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10月30日 - 匈牙利發生動亂

1956年10月30日

匈牙利發生動亂

1956年10月30日，已連續多日的抗議活動由於政府施加壓力而演變為全麵性戰爭。抗議者為匈牙利人，鎮壓者為蘇聯軍隊。

抗議初期，匈牙利警察打響了第一槍，試圖控製布達佩斯無線電台大樓外麵的人群。抗議者要求蘇軍撤出匈牙利，同時要求已經被蘇聯人趕下台的納吉總理複職。可是，布達佩斯電台稱這些抗議者為法西斯分子。一些政黨也指責抗議者“試圖恢複資本主義製度”，要求他們無條件投降等等。

10月23日，納吉被複職，可他上台後不久即指使蘇軍鎮壓支持他的抗議者。10月30日，匈牙利的反蘇抗議鬥爭由此演變為全麵性戰爭，從布達佩斯蔓延至全國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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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鳳菁：《匈牙利1956年事件真相》（節選）


第二章 震驚世界的十二天

1、10月23日的鍾聲

匈牙利的10月底正是摘葡萄的季節，經常天氣陰霾、霧氣沉沉。1956年10月23日（星期二）卻是個少有的晴天。這天風和日麗，和煦的陽光沐浴著坐落在多瑙兩岸的布達佩斯，使這座千年古城充滿生機。

那天早晨，全城一些主要街道的牆上、樹上貼滿了傳單，吸引著匆匆去上班的行人。他們一堆堆地擠在一起，都想看清傳單的內容，最後往往由站在最近處的人高聲朗讀，眾人側耳靜靜的傾聽。傳單上寫的是大學生們向黨和政府提出的要求，同時告知市民們當天將在市內舉行示威遊行。

來自波蘭的消息前一天就已傳到匈牙利：波蘭的共產黨人和人民群眾挫敗了蘇聯的幹涉，把1949年被貶的哥穆爾卡扶上了波蘭統一工人黨中央第一書記的座位。匈牙利青年為此深受鼓舞，也想按照波蘭人的樣子去做。匈牙利大專院校學生聯合會當晚在布達佩斯工業大學召開會議，到會者多達2000多人，決定次日舉行支援波蘭人民的大規模示威遊行。裴多菲俱樂部聞訊也連夜召開領導成員會議，討論在當時形勢下應采取的立場。與會者們最初態度猶豫，擔心在激動氣氛下群眾的行動會走向極端。但當聽到趕來旁聽會議的大學生代表們說學生舉行示威的決心已定，他們才決心讚同大學生們的要求，決定參加23日的示威遊行。作家協會、勞動青年聯盟等組織也采取了同樣的態度。他們眼看示威遊行已無法阻止，認為隻能參加和從中引導這一行動，才能避免可能發生的極端行為。

匈牙利大專學生聯合會22日開會提出一係列政治要求，後來人們歸納為12點、14點、15點或16點等不同文本，但是它們的主要內容都是一致的。其中最詳細的16點文本內容如下：

1.我們要求全部蘇聯軍隊按照和約條款立即撤出匈牙利。

2.我們要求在匈牙利勞動人民黨內全體黨員以秘密投票的方式，選舉出下、中、上層的幹部。這些幹部應該盡早召開黨的代表大會和選舉出新的中央委員會。

3.必須在納吉伊姆雷同誌領導下改組政府，立即解除所有在斯大林一拉科西時代犯有罪行的領導人的職務。

4.我們要求對法爾卡什米哈伊及其幫凶的案件進行公開調查。拉科西馬加什，作為最近時期所犯的所有罪行以及使我們國家陷於崩潰的主要負責者，必須被解回國和將其送上人民法庭。

5.我們要求在全國舉行普遍的、平等和秘密投票選舉，選出一個有多黨參加的新的國民大會。我們要求保障工人罷工的權利。

6.我們要求在政治和經濟完全平等和互不幹涉內政的基礎上，審查和調整匈牙利與蘇聯以及匈牙利與南斯拉夫的政治、經濟和文化關係。

7.我們要求吸收專家參加，對匈牙利整個經濟生活進行改造。必須從匈牙利具體條件和我們匈牙利人民的切身利益出發，重新審查我國以計劃經濟為基礎的整個經濟體係。

8.必須公布我們的所有對外貿易協定以及永遠無法付清的賠款的確切數字。我們要求坦誠的公布有關我們鈾礦儲藏、開采以及在這方麵給予俄國人特權的精確資料。我們要求匈牙利按世界市場價格自由的出售鈾以換取硬通貨。

9.我們要求全麵修訂工業生產定額，立刻徹底調整工人和知識分子的薪金。我們要求確定工人最低生活標準。

10.我們要求在新的基礎上實行交售製度和合理地利用農產品。我們要求平等對待個體農民。

11.我們要求由獨立的法庭重新審查一切政治、經濟案件，釋放被判的無辜者並恢複他們的名譽。我們要求立即遣返在蘇聯的戰俘和被流放者，包括匈牙利境外的犯人在內。

12.我們要求完全的思想、言論和新聞自由，我們要求建立自由電台和為匈牙利大學生聯合會創辦一份大量發行的日報。我們要求公開和銷毀現有的人事檔案。

13.我們要求盡快拆除作為斯大林主義暴政和政治壓迫象征的斯大林像，代之以1848－1849年為爭取自由的英雄和殉難烈士的紀念碑。

14.我們要求以過去的匈牙利科蘇特紋章代替現在使用的匈牙利人所不熟悉的國徽。我們要求匈牙利部隊采用符合民族傳統的新式製服。我們要求3月15日為公休的國慶節；10月6日為國喪日，屆時學校放假以表紀念。

15.布達佩斯技術大學的青年一致宣布他們完全支援波蘭和華沙工人及青年進行的波蘭獨立運動。

16.建築工程技術大學學生將盡快成立匈牙利大學生聯合會地方分會，並決定於本月27日星期六在布達佩斯召開一個有全國青年代表參加的青年議會。

學生們的上述各項要求主要集中在實行民主政治，進行經濟改革和實現民族獨立這三大問題上，全麵地表達了匈牙利廣大人民群眾普遍地政治要求。因此，這些要求一經張貼到街上，立即引起強烈的反響，就像清水落入滾燙的油鍋，激起沸騰。居民們聚在街頭，一麵傾聽別人高聲朗讀這些要求，一麵默默地頻頻點頭表示讚同，不時還低聲發出簡短的評論：“對！”“好！”“正是這樣！”他們為終於盼到了可以當眾公開表達自己的意願這一天而激動不已，一些老年人甚至為此眼裏噙滿熱淚。

就在這時，坐落在市中心地匈牙利勞動人民黨中央機關報《自由》編輯部大樓裏也卷起風暴。信息靈通、政治神經格外敏感的黨報工作人員們清早就舉行會議，討論麵臨的緊迫形勢。會上的氣氛十分緊張，記者們強烈要求對報社領導進行改組，一位被視為斯大林主義的副總編輯當場被迫提出辭職。這個會議沒開完就中斷了，隨即派出一個代表團去黨中央，警告格羅一夥應該盡快采取緩和局勢的措施，不然會為時過晚，後果不堪設想。

然而，在此之前一個多星期的時間裏，黨和政府的最高領導人中竟無一人留在國內，他們去南斯拉夫談判已經一個多星期。這個致力於改善匈南關係的黨政代表團10月15日啟程赴貝爾格萊德同鐵托進行“和平談判”，其陣容是黨中央第一書記格羅埃爾諾、政府總理赫格居什安德拉什、黨中央書記卡達爾亞諾什，另外還有奧普羅安道爾和科瓦奇伊什特萬。在國內政治氣氛已很緊張之時，格羅還沉醉在這次訪問的成功之中，全然不知國內正在發生的事情。他在車站以沉穩和滿意的聲調發表了一個談話：“從第一分鍾起，談判就是在真誠的同誌式氣氛中進行的。我們認為這次會談卓有成效，因為我們討論的所有問題都達成了協議。”當他得知學生們的遊行計劃之後，顯然被激怒了。

當天上午，格羅在裏瓦伊、卡達爾和馬羅山的陪同下接見了《自由》代表團。格羅的態度冷漠、高傲。編委會負責人霍爾瓦特馬爾通陳述了編輯部的觀點：應該嚴肅對待群眾的要求，這是采取具體行動的最後機會。格羅的回答結結巴巴，然而態度很堅決。他指責來訪者喪失理智，低估了無產階級政權的力量。他說，黨和政府有辦法對付製造混亂者，遊行將堅決禁止。代表團中有人問如果青年們不顧禁令堅決遊行怎麽辦。格羅和裏瓦伊都毫不猶豫地回答說：“那就開槍。”裏瓦伊還氣憤地一再重複“那就開槍”這句話。卡達爾在這次接見中態度比較溫和，但在實質上也支持格羅和裏瓦伊的意見。

中午12時53分，電台開始播放內務部長比洛什拉斯洛發布的禁止遊行的通令：“為了保障社會秩序不受幹擾，在未采取進一步措施之前，內務部不準在街道公開集會和舉行遊行。”

黨和政府領導人這時還在玩火。作家協會，裴多菲俱樂部和大學生們多次派出代表去黨中央，要求解除禁令。代表們指出，禁止遊行的通令進一步加劇了緊張局勢，黨的領導要為因此產生的後果負責。據當時的目擊者回憶，在場的黨的領導人慌作一團，憂心如焚，但又一籌莫展。當時參加會見的代表納吉鮑拉日在他回憶錄中這樣描寫黨政領導人會見代表時的慌亂情景：“格羅是從辦公室衝出來的，其他人麵色蒼白，束手無策。奧普羅安道爾高舉雙臂哭聲哭氣地向裴多菲俱樂部負責人坦佐什加博爾央告說，

