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1月19日 - 鄧小平發表南巡講話
鄧小平在珠海特區觀看市政建設
1992年1月18日至2月23日，鄧小平南巡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發表了重要講話
鄧小平在1月19日講話時強調，改革開放的膽子要大一些，敢於試驗，看準了的，就大膽地試，大膽地闖。他說，沒有一點闖的精神，沒有一點“冒”的精神，沒有一股氣呀，勁呀，就走不出一條好路，一條新路，就幹不出新事業。恐怕再有30年的時間，我們才會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製度，在這個製度下的方針、政策，也將更加定型化。他說，改革開放邁不開步子，不敢闖，說到底就是怕資本主義的東西多了，走了資本主義道路。要害是姓“資”還是姓“社”的問題。判斷的標準，應該主要看是否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於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鄧小平說，有的人認為，多一分外資，就多一分資本主義，“三資”企業多了，就是資本主義的東西多了，就是發展了資本主義，這些人連基本常識都沒。鄧小平明確提出，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計劃經濟不等於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於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
鄧小平還說，我國的經濟發展，總要力爭隔幾年上一個台階，當然不是鼓勵不切實際的高速度，還是要紮紮實實，講求效益，穩步協調地發展。比如廣東，要上幾個台階，力爭用20年的時間趕上亞洲“四小龍”。江蘇、上海等地也可以發展更快一點。鄧小平進而指出，經濟發展得快一點，必須依靠科技和教育。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要提倡科學，靠科學才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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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鄧小平南巡講話全文：
《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談話要點》
１９９２年１月１８日至２月２１日
鄧小平
（一）
１９８４年我來過廣東。當時，農村改革搞了幾年，城市改革剛開始，經濟特區才起步。八年過去了，這次來看，深圳、珠海特區和其他一些地方，發展得這麽快，我沒有想到。看了以後，信心增加了。
革命是解放生產力，改革也是解放生產力，推翻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反動統治，使中國人民的生產力獲得解放，這是革命，所以革命是解放生產力。社會主義基本製度確立以後，還要從根本上改變束縛生產力發展的經濟體製，建立起充滿生機和活力的社會主義經濟體製，促進生產力的發展，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產力。過去，隻講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發展生產力，沒有講還要通過改革解放生
產力，不完全。應該把解放生產力和發展生產力兩個講全了。
要堅持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關鍵是堅持“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不堅持社會主義，不改革開放，不發展經濟，不改善人民生活，隻能是死路一條。基本路線要管一百年，動搖不得。隻有堅持這條路線，人民才會相信你，擁護你，誰要改變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老百姓不答應，誰就會被打倒。這一點，我講過幾次。如果沒有改革開放的成果，“六四”這個關我們闖不過，闖不過就亂，亂就打內戰，“文化大革命”就是內戰。為什麽“六四”以後我們的國家能夠很穩定？就是因為我們搞了改革開放，促進了經濟發展，人民生活得到了改善。所以，軍隊、國家政權，都要維護這條道路、這個製度、這些政策。
