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12月24日 - 平安夜沈崇事件
1946年12月24日，平安夜，北京大學先修班法文組女學生生沈崇往東長安街平安電影院看完電影的回家途中，在北平東單被美國海軍陸戰隊伍長威廉斯· 皮爾遜和下士普利乍得綁架到東單廣場強奸，被北平工人孟昭傑目睹，跑到北平警察局內七分局報案，主犯當場被逮獲。
翌日，北平亞光通訊社發表新聞：“本市訊：某大學某姓女生，年十九歲，昨晚九時，赴平安戲院看最後一場《民族至上》影片，散場時，忽見身後有美兵二人尾隨，迄行至東單操場，即對該女施以非禮，該女一人難敵四手，大呼救命，適有某行路人聞之，急至內七分區一段報告，由警士聞德俊電知中美警察憲兵聯絡處，派員赴肇事地點查看，美軍已逃去其一，當即將另一美兵帶走，某女生被奸後，送往警察醫院檢驗後，轉送警局辦理。”
沈崇出身福建名門，清代名臣沈葆楨之曾孫女，林則徐之外玄孫女，為世家之女、名門大家閨秀。事件傳出後，北平、天津、上海、南京、武漢、重慶等全國數十個大中城市學生，舉行示威遊行，抗議美軍暴行，要求美軍撤出中國。進而掀起“反政府”，“反饑餓”，“反內戰”的示威運動。
皮爾遜被美國在華軍事法庭判刑。但回美國後，經上訴，被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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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謝泳：《重說沈崇案》
１９４６年１２月２４日聖誕夜八時左右，北京大學先修班女生沈崇離開八麵槽她表姐的家，準備到平安影院去看電影。當她由王府井走到東長安街時，突然被兩個美國兵架住。這兩個人是美國海軍陸戰隊伍長威廉斯·皮爾遜和下士普利查德，他們把沈崇架到東單廣場，就在那裏，沈崇遭到皮爾遜強奸。沈崇拚命抗爭，大聲呼救，路過此地的工人孟昭傑發現後，兩次救助未成，便向國民黨北平警察局內七分局報告，當警察到出事地點查看時，普利查德已逃走，警察遂將皮爾遜和沈崇帶回警察局詢問。
當時北平民營亞光通訊社獲悉這一消息後，就在１２月２５日發出新聞，披露事情真象。北平市警察局局長湯永鹹曾給國民黨的中央社打電話，讓中央社通知各報不要刊登這一消息。中央社當即以警察局的名義給各報發了一個啟事，聲稱：“關於今日亞光社所發某大學女生被美兵酗酒奸汙稿，希望能予緩登。據謂此事已由警局與美方交涉，必有結果。事主方麵因顏麵關係，要求不予發表，以免該女生自殺心理更形加強。容有結果後，警察局當更發專稿。”⒈為了阻擋發表這一消息，湯永鹹還將亞光總編輯王柱宇和一些報社記者接到市警察局，叫他們具結，保證不發表此消息。可是，２６日北平《世界日報》《北平日報》《新生報》《經世日報》等幾家報紙，不顧國民黨中央社和警察局的阻擋，都刊登了亞光社的新聞。《新民報》還將國民黨中央社的有關電令編成一條新聞發表出來，把他們封鎖消息的行為也告訴了社會。這一消息引發了隨後全國各地學生的抗議美軍暴行的示威活動，這就是四十年代著名的沈崇事件。
一、沈崇案中的社會文化心理
沈崇事件發生在一個特殊的曆史時期，當時重慶談判已經破裂，內戰即將爆發，美軍駐華成為一個非常敏感的問題。對於抗戰以後的國民黨來說，此時已開始失去民心。常任俠在他１９３９年的日記中說：“至小石先生處，先生言劉成禺雲：中國若亡，是無地理；中國民族若亡，是無人理；中國國民政府若不亡，是無天理。其言近謔，頗含至理。”⒉ 從中可以看出當時人們對國民黨政府的評價。