‘……請你們挽回局麵吧！’

下午2時23分，電台再次中斷正在廣播的節目，宣布內務部長比洛什拉斯洛解除不準在街道集會和遊行地禁令。這種朝令夕改的事在1956年10月屢見不鮮。電台接著還廣播了當晚八點格羅將發表廣播講話的消息。

至於禁令是如何解除的，後來的說法不一。有人認為是群眾代表要求的結果。也有人說在內務部高級官員會議上，布達佩斯警察局局長提出反對禁止遊行，得到一些人的支持，比洛什部長馬上把情況報告給格羅，征得他得同意後解除了禁令。還有一種被認為更可靠的說法：武裝力量的指揮者們告知格羅，如果得不到可以開槍的命令，他們無法保證能成功地阻止群眾上街，格羅這才同意解除禁令。有一點是肯定的，那就是禁令的解除得到了格羅的許可。在此之前，黨中央政治局的一些成員已被派往各處說明禁止遊行的必要性。其分工是卡達爾去電台、馬羅山和奧普羅去工會、裏瓦伊去《自由》、比洛什去內務部。

在一天之內的不長時間裏，電台反複廣播內務部長的禁令和解除禁令的公報，使整個首都以至全國都已知道將要發生的事情，也使他們進一步看到領導人的僵化、無能與優柔寡斷。學生們的遊行開始時，布達佩斯的許多市民早已聚集在街頭。當青年學生們還在多瑙河邊的裴多菲銅像下集合時，禁止遊行的通令尚在生效。青年們把遊行的集合地點選在裴多菲銅像下有著鮮明的象征意義。十九世紀的愛國、革命詩人裴多菲是匈牙利民族的精神領袖。1848年－1949年他參加領導了反對奧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民主革命和參加了此後的獨立戰爭，最後戰死疆場現出26歲年輕生命，成為匈牙利青年長期崇拜的偶像。裴多菲銅像高達數米，栩栩如生地塑造了他當年朗誦號召人民革命的力作《民族之歌》的情景。青年們從四麵八方朝這裏湧來，廣場上和附近街道上擠滿了人。他們有的打著國旗和紅旗，也有少數人舉著表示支持波蘭人民的標語牌和橫幅。

下午3點這裏開始舉行示威活動，但是時間持續不久。著名的青年演員申科維奇.伊姆雷朗誦了《民族之歌》，作家戴裏.蒂博爾轉達了作家協會對學生們的支持，然後由一個學生宣讀“十六點要求”。接著，數千人從這裏出發，高唱《科蘇特之歌》、《馬賽曲》和《國際歌》開始示威遊行。根據原定路線，示威群眾經過科蘇特.拉約什大街等地奔向瑪爾吉特橋，然後過河去貝姆廣場。
幾乎與此同時，還有較少一部分人按照另一個計劃在高爾基林蔭道的波蘭大使館門前集合，那裏的馬路拐彎處便是作家協會的辦公樓。這批群眾的遊行開始後，一些作家走在這支遊行隊伍的前列，其中作家協會主席萊什.彼得最引人注目。他那蓄胡須、穿高統黑皮靴的形象早為全國所熟悉。解放後這位作家曾是民族農民黨領導人。

後來，這兩支遊行隊伍在拉科齊大街與博物館彎路的交叉處會合，聲勢更加浩大。沿途的電車和公共汽車都停下來為遊行者讓路，小汽車紛紛拐進旁邊的胡同。行人停下腳步站在路邊驚奇地觀看，有的幹脆加入到遊行的行列。住宅樓和辦公樓的窗戶全都敞開，裏麵的人探出頭向遊行者揮手歡呼。隊伍所到之處，商店、餐館停業。售貨員、廚師、侍者都被卷入人流，甚至有的電車乘務員扔下車裏的乘客，自己跑去參加遊行。一些人自動在隊伍中維持秩序。起初，人們呼喊的口號是“以波蘭為榜樣，走匈牙利大道！”“波匈友好！”“自由！”“獨立！”之類。後來的調子不斷升級，很快喊起“推倒斯大林像”“蘇聯軍隊滾回去！”“擁護納吉伊姆雷！”“納吉伊姆雷進政府，拉科西進多瑙河！”“誰是匈牙利人，同我們在一起！”等等。

潮水般的人流湧到西車站附近已經四點多鍾，大批下白班的工人的加入進一步壯大了遊行隊伍。這時有人打出挖掉蘇聯式國徽的匈牙利國旗，被挖去的部分留下一個大窟窿。許多人紛紛效法這個“發明”。每棟房子的守門人本來都保存節日時懸掛在大門口的國旗，遊行者可以輕易地從他們那裏得到，所以後來打出的被挖去國徽的國旗越來越多。

貝姆廣場在多瑙河對麵的布達一側。貝姆•約瑟夫是位波蘭將軍，1849年獨立戰爭期間任匈牙利國防軍總司令，打過不少勝仗，後來成為匈波友誼的象征。因此，遊行者選在這個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廣場支援波蘭人民。貝姆的塑像豎立在廣場西側，從佩斯遊行過來的群眾已把整個廣場和附近的空地、街道擠的水泄不通。裴多菲軍事政治學院的800名學員在教官們率領下也加入了示威遊行者的隊伍。這個學院是為軍隊培養政治幹部的，學員都是工農出身，而且全部是共產黨員。他們的出現，無疑在人群中又引起一陣激動。作家協會主席韋萊什•彼得站在一輛汽車頂上，首先向遊行群眾講話，然後由大學生代表再次宣讀“十六點要求”。接著，在人群中的這裏那裏，不斷有人即興發表演說，別人把他們抬在肩上，隻是在嘈雜之中很少有人能聽清他們在講些什麽。

天漸漸黑下來的時候，聚集在貝姆廣場上的人群開始四散。有的走回家去，大多數人卻餘興未盡，又通過瑪爾吉特橋回到佩斯一側，奔向國會大廈。這座本世紀初興建的格特式建築是國會和政府所在地。它門前的巨大廣場上很快黑壓壓地擠滿人，據估計最多時達20－30萬之眾。在匈牙利1848年民主革命和1918年“紫菀花”時期，這裏都曾出現過這種群眾自發地舉行大規模集會的場麵。

人們高呼口號，要求納吉.伊姆雷向他們講話。但是納吉.伊姆雷這時並不在這裏。廣場上的照明燈不知出於什麽原因忽然全部熄滅，大家立即將手中的報紙、傳單等卷成火把點燃。當照明重新恢複時，群眾由於不耐煩，情緒更加激昂，不斷高喊“納吉•伊姆雷！”“納吉•伊姆雷在哪裏？”政府土地部長埃爾德伊•費倫茨走上國會大廈的一個陽台試圖講話，但是廣場上頓時噓聲大作，他被轟了回去。

當10月23日匈牙利已開始沸騰的時候，納吉•伊姆雷並沒有在首都。他應一位農民的邀請，到巴拉頓湖北岸的鮑道楚尼去過葡萄節。這是他生命中最後一個安逸的快樂時刻。直到10月23日中午時分他才回到布達佩斯，朋友們向他介紹了群眾的普遍情緒和要求。有人建議他參加下午的遊行，引導青年不發生失控。他對此毫不考慮，甚至表示不同意學生們的遊行計劃，使朋友們不歡而散。當晚上群眾在國會門前焦急地等待納吉•伊姆雷講話時，他的親密朋友洛鬆齊•蓋佐、瓦沙爾海伊•米克洛什和阿策爾•道馬什等人乘汽車趕到納吉•伊姆雷在歐爾肖街的住所，催請他立即去同群眾見麵。納吉•伊姆雷問明情況後還有些猶豫不決，但在大家的勸說下最終還是動身了。他在車裏看到街上的國旗都被挖去了國徽，不禁驚奇地叫道：“你們看那些旗子！發生了什麽事情？”布達佩斯10月的夜晚已經很涼，但他這時卻在用手絹不住地擦拭額上的汗珠。

晚上8點左右，納吉•伊姆雷來到國會大廈。他出現的本身就意味著他們的勝利。納吉•伊姆雷用手示意大家肅靜，人聲鼎沸的廣場很快鴉雀無聲。他開始講話了，首先向在場的人群稱呼：“同誌們！”這時四處忽然響起口哨，人群也開始騷動，許多人又節奏地呼喊：“我們不是同誌們！”待廣場上稍微平靜一點，納吉•伊姆雷才接著講下去。他的講話很短，大意是說對匈牙利青年表示尊敬，但是他說存在的問題要通過在黨內討論和澄清才能解決，重要的是要維護秩序和紀律。最後，他要求大家快點回家去，顯然想為事態降溫。在場的人聽後都非常失望，對他的熱情明顯地涼下來。納吉•伊姆雷這時也不知自己如何是好。為了脫離困境，他建議大家合唱國歌，並且自己帶頭唱起來。之後，有一部分人泱泱不快地離開了廣場，大部分人仍然留在那裏。朋友們都從納吉•伊姆雷的神情中察覺到，他對自己講話效果之糟感到沮喪。然而，這時他還沒有意識到自己這一失利的原因在於尚未調整好自己與群眾的關係。

在國會大廈門前的廣場上發生這一切的同時，一些示威群眾采取了另一個行動。他們來到城市公園旁邊，想完成學生的要求中最容易辦到的事：推倒斯大林塑像。這尊塑像是一座矗立在廣場上的25米高、幾十噸重的青銅像：足登長靴的斯大林站立在高高的基座上，手臂揚得高高地指向遠方。這時，早已有人把一個大牌子掛在斯大林脖子上，上麵寫著：“俄國人，他們走時可別把我丟下！”

