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12月23日 - 毛澤東長沙談話

1974年12月23日

毛澤東同周恩來、王洪文談話

毛澤東同周恩來、王洪文的談話（節錄）

（未經毛、周審閱）

1974.12.23

（毛搖著手對王洪文說）不要搞四人幫！團結起來！四個人搞在一起不好！

（王洪文漲紅著臉，點頭說，以後不搞了。）

明年一月起，外賓我不見了。要求見。我也不見了。我吃飯、睡覺還好，遊了五次泳。就是講話、肺、腿。

（談到鄧小平時說）他（鄧）政治思想強，Political（政治）比他（用手指王洪文）強，他［指王洪文］沒有鄧小平強。

我看小平做個軍委副主席。軍委副主席、第一副總理兼總參謀長。人材難。［注：毛當時在紙上寫了“人材難”三個字，寫到此處，周恩來馬上說出來：人材難得，毛就把筆放下了。

江青有野心。你們看有沒有？（沉默片刻）我看是有。我比你們了解她，幾十年。我對她做了工作。搞亂了，三件事，批林批孔批走後門，又不告訴我。

（注：這是毛澤東在長沙的談話。此件根據中央辦公廳秘書局提供的唐聞生、王海容的記錄稿。）


周恩來在政治局常委會上傳達的毛澤東談話要點（節錄）1974.12.23-1975（一九七四年末至一九七五年初）

傳達主席在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七日四次談話要點：

—、留三天談談。二十四日又說，你們留在這裏談談，告訴小平在京主持工作。二十五日說，你們還可再留兩天。二十七日見麵時說，現在沒有什麽要談的了。

二、四人幫不要搞了。中央就這麽多人，要團結。在二十四日談話中，主席又說在批劉批林運動中立了功，但不要搞宗派，搞宗派要摔跤的。摔了跤，能爬起來就好。並舉黨內鬥爭曆史為例。（洪文同誌有回答，我與洪文同誌談了話）

［原稿不含三、四兩點］

五、在二十三日談到小平同誌時，主席寫了“人材難”三字和“強”一字，並指指腦袋，說小平是難得人材，政治思想強。在報告劍英以軍委副主席兼國防部長，小平以第一副總理兼總參謀長時，主席說小平要擔任第一副總理、軍委副主席和總參謀長三個職務。講到副總理名單時，主席在聽到我念鄧、張、李對，又加了一個陳（錫聯）字，念為鄧、張、李、陳，並說張有才幹，李較軟弱。

六、主席說他自己也在做江青同誌的工作，勸她三不要：一不要亂批東西，二不要出風頭，三不要參加組織政府（組閣）。江青同誌說，沒有工作做，主席說看資料，研究國際國內問題，然後提意見，主席自己多少年來就是這樣做的。對江青同誌，主席說，當然要一分為二，她在批劉批林問題上是對的，說總理的錯誤是第十一次路線錯誤就不對了。（這一條，我們報告主席，隻在政治局常委會上一談，在政治局就不提了。）

七、主席說，批林批孔，批走後門，成了三個主題，就搞亂了。搞亂了，也不告訴我。我們說，在一、二月份，下達那些指示，開了那樣大會，我們也有責任，政治局也沒有認真討論。所以七月十七日主席離京前約政治局同誌談話時，我曾說過，有些事是我們“慫”起來的。

主席說，說批林容易批孔難。世界上事，說起來難，做起來並不難，現在五經四書也批了，孔夫子是文聖打倒了，關雲長是武聖也打倒了。說批林批孔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是不對的。


八，談到國際形勢，主席認為越講緩和越備戰，現在可以不提當前世界主要傾向是革命，而要強調備戰緊張，各國人民對此要有所準備。主席認為要弄清蘇修對我試探的真正意圖。主席問，如果勃列日涅夫要來談，應該怎樣？我說，如他真想來談，可考慮，但我們不能去請他。主席點頭。

