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11月12日 - 劉少奇病逝河南

1969年11月12日，劉少奇因政治迫害和人身摧殘在河南開封病逝，終年71歲。

劉少奇，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解放軍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要領導人之一。
劉少奇，原名渭璜，曾用名胡服。生於1898年11月24日。湖南寧鄉人。青年時代曾參加五四運動。1920年在長沙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1921年在蘇聯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習，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2年回國，在上海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工作。同年秋任中共湘區區委委員，安徽路礦工人俱樂部主任，參與領導粵漢鐵路工人大罷工和安源路礦工人大罷工。

1925年第二次全國勞動大會當選為中華全國總工會副委員長，參加領導五卅大罷工、省港大罷工。

1927年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當選為中央委員。

大革命失敗後在上海、華北、東北等地從事地下工作。曾參加中共順直(即河北)省委的領導工作。1929年任中共滿洲省委書記。

1930年3月出席莫斯科赤色職工國際第五次代表大會，當選為執行局委員，並留在赤色職工國際工作。

1931年秋回國，任中共中央職工部部長、全國總工會黨團書記。1932年冬在江西中央蘇區先後任全國總工會委員長和福建省委書記。

長征途中，任中國工農紅軍第八軍團、第五軍團黨代表，第三軍園政治部主任。在遵義會議上支持毛澤東的正確主張。

1936年春任中共北方局書記。抗日戰爭初期領導山西抗日新軍和華北抗日根據地的創建工作。1938年冬任中共中原局書記。皖南事變後任新四軍政委、中共中央華中局書記兼華中軍分會書記。1943年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兼中央軍委副主席。

1945年中共“七大”作《關於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當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和中央書記處書記。
1947年任中共中央工作委員會書記，與朱德等轉移到晉察冀解放區，負責處理中共中央的日常工作。同年7月在河北平山西柏坡主持召開全國土地會議，製定《中國土地法大綱》。

1949年9月當選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並任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中華全國總工會名譽主席。

1954年在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當選為常務委員會委員長。在1959年4月和1965年1月第二、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均當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和國防委員會主席。中共第八次代表大會當選為中央副主席。

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劉少奇受到錯誤的批判，並遭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政治陷害和人身摧殘，被免除一切職務。1969年10月17日，重病在身的劉少奇被用擔架抬著，空運到河南省開封市，監禁在一個嚴密封鎖的小院內。由於病情迅速惡化，11月12日晨，劉少奇含冤逝世。

1980年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給劉少奇予以徹底平反，恢複名譽。添加1980年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為恢複他的名譽作了專門的決議。






附錄

金鍾：《劉源和父親劉少奇》

承友人贈送新書《劉少奇與新中國》，劉源著，並附DVD五張碟。這本書是同名電視片的文字說明（解說詞）。作者說，該電視片二○○二年製作完成，這本書則經過多次修改而由香港大風出版社於去年出版，今年再版，公開發行。

四十年前的文革，是以打倒劉少奇為其最重要的政治目標。劉是中共副主席、國家主席，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第二號人物，毛澤東發動文革定劉為最大的走資派， “中國的赫魯曉夫”，一九六七年開始挨鬥、禁閉，終於一九六九年秘密死於河南開封。劉少奇的子女好幾個，命運各異，惟小兒子劉源成為今日的紅色接班人。一九五一年出生的劉源，在文革中有過被拘押、下放農村、勞改、入獄、當工人的遭遇。文革後，畢業於北師大曆史係，在河南從政，自縣長、鄭州市副市長至副省長。一九九二年轉入武警部隊，一九九八年任武警副政委，二○○○年授中將銜，二○○三年任總後勤部副政委，二○○五年任軍事科學院政委。已是主導中共軍事研究的高級將領。

因此，從劉少奇到劉源，便構成當代中國政治的一個傳奇，而蘊含著值得探索的迷藏。令我最好奇者，莫過於毛劉矛盾真相和劉源怎樣繼承父輩的“遺產”？這部電視片由劉少奇的愛子和愛妻主打，現身作證，應該有其特殊的史料價值。

描述劉少奇夫婦六一年回鄉經曆

花了點工夫，看完五張DVD.這套政論片全麵地為劉少奇在政治上恢複名譽。首先從中國革命的階段論入手，指出劉是最忠實地執行了新民主主義成熟後才可以進入社會主義的方針，從提出“剝削有功”的天津講話到一九五六年的反冒進，證明劉的“社會主義準備階段”要二、三十年時間的主張，和今天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相吻合，是符合馬列經典的。繼而談到劉少奇在主持製定一九五四年憲法和一九五六年中共八大政治報告中的貢獻，奠定法製基礎，主張階級合作，以人民內部矛盾代替階級鬥爭。