到這裏來的多是產業工人。他們在塑像上套上上鋼纜繩，想用拖拉機和卡車把它拖倒。由於塑像非常沉重、堅固，他們的多次努力都告失敗。最後有兩個工人找來電焊工具，在一陣藍色的火焰和片片火花閃過之後，銅鑄塑像的兩膝部分越來越細。他們再套上纜繩去拖時，塑像便從基座上倒栽蔥般地倒落在地上，人群中爆發出一片歡呼聲。人們在興奮中用卡車把塑像拖到位於市中心的博羅豪•路易佐廣場的民族劇院附近，七手八腳地把它的頭部割下，又有人在上麵刻上“廁所”的字樣。而城市公園附近的原塑像的基座上，這時隻剩下了斯大林的一雙孤零零的俄國大靴子，這種景象後來保持了幾個月之久。

晚上9時左右，廣播電台方向忽然響起密集的槍聲。幾輛卡車開到國會大廈前的廣場，上麵的人喊道：“保安隊在電台那裏向人民開槍！”廣場上這時剩下的人已不多，大約還有數千人，都是一些最堅定的分子。他們聞訊立即趕往廣播電台。一部分人爬上卡車，大部分人步行，都想去出事的地方看個究竟。隊伍拐上鮑伊奇－日林斯基大街後，不斷有節奏地向正在回家的行人們狂熱地高喊：“誰是匈牙利人，就跟我們走！”他們這時尚不知道，不遠處的槍聲已經在改變下午遊行示威事件的性質。





2、武裝起義

1848年3月15日佩斯爆發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時，青年們曾闖進一家名叫“蘭德萊爾－海克納斯特的私人印刷所，要求不經新聞檢查印刷他們的《十二點要求》這家印刷所的老板是位和藹可親的德族後裔。他滑稽地微笑著說，“先生們，我隻向暴力屈服”。於是有人輕輕地碰了一下他的胳膊，作為施加暴力的象征。這位老先生便笑嗬嗬地讓人排印《十二點要求》。1956年10月23日的布達佩斯青年希望再現108年前那一幕，隻不過不是去求助印刷所，而是奔向廣播電台。那時在匈牙利雖然已有電視，但隻向領導人試播，普通人接收不到電視節目。這樣，最迅速、最廣泛地大眾傳播媒介尚屬廣播電台。

下午在貝姆廣場舉行地集會結束後，就有一批青年聚到廣播電台大樓門前，要求廣播他們的《十六點要求》。他們根據長期建立的信念認為，廣播電台既然屬於人民，自然就應該廣播人民的聲音。

匈牙利廣播電台坐落在狹窄的博洛迪•山道爾胡同，是一座巨大的古老建築，就在裴多菲1848年3月15日朗誦他的《民族之歌》的民族博物館的後院牆外邊。這種地理位置的巧合也助長了青年們的激情。然而，廣播電台的負責人卻不像上個世紀那家印刷所的老板那樣爽快。當群眾蜂擁著朝廣播電台大樓湧去時，大樓的看守者奉命關閉了大門。樓裏傳出來的明確信息是，堅決拒絕廣播《十六點要求》。

廣播電台36歲的女台長本克•瓦萊麗奧過去是個小學教員，1941年加入地下共產黨。她在抗德戰爭中表現得很英勇，隻是據說她好同人吵架，大家都怕她。她由於在這天拒絕群眾的要求堅決、立場堅定，匈牙利時間結束後不斷升遷，以後曾任政府文化部長、黨中央理論刊物《社會評論》的主編。1970年以後的十幾年當中，她長期任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中央政治局委員。

那天在青年們聚在已關閉的大門前吵嚷不休時，本克•瓦萊麗奧和廣播電台其他負責人走上廣播電台大樓臨街的陽台，想向街上的示威者說點什麽，但群眾根本不願聽他們講話，隻是有節奏地高喊：“停止播音！”“把麥克風安到街上來!”他們的要求當然得不到滿足。這時街上聚積的人越來越多，情緒也越來越熾熱。後來電台負責人同意示威群眾派出一個由20人組成的代表團，進入廣播大樓進行談判。接下來，群眾代表與電台負責人就《十六點》中哪些可以廣播、哪些不可以廣播爭執不下，談判遲遲沒有結果。這時街上的示威群眾已等得不耐煩，甚至懷疑談判代表已被當作人質扣押。當他們看到越來越多的部隊趕來增援電台的保衛者時，心情更加焦急。

電台裏的不知什麽人這時又導演了一出愚蠢的把戲，給示威群眾火上加油。有人把一輛裝有擴大器的轉播汽車開到街上，佯裝同意學生們廣播《十六點》的要求。一位身穿紫紅色外套的姑娘爬上車抓過麥克風開始宣讀各要求。示威者要附近街道那些探身窗外看熱鬧的居民打開收音機，聽一聽那個姑娘的聲音是不是真的播放出去。當弄清電台並沒有廣播他們的要求時，人們知道上當了，憤怒地齊向轉播車撲去。車上的5名電台工作人員和一名警官急忙跳下車從後門遛進廣播大樓。群眾便來回悠動著那輛轉播車，猛力地向大門撞擊。

晚上8點時分，電台開始廣播黨的第一書記格羅•埃爾諾的講話。這篇講話被公認為是引起群眾情緒爆炸的雷管。他聲稱：“人民公敵今天的主要目的是要埋葬工人階級的政權，鬆懈我黨和光榮的蘇聯黨之間的關係。我們譴責那些濫用國家給予工人階級的民主自由權利來製造民族主義示威的人們……”格羅就像個住在象牙塔裏的人，似乎根本不知道街上正在發生什麽。凡是當時聽到他們的廣播講話的人都預感到，此舉將要釀成大禍。以至正在黨中央大樓裏的一位高級軍官聽完他的講話，立即暴跳起來，拔出佩帶的手槍揚言要去槍斃格羅，眾人急忙把他拉住。這位軍官把槍丟在地上跺著腳高聲喊道：“我們大家都將死於非命。這個該被喂畜生的格羅要對此負責！”

廣播電台大樓門前的群眾聽到格羅的講話，早已怒不可遏。有些人向電台投擲瓦塊、磚頭，另一些人試圖通過底層的窗戶爬進大樓。為了阻止群眾的行動，守衛廣播電台的保安部隊戰士在樓外使用了催淚彈和防火水龍頭。最後，站在走廊上的士兵端著上了刺刀的步槍，呼喊著從兩側向群眾進逼，這才暫時驅散了大樓正麵的人群，士兵們在樓前按射擊位置散開。有人看到許多戰士在哆嗦，不知道是因為緊張，還是出於恐懼。不一會兒，戰士們按照傳來的命令下了刺刀退回大樓，最後關上門。群眾很快擁滿了整條街道。

晚上9點鍾左右，廣播電台響起槍聲。究竟是誰開的這第一槍？幾十年來對此莫衷一是，一直無法查清。有人說最初是保安部隊隊空鳴槍警告，有人說是士兵意外走火，也有人說是群眾中有人先開槍。不管最初是怎麽樣，反正一發不可收拾，從此槍聲不止，布達佩斯群眾由和平示威轉為武裝起義。

很快街上便有了傷亡。受驚的群眾憤怒地高喊：“保安局是劊子手！”“殺死保安部隊！”有人看到駐紮在國家博物館院內和鄰近廣場的保安部隊朝著附近街道掃射，企圖阻止更多的群眾湧向廣播電台。這時，保安部隊向學生開槍的消息很快傳遍了全城，越來越多的人從四麵八方朝布羅迪•山多爾街湧來。

廣播電台的守衛隊通常隻有16人，另外還有一個排的後備隊。當示威者們湧進布羅迪•山道爾街時，守衛隊要求增援，保安局的費赫爾•約瑟夫少校立即率領300名保安部隊官兵趕到。有關部門還調遣了以裴多菲軍事學院學員為主的一批軍官，不過他們有的人去了廣播電台，有的人沒有去。這樣，廣播電台守衛者的總兵力達500人左右。

在這裏應該對這支守衛力量的主要構成者保安部隊略加介紹，因為他們在整個匈牙利事件過程中起了特殊作用，他們本身的命運也是悲慘的。它是歸內務部國家安全保衛局管轄的獨立部隊，由彼得•加博爾中將率領，受法爾卡什•米哈伊直接指揮，是拉科西一夥以往迫害無辜的有力工具。其總部恰恰選用了前匈牙利法西斯組織兼十字黨總部的舊址，使人們的心目中在這二者之間更要劃近似號。國家保安局在1956年由政治偵探、穿蘭製服的保安部隊和穿綠製服的邊防軍三部分組成。參與破壞法製行為的主要是那些政治偵探。在保安部隊和邊防軍服務的盡是些在職業軍官指揮下的年輕義務軍。10月23日守衛廣播電台和在那裏犧牲的就是這些年輕戰士，後來在10月30日守衛布達佩斯市委大樓過程中被殺害的士兵也是這些人。10月23日群眾舉行示威遊行時，布達佩斯的保安部隊為600－800人示威遊行發生後國家保安局緊急部署向首都調動1千名邊防軍進行增援，他們後來是否全部抵達了指定地點已無法查證。

廣播電台大樓槍響之後，聞訊趕來的人群把大樓周圍的街道擠滿，有些目睹者回憶說當時有數千之眾。起義者們的鬥誌越來越高，他們最初從不願與他們作戰的士兵和警察手裏得到武器。也有人說，最早的一批武器是在基利安兵營中服勞役的那些士兵送來的。這些士兵是一批應征入伍後被視作思想有問題的青年，因不適於掌握武器而被分配從事建築等體力勞動。他們與起義者自然靈犀相通，由他們將用於警衛兵營的武器提供給起義者並不是不可能。此外，一些警察分局的武器和各個國防俱樂部用於訓練射擊的槍支、彈藥也被搶劫，用於武裝廣播電台大樓的圍攻者。後來，切佩爾和新佩斯的工人們用卡車從兵工廠倉庫和各大工廠的民兵武器庫運來了大批步槍、機槍和子彈，起義的學生、工人更加如虎添翼。