（注：此件是中央辦公廳秘書局提供的周恩來手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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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鄧榕最新回顧作：《鄧小平文革歲月 68》




毛澤東與周恩來的最後一次長談
　　
1974年的12月中下旬，四屆人大的籌備工作進入了最後的階段。12月14日，周恩來審閱出席四屆人大會議各類代表名額分配方案後，致信王洪文和政治局，提議在現有名單基礎上，再增加老幹部、外事和體育等方麵代表的名額。18日，周恩來同鄧小平談話。當晚，周恩來主持政治局會議，討論由鄧小平主持起草的四屆人大《政府工作報告》（草稿）。20日，周恩來致信王洪文和鄧小平，對修改後的《政府工作報告》（草稿）表示基本同意。
　　
12月21日，周恩來召開有王洪文、葉劍英、鄧小平、張春橋、李先念、江青、姚文元、紀登奎、吳德參加的部分在京政治局成員會議，討論四屆人大人事安排問題。會上，江青、張春橋等人極力吵鬧，設法將其親信安排在文化、教育、體育等部門。江青等人知道，這是參與組閣的最後機會了。會後，周恩來同李先念、紀登奎交換意見，認為教育部要堅持讓剛剛交錙的老幹部周榮鑫當部長，文化部和體委兩個部門可以做些讓步。此次會議後，根據會議討論情況，周恩來草擬出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副委員長、國務院副總理名單的第一、二方案，送葉劍英、鄧小平、江青、張春橋等閱。在此之後，經過考慮，周恩來又將陳雲和韋國清增補進副委員長名單之中。22日，周恩來將所擬名單的三個方案，送毛澤東參閱。
　　
四屆人大的籌備工作進入了最後衝刺階段。12月23日，根據政治局的意見，主持籌備工作的周恩來、王洪文前往長沙，向毛澤東匯報工作。行前，醫務人員發現周恩來大便中有潛血，需立即進行檢查治療。要顧及身體，就不能去長沙，可是，周恩來不能不去長沙。如若讓王洪文一人前去，就會給江青一夥以極大的可乘之機，後果不堪設想。目前，鬥爭已進入白熱化的最後階段，痙痘能功敗垂成，周恩來一定要去長沙。他早已將個人生死安危置之度外。他說：‘既然把我推上曆史舞台，我就得完成任務。’，周恩來強撐病體毅然出行。離開醫院時，他消瘦而又虛弱，到了機場，雖然感到費力，卻意誌堅定地走上了飛機。周恩來是在用自己的生命，進行最後的一搏。
　　
12月23日到27日，在長沙，毛澤東同周恩來、王洪文進行了四次談話，三次是三人一起談的，一次是同周恩來單獨談。在這些談話中，毛澤東告誡王洪文：‘不要搞四人幫’，‘不要搞宗派，搞宗派要摔跤的。’他說：‘江青有野心。你們看有沒有？我看是有。’毛澤東說他對江青提出‘三不要’———‘一不要亂批東西，二不要出風頭，三不要參加組織政府。’他責成江青等人作自我批評，並要求王洪文在長沙即寫出書麵檢查；但又說，對江青要‘一分為二’。對於鄧小平，毛澤東明確地說，鄧小平‘政治思想強，人才難得’。他對著王洪文說：‘比你強。’在報告葉劍英當軍委副主席兼國防部長、鄧小平當第一副總理兼總參謀長時，毛澤東進一步提出：‘小平要擔任第一副總理、軍委副主席和總參謀長三個職務。’毛澤東對周恩來和王洪文說：‘你們留在這裏談談，告訴小平在京主持工作。四人幫不要搞了。中央就這麽多人，要團結。’毛澤東對周恩來說：‘總理還是我們的總理。’‘你身體不好，四屆人大之後，你安心遜丁，國務院的工作讓小平同誌去頂。’關於四屆人大及人事安排，毛澤東指示，在召開四屆人大會議前，先召開中共十屆二中全會。周恩來建議在四屆人大前召開的十屆二中全會上，補選鄧小平為常委或中央副主席。毛澤東當場明確指示，鄧小平為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毛澤東還就人大委員長、副委員長和國務院副總理、各部部長具體人選提出一些意見，提議由張春橋兼任交錙軍總政治部主任。