沈崇事件恰好為國人，特別是大學生提供了一個表達對國民黨政府產生巨大反感的機會，加以另外一種政治勢力非常有意識地利用這一事件所帶給青年學生心理上的剌激，結果在很短的時間內，沈崇事件就引發了巨大的社會振蕩。半個多世紀以後，我們重新研究沈崇事件，一個最明顯的感受是知識分子在重大的曆史事件發生時，他們應當以怎樣的態度來判斷事件的真實性，以及此事件對國家利弊。在這一點上，四十年代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的選擇，給我們留下了許多曆史教訓。
沈崇事件的發生，除了另外一種政治勢力有意識地利用之外，這一事件本身所蘊含的社會文化心理，也是這一事件能夠在極短的時間內引發青年學生憤怒的主要原因。
在沈崇事件發生之前，美國在華駐軍引發的類似社會問題也不是沒有發生過，如著名的“臧大咬子事件”。１９４６年９月２２日晚上，在上海黃浦灘的一條路上，一個駐華美軍（也是海軍部的），把一個黃包車夫臧大咬子給打死了。按說這樣的事件應該比沈崇事件更令人發指，因為人命關天。但後來發生的一切，卻證明中國的青年學生在人命和貞潔方麵，後者更容易激起他們的憤怒，或者說後者更具備誘發他們憤怒的因素。至少在如下幾條原因中，沈崇事件是一個恰好的導火線。一、沈崇本人是北京大學的學生，也就是說，她的受害就是青年學生直接受害；中國人在判斷社會是非時有一種心理，就是他們總是關心與自己關係最近的事，遠處的事，他們通常都很冷漠。二、沈崇是一個女學生，還是一個富家子女。她的出身和四十年代多數青年大學生的出身背景相近。三、沈崇是被強奸的，在中國人的心理中，這是比人命還要大的事。四、沈崇是被外國人強奸的，這更讓當時的青年學生無法接受。可以設想，如果皮爾遜是直接拔槍打死了沈崇，而不是強奸，事情恐怕也沒有後來那樣嚴重。
像沈崇事件這樣的事，在海外駐軍當中是最容易發生的，近年來美國在日本衝繩的駐軍也時常發生強奸案，這是海外駐軍中常見的問題。但對四十年代的中國學生來說，雖然他們接受了很多西方文化，但在傳統上，他們還是很難擺脫中國人常有的思維。１９４７年１月１１日《密勒氏評論報》曾發表過一篇他記者所寫的文章《中國學生抗暴運動》。文章認為，典型的中國罵人的話是永遠和性關係相連的。比如說有“王八蛋”“混帳”，“小舅子”，“娘個操匕”“狗養的”，“丟那媽”等等之類，在英文裏所能找到的惟一的同類語是：“son of bitch”，“son of gun't”，“bloody bastard”，一般地這些在社交中都是使人蹙額或是甚至加以禁止的。中國人對於性關係上的失檢是認為極其嚴重的，而這些常常為外國人視為單純的“私事”而已。這是北平強奸案之所以為中國學生和知識分子所特別重視的一個理由；除此之外，還因為這個罹難者是中國第一流最高學府的一個有高等身份的女學生。進一步說，更重要的是這案的政治主義。在平時，這樣一個事件可能已經一聲不響地過去了，或者已經毫無困難地被掩飾過去，可是在今天這種情勢形下，當美國對華政策已經成了各方抨擊的對象，強烈的反美暗流已經存在多時，北平強奸案就必然使小事釀成大禍了。⒊在中國人看來，強奸是犯法而且是一種罪惡。就法律眼光來看這是一個最不可容忍的犯法行為，就道德觀點說這是一種卑鄙，同時也是最不可饒恕的罪惡。同時在許多情形中，舊式的中國人特別是重視其社會性遠超過其法律性。一個很有名的中國格言說：“萬惡淫為首，百善孝當先”，以誹謗加之於一個男人的女親的貞節或其個人的正直恐怕是你對一個自尊的中國人所能加的最大的侮辱。此點就是當年參加學生運動的人也不諱言，他們在事後的回憶中說：“不錯，那時我們提出了‘美軍退出中國’的要求，但多數同學對這要求的了解是因為隻有美軍退出中國，才可以不再發生類似沈崇的事件。若在當時強烈的指出美國政府與中國反動派發動的內戰有緣的關係，恐怕是不能為多數同學接受的。當時是感情多於理智，大家感到受了侮辱。因此我們得承認民族自尊心和貞操觀念是運動掀起的有力因素之一，雖然美軍在華侵犯中國主權，間接直接屠殺中國人民是這個運動最根本和最重要的原因，但在那時是潛伏的。能明顯如此自覺的並不多，那是遠沒有今夏‘反內戰反饑餓’運動中，大家所表現的高度的自覺和認識的深邃的。”⒋