戰鬥越來越激烈，起義者們占領了許多可以控製廣播電台大樓的製高點，守衛者的抵抗顯得越來越無力。到晚上10點，槍聲更密，火藥的煙霧四處彌漫，廣播電台已變成了一個激戰的火海。參加圍攻廣播電台的起義者主要是被激怒的青年學生和工人。從大樓守衛隊當晚在現場抓獲的37名持槍者來看，其中多數是十六七歲的工廠學徒工，另外也有一些年長者。他們手持小口徑步槍、步槍和手榴彈。

局外人不禁要問，為什麽政府不立即調動軍隊、警察為廣播電台解圍？實際情況是首都城內兵力、警力不足，難以應付這樣的突發事件。

當時在布達佩斯全然沒有戰鬥部隊駐紮，全城穿陸軍軍裝的除防空部隊和一支人數極少的儀仗隊外，隻有軍事院校的學員。從這裏也可以看出匈牙利的領導人對發生群眾示威這樣的事情毫無準備。10月20日以後由於已爆發波蘭事件，匈牙利國內局勢也相當緊張，有人才開始想到加強警衛。然而，剛剛下達的一個守衛計劃第二天又被收了回去，理由是沒有必要在群眾當中造成恐慌。也就是說，直到10月23日，這個首都既無守備部隊，又無守衛計劃，完全是座“不設防的城”。距離布達佩斯最近的部隊是分別駐紮守在數十公裏之外的基利孔豪拉什、皮利什喬鮑和陶陶巴尼亞的三個團。軍隊總參謀長在23日下午提出向全軍發出戰備動員令，遭到國防部長鮑陶伊什特萬的拒絕，其理由是“沒必要”。直到晚上8點以後，由於事態不斷惡化，才下令駐在陶陶尼亞和皮利什喬鮑的部隊馳援首都。

晚上11點左右，皮利什喬鮑的坦克奉命趕到廣播電台。他們雖然肩負增援大樓守衛者的任務，卻被起義的人群所包圍。人們勸導士兵們站到自己一邊，至少也要把槍交出來。在群眾情緒的感染下，這支部隊的指揮官拒絕讓他的士兵幫助保衛部隊作戰，他自己離開隊伍奔向國防部報告情況。不一會兒，一位少校軍官站在一輛坦克上向群眾講話，聲明自己也曾是切佩爾的工人，決不會下達向工人弟兄開槍的命令。這時從廣播電台射過來的一梭機槍子彈把他擊斃。在場的士兵多是來自農村的青年農民，目睹保安部隊殺死了自己的長官，沒多加考慮變調轉了槍口，立即倒向圍攻廣播電台的群眾一邊。

警察從開始就對群眾示威持同情態度。布達佩斯警察局長科帕奇山多爾上校是位冶金工人出身的抵抗戰士，1944年曾在北部山區同蘇聯的喀爾巴阡部隊並肩作戰，那時他的年齡還不到二十歲。他的父親、匈牙利1919年蘇維埃共和國時期的一位老紅軍，是科帕奇出道爾參加工人運動的引路人。這位老人在抗德戰爭中再次拿起武器，同年輕人一起出沒在迪歐什傑爾周圍的密林中，解放以後他是布達佩斯的一個區的負責人。科帕奇山多爾尊敬納吉伊姆雷，10月23日晚首先阻止了當地警察分局對拆除斯大林塑像的群眾進行幹預的請求，然後極力使各處的警察避免與群眾發生衝突。當廣播電台大樓那裏爆發槍戰之後，科帕奇接到陸軍總監的電話，要他派警察去增援。市警察局有一支一百名警察的防暴隊，裝備有輕、重機槍和手榴彈，受過嚴格的巷戰訓練。駐紮在莫雄尼街的這支隊伍的指揮員是個大力士，他奉命帶隊前去增援。這時本克瓦萊麗奧也給警察局打去求救電話，尖著嗓子叫喊：“科帕奇，快！否則他們就要把我們殺死!”然而，警察防暴隊無法進入電台，因為守衛電台的保安隊在混亂中弄不清楚誰進攻他們、誰支援他們，不斷以猛烈的火力“歡迎”這些警察，有兩個已受重傷。示威的群眾則擁擠在他們周圍，企圖說服這支警察防暴隊也倒向起義者一邊。防暴隊的指揮員在一個私人住宅裏打電話向科帕奇報告情況，科帕奇當即指示把傷員送到醫院，然後撤回營地，他耽心再過半小時這支作為他手中王牌的警察部隊也會倒戈。

半夜前後，郊區工廠的一批產業工人運來大批重型武器和彈藥，槍戰更加激烈，守衛部隊已漸漸支持不住。到淩晨時分，起義者陸續攻進大樓。上午9點，這座建築物全部被起義者占領。以500人的兵力守衛一個電台本應足夠，但是諸多因素削弱了守衛者的戰鬥力。這個龐大的建築群三麵都臨狹窄的街道，距對麵的居民樓不超過10米遠，很容易受到起義者火力的控製。大部分市臨時調動來的保安部隊士兵對樓內複雜地形毫不熟悉，不知道哪裏有通道、地下室和登摟頂的階梯，甚至連大樓有幾個通向街道的出口都不清楚。一位上校軍官臨時被任命為守衛總指揮但是這支部隊裏沒有他的一兵一卒，結果官不認識兵，兵不認識官，作戰指揮連連失誤。黎明的時候，其他軍官聯合起來撤換了這位總指揮，臨陣易帥使本來就士氣不高的守衛部隊的鬥誌更加低落。守衛者長時間被圍困在樓裏得不到外援，人員損失慘重，最後子彈打光，隻好束手就擒。匈牙利廣播電台從此轉移到國會大廈播音。

10月23日夜晚，群眾還占領了黨報《人民自由報》編輯部和國際電話局。《人民自由報》編輯部位於市中心。當晚聚集在編輯部樓前的人群呼喊：“打倒《人民自由報》的謊言”，要求印刷學生的宣言。編輯部內的一些同情群眾的反對派記者起草和印刷了各種傳單到街上散發。有人衝進設在底樓的書店，將馬克思、列寧和斯大林的著作拋到街上。另一些人焚燒了斯大林和拉科西的肖像。一個反對派的記者出來要求大家平靜遭到毆打。當廣播電台裏的保安部隊開槍的消息出來後，人們更加憤怒，闖進編輯部的房間將書籍、家俱等搬到街上點著燃燒。這時，負責意識形態的黨的領導人裏瓦伊約瑟夫正在四層的編輯部裏，他是來監督《人民自由報》第二天在頭版刊登格羅廣播講話稿的。裏瓦伊見到這時的情景嚇得驚恐萬狀，哀求別人援救，最後還是在一些他原準備對其進行迫害的反對派記者的幫助下才從後門溜走。

這天晚上，布達佩斯的幾乎所有居民都在街上，成群結隊地聚在城市的各個交通要道。興奮地議論、歡呼，如醉如癡地忘乎一切。一個當時走遍全城進行巡視的記者後來寫道：“這是一場無拘無束的真正的革命……群眾忘懷了一切，一味的奔波、戰鬥，呼喊著一分鍾前還未聽說過的口號。他們將電車等推翻……每個人都沉醉在一種創造的狂熱之中。”

示威的群眾不是為了反對拉科西－格羅政權嗎？事態怎麽會發展到武裝起義的地步？

匈牙利官方宣傳和大多數著作曾長期把10月23日晚的武裝起義解釋為一次事先精心策劃的行動，並為此搜集了許多證據以自圓其說。其實世界上的事情往往是十分複雜的，正如卡達爾後來所說：“不僅我個人，而且世界上任何人都沒有經曆過當時出現的局勢。沒有什麽現成的理論、方法和經驗可以借鑒。”他一直認為，“起初，一部分青年組織了和平示威遊行，大部分參加者都懷著崇高的目的”。卡達爾傳記的作者、匈牙利著名作家久爾科拉斯洛則直接了當地表示他“不相信”關於這次起義早有準備的說法。他在自己的著作中寫道：“事件爆發得如此突然，以至事前根本無法周密準備。誠然，當時匈牙利肯定有受過良好訓練、領受了相應指示的外國特務、間諜在活動。匈牙利的各種地下組織無疑也有過武裝政變的計劃，但是，如果沒有群眾的示威活動，這些都是無法實現的。我不相信，所有這一切都是在一個全麵、精確和有領導、有周密準備的計劃安排下發生的。世界上沒有一個本領高強的秘密組織能夠製訂和執行這種計劃。”他還說：“如果由此得出結論說，1956年10月23日匈牙利人民已經拋棄了社會主義，未免過於輕率。事情並非如此。當時我也站在廣場上同群眾一起遊行。我認識遊行人群中幾百個信仰堅定的共產黨人。”“1965年匈牙利事件之所以如此可悲，原因之一在於，事件中許多互不相關、彼此截然矛盾的因素交織在一起，許多真理不僅在當時，而且時至今日仍然在人們的頭腦裏互疑互斥。”

1959年5月。卡達爾在國會講話中談及1956年事件時，顯示出這位領導人非凡的政治與道義膽略。他說，“出現這種形勢是領導的恥辱，不是人民的汙點。當時全國各地成千上萬的人等待著中央的命令、指示和領導，……但是，我們沒有誠實地給予指導，而這是當時形勢下領導必須做到的事。”