在這短短的十幾年內，我們國家發展得這麽快，使人民高興，世界矚目，這就足以證明三中全會以來路線、方針、政策的正確性，誰想變也變不了。說過去說過來，就是一句話，堅持這個路線、方針、政策不變。改革開放以來，我們立的章程並不少，而且是全方位的。經濟、政治、科技、教育、文化、軍事、外交等各個方麵都有明確的方針和政策，而且有準確的表述語言。這次十三屆八中全會開得好，肯定農村家庭
聯產承包責任製不變。一變就人心不安，人們就會說中央的政策變了。農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了個“傻子瓜子”問題。
當時許多人不舒服，說他賺了一百萬，主張動他。我說不能動，一動人們就會說政策變了，得不償失。象這一類的問題還有不少，如果處理不當，就很容易動搖我們的方針，影響改革的全局。城鄉改革的基本政策，一定要長期保持穩定。當然，隨著實踐的發展，該完善的完善，該修補的修補，但總的要堅定不移。即使沒有新的主意也可以，就是不要變，不要使人們感到政策變了。有了這一條，中國就大有希望。
（二）
改革開放膽子要大一些，敢於試驗，不能像小腳女人一 樣。看準了的，就大膽地試，大膽地闖。深圳的重要經驗就是敢闖。沒有一點闖的精神，沒有一點“冒”的精神，沒有一股氣呀、勁呀，就走不出一條好路，走不出一條新路，就幹不出新的事業。不冒點風險，辦什麽事情都有百分之百的把握，萬無一失，誰敢說這樣的話？一開始就自以為是，認為百分之百正確，沒那麽回事，我就從來沒有那麽認為。每年領導層都要總結經驗，對的就堅持，不對的趕快改，新問題出來抓緊解決。恐怕再有３０年的時間，我們才會在各方麵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製度。在這個製度下的方針、政策，也將更加定型化。現在建設中國式的社會主義，經驗一天比一天豐富。經驗很多，從各省的報刊材料看，都有自己的特色。這樣好嘛，就是要有創造性。
改革開放邁不開步子，不敢闖，說來說去就是怕資本主義的東西多了，走了資本主義道路。要害是姓“資”還是姓“社”的問題。判斷的標準，應該主要看是否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於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對辦特區，從一開始就有不同意見，擔心是不是搞資本主義。深圳的建設成就，明確回答了那些有這樣那樣擔心的人。特區姓“社”不姓“資”。
從深圳的情況看，公有製是主體，外商投資隻占四分之一，就是外資部分，我們還可以從稅收、勞務等方麵得到益處嘛！多搞點“三資”企業，不要怕。隻要我們頭腦清醒，就不怕。我們有優勢，有國營大中型企業，有鄉鎮企業，更重要的是政權在我們手裏。有的人認為，多一分外資，就多一分資本主義，“三資”企業多了，就是資本主義的東西多了，就是發展了資本主義，這些人連基本常識都沒有。我國現階段的“三資”企業，按照現行的法規政策，外商總是要賺一 些錢。但是，國家還要拿回稅收，工人還要拿回工資，我們還可以學習技術和管理，還可以得到信息、打開市常因此，“三資”企業受到我國整個政治、經濟條件的製約，是社會主義經濟的有益補充，歸根到底是有利於社會主義的。
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計劃經濟不等於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於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就是要對大家講這個道理。證券、股市，這些東西究竟好不好，有沒有危險，是不是資本主義獨有的東西，社會主義能不能用？
允許看，但要堅決地試。看對了，搞一兩年對了，放開；錯了，糾正，關了就是了。關，也可以快關，也可以慢關，也可以留一點尾巴。怕什麽，堅持這種態度就不要緊，就不會犯大錯誤。總之，社會主義要贏得與資本主義相比較的優勢，就必須大膽吸收和借鑒人類社會創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鑒當今世界各國包括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一切反映現代社會化生產規律的先進經營方式、管理方法。