有了這樣的鋪墊，毛劉的分歧便逐漸展開，導致大躍進／大饑荒後的分道揚鑣。值得肯定的是，劉源沒有回避劉少奇追隨毛澤東的事實，他指出大躍進初期，劉也頭腦發熱，說超過英國二、三年就行了，趕上美國也用不了十五年，七八年就夠了。五九年廬山會議批鬥仗義執言的彭德懷時，他也附合毛，主持批鬥會。但是，事實教訓了劉，這是他和毛的不同之處。也是劉源書中最有價值的部份。

劉源詳細描述一九六一年四月，劉少奇王光美夫婦回故鄉湖南作長達四十四天的調查經過。利用了當年拍攝的紀錄片和訪問倖存的當事人。經過大饑荒洗劫的故鄉，令這位共產黨領袖動了惻隱之心，他下榻養豬場的棄房。與數百人個別談話，開了幾十場座談會，他看到包括親戚在內的鄉親們的悲慘，“無奈地看著姐姐一家，幾乎沒有說話。”他向鄉民們道歉，甚至要他們將這次的教訓“刻成碑、記上賬、傳給子孫，永遠不要再犯這樣的錯誤。”

一位七十歲老農的話，令他刻骨銘心：“哪裏是天災，是鬧人禍啊！三分天災，七分人禍。下邊盡胡鬧，並村拆屋，一切歸公，把家底棄光了。你們這麽幹，不怕農民打扁擔嗎！”這是王光美在影片中親口轉述的。

可以對照的是，毛澤東在一九五九年六月回家鄉韶山。那時，饑荒已經蔓延，彭德懷也回湖南作過調查。毛的韶山行，有祭祖墳、暢遊水庫，和少先隊員合影等節目，寫了一首七律，豪情萬丈，“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煙。”沒有絲毫萬民已陷絕境的感覺。當然不是不知情。毛從韶山上廬山，毫不留情地將憂民如焚的彭黃張周打成反黨集團。

劉少奇七千人大會中毛的“陽謀”

一九六二年一月的七千人大會，被史家們認為是毛劉分歧的公開化。劉源在影片中作了進一步披露。根據史載：七千人大會的報告是中央委託劉起草的，可是在會前一天，毛提出，報告已印發，就不必念了，要劉在會上另作發言“放開講一講”。劉立即退席，表示要作準備。查閱《劉少奇選集》，可以看到關於七千人大會劉的報告及講話各一篇。報告近五萬字，講話一萬七千字。仔細研讀，發現二者大有玄妙。報告是一篇標準的黨八股，按照正統格式，形勢任務，成績缺點，條分縷析。維護黨和領袖的聲譽，引用毛語錄達六十次之多。所謂教訓、不足之處，用詞皆極謹慎。顯然，有廬山會議的前車之鑑，劉不敢冒犯毛。

然而，那篇遵毛之囑，“放開講”的講話，卻逆了“龍鱗”（李誌綏語），隻引毛語三次。劉講話中，有兩處，毛一定十分惱怒。一是他引老農的話說，大躍進、人民公社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二是，否定成績與缺點是“九個指頭與一個指頭”的關係（這是毛當作口頭禪的公式），說錯誤可能比三個指頭還多。——這兩說，直接衝擊了毛倡導的、延用至今的金科玉律。影片有紀錄七千人大會的畫麵。我們清楚看到毛在劉講話時，用手指沾口水翻閱文件，臉色很難看。

然後是毛的講話。此文可以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查到，毛雖然也空空地說了兩句自我批評的話，也講了些要民主、實事求是的大話，但更重要的是在維護“三麵紅旗”，說反對“三麵紅旗”的是外國帝修反。要下麵各級都檢查，並警告不準組織秘密集團。語氣嚴厲，居高臨下。在毛講話之前，林彪作了一個肉麻地吹捧毛的即席發言，把大躍進的災難形容成必須的“付學費”，說毛主席總是對的——和大會的反省氣氛背道而馳。但毛竟然當場對林的講話予以肯定，還要發至全國。

可見，劉少奇講實話是中了毛的“陽謀”，雖然，在大會大多數的壓力下，毛不敢像收拾彭德懷那樣即時搞掉劉，他還要借劉之力收拾大災難造成的殘局，但這筆賬他是記下了。文革中，六七年二月毛對阿爾巴尼亞巴盧庫吐露了真情，他說七千人大會已看出苗頭“修正主義要推翻我們”。然而，數千萬人死於“三麵紅旗”之下，這是毛內心去不了的結子。因此，最後打倒劉少奇也隻好用“叛徒、內奸、工賊”之名義，不用路線分歧作罪名。