10月23日晚，當群眾在首都街頭已從和平示威變成武裝起義時，中央委員會雖已亂成一團，但是主要領導人在思想上遲鈍得依然沒有認識到國家正在發生根本的變化。他們甚至無法確定地了解街上的情況。這恰恰是多年來不向領導反映國家真是情況的實踐縮影。格羅在晚8點發表廣播講話之後，電台宣布政治局決定中央委員會於10月31日，也就是一個星期以後舉行會議，討論國內局勢。幾分鍾以後，電台又更正：“政治局在今天召開的會議上決定，盡早召開中央委員會的會議。”晚上10點22分，廣播電台又向聽眾廣播了一個“特別消息”：“匈牙利勞動人民黨政治局將立即召開中央委員會會議，研究當前局勢和討論將采取的措施。”然而對首都已發生的一切，廣播中卻隻字未提。

納吉伊姆雷知道街上已發生槍戰之後，在他女婿亞諾希費倫茨和幾位朋友的陪同下趕到科學院街的黨中央大樓。亞諾希費倫茨不僅是納吉伊姆雷的親戚，也是他政治思想的忠實追隨者。這位有著不一般經曆的知識分子生於1916年，年輕時在家鄉沙洛什帕陶克受教育和當牧師。1943年應征入伍在霍爾蒂軍隊中服役，後來作為一個具有上尉軍銜的隨軍牧師被蘇軍俘虜。在蘇聯期間，他參與反法西斯的宣傳工作，在蘇聯紅軍中辦匈牙利文報紙，並與納吉漂亮的女兒結為伉儷。解放後他獲少將軍銜，當過國防部政治部副主任，1951－1954年任文化部第一副部長，1954－1955年任愛國人民陣線總書記。1956年6月他被開除出黨，改任裴多菲博物館館長。1956年事件被鎮壓後，他作為納吉案件的要犯之一被判刑，六十年代初出獄後不久病逝。

格羅在黨中央大樓一見到急忙趕來的納吉便怒氣衝衝地指責他，說眼下發生的一切都是納吉搞的，還說“這下子你可以隨心所欲了”。納吉反駁說，他長期以來都在提醒黨和政府注意這種危險。

政治局從下午開始就把那些不在黨中央大樓裏的成員們陸續召回。總理赫格居什從國會大廈、卡達爾與馬羅山從總工會、比洛什從內務部來到這裏，患病的裏瓦伊後來也在群眾的驅逐下從《人民自由報》逃回來。當外麵街上已卷起風暴的時候，格羅一直躲在辦公室裏，不是考慮采取什麽對策，而是埋頭草擬他的廣播講話稿。

當晚，黨的中央委員會舉行了會議，激烈的爭論延續到次日的淩晨，納吉伊姆雷也列席了這次會議。納吉不是黨的任何領導機構的成員，他的黨籍不過在幾天前剛被恢複。現在已弄不清他的到會是應格羅等人的邀請還是他自己主動從隻有10分鍾路程的國會大廈趕來參加的。

會上對已出現的局麵雖有看法上的分歧，但大家一致認為必須恢複秩序，為此必須立即宣布戒嚴令。有幾個人建議召請蘇聯軍隊幫助恢複秩序，但會議沒有就這件事形成決議。納吉也讚成發布戒嚴令，那時他還不知道武裝蔓延的狀況，以為通過戒嚴，秩序很快就能夠恢複。據有關資料記載，他沒有提及任何有關召請蘇聯軍隊的建議。但是在臨近午夜之時，總理赫格居什離開會場後曾對等待他會見的作家協會的代表們說過，已爆發的反革命如果不能及時平定，將求助於蘇聯軍隊。

納吉列席會議時間不長，很快離開了會場。中央委員會通過了關於宣布戒嚴令的決議，並對政治局做了重大改組，半數政治局委員和半數書記處書記被撤換。新的政治局委員有：奧普羅安道爾、加什帕爾山道爾、格羅埃爾諾、赫格居什安德拉什、卡達爾亞諾什、卡拉伊久洛、基什卡洛伊、克博爾約瑟夫、馬羅山捷爾吉、納吉伊姆雷、桑托佐爾坦;候補委員有:洛鬆齊蓋佐、羅納伊山道爾；第一書記為格羅埃及諾；書記有：多納特費倫茨、卡達爾亞諾什、卡拉伊久洛。在這些人當中，卡達爾、卡拉伊、馬羅山、洛鬆齊和多納特在拉科西時期曾被監禁，納吉和桑托是拉科西的反對者，奧普羅、加什帕爾、基什、克博爾和羅納伊在過去未起過重要作用，隻有格羅和赫格居什是拉科西小圈子裏的人。

中央委員會還作出一個重大決定:請納吉伊姆雷出任總理。這時稍有一點政治知覺的人都會看出，納吉不僅是匈牙利最受歡迎的政治家，而且是在當時唯一受人民信任的人，在很大程度上解救時局的鑰匙在他的手中，隻有讓他重新出山，才有可能扭轉危險的局麵。黨中央指定了一個委員會去同納吉談判。納吉拒絕了自己的一些支持者關於為出任總理提出某些先決條件的建議，無條件地接受了黨的急需要他擔任的這一職務。

可以想象，納吉伊姆雷麵對黨中央派來的談判代表，當時心情是複雜的。就是這個現在召請他再次出任總理的中央委員會，兩年前曾支持他反對拉科西和格羅。但仍然是它，後來又倒向拉科西、格羅一邊反對他，不僅撤銷了他黨內外一切職務，還把他像廢物一樣一腳踢出黨的大門，使他受盡屈辱。現在人民起來手握武器反對黨的領導了，這個中央委員會才又想起曾令人討厭的納吉，拱手求他出去解圍。他在這個中央委員會的眼裏就像一件召之即來、揮手即去的活工具。此外，格羅在政治局改組後仍任黨的第一書記，納吉出任總理後與拉科西的這個親信又如何相處，這也是難題。但是，此刻納吉以顧不上計較這些。他在黨內生活了近40年，打上深刻的正統思想烙印。他的畢生事業就是為黨贏得人民的擁護與愛戴，如今黨與人民之間發生了嚴重的地裂，又隻有他可能在二者之間進行溝通，於是他便本能地情願把自己當作一座獨木橋，橫架在斷裂帶的兩端，寧肯自己可能被踏入深淵。

在10月23日，納吉伊姆雷麵前本可以有三種選擇。一是拒絕任命，作為反對派對拉科西－格羅集團的錯誤推脫一切責任，坐等領導集團自己垮台；二是接受任命，但要以格羅、赫格居什等聲明狼藉的領導人下台為條件，然後由卡達爾、自己及其支持者取代他們；三是無條件和無安全保障地加入原領導班子，貢獻出自己的威望並為將來可能發生的一切承擔個人責任。納吉毫不猶豫地選擇了最後一種對自己最不利的方案。他感到當時最緊迫的是要盡快恢複秩序，不然這場民族悲劇將更加慘重。第一種選擇的後果將延長武裝戰鬥的時間，人民會流更多的血，這是黨性強和具有濃厚人道主義色彩的納吉所不願發生的。第二種選擇不僅會拖延時間，還勢必會引起蘇聯領導的不滿與不信任，納吉深知這一後果的嚴重性，也是他要避免的。唯有第三種選擇，雖然對自己具有最大的危脅，但最有利於緩解緊張的局勢。不是無能和短視，而是堅強的黨性阻止了納吉在決定民族命運的時刻政客般地利用時局。不料，這個選擇竟使他從此悲劇性地徑直走向11月4日以後的牢房和絞刑架。



3、蘇聯武裝幹涉

10月24日早晨8點13分，廣播電台宣布了納吉伊姆雷已被任命為政府總理和當選為黨中央政治局委員的消息。這在一天以前可能可以成為爆炸性的新聞，而現在則已不那麽激動人心。在局勢動蕩的日子裏，一天之內所發生的變化是在正常情況下所難以想象的。人們對廣播的消息之所以興趣大減，不僅是因為人民流下的鮮血已衝淡了納吉重新出任總理帶來的喜悅，而且廣播的公報表明格羅仍留任黨的第一書記、總理赫格居什改任第一副總理協助納吉工作。有格羅和赫格居什這兩個拉科西的親信存在，人民對前途不抱任何幻想。所以，在宣布納吉出任總理的同時提到具有強烈改革意識的多納特費倫茨、洛鬆齊蓋佐和在拉科西年代屢遭政治打擊的黨的老資格理論家盧卡奇捷爾吉也進入了政治局，同樣沒有引起人們特殊的興趣。

其實，早在4小時之前電台廣播的另外一個公報就已有不祥之兆。公報說：“法西斯分子和反動分子發動了武裝進攻，攻打我們的公共建築物和我們的治安部隊。為了恢複秩序，在未采取進一步措施之前禁止一切集會、聚會和遊行。治安機構已受命對違反這一法令者嚴厲懲處。”人民的革命和起義已被當局打上“反動”的印跡。人們既然已舍命拿起武器，就很難在屈辱中自動放下它。他們現在隻想把已經開了頭的事情幹到底。

在人們的心目中，納吉似乎在滑向對立的營壘，其實他此時的處境並不美妙。納吉沒在政府所在地國會大廈辦公，而被安排到科學院街的黨中央大樓裏，周圍布滿保安局的部隊，無法與外界接觸。一旦局勢有風吹草動，格羅一夥可以不費吹灰之力地把他拋到一邊去。城裏在傳說納吉被軟禁了，這似乎並非全無道理。在政府內部，新任總理與政府其他成員很快產生了意見分歧。4月24日淩晨，納吉已去睡覺，第一副總理赫格居什和內務部長、國防部長一起，以納吉的名義擬定了一項法令，宣布對一切旨在“推翻人民共和國”的行動實行即決審判，可以當場處以死刑。這項法令同戒嚴令一起於8點45分開始在科蘇特電台反複廣播，納吉發現後進行抗議已無濟於事。這兩個法令宣布後造成的印象是，納吉上台伊始，沒對人民說任何話，就向擁戴他的示威者、起義者揮舞起死刑的大棒。