走社會主義道路，就是要逐步實現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構想是這樣提出的：一部分地區有條件先發展起來，一部分地區發展慢點，先發展起來的地區帶動後發展的地區，最終達到共同富裕。如果富的愈來愈富，窮的愈來愈窮，兩極分化就會產生，而社會主義製度就應該而且能夠避免兩極分化。解決的辦法之一，就是先富起來的地區多交點利稅，支持貧困地區的發展。當然，太早這樣辦也不行，現在不能削弱發達地區的活力，也不能鼓勵吃“大鍋飯”。什麽時候突出地提出和解決這個問題，在什麽基礎上提出和解決這個問題，要研究。可以設想，在本世紀末達到小康水平的時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決這個問題。到那個時候，發達地區要繼續發展，並通過多交利稅和技術轉讓等方式大力支持不發達地區。不發達地區又大都是擁有豐富資源的地區，發展潛力是很大的。總之，就全國範圍來說，我們一定能夠逐步順利解決沿海同內地貧富差距的問題。
對改革開放，一開始就有不同意見，這是正常的。不隻是經濟特區問題，更大的問題是農村改革，搞農村家庭聯產承包，廢除人民公社製度。開始的時候隻有三分之一的省幹起來，第二年超過三分之二，第三年才差不多全部跟上，這是就全國範圍講的，開始搞並不踴躍呀，好多人在看。我們的政策就是允許看。允許看，比強製好得多。我們推行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不搞強迫，不搞運動，願意幹就幹，
幹多少是多少，這樣慢慢就跟上來了。不搞爭論，是我的一個發明。不爭論，是為了爭取時間幹。一爭論就複雜了，把時間都爭掉了，什麽也幹不成，不爭論，大膽地試，大膽地闖。農村改革是如此，城市改革也應如此。
現在，有右的東西影響我們，也有“左”的東西影響我們，但根深蒂固的還是“左”的東西。有些理論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嚇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左”帶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東西在我們黨的曆史上可怕呀！一個好好的東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會主義，“左”也可以葬送社會主義。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右的東西有，動亂就是右的！“左”的東西也有。把改革開放說成是引進和發展資本主義，認為和平演變的主要危險來自經濟領域，這些就是“左”。我們必須保持清醒的頭腦，這樣就不會犯大錯誤，出現問題也容易糾正和改正。
（三）
抓住時機，發展自己，關鍵是發展經濟。現在，周邊一 些國家和地區經濟發展比我們快，如果我們不發展或發展得太慢，老百姓一比較就有問題了。所以，能發展就不要阻擋，有條件的地方要盡可能搞快點，隻要是講效益，講質量，搞外向型經濟，就沒有什麽可以擔心的。低速度就等於停步，甚至等於後退。要抓機會，現在就是好機會。我就擔心喪失機會。不抓呀，看到的機會就丟掉了，時間一晃就過去了。
我國的經濟發展，總要力爭隔幾年上一個台階。當然，不是鼓勵不切實際的高速度，還是要紮紮實實，講求效益，穩步協調地發展。比如廣東，要上幾個台階，力爭用２０年的時間趕上亞洲“四小龍”。比如江蘇等發展比較好的地區，就應該比全國平均速度快。又比如上海，目前完全有條件搞得更快一點。上海在人才、技術和管理方麵都有明顯的優勢，輻射麵寬。回過頭看，我的一個大失誤就是搞四個經濟特區時沒有加上上海。要不然，現在長江三角洲，整個長江流域，乃至全國改革開放的局麵，都會不一樣。
從我們自己這些年的經驗來看，經濟發展隔幾年上一個台階，是能夠辦得到的。我們真正幹起來是１９８０年。８１、８２、８３這三年，改革主要在農村進行。８４年重點轉入城市改革。