劉源主張防左反右的中庸之道

劉少奇平反已經二十多年，今天怎樣看毛劉的分歧？劉源有一個回答。他在“作者的話”中概括地談到毛劉的區別：

他說，毛追求的是農業社會主義，“政治鬥爭不擇手段。從為人民服務的願望出發，搞到大麵積餓死人的慘劇，無論如何不能說服人。”劉少奇則是“實事求是，更多來自一線工作的具體實踐、經濟要運轉、人民要吃飯。大躍進、文化大革命都無法改變這個基本事實。”在最後一章，更肯定“劉少奇奠定了鄧小平理論的基礎。”前副總理穀牧還說：“今天所講的所做的許多事情，是從他（劉少奇）那裏開始的！”劉源特地把王小強一九七九年批判農業社會主義的文章作為後記收入書內，以凸顯劉與毛的分歧。

但劉源沒有把毛劉分歧對抗化。他說，“從劉少奇發動和領導的四清運動，從一次又一次真誠檢討”右“，一次又一次真誠地希望跟上毛澤東”，可以看到劉不是向帝國主義和資產階級投降，仍然是“卷旗不繳槍”的堅定政治信仰。他說這樣才能理解為甚麽劉“從來不反對毛澤東”，為甚麽黨內對毛的家長作風一再遷就、姑息直到釀成文革。

“卷旗不繳槍”之說，劉源稱乃王小強“對改革開放的基本理解”。他認為毛從反右到文革，繼續革命，最後還是要“起用鄧小平、歡迎尼克鬆”；而劉少奇搞了 “三自一包”，“經濟剛剛恢複，馬上發動四清運動。”他說，毛“出於對貪官汙吏的深惡痛絕，才得出判斷，資本主義複辟很容易，根子在黨內走資派，必須發動群眾造反。”

總之，劉源認為毛劉都有“絕不投降的堅定信仰”，因此，他讚賞鄧小平“兩手都要硬”的策略。他認為“東歐易幟，蘇聯解體後，共產黨中國麵臨史無前例的挑戰。不抓強國，單講富民，注定走不了多遠。”中國麵對全球化，“組建大企業集團，振興軍工和戰略產業，是生死存亡的緊迫任務。”是“卷旗不繳槍的標誌性體現。”

劉源提出一個“左右適度的中庸之道”的理想模式，左右開弓，既防“左”又反“右”，為的是防止左如文革，右如蘇東解體的“大災難”！

毛劉對大饑荒態度的分歧

可以相信，這種構思，有相當的代表性，由劉源這樣坦白而通俗地表達出來，也很難得。但仍掩飾不了當局者迷的侷限與貧乏。

首先，他把這種構思的來源，建立在毛劉治國的等量齊觀的評價上，已違背曆史真實。他指出劉少奇也有左的一麵，不斷緊跟毛的一麵。誠然不錯。猶記得李銳《廬山會議實錄》中記載的中共高層人物在批鬥彭德懷時的表現，包括劉少奇、周恩來、陶鑄等“正派”角色，醜態畢露，令人吃驚。（尤以劉宣稱他是“積極地搞個人崇拜的”那段話令李銳感慨萬分）。這顯示，中共早已不是甚麽奉行民主集中製、為真理而奮鬥的政黨，而是一個高度封建性質的專製集團。從這個意義上說毛劉是一丘之貉未嚐不可。但是，曆史是可以具體分析的，曆史人物的功過也是可以具體考證的。不必援引史家們大量的資料，僅以劉源此書所指劉少奇兩大左傾為例，一是附合大躍進超英趕美之說詞，二是四清運動。

前者可以歸於“社會主義建設沒有經驗”一類（雖然，非洲落後國家的執政黨也不會如此胡搞亂來）。姑且，也可以諒解始作俑者毛的狂熱。但是當大躍進引致大饑荒、餓殍遍野時，還在維護錯誤的決策，甚至把黨內高幹的反省進言，打為反黨，進而置於死地，這就是不可原諒的罪行。毛就是這樣的罪人。劉卻不是。劉源的這部影片是證明。當劉發現大躍進政策確實錯了，他有痛苦的反省，而且有七千人大會的公開檢討。而毛至死，對“三麵紅旗”不僅不認錯，而且以此為劃定革命與反革命的根據之一，不知造成多少家破人亡。

四清運動並非劉少奇之罪

說到“四清”。有人說是文革預演，有人說是矛頭對下不對上。劉源也承認，那時搞幹部的“多吃多占”，比之今天的貪汙腐敗，恐怕是“小巫見大魔”。劉少奇夫婦搞四清，何以那樣煞有介事，義憤填膺？我以為是值得推敲的。他要“跟上毛澤東”——這應是合理的推測。據高華教授的研究，四清運動源起於毛對大饑荒原因的解釋——階級鬥爭。信陽餓死一百萬人，公安部副部長徐子榮下去調查，回到北京隻敢在妻子麵前痛哭，不敢直報中央。毛對信陽事件的批示是：出亂子（死人）是因為民主革命不徹底，全國三分之一政權不在共產黨手上，要開展階級鬥爭奪權。從一九六○年起，毛對農村的饑荒一直以“壞人破壞”作盾牌，六二年九月十中全會提出“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六三年的“前十條”號召“階級鬥爭一抓就靈”，正式提出“四清”，要求重新組織階級隊伍……怎麽能說“四清”是劉少奇發動的呢？