納吉與格羅、赫格居什的根本分歧在於，前者試圖不采用武力控製局勢，後者則主張繼續使用暴力。直到中午12點10分，納吉伊姆雷才通過廣播電台向全國發表講話。他以鎮定的聲調說自己已擔任政府總理，呼籲所有還在戰鬥的人在14點之前放下武器，這樣可以免受懲處。他強調政府不想實行“報複政策”，而想“和解”。納吉指出秩序恢複以後，將在政治、經濟等領域全力實行1953年6月政府綱領的原則。他簡要地介紹說，這個綱領的核心是政治生活民主化、提高生活水平和走符合民族特點的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納吉要人們支持政府，恢複平靜與重新進行和平的創造性勞動。然而，那時街上的戰鬥仍然繼續，實際上也已難以製止。納吉的改革計劃已不能熄滅人民群眾多年來積累起來的對拉科西政權的怨恨，更何況蘇聯軍隊從淩晨開始對布達佩斯進行的軍事幹涉對已十分緊張的局勢更加火上澆油。
10月24日淩晨兩三點鍾，從東西兩個方向開來的蘇軍部隊進入了布達佩斯。但是直到今天也無法確切地知道，奉命進入匈牙利首都的蘇軍與匈牙利人民是在什麽時間和在什麽地點首次交戰的。有一個事實是確鑿的，那就是24日早晨人們曾看到一支由匈牙利軍官指揮的部隊，在市中心的人民劇院胡同與約瑟夫環路相交的路口以強大的火力阻擊入城的蘇聯裝甲部隊。

蘇軍的大量坦克在午夜之後就已抵達匈牙利首都。這些鋼鐵的龐然大物伸著長長的炮筒，架著機槍，停在布達佩斯各主要建築物、蘇聯大使館、匈牙利勞動人民黨中央、國防部、內務部以及國家保安局駐地旁。據首都警察局了解，蘇聯坦克部隊的主力集中在市東北部的人民公園巨大林區內。

電台在那天早晨兩次廣播納吉政府的法令以後，於9點鍾又發布了如下公告：“政府各機構向根據華沙規定駐在匈牙利的蘇聯軍隊請求援助。應政府的籲請，蘇聯軍隊將協助恢複秩序。”這個公告廣播出之後，全城乃至全國都像炸了鍋，這明擺著是請來蘇聯人鎮壓匈牙利同胞。一般人理所當然地又把這筆帳記在已使大家有些失望的納吉身上。隻有細心者才能發現，根據公告的措詞，蘇聯軍隊不是由所謂“政府各機構”請來的，公告的結尾沒有納吉的署名。在人們主要為外來軍事幹涉悲憤填膺的時候，耳朵不會那麽靈敏，通常是無法察覺出公告的微妙之處的。起草和安排廣播這項公告的人已圓滿地達到轉移視線、混淆視聽的目的。因此，在以後的長時間裏，許多人還一直認為蘇聯軍隊是納吉伊姆雷請來的。

在1956年秋天，根據華沙條約的規定，蘇聯在匈牙利駐有3個師的兵力，分布在全國各軍事要地。其中第十七獨立機械化師駐紮在索姆鮑特海伊，第二機械化師駐紮在塞克什白堡、豪伊馬什克爾和久爾一線，第九十二裝甲師則駐紮在首都東南的凱奇克梅特、塞格德、策格勒德和索爾諾克地區。此外，還有強大的空軍力量控製著許多隻供蘇聯飛機起落的現代化機場。匈牙利的領空也處於蘇聯的監視之下。當時駐匈的蘇軍總人數有近6萬人，由設在切佩爾島上的特克爾鎮的司令部統率。出於政治上的考慮，在布達佩斯市內沒有駐紮蘇軍。10月24日首先抵達匈牙利首都的蘇聯部隊來自塞克什白堡。這支部隊多年來一直駐紮在巴拉頓湖附近的丘陵地區。他們的官兵住在固定的營區內，他們的坦克和汽車任意在農田和茂密的森林裏穿行，軍官們的孩子與當地的匈牙利兒童在同一個湖灘上玩耍。從他們的駐地到布達佩斯隻有一個多小時的路程。

根據華沙條約有關規定，蘇聯駐軍隻有應所在國政府之請才能出兵。開進布達佩斯的蘇軍究竟是應誰的邀請？對於這個長期有爭議的疑案，從一些有關資料和當事者的回憶中也許可以找到曆史真實情況的影子。

據當時任政府總理和黨中央政治局委員的赫格居什安德拉什於1978年回憶，黨中央在23日晚舉行了“中央全會”，因為獲悉群眾示威遊行的消息後黨的所有領導人未等召集請便自動地匯聚到黨中央大樓，連當時的國家元首、小農黨前領導人道比伊斯特萬也趕來了。納吉伊姆雷在國會大廈的陽台上發表過講話之後也來到黨中央。赫格居什說，這時就有人產生了想借助蘇聯駐軍恢複秩序的念頭，與會者對此進行了激烈的爭論，隻是沒有人堅決反對。他在這篇回憶錄中寫道：“晚些時候，可能是在九點左右到來的納吉伊姆雷也加入討論，在有他在場的情況下形成了一個立場，即應該籲請蘇聯軍隊和蘇聯政府恢複秩序……我記得格羅在給蘇聯大使或是給莫斯科（確切地我已記不清）打電話之前，又向每個人詢問是否同意采取這個步驟，當時每個人都讚同。”回憶錄接著又補充說：“這當然並不意味著我們是請蘇聯人直接鎮壓起義!應該說明的是，在當時情況下每個人都驚惶失措，誰也不認為這樣求援就等於下令開槍！”作為納吉的對手的赫格居什可能想說明10月24日召請蘇聯進行軍事幹涉是經納吉同意的。然而有一個基本事實不容忽略，那就是納吉伊姆雷1956是10月23日晚是作為沒有任何黨政領導職務的個人在黨中央大樓逗留的。在當時混亂不堪的非常情況下，每個偶然在場的人，不論其是不是黨中央委員，都可以參加那個“中央全會”並且都可以發言，這一事實可見諸於許多有關著作的記載。隻因討論籲請蘇軍問題時納吉在場而斷言蘇軍是他召來的說法，顯然無法立足。

有的資料記述，23日晚10點至11點之間，格羅曾與莫斯科通過電話，商討匈牙利局勢問題，但不知格羅是否正式向蘇聯提出過出兵要求。

實際上，現有的材料已可以證明，早在“中央全會”和格羅向莫斯科打電話之前，蘇軍就已開始行動。對於蘇聯人來說，匈牙利政府是否在形式上籲請並不重要。生活在西方的匈牙利著名曆史學家克斯托尼彼得在他《1956年匈牙利革命史》一書中寫道：“駐在匈牙利的蘇軍各部隊接到來自特科爾鎮司令的命令，從23日早晨起就處於戒備狀態，第一支機械化部隊在當晚很早時刻就離開基地。”匈軍參謀部軍官絮遲米克洛什也以親身經曆證實了蘇聯軍隊是在未經匈牙利政府同意的情況下不請自來的。

絮遲米克洛什在1956年10月23日事件發生時是匈牙利人民軍總參謀部有上校軍銜的作戰部長，對匈蘇軍隊在匈牙利部署和調動的情況了如指掌。在11月3日，即在蘇聯第二次出兵幹涉匈牙利的前夕，完全出於職務上的需要，匈牙利政府委任他作為軍事代表團成員之一參加同蘇軍進行的談判。當夜，他同代表的其他成員，其中包括副總理埃爾德伊、國防部長毛泰萊爾、總參謀長科瓦奇一起，被蘇聯克格勃在駐匈蘇軍司令部扣留，之後坐了二年半監獄。絮遲1988年出版回憶錄，提到1956年10月24日蘇聯第一次出兵對匈牙利進行軍事幹涉的如下經過：

10月23日示威群眾在貝姆廣場舉行集會之後，國防部已得知有人呼喊“俄國人滾出去”的口號。國防部長鮑陶立即在自己的辦公室召集有關人開會，絮遲作為總參謀部作戰部長也參加了會議。國防部長的蘇聯顧問也在場，他表現得非常激動。這位蘇軍中將嚴厲指出，在反動分子和美帝國主義支持下布達佩斯正在發生一場暴亂，隻靠匈牙利的武裝力量已無法製止這個事情。鮑陶說，他在此不久前剛下令將一個團從皮利什喬鮑調進布達佩斯，隻是這個團的團長尚不知道進首都執行什麽任務。這一調動是鮑陶單獨決定的，在場的匈軍總參謀長和總參謀部的其他軍官對此都一無所知。然而，蘇聯顧問對鮑陶的這個自以為有效的措施並不感興趣，他主張立即調蘇軍進城鎮壓反革命。他問鮑陶意見如何，後者隻是聳聳左肩，意思是說怎麽辦都行。蘇聯顧問又問其他軍官有什麽意見，總參謀長多特與鮑陶的反應一個樣，區別隻在於他聳的是右肩。前總參謀長科瓦奇也參加了這個會議，他當時免職後正準備赴蘇聯軍事學員深造。科瓦奇明確地表示不需要把蘇軍調入布達佩斯，至少暫時還不需要，因為那樣做隻能使形勢更加複雜。他的這一看法得到其他許多人的支持。蘇聯顧問的臉色這時驟然變得十分陰沉，他一聲未吭地走到鮑陶辦公桌上的一部黑色電話機前，這是與華沙條約部隊總參謀部聯係的直通電話。他拿起電話打給華約部隊總參謀長安東諾夫大將，向他簡要地報告了布達佩斯街頭所發生的事，要求準許他調駐紮在塞克什白堡的蘇軍機械化部隊進入首都鎮壓暴亂，安東諾夫批準了他的要求。蘇聯顧問又走入另一個房間，從那裏打電話給駐塞克什白堡的蘇軍部隊，命令他們作好出發準備。幾分鍾之後，他回到了國防部長辦公室，宣布說塞克什白堡的蘇聯機械化部隊半夜之後就能抵達布達佩斯。

