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12月5日 - 百團大戰的真相

1940年12月5日 - 百團大戰的真相

從1940年8月至1940年12月5日，華北八路軍部隊（不含山東）乘青紗帳和雨季，對侵華日軍發起全麵進攻。是役，隨著戰鬥的展開，八路軍共投入105個團，總計超過20萬兵力，史稱百團大戰。

自1939年冬以來，日軍以鐵路、公路為支柱，對抗日根據地進行頻繁掃蕩，並企圖割斷太行、晉察冀等戰略區的聯係，推行所謂“以鐵路為柱，公路為鏈，碉堡為鎖”的“囚籠政策”。八路軍總部決定發動交通破擊戰，重點破襲正太鐵路和同蒲路北段，給日本華北方麵軍以有力打擊。在華北交通線中，正太鐵路占著十分重要的地位，它橫越太行山，是連接平漢、同蒲兩鐵路的紐帶，是日軍在華北的重要戰略運輸線之一。八路軍的進攻戰役首先在正太鐵路發起，因此開始稱為正太戰役。

中共統計的百團大戰戰果稱：在三個月又十五天的戰鬥中，斃傷日軍 兩萬零六百四十五人，偽軍五千五百五十五人，俘日軍二百八十一人，偽軍一萬八千四百人，拔除日據點二千九百三十三個，繳獲步馬槍五千四百餘支，輕重機槍二百餘挺及其它大量武器彈藥，破壞鐵路九百四十八裏，公路三千餘裏和橋梁、車站、隧道二百六十餘處，破壞煤礦五所……

上述中共自報的戰果，以及它的戰線之長、戰場之闊大，均足以說明，百團大戰決不可能是一場大型戰役或大型會戰。如果是，那它就一定是“人類曆史上空前範圍的大型戰役或會戰”了。另外，它雖然“戰果輝煌”，但至今沒有傷亡數字的事實，和它在如此之大的戰役中，竟沒有一個中、高級軍官傷亡的事實，都隻能說明它的真實性是需要考慮的。與國民黨軍隊在二十二次大型會戰和一千多次大型戰鬥中所犧牲的二百餘位將官相比，誠屬不能想象。共產國際駐延安代表彼得·弗拉基米若夫曾指出：“中共軍隊誇大戰果、以掩蓋準備內戰”。

百團大戰以後，由於日偽軍的殘酷“掃蕩”、“蠶食”和“治安強化運動”，國民黨頑固派發動的第二次反共高潮的影響和水、旱、蝗等自然災害，華北敵後抗戰進入嚴重困難時期。僅至1942年底，八路軍由40萬人減至34萬人，抗日根據地麵積縮小，人口由1億降到5000萬以下，幹部損失很多。從1943年起，八路軍總部和參加百團大戰的一些領導人，開始把華北敵後抗戰出現的一些困難與百團大戰的發動聯係起來，指出八路軍力量暴露和元氣受傷等一些問題。從總體上看，從1943年至1945年中共七大，從中共中央軍委到八路軍總部及各大戰略區的領導人，雖然也談到百團大戰的一些消極方麵的問題，甚至一度出現根本上否定百團大戰的問題，但仍是個別現象。

本來，毛澤東堅決不準對日寇打大仗、硬仗、運動戰，連平型關戰鬥那樣的“大戰”毛澤東都不準八路軍參戰，彭德懷才不敢擅自組織一場真正的戰役。因而，彭德懷隻能懷著軍人的榮譽心以組織一係列對日寇的小規模襲擊，也就完全是可能的。但是，近半個世紀以來，它卻遭到了毛澤東和中共一些領導人物以及中共某些黨史學家的一再批評甚至批判。彭為此而具有了曆史性的“反毛罪行”，文革中更因此而遭受過一再地批判和鬥爭，直至含冤而死。