經濟發展比較快的是８４年至８８年。這５年，首先是農村改革帶來許多新的變化，農作物大幅度增產，農民收入大幅度增加，鄉鎮企業異軍突起。廣大農民購買力增加了，不僅蓋了大批新房子，而且自行車、縫紉機、收音機、手表“四大件”和一些高檔消費品進入普通農民家庭。農副產品的增加，農村市場的擴大，農村剩餘勞動力的轉移，又強有力地推動了工業的發展。這五年，共創造工業總產值６萬多億元，平均每年增長２１．７％。吃、穿、注行、用等各方麵的工業品，包括彩電、冰箱、洗衣機，都大幅度增長。鋼材、水泥等生產資料也大幅度增長。農業和工業，農村和城市，就是這樣相互影響、相互促進。這是一個非常生動、非常有說服力的發展過程。可以說，這個期間我國財富有了巨額增加，整個國民經濟上了一個新的台階。８９年開始治理整頓。治理整頓，我是讚成的，而且確實需要。經濟“過熱”，確實帶來一些問題。比如，票子發得多了一點，物價波動大了一點，重複建設比較嚴重，造成了一些浪費。但是，怎樣全麵地來看那五 年的加速發展？那五年的加速發展，也可以稱作一種飛躍，但與“大躍進”不同，沒有傷害整個發展的機體、機製。那五年的加速發展功勞不小，這是我的評價。治理整頓有成績，但評價功勞，隻算穩的功勞，還是那五年加速發展也算一功？或者至少算是一方麵的功？如果不是那幾年跳躍一下，整個經濟上了一個台階，後來三年治理整頓不可能順利進行。看起來我們的發展，總是要在某一個階段，抓住時機，加速搞幾年，發現問題及時加以治理，爾後繼續前進。從根本上說，手頭東西多了，我們在處理各種矛盾和問題時就立於主動地位。
對於我們這樣發展中的大國來說，經濟要發展得快一點，不可能總是那麽平平靜靜、穩穩當當。要注意經濟穩定、協調地發展，但穩定和協調也是相對的，不是絕對的。發展才是硬道理。這個問題要搞清楚。如果分析不當，造成誤解，就會變得謹小慎微，不敢解放思想，不敢放開手腳，結果是喪失時機，猶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
從國際經驗來看，一些國家在發展過程中，都曾經有過高速發展時期，或若幹高速發展階段。日本、南朝鮮、東南亞一些國家和地區，就是如此。現在，我們國內條件具備，國際環境有利，再加上發揮社會主義製度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勢，在今後的現代化建設長過程中，出現若幹個發展速度比較快、效益比較好的階段，是必要的，也是能夠辦到的，我們就是要有這個雄心壯誌！
經濟發展得快一點，必須依靠科技和教育。我說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近一二十年來，世界科學技術發展得多快啊！高科技領域的一個突破，帶動一批產業的發展。我們自己這幾年，離開科學技術能增長得這麽快嗎？要提倡科學，靠科學才有希望。近十幾年來我國科技進步不小，希望在九十 年代，進步得更快。每一行都樹立一個明確的戰略目標，一 定要打贏。高科技領域，中國也要在世界占有一席之地，我是個外行，但我要感謝科技工作者為國家作出的貢獻和爭得的榮譽。大家要記住那個年代，錢學森，李四光、錢三強那一批老科學家，在那麽困難的條件下，把兩彈一星和好多高科技搞起來。應該說，現在的科學家更幸福，因此對他們的要求會更多。我說過，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老科學家、中年科學家很重要，青年科學家也很重要。希望所有出國學習的人回來。不管他們過去的政治態度怎麽樣，都可以回來，回來後妥善安排。這個政策不能變。告訴他們，要做出貢獻，還是回國好。希望大家通力合作，為加快發展我國科技和教育事業多做實事。搞科技，越高越好，越新越好，越高越新，我們也就越高興。不隻我們高興，人民高興，國家高興。對我們的國家要愛，要讓我們的國家發達起來。
（四）
要堅持兩手抓，一手抓改革開放，一手抓打擊各種犯罪活動。這兩隻手都要硬。打擊各種犯罪活動，掃除各種醜惡現象，手軟不得。廣東二十年趕上亞洲“四小龍”，不僅經濟要上去，社會秩序、社會風氣也要搞好，兩個文明建設都要超過他們，這才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新加坡的社會秩序算是好的，他們管得嚴，我們應當借鑒他們的經驗，而且比他們管得更好。開放以後，一些腐朽的東西也跟著進來了，中國的一些地方也出現了醜惡的現象，如吸毒、嫖娼、經濟犯罪等。要注意很好地抓，堅決取締和打擊，決不能任其發展。新中國成立以後，隻花了三年時間，這些東西就一掃而光。吸鴉片煙、吃白麵，世界上誰能消滅得了？國民黨辦不到。資本主義辦不到，事實證明，共產黨能夠消滅醜惡的東西。在整個改革開放過程中都要反對腐敗。對幹部和共產黨員來說，廉政建設要作為大事來抓。還是要靠法製，搞法製靠得住些。總之，隻要我們的生產力發展，保持一定的經濟增長速度，堅持兩手抓，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就可以搞上去。
