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林彪機要秘書談林彪“一號令”

　　林彪在緊急備戰期間發出的“一號令”，“九一三事件”後眾說紛紜，事實真相究竟如何，讓我“實話實說”。

　　1969年3月發生在中蘇邊境的珍寶島武裝衝突，令全世界為之一驚。中國為了顯示捍衛自己領土主權的決心和頂住“社會帝國主義”壓力的氣魄，不惜在這塊彈丸之地部署重兵，並且派一大軍區副司令親臨前線坐鎮指揮。珍寶島因這一場邊界自衛反擊戰的勝利而舉世聞名。其實，這場戰鬥的政治意義遠遠大於它在軍事上的意義。

　　我注意到，林彪對珍寶島發生的事情，從始至終都缺乏興趣。我向他轉報有關情況，他隻是聽聽而已。毛澤東主席提出“要準備打仗”，又號召“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林彪仍無任何響應。“九大”召開前夕，蘇聯磨刀霍霍地在中國北部邊境之外陳兵百萬，拉開一副“大兵壓境”的架勢。內部情報資料不斷顯示，蘇聯高層有些“鷹派”人物極力主張乘中國正在發生內亂之機，對中國實行先發製人式的突然襲擊，具體目標是摧毀中國的核實驗基地（羅布泊）和一些主要戰略城市（如北京、天津、上海和東北的哈爾濱、長春、沈陽等地）；有的甚至提出動用核武器，以一舉摧毀剛剛建起的中國核能力。蘇聯為了實現這一侵略野心，還派了一個名叫“路易期“的間諜去與台灣的國民黨勾勾搭搭，為蔣介石“反攻大陸”助威打氣。這類動向，林彪聽得認真，但無所表示。這大概就是他性格中的獨特而又神秘之處。他似乎胸有成竹，輕易不露聲色。

　　回想幾個月前發生的事情與近日來出現的微妙變化，他的反應大都如此。

　　幾個月前，羅馬尼亞黨政代表團來訪。毛澤東主席接見時，羅馬尼亞代表團團長齊奧塞期庫作為既是蘇聯的“老朋友”，又是中國的“老朋友”，對中蘇兩國、兩黨的嚴重對立深感憂慮。他想當“和事佬”，奉勸中蘇兩黨“停止論戰”和對峙，以使夾在中間的“兄弟黨”免受困擾。毛澤東把他的好意相勸告頂了回去，並且說中共反修、反霸的決心不會改變，中蘇論戰不會停止，至少還要爭論“一萬年”。齊說，“一萬年”的時間太長了。毛澤東笑著說：“看你的麵子，那就把中蘇論戰的時間減去一百年，再爭論九千九百年。”毛澤東的一句戲言，被羅馬尼亞客人看作是中國黨想緩和中蘇關係的一種姿態。齊問：“我可以把毛澤東同誌的這句話轉告給蘇聯方麵嗎？”毛澤東說當然可以，不過“九千九百年”不能再減了。羅馬尼亞人把這一信息當作是他們此次訪華的最大成果，特意在返國途中在蘇聯的莫斯科作短暫停留，由羅馬尼亞黨政代表團的第二把手波德拉納希親赴克裏姆林宮，將毛澤東“減去一百年”急診的承諾轉告給了蘇聯的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

　　羅馬尼亞人是認真的，但中蘇兩黨的領袖們對此並不認真。

　　過後幾個月，即1969年3月，中蘇兩國邊防軍在珍寶島連續發生了兩次武裝衝突，並以中國邊防軍的勝利而暫時告一段落。於是，蘇聯的軍方頭領想對中國施行“核報複”的叫嚷甚囂塵上，台灣的蔣介石也認為這是他“反攻大陸”的“最好時機”，然而由於美國的箝製，他們才沒敢動手。美國當時正陷入侵越戰爭的泥潭，它的頭號宿敵是蘇聯而不是中國。蔣介石的背後有美國在為他“反攻大陸”拆台，他勾結蘇聯重返大陸隻是白日做夢。

　　蘇聯內部也不是鐵板一塊。有人想發瘋，也有人比較清醒。清醒者的代表人物是總理柯西金。雖然當時中國的上層把柯西金也當作蘇聯“修正主義叛徒集團”的首領之一，但他實際上在中蘇關係上是主“和”，而不是主“戰”。

　　珍寶島的槍聲一響，柯西金坐不住了。他擔心如此發展下去，中蘇兩國的武力攤牌將不可避免。但局勢一旦變得不可收拾，那將不僅給中國、也會給蘇聯造成嚴重災難。一個擁有十億人口的中國，是不怕核威脅的；何況中國也有核武器，數量雖然有限，但給蘇聯的遠東地區扔上幾個，其後果也難以預料。更何況，西半球還有一個美國，中蘇之間的兩敗俱傷，隻能讓山姆大叔坐收漁人之利。