二、沈崇案之謎
關於沈崇事件，當時無論是國民黨政府還是民間都認為，中共有意識地參預了這一事件。還有人認為，這一事件本身就是中共有意製造的。當時就有傳言說沈崇是延安派來的人等等。但在沒有確切證據的情況下，我們不能輕易下一個結論。還有一種說法是：“文化大革命後據中共黨內披露，原來沈崇事件完全是一宗政治陰謀，而美軍士兵強奸北大女生則根本為莫須有罪名。原來沈崇本人為中共地下黨員，她奉命色誘美軍，與他們交朋友，然後製造強奸事件以打擊美軍和國民黨政府，結果證明相當成功。——據悉沈崇在中共建政後改名換姓進入中共外文出版社工作，已婚，現大陸不少七、八十歲左右的文人名流都知道其人。另一說法是，改了名的沈崇在文革期間被紅衛兵批鬥時揭穿身份，她向紅衛兵承認，她並未遭美軍強奸，之所以這樣說是為了黨的事業。”⒌文革中還有傳言，說沈崇在山西五台山出家，並說有人曾見過等等。這些說法都沒有提出足夠的證據，所以它隻能幫助我們在分析沈崇案事多一種曆史視角，如此而已。雖然現在找不到沈崇案是由某一黨派故意製造的證據，但中共有意識地參預和利用了沈崇案，確是事實。
１９４６年１２月３１日，中共中央曾在給董必武、吳玉章、張暑時、葉劍英、方方、林平等人的一份名為《中央關於在各大城市組織群眾響應北平學生運動的指示》中說過：“（一）北平學生美兵強奸女生事，已造成有力的愛國運動，上海、天津聞亦將響應，希望在各大城市（平、津、京、滬、渝、昆、港、蓉、杭等）及海外華僑中發動遊行示威，並堅持下去。不能遊行的地方，亦可進行請願及組織後援會，一麵提出目前具體要求，如要求此案及以前曆次懸而未決的慘案徹底解決，要求美國兵犯罪由中國法庭按中國法律公開審判（如華僑在美犯罪一樣）等，一麵依據情況聯係到美軍全部撤離中國，反對美國幹涉內政，出賣軍火。進行借款，助長內戰，及廢除中美商約，抵製美貨等口號。在運動中要盡量推動一般中立分子出麵，造成最廣泛的陣容，並利用國民黨所宣布的元旦起實行憲法人權條文，采取理直氣壯的攻勢，使國民黨不敢壓迫，並達到暴露國民黨之媚賣國及其國大製憲全係欺騙之目的。（二）我們在各地學生及婦女中的關係，應盡量利用學生及婦女中通信辦法，向各地推動發展，並推動各地撰文通電，向各方聲援呼籲，務使此運動向孤立美蔣及反對美國殖民地化中國之途展開。“⒍通知特別提出利用婦女對沈崇案的憤怒，可以說是非常了解沈崇案所容易引發的民族主義情感的。王漢斌在《解放戰爭時期北平地下黨是怎樣領導學生運動的》一文曾詳細講述過當時的情況。當時南係北上後，由袁永熙、王漢斌、洪德銘組成共產黨的北平地下學委，並立即在北大、清華等校建立黨的地下支部。他說：”這時黨麵臨著在學校裏迅速紮下根子，占領學校陣地的問題。這是一場艱巨的鬥爭，也是極其細致深入的工作。“他們的工作計劃非常周密。
王漢斌說：“第一種是燕京。該校在抗戰期間遷往成都，勝利後不久即原班人馬複員北平。黨在該校力量比較強。一直成立有學生自治會，並為進步力量所掌握。在複員後由我黨地下黨黨員張富培（張定）同誌擔任自治會主席，學校陣地完全為我控製，國民黨反動勢力不能左右學生運動。第二種是清華。經過同國民黨勢力進行激烈的爭奪之後，使我黨較快地掌握了學生自治會的的領導權。……於是就由我南係地下黨員徐裕榮同誌當選清華大學第一屆學生自治會主席。由此，清華學生運動的領導權即為我黨所掌握了。第三種是北大。……地一下黨全麵分析了北大的情況，廣泛發動黨員和＇民青＇成員主動與北方同學交朋友，進行個別串聯訪問，交談觀點，幫助同學解決困難，消除相互誤解。