在整個改革開放的過程中，必須始終注意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十二屆六中全會我提出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還要搞二 十年，現在看起來還不隻二十年。資產階級自由化泛濫，後果極其嚴重。特區搞建設，花了十幾年時間才有這個樣子，垮起來可是一夜之間啊，垮起來容易，建設就很難。在苗頭出現時不注意，就會出事。
依靠無產階級專政保衛社會主義製度，這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基本觀點。馬克思說過，階級鬥爭學說不是他的發明，真正的發明是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曆史經驗證明，剛剛掌握政權的新興階級，一般來說，總是弱於敵對階級的力量，因此要用專政的手段來鞏固政權。對人民實行民主，對敵人實行專政，這就是人民民主專政。運用人民民主專政的力量，鞏固人民的政權，是正義的事情，沒有什麽輸理的地方。我們搞社會主義才幾十年，還處在初級階段。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製度，還需要一個很長的曆史階段，需要我們幾代人、十幾代人，甚至幾十代人堅持不懈地努力奮鬥，決不能掉以輕心。
（五）
正確的政治路線要靠正確的組織路線來保證。中國的事情能不能辦好，社會主義和改革開發能不能堅持，經濟能不能快一點發展起來，國家能不能長治久安，從一定意義上說，關鍵在人。
帝國主義搞和平演變，把希望寄托在我們以後的幾代人身上。江澤民同誌他們這一代可以算是第三代，還有第四代、第五代。我們這些老一輩的人在，有分量，敵對勢力知道變不了。但我們這些老人嗚呼哀哉後，誰來保險？所以，要把我們的軍隊教育好，把我們的專政機構教育好，把共產黨員教育好，把人民和青年教育好。中國要出問題，還是出在共產黨內部。對這個問題要清醒，要注意培養人，要按照“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的標準，選拔德才兼備的人進班子。我們說黨的基本路線要管一百年，要長治久安，就要靠這一條。真正關係到大局的是這個事。這是眼前的一個問題，並不是已經順利解決了，希望解決得好。“文化大革命”結束，我出來後，就注意這個問題。我們發現靠我們這老一代解決不了長治久安的問題，於是我們推薦別的人，真正要找第三代。但是沒有解決問題，兩個人都失敗了，而且不是在經濟上出現問題，都是在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問題上栽跟頭。這就不能讓了。我在８９年５月底還說過，現在就是要選人民公認是堅持改革開放路線並有政績的人，大膽地放進新的領導機構裏，使人民感到我們真心誠意搞改革開放。
人民，是看實踐。人民一看，還是社會主義好，還是改革開放好，我們的事業就會萬古長青！
要進一步找年輕人進班子。現在中央這個班子年齡還是大了點，６０過一點的就算年輕的了。這些人過１０年還可以，再過２０年，就８０多歲了，像我今天這樣聊聊天還可以，做工作精力就不夠了。現在中央的班子幹得不錯嘛！問題當然還有很多，什麽時候問題都不會少。我們這些老人關鍵是不管事，讓新上來的人放手幹，看著現在的同誌成熟起來。老年人自覺讓位，在旁邊可以幫助一下，但不要作障礙人的事。
對於辦得不妥當的事，也要好心好意地幫，要注意下一代接班人的培養。我堅持退下來，就是不要在老年的時候犯錯誤。
老年人有長處，但也有很大的弱點，老年人容易固執，因此老年人也要有點自覺性。越老越不要最後犯錯誤，越老越要謙虛一點。現在還要繼續選人，選更年輕的同誌，幫助培養。
不要迷信。我二十幾歲就做大官了，不比你們現在懂得多，不是也照樣幹？要選人，人選好了，幫助培養，讓更多的年輕人成長起來。他們成長起來，我們就放心了，現在還不放心啊！說到底，關鍵是我們共產黨內部要搞好，不出事，就可以放心睡大覺。十一屆三中全會確立的這條中國的發展路線，是否能夠堅持得住，要靠大家努力，特別是要教育後代。