　　柯西金這種求和怕戰的心情，被中國的領袖們看得一清二楚。這應歸功於總參三部的技術專家們，是他們采取特殊偵察手段，截獲了柯西金通話的秘密。一份打印的柯西金通話記錄，分別上呈毛澤東、林彪和周恩來。我作為給林彪講文件的秘書，知道它內容的時間比林彪還要早。

　　“喂，你是北京的電話總機嗎？”對方用的是華語，但能聽得出，他的口齒並不流利。

　　“我是北京。你是哪裏？”

　　“我是莫斯科。柯西金總理就在我身旁，他想和周恩來總理通個電話，請你幫助接轉一下，好嗎？”

　　“柯西金？”

　　“對。”

　　“他是修正主義分子，是叛徒！他有什麽資格和我們的周總理通電話？”總機守機員毫不客氣，手一抬，把電話線切斷了。

　　對方又“喂，喂”幾聲，北京方麵毫無反響。

　　接著，對方並不氣餒，他通過北京的總機又接通了蘇聯駐華大使館。柯西金本人並未出麵，而是讓他的翻譯用俄語要到了蘇聯駐華使館臨時代辦，告訴他去中國外交部，就北京電話總機守機員的“無禮”向中國方麵提出抗議，並請中國外交部轉達柯西金想與周恩來直接通話的願望。


　　這一切，都由總參三部記錄在案。

　　以後發生的事情，又使柯西金大失所望。蘇聯駐華全世界果然約見中國外交部蘇聯東歐司負責人李連慶，又是提“抗議”，又是請示外交部協助讓柯西金與周恩來直接通電話。李連慶用外交辭令作了應對。至於柯西金想與周總理直接通話的事，他認為蘇聯方麵想與中國方麵談什麽，最好通過正式的外交途徑。

　　總參三部記錄件中所反映的動向，受到中國高層的重視。周總理對那位守機員的表現批道：“精神可嘉，做法欠妥，”毛澤東主席則批的是：“準備談判。”

　　林彪聽了我講的有關情況後，隻是微微一笑。

　　此時，由張春橋、姚文元執筆、並由毛澤東幾次修改的“九大”政治報告即將定稿付印。報告中點名批鬥蘇聯“以勃列曰涅夫、柯西金為頭子的現代修正主義叛徒集團“，毛澤東在最後審定時將“柯西金”的名字勾了去，以示區別對待。

　　“九大”之後不久，林彪去了北戴河，又去了井岡山。這段時間內，他很少聽秘書講文件，至於可能發生的蘇聯入侵，他似乎認為並未迫在眉睫。

　　就在不少人還在為珍寶島自衛反擊戰而眉飛色舞的時候，新疆塔城地區的邊境卻傳來了有失“國威”、“軍威”的壞消息。

　　1968年8月13日，新疆軍區塔城軍分區派出一個30多人的小分隊去邊境巡邏，巡邏地塊是一個荒無人煙的放牧草場。由於曆史原因，中蘇兩國對這塊領土的主權一直有爭議，為了顯示中國維護領土主權的決心，又受到珍寶島反擊戰的鼓舞，中國邊防軍對該邊境的巡邏一直堅持進行。中央規定的方針是：針鋒相對，寸土必爭。但是，由於我方有關負責人的失職，也由於巡邏人員的麻痹輕敵，這支小分隊落入了敵方預先設置的圈套。敵方不但埋伏了一個營規模的兵力，而且還動用了火炮、坦克和直升機。我小分隊幹部、戰士雖然英勇反擊，但終因寡不敵眾，最後被打得血肉橫飛。

　　新疆塔城地區發生這場悲劇時，林彪正在北戴河避暑。我當時不在北戴河，因此對林彪有何反應不得而知，但從不久後林彪悠閑地重遊井岡山來看，他對中蘇之間正在醞釀著的深刻危機並不怎樣憂慮。他是指揮打仗的“大手筆”，對於邊境上一場武裝衝突死幾十個人，在他看來根本不值得大驚小怪。

　　林彪對蘇聯沒有多少好感。他在抗日戰爭後期和建國初期先後兩次去蘇聯治傷和養病，都給一些不愉快的記憶。我給他當秘書四年，隻聽他提過一次蘇聯人，而且隻是那麽一句話。那是1966年國慶節後，我駐蘇使館向國內報告使館舉行國慶招待會的情況。使館反映，蘇聯高層對我正在開展的“文化大革命”普遍感到難以理解。出席我招待會的官方代表僅是國防部副部長羅托夫大將，此人對我尚算友好，羅托夫私下對我使館代辦說，中國正在開展“文化大革命”看來很亂，但我相信中國同誌控製形勢的能力，能夠控製住局勢就好。我給林彪講了這情況後，林彪說：“羅托夫當過蘇聯派駐中國的專家組長，這個人我認識。”對於現在的蘇聯，他所知更少。