我們還和臨大同學一起組織郊遊、開聯歡會，增進南北同學間的廣泛聯係，攀敘友情。北大暫時不能成立學生自治會，我們就采取化整為零的方法，團結群眾開展社團活動。南弱兩係心心想印，齊心協力，三五成群，由小到大，使各種社團組織如雨後春筍般的紛紛成立起來。他們根據相互間的愛好以各式各樣的形式，組織學習會、讀書會、辦牆報、出專刊。評介時局，揭露國民黨打內戰的反動政策，宣傳黨的方針。團結教育群眾。經過這些活動。很快使我們在學生中紮下了根子。”中共對這一階段的工作非常滿意，王漢斌說：“在複員北上不到半年的時間裏，經過堅忍不拔的努力，我黨極其出色地在北大、清華等校奪取了學校鬥爭的陣地，紮下了根子，掌握了學生組織的領導權，組織起一支黨領導的學生力量。這就為深入開展平、津及華北的學生運動，迎接中國革命高潮的到來，同時也為組織華北學聯奠定了可靠的基礎。”⒎沈崇案發生後，全國各地很快就出現了較大規模的學生示威活動。對於學生的行為，當時國民黨政府的許多人都認為是有人在操縱，倒是當時的知識分子表現出了少有的天真。當時任上海市市長的吳國楨在他的回憶錄中曾說：“當人們不滿時，或者有不滿的理由時，自然就有共產黨滲透和可供利用的基礎。但如果沒有理由，共產黨也能造出一些，就拿北平女學生被強奸為例，那件事發生在北平而不是上海，但我們照樣遇到了麻煩。”⒏
吳國楨是出身清華的留美學生，他對於中國的學生運動有深入的了解，他認為：“事實上，中國赤色分子將美國挑出來，作為他們鼓動民眾加以反對的目標，一些示威的性質常常是反美的。在那些示威中，我盡力做到沒有美國人受到嚴重傷害。我記得隻有一次，有個美國水兵受到了很粗暴的對待，但我成功地使那次事件免於演化成一場騷亂。在北平，一個美國大兵強奸了一名女生之後，也有一次反美示威。某些人認為，那個女孩是北平共產黨使用的誘餌，但無論如何，這是一件令人歎息的事情。”這次事件以後，上海交通大學也有一次罷課的準備。吳國禎在他的回憶錄中說：“我沒有小視那件令人惋惜的北平女學生被強奸案，但我說那是一件由美國士兵犯下的孤立罪行。”他說：“但是請注意，當俄國人占領東北時，有多少中國婦女遭到了蹂躪？如果你們一定要示威，那麽應當針對這個劣跡更大的罪犯。或者，如果你們一定要對美國示威，那麽同時也應該對蘇聯示威。”吳國楨的這種說法使許多學生從感情回到理智上來。吳國楨後來說：“我當場將了他們的軍。自然他們決不會聽我的，但第二天除了左傾刊物外，所有報紙均全文刊載了我的講話。反美示威仍然舉行了，但秩序良好。”對於沈崇案中知識分子的表現，吳國楨也談了他自己的看法，他對當時知識分子的評價並不是很高。他說：“還有另一件事我想指出來，那就是知識階層的冷漠。大多數示威與動亂均由學生發動，在中國這樣的國家裏，學生真是一種強有力的政治力量——比勞動團體或其它團體有力得多。這有兩條理由：一方麵因為人口的大部分是文盲，學生們被尊為比較有知識的階層，另一方麵學生們大都年輕，人們對他們的過激行動通常比較寬容。共產黨敏銳地領會了這一點。於是就集中力量對學生進行滲透。然而按照我個人的看法，大學教師們在反共活動中，本應對我有很大的幫助，不幸的是，我發現情況並非如此。我邀請校長們和許多教授、教師同我吃飯，參加午宴和茶會，敦促他們在對待共產黨威脅上要更警惕，更有力量，但一無所獲。更使人吃驚的是，盡管大多數校長和許多教授都是國民黨員，但他們不願意出頭，即使在那時，按照中國的老傳統，對教師的尊重在學生中仍然是一種支配性的情緒，這就尤其令人可悲了！在當時的情況下，要是校長和教授們能多幫助我，我們也許會辦得更好些。”知識分子的表現為什麽這樣冷漠呢？吳國禎說：“首先，大學的校長和教師們的待遇太低，他們的生活很困難，特別是因為不斷的通貨膨脹。