這短短幾分鍾之內發生的事情，使在場的匈牙利軍官們大為震驚，因為匈牙利國防部長的蘇聯顧問部長的蘇聯顧問調動蘇聯軍隊進入布達佩斯，不僅不需要征得匈牙利政府的同意，而且也不需要蘇聯政府批準。當時人們說，斯大林死後蘇聯的政策，特別是蘇聯的對外政策，都是由軍隊的元帥和將軍們決定的。向布達佩斯調動蘇軍之事可能就是這種說法的一個佐證。當然也不排除這樣的可能，既事件發生之前，蘇聯的黨和政府已做過決定，一旦匈牙利發生動亂，蘇聯可以使用軍隊。如果早已確定這樣的原則，軍事領導到時候可不必再臨時請示政府。然而有一點絮遲是肯定的，那就是在此之前匈牙利政府肯定沒有要求蘇聯這樣做。

連態度不無偏頗的卡達爾傳記作者久爾作拉斯洛在1987年出版的《1956年》一書中也斷定：“蘇聯軍隊肯定不是由納吉伊姆雷召到布達佩斯的。”他認為當時隻有作為黨和國家頭號人物的格羅才有資格召請外國軍隊。久爾科在這一書中還提供了一個關鍵的線索，即後來赫格居什承認，召請蘇軍的文件是由他作為第一副總理在10月25日補簽的。赫格居什說，“這是因為納吉伊雷姆拒絕在那上麵簽字”。

蘇軍是匆忙進入布達佩斯的，對街道很不熟悉，不得不邊向行人打聽邊前進。憤怒的市民往往故意指錯路，使他們進城後行動遲緩。他們未接到開槍的命令，上級隻隻是以他們出現後的威懾力量來恢複城內秩序，就像蘇軍1953年在柏林所做的一樣。蘇軍的這一軍事行動以及匈蘇軍隊之間的協同工作，從10月24日早晨起已由臨時感到布達佩斯的蘇軍總參謀部作戰部長馬裏寧大將軍指揮。馬裏寧在1953年作為朱可夫的下屬曾目睹過蘇軍在東柏林威嚇德國工人群眾就範的場麵，這次他又想把那裏的經驗運用於匈牙利。所以，蘇軍直到進入布達佩斯時，還未得到可以開槍的命令。

然而事與願違，蘇軍的出現不僅沒有平息匈牙利人的情緒，反而使幾小時之前發生的群眾起義有了新的升級，為其增添了新的動力。從這一時刻起，前一天的群眾運動赫武裝起義同時也變成了一場反對外國軍事幹涉的自由鬥爭。如果有人對於已經出現的反對拉科西－格羅集團的鬥爭形式還有所顧慮的話，那未麵對滾滾而來的繪有紅五星的坦克群，人們的回答則是一致的，那便是：戰鬥！抵製外來幹涉！

進入首都的蘇軍部隊一部分用於加強重要目標的保衛，如國會大廈、黨中央、國防部、重要橋梁、郵電局等，另一部分擔任在市內街道巡邏的任務。第一批進入布達佩斯的蘇軍，除坦克部隊外，還有許多乘坐在坦克上的步兵。由於沒有裝甲保護，他們在狹窄的街道上受到從兩邊高樓窗口裏發射出的子彈的襲擊，相當一部分士兵被擊中。向他們開火的有在前一天晚上武裝起義後自發組織起的各武裝小分隊、分散的攜帶武器者，也有匈牙利士兵。匈牙利軍隊的大多數官兵起初雖然對示威者抱有同情，但是很少有人直接參加戰鬥，使身穿軍裝的人調轉槍口反對政府顯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但是，蘇聯的軍事幹涉變成了催化劑，使那些本來舉棋不定的軍人倉促做出堅決的選擇。於是，開始有整營整營的軍人集體地投向起義者。特別是軍事院校的大部分學員都同起義者站在一起，茲裏尼軍事學院的全體學生在院長馬爾通安德拉什上校的率領下倒戈。

年輕的匈牙利抵抗戰士們展開了巷戰。他們在首都的交通要道設置路障，在莫裏茲日格蒙德廣場、鮑羅什廣場、塞納廣場、博拉羅什廣場和工人聚居的第七、八、九區狹窄的街道上，很快用電車鐵軌、石塊、鐵棍、水泥板等壘起層層障礙物。他們自己用土法製造的燃燒瓶“莫洛托夫雞尾酒”發生了巨大威力，許多蘇聯坦克被它們炸毀，在熊熊的火焰中燃燒。倉惶逃出坦克的蘇聯士兵被擊斃在街心。不少坦克兵被燒得像焦炭一樣，縮成一團橫躺在街道上。

在市中心的戴阿克廣場，出現過這樣一個令人慘不忍睹的場麵：一輛蘇聯坦克在街上停下，一個士兵打開炮塔蓋爬出來，跳下去整理拉繩。一聲短促的槍響，那個正在坦克邊上工作的蘇聯士兵應聲倒下。接著又響起幾聲爆炸，從路邊樓房上扔下的汽油瓶在坦克邊燃燒起來。有一隻瓶子恰好落進這輛打開蓋子的坦克並在裏麵爆炸，幾個乘員立即有的斃命、有的負了重傷。其餘二人身上著火從坦克裏爬出逃命，其中一個沒跑出20米便被一串機槍子彈擊斃。一陣沉默之後，路邊樓上的一扇窗子裏閃出一個手持機槍的匈牙利小夥子的身影。這代匈牙利青年過去10年當中在學校、工廠受過同入侵的外國正規軍開展遊擊戰、巷戰的訓練，也熟讀過《青年近衛軍》等蘇聯文學著作。如今他們效仿當年蘇聯遊擊隊戰士的榜樣來抵抗蘇聯軍隊，真可以說是曆史的辛酸諷刺。他們和與他們年齡相仿的被殺死的蘇聯士兵盡是同樣的平民子弟，究竟誰是凶手？

蘇聯軍隊遭到慘重打擊後奉命開始還擊。哪裏有抵抗，他們的重機槍就掃射到哪裏，坦克炮猛烈地轟擊著街道。蘇軍士兵在離開駐紮的營地之前被告知是去布達佩斯鎮壓法西斯暴動的。他們在市內受到頑強的抵抗和猛烈的襲擊，心裏充滿恐懼。有個蘇聯士兵向別人這樣描述自己的處境：“我們感到自己被封閉在坦克裏，人們從兩邊的房上扔過來燃燒彈、手榴彈和反坦克雷。你們想想我們那時的心情會怎麽樣？”他們接到可以開火的命令後，便大肆進行報複，匈牙利許多無辜者死於他們的槍炮之下。

最初的戰果使匈牙利武裝抵抗者們欣喜若狂。重創蘇軍坦克的消息傳遍全城，大大地增強了人們的信心，一些新的武裝小分隊正在建立。到上午早些時候，人們已不再逼迫警察交出武器，很多居民已被全國最大的兵工廠“蘭帕爾特工廠”生產的武器裝備起來，軍官學校和城郊有些軍營的武器庫也被打開。充足的武器、彈藥提高了武裝抵抗者們的勇氣。

在指揮這些武裝小分隊的人當中，有些是霍爾蒂時代的軍官，但絕大部分參加和指揮作戰的人都有著無可挑剔的政治麵目。他們當中為數不少的工人本身就是這個國家當之無愧的主人。那些青年學生幾乎全部是工農子弟，因為在當時的年代資產階級的子女休想登入大學的殿堂。軍事學校的學員們不僅家庭出身完美無暇，而且平時被證明思想上對黨無限忠誠。倒向抵抗者的軍官們也都經受過無數次的政治甄別。長期的政治思想灌輸成果在蘇聯坦克出現後，一夜之間便土崩瓦解。在民族存亡受到威脅的關頭，昔日關於匈蘇友誼的教育早已淡若輕煙。這些年輕人所想到的隻是戰鬥，用鮮血和生命保衛自己的民族和同胞，就像自己的先輩在一百多年前的自由戰爭中所做的那樣。

盡管電台廣播把武裝抵抗者謾罵為“可恥的反革命分子”、“土匪”、“強盜”、“不知天高地厚的孩子”，但仍有越來越多的居民加入他們的隊伍。23日夜，全城的武裝據點還隻有3個。一個在科爾文夾道，一個在布達的莫裏茲日格蒙德廣場，另一個在蓋萊爾特廣場。24日出現了更多的武裝據點。在地處交通要到的森納廣場、南火車站、普拉泰爾胡同、鮑羅什廣場和防火胡同等處，都有人數眾多的武裝小分隊駐紮。他們之中已有脫掉軍裝溜出軍營的匈牙利士兵，甚至有放下武器投誠的蘇聯士兵。據估計，這時武裝小分隊的總人數至少已有1千多人。

馬裏寧到布達佩斯後不久，由奧普羅安道爾為首的幾個人組成軍事委員會進駐國防部，受黨中央委托指揮平定武裝抵抗的戰鬥。然而對於黨和政府來說，警察和軍隊已無法指望。到10月24日中午，與蘇聯部隊並肩作戰的實際上僅僅剩下了國家保安局的人員，肅清武裝小分隊的計劃無法實施。

在匈牙利的武裝力量中，軍隊由國防部管轄，警察和國家保安局則歸屬內務部。拉科西等領導人長期最信任國家保安局，給他們以各種優厚待遇。國家保安局人員權力很大，作風驕橫，與警察、軍隊之間宿怨很深。布達佩斯警察從開始就倒向示威者、武裝起義者，這除其他原因外，與他們同國家保安局的矛盾也密切相關。派駐布達佩斯警察局的國家保安局人員公開聲稱，“國家保安局一名低級軍官的作用超過一名警察上校”，這深深刺痛了警察們的心。