　　林彪看到了蘇聯的核威脅，但並不把它看得多麽嚴重，因為他向來崇尚“人的因素第一”，也更信賴由他倡導、並已被中印邊境“反擊戰”的實踐證明了的所謂精神原子彈的威力。對正在變化著的外部世界，他由於長期脫離實踐，幾乎處於漠然無知的狀態。但他在外敵麵前，從來不缺少自信。

　　因此，在對國際風雲變幻的觀察上，林彪遠不如周恩來那樣敏銳和機智，更難以做到像毛澤東那樣審時度勢，當機立斷。這不是由於他缺少這方麵的天才，而是他正處於外人難以想像的病態。

　　1969年8月底，我情報機關獲得比較準確的信息：蘇聯軍方確實正在積極謀劃對中國實行一次突然性的核襲擊。美國的《華盛頓郵報》甚至透露得更加真實而具體。它是這樣寫的：“據可靠消息：蘇聯打算運用中程巡航導彈，攜帶幾百噸當量的核彈頭，對中國的重要的軍事基地——酒泉、西昌導彈發射基地以及北京、長春、鞍山等重要工業城市進行外科手術式的核打擊。”這一則報道是真？是假？抑或是美國想對付蘇聯而故意打出的“中國牌”？一些專家難以斷言，但它確實幫助中國的最高決策層繃緊了神經。如果說原來還對蘇聯的某些“鴿派”人物有一絲幻想，那麽此時此刻已經完全恢複了警覺和清醒。

　　中國高層緊急行動起來，研究對策，以防患於未然。9月2日，越南勞動黨主席胡誌明主席去世。蘇聯本來已派出一個副總理級的代表團到了河內，但柯西金聽說周恩來總理到了河內，他想與周恩來“對話”的欲望又重新在心頭湧起。為此，他取消了當天下午與正在莫斯科訪問的日本外相的會見安排，立刻乘專機飛赴河內。但當他的專機在河內機場降落之前，周恩來已飛回中國了。周恩來走後，中國新派來的黨政代表團團長是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李先念。

　　對於柯西金正在扮演的角色，中國人從上到下都充滿懷疑。他的“微笑外交”大半可能是笑裏藏刀，說不定就是蘇聯對中國進行所謂“外科手術式核襲擊”前故意放出的煙幕彈。

　　周恩來為了躲開柯西金而提前離開了越南，但柯西金想麵會周恩來的願望仍然如饑似渴。他參加了胡誌明主席的國葬儀式後，仍然留在河內沒走。他通過我駐越使館轉報我國，希望在回蘇聯時取道北京，以便能有機會和周恩來總理會晤一次。我駐越使館將柯西金的願望及時報告了國內，柯西金急切地等待中國方麵的答複，但他催問了幾次，我駐越使館的回答都是：“已報國內，尚未接到複示。”

　　柯西金想以蘇聯第二號人物的身份在北京降落並與中國領導人會麵這一舉動，決非是僅屬外交禮儀之類的例行公事。但他大概不了解中國的決策所必需的複雜程序：駐外使館給中國外交部，外交部行文報給主持外事工作的周恩來總理，周恩來又需行文向最高統帥毛主席和副統帥林彪請示最後由毛主席拍板定案。這些必經的決策程序靠的又是傳統的“手工”方式，如此輾轉，兩天的時間過去了。

　　毛澤東主席早有“準備談判”的暗示，現在又看到了蘇聯方麵有意探試中國虛實的機會，當即拍板同意：可以讓柯西金路經北京，周恩來可以和他打打交道，但隻限他在機場作短暫停留，不能讓他走進北京城內。

　　我國最高層的複電傳到河內時，柯西金的專機已經在回國途中。他等了一兩天，仍不見中國的答複，他懷著失望的心情拔腿走了。柯西金是從“南路”航線從莫斯科飛往越南的，他現在照原來的路線飛回去。先經柬埔寨、巴其斯坦和印度的領空，又經阿富汗，繞了半個圈子飛到蘇聯塔吉克共和國首府杜尚別，這時他才得到回音：中國周恩來總理同意和他在北京機場舉行一次會晤。於是他又繞道蘇聯遠東地區的伊爾庫茨克，從那裏直飛北京。