現在有一個問題，就是形式主義多。電視一打開，盡是會議。會議多，文章太長，講話也太長，而且內容重複，新的語言並不很多。重複的話要講，但要精簡。形式主義也是官僚主義。要騰出時間來多辦實事，多做少說。毛主席不開長會，文章短而精，講話也很精練。周總理四屆人大的報告，毛主席指定我負責起草，要求不得超過５０００字，我完成了任務。５０００字，不是也很管用嗎？我建議抓一下這個問題。
學馬列要精，要管用的。長篇的東西是少數搞專業的人讀的，群眾怎麽讀？要求都讀大本子，那是形式主義的，辦不到。我的入門老師是《共產黨宣言》和《共產主義ＡＢＣ》。
最近，有的外國人議論，馬克思主義是打不倒的。打不倒，並不是因為大本子多，而是因為馬克思主義的真理顛撲不破。實事求是是馬克思主義的精髓。要提倡這個，不要提倡本本。我們改革開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實踐，靠實事求是。
農村搞家庭聯產承包，這個發明權是農民的。農村改革中的好多東西，都是基層創造出來，我們把它拿來加工提高作為全國的指導。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我讀的書並不多，就是一條，相信毛主席講的實事求是。過去我們打仗靠這個，現在搞建設、搞改革也靠這個。我們講了一輩子馬克思主義，其實馬克思主義並不玄奧。馬克思主義是很樸實的東西，很樸實的道理。
（六）
我堅信，世界上讚成馬克思主義的人會多起來的，因為馬克思主義是科學。它運用曆史唯物主義揭示了人類社會發展的規律。封建社會代替奴隸社會，資本主義代替封建主義，社會主義經曆一個長過程發展後必然代替資本主義。這是社會曆史發展不可逆轉的總趨勢，但道路是曲折的。資本主義代替封建主義的幾百年間，發生過多少次王朝複辟？所以，從一定意義上說，某種暫時複辟也是難以完全避免的規律性現象。一些國家出現嚴重曲折，社會主義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經受鍛煉，從中吸收教訓，將促使社會主義向著更加健康的方向發展。因此，不要驚慌失措，不要認為馬克思主義就消失了，沒用了，失敗了。哪有這回事！
世界和平與發展這兩大問題，至今一個也沒有解決。社會主義中國應該用實踐向世界表明，中國反對霸權主義、強權政治，永不稱霸。中國是維護世界和平的堅定力量。
我們要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上繼續前進。
資本主義發展幾百年了，我們幹社會主義才多長時間！何況我們自己還耽誤了２０年。如果從建國起，用１００年時間把我國建設成中等水平的發達國家，那就很了不起！從現在起到下世紀中葉，將是很要緊的時期，我們要埋頭苦幹。我們肩膀上的擔子重，責任大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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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潤南：《從鄧小平南巡看時局的變化》
最近，鄧小平巡視南方，發表了一係列號召改革開放的言論，引起了海內外的關注，在民運隊伍內部也引發了不少討論，甚至引起某些幻想。究竟應該怎樣看待鄧小平南巡的意義，可以說直接關係到民運組織下一步的戰略策略。我想就此談幾點看法。
鄧南巡的背景分析
鄧小平此次南巡無疑是“六四”之後一次較大的政治動作。他之所以選擇此時出訪，其背景可以從兩方麵看。
其一，蘇聯共產主義製度的覆滅給了他兩個強烈的信號：一是傳統教條式的社會主義確實已經徹底失敗，固守教條，隻能亡黨亡國；二是中國之所以沒有走到蘇聯這一步，十年改革起了決定性的作用。這兩點都為鄧推行他自己的路線提供了理由。
其二，黨內左派勢力逐漸坐大，已經對鄧的路線形成強烈的幹擾。本來，“六四”之前，黨內左派勢力已經逐漸失勢，但“六四”屠殺，鄧小平本人授人以柄，反改革派趁機以“六四”為象征，指責改革開放帶來共產黨統治的危機。鄧在此時，也隻能牢牢控製軍隊，而把經濟、意識形態交給他人控製。可以說“六四”之後兩年多的時間裏，宣傳機器常常向鄧本人開火，直到去年底爭論改革開放的性質，姓資還是姓社，就是直接向鄧本人挑戰了。我們從北京得到的消息，說鄧年前曾經很不滿地說：“《人民日報》如果不讚成改革開放路線，那麽我到南方去搞，現在不是四人幫時代，誰也不能不讓我說話。”