這方麵我不能幫助他們多少，因為大學都是由中央政府資助的，至於由市政府資助的中小學教師，我則做了我力所能及的事。對那些在高等院校從事教育的教授們，其可歎的生活條件，我隻能提請中央政府注意。教師們低於標準的報酬，自然會引起諸多不滿。但他們的冷漠還有另一個原因。曆來中國的學者們，都反對參與政治，他們感到自己的領域隻限於搞學術，別無其它。盡管他們中許多人是國民黨員，但卻認為反對共產黨的滲透並不是他們的責任。此外，他們有希望取得學生歡心的弱點，害怕學生們可能對他們示威，所以盡力與左傾學生友好。”當吳國楨與學生談話時，他總是力圖按以下的方針與他們論爭：“如果你們對政治有興趣，首先得用知識武裝自己，努力學習。當你畢業時，若想成為一個革命者，或者甚至當一名共產黨人，你們將有充分的時間，為什麽眼前要用政治活動來使自己分心呢？”許多學生對這種直接了當的方式是很信服的。“但共產黨非常聰明，我很快就查出了他們滲透的辦法。他們在每所學校潛伏下少數地下人員，但不會立即組成純粹的共產黨小組，他們從真正赤色的、到帶粉紅色的、甚至明顯中立的分子開始，組織了許多小組。讓我們以日本為例，艾森豪威爾總統準備訪問日本，但突然出現了強烈的反對，共產黨是如何得逞的呢？依我看來，煽動不是從極端赤色小組開始的，倒是肇始於帶粉紅色的小組，他們對艾森豪威爾即將到來的訪問提出疑問，在校園內貼出他們稱為的＇牆報＇，遣責美帝國主義，並組織起來反對艾森豪威爾來訪。然後赤色小組就公開出來支持他們，最後，乃至名義上中立的小組也會受到影響，並讚同這一立場。這樣在人們得知之前，罷課與示威就已開始了。”吳國楨說：“我經常走訪上海各個大學，看學生團體貼出的牆報，並盡力研究他們提出的各種意見，我把查清誰是那些牆報的起草人當成一件事情，在一般大學裏，會遇上四、五十個學生團體，我從未弄清楚他們各自有多少追隨者，但我能辨別其不同的政治觀點，逐漸我就知道了共產黨采用的策略。當共產黨確認勝利在望的時候，他們突然間停止了所有的煽動。在大學也一樣。沒有示威了。”對於沈崇案後發生的學生運動，羅家倫當時也有同吳國楨一樣的看法，他在１９４７年１月２日的日記中說：“今日中大學生等遊行，為反對美軍二人在北平奸汙女生事。此等事本係個人行為，可以軍法解決乃強做成國際政治問題，蓋與共產黨發動之反美運動連成一片也。可歎，可惋惜。”⒐
１９４６年１２月３１日《申報》第一版上的文章也認為，“此次不幸事件，為一法律問題，而美軍退出中國，則為一政治問題，不可並為一談。美軍對此善後所提解決辦法，大概尚好，但應從速解決，絕不可拖，美軍不懂得東方道德的特性，所以他們也許還不理解中國人民的憤慨。”
同日《申報》第一版第二張有一篇報道：《北平女生被辱事件》，對於當時學生和知識分子和行為都做了批評。其中有這樣的話：“而且亦正足以反示我們對於民主政治的沒有訓練。”同時還說：“我們引以為憾的就是身為師表的教授們，竟也有不明事理而從事於屬外的行動。”對於沈崇案後的學生運動，當時的清華校長梅貽琦認為，看見清華和燕大的同學步行入城，他表示同情和憤慨。當日上午九時，他曾在騎河樓清華同學會召集北大各負責人開會，席上表示：清華燕大二校已決定采取不幹涉態度。北大各院負責人同聲響應。陸代校長誌韋表明三點意見：（一）不論何國都不應在華駐軍。因為時代已過去，已無必要。（二）此次遊行不應是專對美軍而發。（三）此係小事，但有大意義，惟不應因此引起其它糾紛。⒑在沈崇案中，真正顯示出了知識分子智慧和人格的還應當說是胡適和傅斯年。他們沒有無原則認同學生的行為，而對學生有所批評。１９４７年１月５日，胡適給當時的教育部長朱家驊和他的朋友王世傑、傅斯年寫信，在信中他詳細告訴了他們北京發生的沈崇事件，並說：“沈生戚楊君已聘律師，北京大學則請趙鳳喈、燕樹棠諸君任法律顧問，明午會同檢閱案卷。美軍方麵似亦明了此事嚴重，故卅日學生遊行，美軍均閉門不出，美軍審判，現尚未定。”同時，胡適在給傅斯年的信中說：“我們今日所作隻是充分把全校的法律人才供被害人之用。”１１胡適在沈崇案中的行為，後來曾受到過許多批評，主要就是因為他不主張把此事件擴大化，他的認識是，這隻是一個法律問題，而不是一個政治問題。