在毛已經和林彪結盟，準備推行軍事獨裁專政的大趨勢下，高層已紛紛從大躍進失敗的讓步政策中轉向，周恩來最滑頭，在饑荒最嚴重時，代中央下文稱饑荒原因是 “封建勢力篡奪領導權實行絕望的破壞性的報複”。劉卻直到六四年十二月還堅持把四清的階級鬥爭限製在人民內部矛盾之內，因而與毛發生正麵衝突，在政治局會上，毛拿憲法黨章和劉鬧場。因此，在六五年“四清”後期劉才加大左傾力度，這誠然為了自保，卻明顯因毛的壓力所致。

一九九八年，劉少奇百年誕辰之際，劉源曾有文章披露毛劉分歧真相，包括劉見毛，力陳“餓死這麽多人，曆史要寫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書的！”這樣重要的事實。

為甚麽七年之後，劉源製作電視片又出書，對劉少奇的評述，竟倒退到和一個流氓皇帝平分秋色的地步？一部中國當代史還有何公平可言？劉對捧毛上神台誠不可推卸的責任。但是，自古到今，中國人不是崇尚大節、晚節嗎？劉從大躍進失敗，千百萬人因中共政策而餓斃的血的教訓中醒悟，擺脫極左教條，救民於水火之中，而終為獨夫所害。這是大節，也是晚節。他從六一年到六九年，這最後的八年是值得國人和史家懷念的。他的功績不在趙紫陽六四反對鎮壓之下。

殺父之仇：過時的觀念？

最後，我想到一個傳統觀念，似乎可以一議。中國的章回小說常有“殺父之仇，不共戴天”的描寫，不知道現代倫理學家們作何評論，但確實知道共產黨是很在乎這一條的，至少以前他們有規定：父被鎮壓者，不得入黨入團。中共鼓勵“大義滅親”也盡人皆知，在毛時代可能每個家庭都有這類故事，至少劃清界限，那是在所難免。親人反目，同室操戈的血與淚，記憶猶新。今天，人們厭惡、痛心那段曆史，是人性的複歸。

劉源在劉少奇紀念碑揭幕上，打著傘流淚的鏡頭，一家人在海上拋撒劉少奇骨灰時的悲慟場麵，都令人印象深刻，感到這些王族的遺屬們，也有一份常人的感情，而不是像老布爾什維克莫洛托夫、卡岡諾維奇那樣的鐵石心腸，他們看著妻子被關押，兄弟被處決，而在斯大林麵前不動聲色。

劉源和他母親王光美畢竟知道許多高層內幕，他在書中寫道：“一九六六年初，父親大病初愈，對我們講了很多話。其中兩次提到，”隻要馬克思再給我十年時間，我們是能夠把中國建設得真正富強起來的。“我一直在猜度他那時的心境。”（第二○一頁）那時劉源十五歲，未必成熟，可其父是對家人講話，這些“很多話”是甚麽？有沒有記下來？“讓劉少奇的那些真知卓見，從塵封的檔案中走出來。”沒有。劉的心境為何，也沒有交待。“隻要馬克思再給我十年”這句話卻成為這本書的包裝句子。

令人費解。六六年初，毛林已經磨刀霍霍開始下手了。羅瑞卿已兩次跳樓自殺。劉少奇還不知道國運日危風暴將臨嗎？哪裏還有他十年機會？從劉源這本書（這套電視片）實在看不出對國之大惡的獨裁者有一點“嫉惡如仇”的影子，即使按中共規格評論曆史，也“放水”太多。讀讀鄧小平一九八○年論領導製度的改革講話吧，至少可以大大方方批點一下“權力的高度集中”吧。沒有。究竟是迂迥戰術呢？還是外人的要求過高？

“太子黨”是人們多年的話題。五十五歲的劉源是正宗的前太子爺。他可能沒有許多太子黨那樣跋扈與貪婪，他也沒有理由成為一個“修養”到家的馴服工具。劉少奇的慘死，實在是中國二十世紀的奇冤，其涵義，遠超越一個家庭的悲劇，那是一位“共和國”的元首被蓄意謀殺……劉源理應成為一位當代中國倫理價值的指標性人物。然而，在成千上萬被毛整得九死一生的中共幹部仍然匍匐在毛已貶值的淫威之下，在物欲橫流、道義淪喪的國情中，劉源恐怕也隻能作為這個時代的一個中庸指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