“百團大戰”勝利的消息傳到蔣介石的耳朵裏時，國民黨方麵許多高級將領恍若夢中驚醒，無不驚呼：“共產黨在西北怎麽會有100多個團？再加上山東、冀南等地的遊擊武裝，其數量就更加驚人了！”為了讓全中國的民眾看到蔣政府的大度，蔣例行性地給延安中共中央發去了嘉獎電，另一方麵卻憂心忡忡地召集國民黨高級將領召開軍事會議，緊急部署“防共、反共”計劃。從此，“邊抗戰邊反共”成了蔣介石和國民黨中多數軍官的共識和一貫作為。可以說，整個8年抗戰期間，國共雙方不斷發生摩擦，共產黨方麵都伴隨著抗日與反國民黨“圍剿”雙重鬥爭。可以說，“百團大戰”的開展，在很大程度上直接或間接導致了國共摩擦的升級，給後來的“皖南事變”埋下了隱患。

1942年4月30日，在晉冀魯豫區和相關軍隊係統的座談會上，劉伯承作了《晉冀魯豫抗日民主根據地現狀的報告》，全麵、係統地總結了晉冀魯豫地區抗戰七年來的工作。它無可避免地提到了“百團大戰”問題。
      
劉伯承的報告肯定了成績，也毫不諱言地指出了缺點。他認為百團大戰前後，由於對“從內戰轉到抗日遊擊戰之舵掌握不緊，過分強調正規軍，犯了編並與放任地方武裝的錯誤”，一度影響了根據地的建設。同時，他還指出，百團大戰總的來講是一場打了勝仗的大戰役，但存在著不少戰略戰術上的錯誤，如敵眾我寡之下，沒有以弱示敵，過早暴露了我們的真實實力；沒有充分發揚正規戰與遊擊戰相結合的傳統優勢，有些倉促上陣的意味，為了片麵取得政治影響甚至矯枉過正。

劉伯承提出這些問題，並未針對彭德懷，他隻是對自己執掌的一二九師和晉冀魯豫根據地的工作作了自我批評。
      
曆來主張獨立自主地開展山地“遊擊戰”的毛澤東覺得劉伯承對百團大戰失誤的認知是準確和恰如其分的。以八路軍的實力來看，打一個這樣的大戰未免太過冒險，同時，至關重要的也是毛澤東一直憂慮的一點，是過早暴露實力會引來國民黨蔣介石的忌憚。此外，他對彭德懷在百團大戰上的臨機專斷是有不同看法的。隨即，毛澤東在整風運動中，把劉伯承的那份報告交與大家討論。
      
打了勝仗的彭德懷對此當然想不通，也完全沒有思想準備。後來，他還是就百團大戰的戰略戰術作了一些檢討和認識，中央對此也未有什麽異議。

至今仍有一些中共黨史專家在指責說：“這樣大的戰役行動，事先沒有報告中央，是背著中央擅自發動的。” 也有一些黨史專家們說：“這樣重大的戰役，還沒有得到中央正式批準就進行，從組織上講是有缺點和錯誤的。但說根本沒有請示，那也是不符合事實的。” 彭德懷本人在《自述》中說：“總部決定後，七月二十二日發出電報給各區，也報軍委”，“大概比預定時間早了十天，即在七月下旬開始的。故未得到軍委批準（這是不對的），就提早發起了戰鬥。” 顯然，在連彭德懷也沒有言論自由的時代，即便是他的《自述》所敘述的“事實”是否是事實，也仍然需要甄別，就不用說中共的那些黨史學們家了。然而，毛澤東，中共，以及他們的黨史學家們、紅衛兵們批判甚至鬥爭彭德懷的根本原因，雖是“反對毛主席”，理由卻如中共某些黨史專家們所指出的那樣：“百團大戰給我敵後帶來了嚴重的困難，造成了極為不利的影響。” 說穿了，無非是因為它暴露了中共已經得以擴張的軍事實力，從而給中共帶來了繼續實行假抗戰和真擴張的困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