１９４７年１２月３０日下午二時，胡適乘中航機抵平，蕭一山往迎，一起返回東廠胡同寓所。胡適對記者稱，對此次暴行真相所知不多。他說：“這是一個法律問題，希望能夠早日得到合理合法解決。京滬報紙除文匯、新民所刊者外皆不詳，三十日之和平日報登載始略多。這是東方特殊的道德問題，國人當然同具憤慨。學生間的開會遊行，亦屬理之常情，但不可罷課，希望能即日恢複，免廢學業。”記者詢以對要求美軍退出中國之口號有何感想，他說：“這是一個政治問題，也是一個老口號，在這次事件以前就有的，隻要美軍在中國一天，這口號就存在一天。”他認為前者最好不要與後者發生聯係。“美陸戰隊對這件事的聲明，我以為很切實。”１２
《觀察》周刊第一卷二十一期發表記者文章《抗議美軍暴行 北平學生示威記》，其中引胡適的話說：“對於女家，很多的長輩跟我都是熟人，我看她亦如後輩。當然我要負責的，如果她願意我陪她出庭，我當然願意的。”同時胡適也指出謠言太多，第一是這女孩子絕對沒有離平，第二是絕對沒有拘禁，刑詞或有強迫她的行為。胡適說：“我每天都與沈小姐及其家屬接觸，這話絕不可靠。這些不負責任的話，我尤其不願見之於北大的壁報。”傅斯年也和胡適的看法相同。他曾向聯合社記者談及各校學生遊行示威事，認為各校學生誤將與政治無關之事件，作為政治事件，此案固屬遺憾之至，但純為法律問題。記者問其對於學生要求美軍退出中國之見解，傅氏答稱：準許美軍留華，完全為中國政府之政策問題，學生倘不滿此項政策，盡可向政府請願，十六個月以前，美軍曾與中國軍隊並肩對共同之敵作戰。
近十個月來，美軍且協助中國政府遣送日俘回國，此種任務尚未終了，中國境內尚有大批日兵，迄未解除武裝。須知中國現尚有另一大陸國之大批軍隊，未得中國政府許可而駐紮境內，中國智識階級對於國際政治應具遠大眼光，並須認識中國不能在國際間孤立。１３傅斯年這裏是指蘇聯在東北駐兵，他認為如果要反對美國在華駐軍，為什麽不反對蘇聯在東北駐軍。當時各大學中的有些教授對於學生的行為也有不同看法，當時北京大學法律係的教授燕樹棠就對學生的抗暴運動不理解，但他們一般都不願意得罪學生。
三、沈崇案的時代背景和知識分子的評價
四十年代中國學生和知識分子普遍具有左傾傾向，那是一個極端的年代，世界性的左傾思潮對中國學生和知識分子的影響非常強烈。邵燕詳曾這樣回憶自己當年的選擇：“像我這樣的年輕學生，主要是從自己所持的是非、善惡這些道義標準決定去取。師友之間的互相影響也會起作用甚至決定的作用。我相與的盡是傳統所說的好學生，品學兼優的為多。我們當然看不起帶流氓氣的、飛揚跋扈的學生。別處我不清楚，偏偏我們學校裏，少數三青團分子中我們所知道的，就是‘泡ＭＩＳＳ’、打群架的一流。基層如此，上層可知。我在１９４７年反饑餓反內戰運動前後，認同‘軍隊國家化’的同時，認同‘黨團退出學校’一說，就緣於這樣的感性基礎。事實證明，在國民黨統治下的知識分子，這些口號是得人心的。以周恩來為首的在國統區活動的共產黨人，分別在高層的社會賢達（政治界、文教界、工商界人）和基層的學校師生間，所做的宣傳和統戰工作是成功的。這與他們的人格形象分不開。我之投向共產黨，不能說沒有一定的理性認識基礎，但肯定夾雜了許多純感性的東西。”１４