　　
12月26日，是毛澤東八十一歲生日。這一天，毛澤東與周恩來單獨談話。毛澤東談了他一貫關注的‘無產階級專政’和‘防修反修’的問題。縈繞在這個八十一歲老人心中的，仍然是這些解不開的重大理論情緒。畢其一生的精力和實踐，他一直探索和追尋著答案。在人生的最後歲月，他仍思考不輟。但是，最終，他找到答案了嗎？他能夠找到答案嗎？這樣鍥鬥痘舍終生執著追求，卻最終陷於不能自我解脫的困惑境地，這是最為可歎的。在與周恩來，這個與他相處了半個世紀的老戰友的最後一次促膝長談中，毛澤東談到，要盡快解決一批幹部，要安定團結，要把國民經濟搞上去。這兩位年事已高，並且均已時值遲暮歲月的老人，談到人大的人事安排問題，並最後敲定了人事方案。周恩來知道，以後，可能再也沒有這樣的機會與毛澤東推心置腹地長談了。一向顧全大局的周恩來，坦誠而嚴肅地向毛澤東談了江青和張春橋的曆史問題。毛澤東表示，他已經知道有關江青、張春橋有嚴重政治曆史問題的情況。是的，毛澤東早就知道江青和張春橋有曆史問題。當初，為了用江青和張春橋等人發動‘文革’，毛澤東不讓提這個問題。到了現在，事情發展到這樣的地步，毛澤東更不會提這個問題了。要是換了別的人，如果有所謂的曆史‘問題’，早就會被批判打倒。可是在‘文革’中，根本沒有什麽衡量是非對錯的統一準則。政治的需要，就是標準。雖然在這件事上，周恩來的提醒並沒有產生作用，但毛澤東和周恩來———這兩位在中國政壇上舉足輕重的政治家———在長沙的這次談話，對於四屆人大的順利召開，對於中國未來的政治前途，產生了極為重要的影響。
　　
在周恩來到長沙向毛澤東匯報四屆人大人事安排的同時，父親在北京忙碌地工作著。除主持國務院日常工作外，他還要根據周恩來的指示，主持關於國務院的部、委設置和各部部長、委員會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長的人選安排，代表中央起草有關報告，並與鄧穎超商談周恩來的病情及治療方案。同時，他密切地關注著長沙的動向。他知道，在長沙，在周恩來的身上，擔負著極其重要的曆史使命。
　　
分析一下這一段的形勢，總的來說，毛澤東是支持周恩來和鄧小平的，也嚴厲地批評了江青一夥。但是，在‘文革’中，意料之外的事情隨時可能發生。周恩來在長沙與毛澤東談得怎麽樣，直接關係到黨和國家的生死存亡。要知道，在這個非常時期，整個黨和國家的前途命運，皆係於毛澤東一人之身，皆係於毛澤東的一念之間。憑著自己所親身經過的政治經曆，經過多年的反複思考，父親深深地感到，這種把黨和國家的命運係於一人之身的狀況，實在有太多的問題和弊病，甚至是危險的。但同時，他也深知，這樣的一種政治狀況，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更不是因一時一事而形成的。這種體製的形成，有著極其深刻的曆史根源和錯綜複雜的原因。
　　
12月27日，雖然身體極度疲勞，但在飛回北京的飛機上，周恩來的心情很好。四屆人大各項安排，特別是人事安排，已由毛澤東一錘定音。在這一場生死惡鬥之中，毛澤東再一次用清醒和理智，扶住了那個極不穩定的政治天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