憲必攜》、《憲法要覽》、《普及政法教育》等。
1963年6月11日，沈 鈞儒在北京與世長辭，享年88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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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鈞儒之女沈譜口述：《父親的一生》
經曆“四.一二”
父親的一生是和共產黨緊緊聯係在一起的。他和中國共產黨的第一次接觸，是在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1927年初，父親參加了浙江省臨時政務委員會，最後到杭州成立了臨時省政府，這也是國共合作的產物。父親當時是省政務委員會的秘書長，在政策方麵，父親總是和共產黨的委員（比如宣中華等人）事前交換意見、密切協商，然後再按照國民黨規定的綱領辦事，合作得非常融洽。
當時國民黨內部左右兩派的鬥爭非常激烈。到了三月底，張靜江得到蔣介石的命令到杭州和國民黨右派策劃反共。4月10日，杭州的公安局長在上海領取了蔣介石清黨的密令，回到杭州深夜就開始宣布戒嚴了。11日上午開始大搜捕，省政府被暴力解散。宣中華一度隱蔽起來，4月14日，他秘密趕往上海，在途中被捕，在經過殘暴的審問之後，遭到了殺害。父親當時也被拘留起來，因為國民黨右派在宣中華的遺物中發現宣稱父親為“真左派”。
父親被拘留了七天，到了4月21日早晨，他被押送到南京。蔣介石本來是想把父親押送到南京之後就槍斃的。但是為什麽父親沒有被槍斃而且還恢複了自由呢？這是因為父親過去的一個學生馬文車恰好在蔣介石的總司令部擔任秘書處的處長。他看到要槍斃父親他們的文件之後，私自給壓了下去，並積極進行活動營救父親。另外，蔣介石的老師莊崧甫當時是浙江省的行政委員，他找到蔣介石，說像沈鈞儒這樣享有很高社會威望的人，如果處決掉會對蔣很不利。所以蔣介石隻好把父親釋放了。
年紀最大的七君子之一1936年11月23日淩晨2時左右，在上海的父親忽然在住所遭遇公共租界巡捕房的逮捕，後來知道王造時、章乃器、鄒韜奮、李公樸、史良、沙千裏等六個人也一起被捕。這就是著名的七君子被捕事件。被捕的當天下午，父親等人在法庭上義正辭嚴、據理力爭，到晚上8點左右，七個人就都陸陸續續地獲得了保釋。但是沒過幾個小時，法庭再次下了拘票。父親到家沒有多久，就又被帶走了。
在囚禁的過程中，父親與其他五位先生的飲食都是在一間屋子裏。父親跟他們提出：六個人是一個人，要有“一致的主張和行動”。經過商量，他們商議出三項原則：關於團體（指救國會）的事，應由團體解決；關於六個人共同的事，應由六個人共同決議解決；關於個人的事，應由個人自己負責。他們還商量好：如果當局把六個人分開羈押，那麽大家就一致用絕食來抵抗。其他五位考慮到父親年紀比較大，表示他可以不參加絕食，但是父親卻是怎麽都不肯。
父親他們被捕前期，國民黨為了阻止他們和外界聯係，規定18歲以上的人不允許探監。小孩子不在他們阻止的範圍之內，當時鄒韜奮、章乃器、李公樸三家的孩子都在10歲左右，我哥哥的年齡跟他們幾個也不相上下，都曾經到監獄裏給大人們送信或者取信出來。
七君子事件經曆了很多周折，在社會各界的積極營救之下，父親他們終於在1937年7月31日走出了監獄。
直接接觸共產黨
七君子事件之後，我開始照顧父親的生活並且協助他的工作。當時全國抗日戰爭已經開始，父親先是到了上海，後來又到達南京，參與國共合作的活動。父親到達南京之後，蔣介石單獨找到父親，要求他解散救國會，但是父親堅決不同意，彼此相持不下。
1937年8月，父親和共產黨開始有直接的接觸。當時葉劍英曾經托別人交給父親一個被國民黨在押的地下黨員的名單，讓他以救國會的名義進行營救。從那以後，父親根共產黨方麵的聯係就一直沒有斷過。後來更是積極配合共產黨的活動。
他跟周總理的聯係更多一些，尤其是11月份他到了重慶之後。在重慶，父親住的那個地方叫梁莊，住在他對麵的是一個黨員叫王炳南，王炳南經常跟總理聯係，父親跟他住在對麵，自然也就能知道很多信息。父親自己也經常去找總理，常常跟他一起去的，還有董老，董必武。
到了1939年，局勢開始變得複雜了。雖然還在談國共合作，但是國民黨在召開的五屆五中全會上確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政策，並且還設置了防共委員會。這些事件直接導致了後來的“皖南事變”。這一期間，父親和他的朋友們根據周總理的建議，把救國會發展成為一個政黨性的團體，進行了大量“重建救國會”的工作。後來1941年國民黨召開第二屆國民參政會第一次會議，共產黨拒不出席，父親以及救國會也就沒有參加。
民主人士的左派旗幟
新中國建立之後，父親擔任了最高人民法院的院長，主動解散了救國會。後來總理得知救國會被解散，感到非常可惜，認為應該保留下來。在那個時期，他曾經提過一個意見，說共產黨對民主人士太優待了。他當時住的房子很寬敞，很漂亮，還有一個警衛排。但是那時候他跟毛主席的直接接觸並不是很多。
在日常生活中，他每天都去打打太極拳，借此來鍛煉身體，另外他還很喜歡打乒乓球。對於時事，父親非常關心，對於當時的書報閱讀得非常認真，在他的書桌上，擺滿了主席的著作。
1957年，一些曾經跟他在一起奮鬥過的同誌和戰友，如他的秘書李庚、民盟的葉篤義，都被宣布為右派。他感到很不理解，思想上很矛盾，也很痛苦。因為他對毛主席崇拜得太厲害了，都到了迷信的程度。他覺得毛主席怎麽會搞出反右的活動呢。他的這些思想，隻是偶爾跟他的好朋友胡愈之有一些交流。但是對於黨當時的種種政策，他還是竭盡全力地去服從。
1963年1月2日，是父親的88歲大壽，那一年的元旦，周總理以全國政協的名義，在北京政協禮堂舉行宴會，招待北京70歲以上的全國政協委員、全國人大代表以及各民主黨派的中央負責人等老人，為父親祝壽，同時也算是給各位老人集體祝壽。在祝壽會上，總理說父親是“民主人士的左派旗幟”，這是對他一生恰當的評價。(采寫：本報記者陳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