１９４８年初，一個遠在美國讀書的女學生的認識也很有代表性，這個女生名叫楊靜遠，是當時著名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楊端六、袁昌英夫婦的女兒。她在和自己戀人的通信中保存了許多史料，我們從中可以看出四十年代青年知識分子的思想傾向。信中說：“我們傾向於主張維持現狀，因我們正好是現狀的受益者。由於害怕失去我們正在享受的特權，我們自然會反對任何可能要求我們犧牲自己的部分利益以利於全民的改變。我們也許不願承認這一點。但這正是存在於我們意識底層的東西，它使我們反對建議中的由國民黨、共產黨和非黨自由派人士組成的聯合政府。我們這少數人要不要聯合政府，其實無關緊要；廣大的中國人民群眾需要它。而中國人民的力量是每時每刻都在壯大。反動勢力隻能推遲它，卻絕不能摧毀它。這一天終將到來，中國人民將站立起來，作出自己的決定。華萊士先生是對的，他預見到這個重大事件，對美國人發出警告。聯合政府將不是一個一黨統治的政府。利昂先生說：‘一個聯合政府中隻要有了共產黨人，那就除共產黨人什麽都沒有’，他這話隻不過重複陳腐的歇斯底裏裏濫調。奇怪的是，他竟把‘恐怖和屠殺’與聯合政府相提並論，而他明明知道這些正是國民黨政府目前所采用的手段。一個聯合政府沒有理由停辦教會學校和醫院。既然聯合政府代表了全民的利益，凡是對人民有益的事物都將被接受和歡迎。我們中國人民不要一個共產黨專政，正如我們不要一個國民黨專政。如果美國政府一意孤行地援助國民黨政府來抵拒聯合政府，結果必然是現政府被徹底推翻，由共產黨專政取而代之，那也同樣是不合人意的。我們是一個掙紮在生死線上的民族；我們需要全世界的朋友。我們希望人們理解我們的要求，而不是誤解我們的要求。”１５當時對青年學生和知識分子最有誘惑力的是關於聯合政府的設想，楊靜遠在她的信中說：“共產黨，在他們看來，是人民的發言人，是中國的救星。對於他們大公無私的胸懷，他們是深信不疑的。看著國家現在所受的創傷，他們暗中稱快，以為這回教訓了國民黨了。其實受罪的還是無辜的人民。仁寬明顯地偏向他們，當我們在去南岸的路上我問他對最近的局勢感想時，他似乎驚奇我這也要問。‘當然同情共產黨羅！’他又給我分析，解說是非誰屬，但他一點不能解除我心上的疑問。回城時，他和胡談著一些我聽不懂的事，後來胡告訴我那是他們聯絡同誌為將來事業合作。”
對於沈崇案，在當時也還有一些知識分子從更為複雜的時代背景上做了分析，這些人多數是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當時儲安平主編的《觀察》周刊就對此事發表過許多評論，《觀察》的態度大體上代表了四十年代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對美國的態度。吳世昌在《論美軍事件》１６中認為“這次因美軍暴行而旨起的學生運動，陳了抗議暴行，要求道歉，懲凶、賠償保證以外，全國學生第一次喊出美軍撤出中國的呼聲。也要人要求廢止中美商約和中美航空協定，這雖不是全體的意見，但要求美軍撤退是一致的。這個運動截至現在為止，中國官方除通令勸止外，尚未有公開指為受中共策動者。平市長何思源對南京中央日報記者稱，他自己年事已長，若在青年，也將參加。滬市長稱，應付此事，決以民主作風。渝黨政軍聯合會議，決定準許學生遊行，各地學生遊行秩序亦佳。隻有聯合社的報道，卻拾了舊中國政府的牙慧，說是受中國共策動，以侮辱學生遊行的價值，圖減輕美國輿論的指摘。”吳世昌在他的文章中還對胡適和傅斯年認為沈崇事件是法律問題的觀點提出了批評。吳世昌當時的看法，也可以說是最常見的觀點，他也認為美軍駐華是沒有道理的。他說：“所以即使美軍在華相安無事，而國人提出請其撤退的要求，也不能指為＇越軌＇。我們認為這次學生運動，和去年反對蘇軍在東北延不撤退，同樣正確。連清華大學美籍教授ＷＩＮＴＥＲ都讚同北平學生的運動，聯合社至少不能指ＷＩＮＴＥＲ也是受中共指使罷？”