當10月23日晚城裏響起槍聲，布達佩斯警察局得不到上級指示，局長科帕奇山道爾打開隻有在緊急情況下才準起封的“M計劃”。這是內務部在波茲南事件發生後，為防備布達佩斯發生同樣情況而製定的一個應急方案。這個裝在一個紅色大封袋裏的秘密計劃在開始部分列有警察局倉庫中存放的武器、彈藥和各種物資數量。其中寫著“重機槍20挺”實際上連一挺也沒有；寫著“輕機槍80挺”，實際上僅有4挺。下文還寫著：“衣服、製服、罐頭、飲料、香煙等儲備1000人份，夠6個作戰日用”，實際上除了一些製服和幾箱蘋果外一無所有。而在國家保安局總部大樓裏，所有窗口都架著機槍，新警察製服堆積如山，咖啡和各種酒多得不計其數。這個作為騙局和體現歧視待遇的“M計劃”，對保衛首都不僅沒有起到絲毫作用，反而更加促使布達佩斯的警察當局堅定地走“自己的路”。

匈牙利軍隊的狀況更糟。從五十年代開始，軍隊的力量日益削弱。首先是軍官思想不穩定。由於軍官的物質待遇低，軍官的職業對青年缺乏吸引力。在霍爾蒂時代的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初期，青年軍官每月工資300－320本克，相當於全國平均工資的3－4倍，當時教師和熟練技術工人的每月平均工資為80－90本克，所以軍官學校每年招收120－130名學員，報名者多達數千人。五十年代中期青年軍官的工資不比全國平均工資高多少，他們及其家庭的生活條件較差，普遍不安心在軍營工作。五十年代，為了準備發生新的世界戰爭，匈牙利軍隊不斷擴充兵員，使軍官的素質下降。高級軍官與低級軍官之間長期存在矛盾。低級軍官的文化素質比較好，受過係統的軍事訓練。許多高級軍官則沒有受過正規的軍事教育，在下級麵前沒有威信。1955－1956年，軍內剛剛裁減過一批缺乏軍事素養的高級軍官，使留下的高級軍官普遍感到前途未卜，心神不安，無法加強軍隊建設。另外，當時軍隊裏設有“保衛軍官”的職務，都是由國家保安局派來的人穿上軍裝任職，擁有很大權力，可以決定各級軍官的升降與生死。許多“保衛軍官”濫用權力，靠在部隊聽取告密搜集情報，然後便向上級報告哪些軍官從事敵對活動，使不少忠於政權的軍官成為這種告密製度的犧牲品，弄得軍官們人人自危。

士兵們的情緒也很壞。新入伍的戰士大部分來自農村，親身了解拉科西之流對農民采取的暴政。他們當兵本是出於無奈，對政權沒有深情，軍隊的政治思想教育產生不了多大效果。

領導者本來就曾把從舊軍隊來的一些軍隊領導人（如帕爾菲、紹姆伊將軍等）視作敵人進行整肅，認為軍隊不夠可靠。再加上軍隊上述的狀況，使他們從1956年時件一發生，就沒指望靠自己的軍隊保衛政權。許多部隊的行為，也確實不出領導者們所料。隻有軍隊的首腦機關，直到10月28日形勢發生變化之前，還一直在履行自己的職責，而作戰部隊已經失控。

在蘇軍進入布達佩斯之後，雖然到處都在發生激烈的抵抗戰鬥，但也不乏另一種有趣的場麵。在有些地方，蘇軍坦克被手無寸鐵的匈牙利居民包圍，青年學生激動地用俄語同士兵們交談。有的蘇聯下級軍官向群眾當場表示，上級告訴他們反革命分子和法西斯糞土匪徒在布達佩斯作亂，但是他們現在已明白這是撒謊，他們當眾保證不向匈牙利人民開槍。這樣的話語贏得了一陣陣的歡呼。群眾同蘇聯士兵熱情擁抱，蘇聯士兵興奮地與匈牙利士兵交換軍帽。一些匈牙利人還把匈牙利國旗掛在蘇聯坦克上。

據報道，還有些蘇聯部隊對上級的命令陽奉陰違，甚至用武器、彈藥向匈牙利人換取食品、飲料。有些蘇聯士兵幹脆同匈牙利人一起並肩戰鬥，他們主要是一些蘇聯少數民族士兵。有一個亞美尼亞少校在蘇軍入城的當天就站到了匈牙利人一邊，幫助他們印刷和散發俄語傳單。其中一份傳單寫有這樣的內容：“朋友們，不要開槍！不要充當劊子手的可恨角色！你們曾經參與推翻法西斯獨裁，然而你們現在卻在為獨裁效勞，我的朋友們！你們為之服務的是紅色帝國主義，而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事業！”這時，連有些最初充滿仇恨地拿起武器向蘇聯士兵開槍的匈牙利人也開始發生感情變化，對自己的行為產生了疑問。有個年輕的抵抗者回憶說：“我發現自己正在射殺的是那些驚恐萬分的烏克蘭農村青年，他們也有同樣的理由憎恨我們所憎恨的一切……我的情感陷入尖銳的矛盾之中。”

廣播電台在下午1點34分廣播說，政府將責令把武裝分子交出武器的期限由下午兩點推遲到晚上6點。直到這個交槍期限將到的12分鍾之前，廣播電台還在宣布通令，要求一切持槍者立即放下武器，否則“將不要指望得到勞動人民的寬恕”。內務部長同時也宣布實行宵禁。然而，所有這一切努力都被證明無濟於事。全城各處仍在響著密集的槍聲和爆炸聲，街頭上瓦礫成堆，許多房屋彈痕累累，斷了的電線在空中搖曳。在發生主要暴動的工人居住區，破壞尤為嚴重，不少地方已被夷為平地。匈牙利中央統計局1957年5月15日公布，在10月23日和24日兩天裏，布達佩斯有250名匈牙利人死於巷戰，僅在工人聚居的第八區就死了90人。





4．血濺星期四

10月25日上午，街上抵抗蘇軍的戰鬥仍在激烈進行的時候，兩位蘇聯領導人來到布達佩斯。一個是個子矮小的亞美尼亞人阿納斯塔斯伊米高揚，另一個是瘦高個子的俄羅斯人米哈伊爾安蘇斯洛夫。他們都是蘇共中央主席團委員和蘇聯部長會議副主席。這兩個人的到來使局勢出現新的轉機。曾在蘇聯長期生活的納吉知道，蘇聯派這兩個人同時來匈牙利不是偶然的。米高揚擁護斯大林死後的“新路線”，而蘇斯洛夫則是斯大林派，曾極力反對蘇聯與南斯拉夫和解。他們被一起派來進行實地考察後做出的決定，將容易被蘇共中央內的兩派人所接受。納吉的這個想法決定了他的下一步行動。

米高揚和蘇斯洛夫乘坐坦克從距首都最近的一個機場來到匈牙利黨中央大樓，匈牙利勞動人民黨立即舉行中央政治會議。米高揚在會前訓斥了格羅，說事情發展到如今地步，全是他的過錯。在政治局會議上，這兩位來自莫斯科的客人很認真地聽取了格羅和納吉的不同主張。格羅堅決主張用暴力使“反革命”就範，他當時以為城內隻有幾個分散的勢薄力單的武裝據點。納吉對情況的估計要現實得多，因為他不斷在同工人和知識分子的代表團保持接觸，了解的情況比較確切。他反對繼續流血，主張通過政治讓步，非暴力地平息群眾的不滿。米高揚和蘇斯洛夫最後接受了納吉的立場。他們在會上代表蘇共中央主席團建議撤銷格羅第一書記的職務，建議由44歲的卡達爾亞諾什接替他。政治局接受了蘇共這一建議，拉科西的繼承人格羅從此結束了他的政治生涯。格羅這時還不甘心就這樣垮台，強調他的離去會使匈黨解體。米高揚不耐煩的做了個手勢打斷他的喋喋不休，說“黨早就解體了”。這時，格羅接替拉科西後僅任職三個月零八天。

就在會議進行過程中，一梭子彈從街上飛來，穿碎玻璃射在會議室牆壁上。大家看到米高揚神態自若，眼都未眨，幾分鍾之後才站起來隨同他人轉移到大樓後麵一個比較安全的房間繼續開會。

米高揚在匈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反複強調，“鎮定，鎮定，我們要保持冷靜！”“這裏正在發生一場暴動……我們已經看清這一點。現在最重要的是使人民安定！”這番話流露出蘇聯領導從開始就對匈牙利發生的事情產生了定見。他們認為這是帝國主義蓄意製造的反革命，但不拒絕以非武力的方式進行政治解決。當時任南斯拉夫駐莫斯科大使的韋利科米丘諾維奇在他日記體的《莫斯科的歲月（1956－1968）》一書中寫道：“1956年10月25日，莫斯科：……昨晚我在克裏姆林宮遇到赫魯曉夫，應他的要求我同他談了話。談話主要的、幾乎是唯一的題目是匈牙利。赫魯曉夫看上去至少是十分不安。他說，匈牙利發生了流血事件，他指責西方，說反蘇分子拿起武器反對陣營和蘇聯。西方要求改變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後果，從匈牙利開刀，隨後逐一窒息歐洲的社會主義國家，但是西方打錯了算盤。他要我向鐵托轉達一個口信，說說蘇聯對業已形成的局勢的觀點以及蘇聯準備以武力回答武力。赫魯曉夫要我相信，蘇聯領導人是完全一致的。俄國人將支持在匈牙利實行政治解決，如果這樣的解決現在有可能的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