應當指出，鄧當時的處境完全是由於他個人思想和行動上的矛盾所造成的。鄧小平是中共內部較少意識形態色彩，較注重實際的人物，他所主張的改革開放政策實際上就是為了挽救共產黨的危局，對社會力量，對國際大勢所做的某種順應。這種改革在某種程度上緩和了中國的社會矛盾，放鬆了對民間社會的控製，造就了社會力量活動的空間，這些都是中國社會健康發展所需要的。但是，由於鄧本人堅持政治上的專製主義，堅持共產黨一黨獨裁的地位，使他本人力主的改革不斷陷入前後矛盾、捉襟見肘的困境。直至“六四”屠殺，不但葬送了中國社會發展的大好機會，同時也極大地損害了他本人的曆史地位。
鄧小平當然希望能夠在他的有生之年能夠扳回一局。有了上麵所說的背景，他選擇年初南巡，其意圖就很清楚了。
鄧南巡的目的
鄧這次南巡，有幾個明確的目的。據悉，在去年年底的八中全會上，陳雲有一個發言，其中有一個讓鄧小平不得不注意的觀點。陳雲提出應當警惕南北經濟差距的加大會帶來政治上南北對峙的局麵。陳雲特別指出，要警惕南北朝。這次鄧小平南巡，報導上多偏重他大談加快改革開放的一麵，而實際上鄧還講了另外一麵，就是強調南方要為全國“做貢獻”，而且要求南北幹部交流。所謂“貢獻”，就是要錢，所謂“幹部交流”，就是削藩。這是鄧對陳雲意見所做的呼應。鄧要力保黨內不分裂，搞平衡就是必然的。
海外把鄧和陳簡單看作是各領一軍，對陣相峙的敵手，顯然是有失簡單和想當然的一麵。鄧回應陳的意見，也絕非不得已而為之。其實“一平二調”是中共統治的老方法了。當然，除了對陳雲意見的回應之外，鄧更主要是為十四大的人事安排吹風打氣。他要作出姿態，凡改革路線上的人物，今後前景都會看好。所以他幾次提到：“誰不搞改革開放，誰就得下台。”這句話其實是一語雙關。一方麵可以理解為鄧要讓保守派讓路，另一方麵也可以理解為他對共產黨前途的憂慮。他明白，共產黨再照教條主義的路走下去，非完蛋不可。鄧的目的能否達到，還得存疑。首先，一平二調的做法就必然受到南方幹部的暗中抵製。因為地方利益實際上就是地方幹部的個人利益，在黨紀鬆弛，人心思利的情況下，中央號召很難獲得實效。
海外民運人士應該冷靜
無疑，鄧再次高唱改革高調，支持南方再次加快改革步伐，這是有積極意義的事情。不要忘記，南方正是民營經濟發展最蓬勃的地方，也是共產黨政治控製最鬆的地方。這些省份的發展對整個中國大陸都會有相當的示範作用。南方早已走上“和平演變”的不歸路。它的進一步發展，當然對中國的民主化非常有益。但是中國有無可能走上一條漸進的民主改革之道，從鄧目前的思路，還看不出這種前景。實際上，鄧小平的基本思路仍無根本變化，也就是說，他基本上還是一個極少意識形態色彩的共產黨人，他強調經濟上改革，政治上控製的政策與十年前相比並無變化。因此，幻想奇跡是不必要的。不要忘記，就在鄧小平南巡的同時，北京當局就無理逮捕鮑彤，非法審判七名持不同政見者。鄧的胡蘿卜加大棒的政策和民主理念毫不相幹。海外堅持為中國民主化理念奮鬥的朋友們應當清楚地認識到這一點。
要想真正使中國走向健康的發展之路，“六四”這個死結是繞不過去的。鄧本人在世時解開這個結比身後讓別人解要好得多。鄧是有機會的，就看他有沒有勇氣承擔責任。以下幾條是非做不可的：
(1)立即釋放全部政治犯，不僅要釋放那些至今未審判的，如吳稼祥等人，也要釋放已被無理審判和逮捕的，如王軍濤、陳子明、鮑彤、王丹、王希哲、徐文立等人；
(2)重新妥善處理因六四受牽連的各方麵人士，解決他們的工作、居住、醫療問題；
(3)慰問死難者家屬，撫恤死難者家庭，建立六四死傷撫恤基金，切實保證死難者家屬和受傷致殘者的福利待遇；
(4)撤銷通緝令，讓流亡人士自由出入國境；
(5)組成專門委員會，著手調查六四真相，並將調查報告在適當時候昭示天下。
這些問題可以分階段逐步解決，但宜快不宜拖。這些問題解決了，則應進一步確立政治改革的時間表，開放報禁黨禁，實行自由選舉，修憲立憲，使中國真正走上自由民主大道，成為世界文明民主國家的一員。鄧應有勇氣象蔣經國先生一樣，拋棄一黨私見，一己私利，為中華民族的長治久安奠定基礎。
目前國內的局勢正朝著有利於民主進展的方向發展。但我們應當冷靜，想一想那種一轟而上“鹹與維新”的局麵和堅守民主信念適時調整戰略策略的做法之間的區別。我們要在熱鬧中耐得住寂寞，紮實地、堅韌地推動中國民主化的進程。這是我們應該記住的。
（選自《中國之春》1992年4月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