“至於中國需要美國的友誼與協助，則為另一問題，與此案無關，不可因此案而引起盲目的反美運動。所幸各地學生遊行，尚無此現象。現在必須弄清楚：第一，敦睦交，不必也不可犧牲一國主權，容許外兵在平時長久駐留。第二，反對美軍駐華，不是反美，更不是不要美的友誼，正如因反對蘇軍駐東北，也不是如中共所謂反蘇排外一樣。反對美軍駐華隻是反對其政府在某一時期的某種政策。一個人民尚且可反對其本國政策，何況一國政策侵及別國主權，被侵國人民豈有不能反對此政策之理？第三，美軍暴行由此政策所引起，為此政策之結果，則二者顯然不能分開。第四，抗議暴行，反對侵害主權，美國公正人士亦必有此同感，故同時仍不可不訴諸理智。萬不可因此損害邦交及友誼。我們不願受人侮辱，自己也不可侮辱別人。”《觀察》還發表了費青《皮爾遜強奸案翻案事答問》（第３卷第３期）和周子亞《從國際法立場論美軍暴行之性質及外國軍隊之刑事管轄權問題》（第１卷第２３期）。費青和周子亞都是法學家，他們雖然在感情上非常認同學生的行動，在道義上也譴責美軍的暴行，但因為職業的關係，他們對美軍的暴行及後來美國海軍部對皮爾遜案的翻案，卻表示出了相當的理性。費青就說過：“ 這個複核結果當然是不當，從而違反了公道，但是狹義地或嚴格地講，不能說它是違法。我並非在替美國辯護，更不是在反譏美國以違法為合法。”周子亞從國際法角度對於美軍暴行做了分析。他在立場上也和學生一樣，但他的觀點卻是從國際法的角度認為中國對美國在華駐軍的法律失之過寬，讓美軍在中國領土行使審判權，有損國體。
沈崇事件早已成為曆史，但對於中國知識分子來說，重新觀察沈崇案發生的曆史背景，卻有助於我們更好了解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曆史選擇和他們後來來的悲劇命運。任何曆史都有延續性，半個世紀前，一次偶然事件中所映現出的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性格，至今並沒有發生根本的改變，這是值得我們深思的。
注釋：
⒈張大中等主編《解放戰爭時期北平學生運動史》，（北京：北京出版社， １９９５年１０月），頁５０
⒉《戰雲日記》（海口：海天出版社，１９９９年９月），頁１８０
⒊《文萃》第１５、１６期合刊（上海：１９４７年），頁１６頁
⒋⒍⒎⒑１２ １３北京大學院係聯合會編《記抗暴運動》中的一段話，中共北京市委黨研究室編《抗議美軍駐華暴行運動資料匯編》（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１９８９年１２月），頁６８１，頁３，頁７１９，頁３８９，頁４８９，頁４９１
⒌蔡詠梅《百年中國十大政治懸案》，《開放》雜誌１９９９年１１期，（香港：１９９９年１１月），頁４５
⒏《吳國禎口述實錄》（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１１月），頁４５
⒐《羅家倫先生日記》，（台北：《近代中國》第１３１號），頁１４８
１１《胡適研究叢刊》第３輯（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１９９８年８月），頁３５８
１４高增德 丁東編《世紀學人自述》第６卷（北京：北京出版社，２０００年１月），頁４４４
１５楊靜遠《寫給戀人》（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９年２月），頁２３３
１６《觀察》第１卷２１期（上海：觀察社１９４６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