　　柯西金在北京機場貴賓室與周恩來舉行了1小時40分鍾的會晤。會晤結束後，我外交部及時將會晤記錄印成文件分報毛澤東、林彪和中央政治局成員。我將會晤記錄的內容要點講給林彪聽。會晤的氣氛時緊時緩，雙方唇槍舌戰，但總的看是誠懇而友好的。會晤的成果是雙方達成諒解：暫維持邊界現狀，盡力防止武裝衝突，並就此舉行一次副外長級的談判，以求進一步解決邊界問題上的分歧。

　　林彪聽後毫無反應。給我的感覺是，他根本不相信蘇聯人的那套外交辭令，甚至懷疑柯西金是在帶著“鴿派”的假麵具，是想重溫一年前蘇聯士兵侵占捷克斯洛伐克的舊夢。

　　1968年8月的一天晚上，蘇聯的一架軍用運輸機飛臨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上空。機場收到了這架飛機要求緊急降落的無線電訊號，理由是飛機發生了機械故障，需要落地修理。捷克斯洛伐克當時是蘇聯的盟國，對“老大哥”的這種要求當然不會拒絕。機場打開了夜航導航燈，飛機安全降落。但從飛機上下來的並不是善良的和平使者，而是七十多名荷槍實彈的土兵——蘇軍特種部隊的突擊隊員，他們迅即占領了機場。此後，又有數百架蘇軍飛機先後在機場降落。夜深後，蘇軍大批兵力向捷克縱深長驅直入，很快，就武裝占領了整個捷克斯洛伐克。捷共中央主席杜布切克被蘇軍逮捕後解往莫斯科，他的唯一罪名就是不聽蘇聯的“指揮棒”。一年前蘇聯演出的這一出醜劇，在林彪的腦海裏記憶猶新。“大鼻子‘的話說得再好聽，他也決不相信。

　　臨近1969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20周年大慶，林彪更是忙碌萬分。一向怕風、怕光、怕這怕那的他，此時也都顧不得了。他受毛澤東主席委托主持軍委日常工作。又身兼責任很重的國防部長，他想要盡到自己的責任。幾十年不打仗了，他的手也有些發癢。他經請示毛澤東批準，親自主持召開了針對蘇聯可能進犯的“三北”地區（東北、華東和西北）作戰會議。中國的三北地區背靠蘇聯，由過去的“大後方”一下子變成了最前線。

　　為了加強首都北京的防禦，林彪提議將駐守在江蘇無錫一帶的第27軍主力急調張家口地區，與早在那裏駐守的第65軍組成一道阻擋蘇軍可能入侵的“銅牆鐵壁”。他讓總參作戰部繪製了一份長約七米、寬約三米的“三北”地區防禦態勢示意圖，掛在毛家灣住地的會客廳。他站在地圖旁邊，手拿一根木棍，在上邊搜尋著所關注的戰略要地。葉群忙前跑後，現從空軍“抓來一個攝影記者將林彪此刻的身姿攝入了鏡頭。林彪甚至還在住地練起了騎馬。





　　1969年國慶節前夕，林彪出外“轉車”回來，立即打鈴叫秘書。我上去後，林彪用急促的口氣命令說：“趕快打電話，叫軍委辦事組的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和總參管作戰的副總長閻仲川立即到我這裏來。”我打過電話後，幾員大將陸續來到毛家灣。平時林彪找人談話或會客，一般不讓工作人員在場，這次則有點特殊。葉群對我說：“你負責作一下記錄。首長今天要講準備打仗的事，這是要立案存檔的。”在林彪的會客廳裏，幾員大將落坐後，林彪說：“今天叫你們來，是要談下戰備問題。這個仗看來八成是打不起來，但要作八成可能打起來的準備。明天就是國慶節。在節日舉行大型群眾集會，在人們正歡歡樂樂的時候，說不定戰爭就打響了。如果敵人趁我們過節，對我們來個突然襲擊怎麽辦？蘇聯設在外蒙的空軍基地，距北京隻有幾百公裏，飛機用不上一個小時就到了。如果打導彈，隻要幾分鍾。我剛才坐車到西郊機場去轉了一下，看見飛機還一排排地在那裏明擺著，似乎沒有一點應付意外的準備。這不行，也很危險。因此，要立即采取措施，改變這種等著挨打的狀況。第一，北京附近幾個機場的飛機，除留下作戰值班的以外，其餘的一律要在今天夜間轉移到外地的機場去；第二，要在機場跑道上設路障，以防止敵空軍實行機降；第三，留在機場的值班人員，要全部配發武器，準備打敵人的傘兵。另外，節日的其它戰備工作也要搞好。關鍵是十月一日、二日、三日，一日又是關鍵中的關鍵。隻要在這關鍵的幾天裏不出什麽事，問題就不大了。”林彪問大家：“你們看怎麽樣？你們可以再想想，還要采取什麽措施？”

　　“林副主席的指示很重要，我們堅決照辦。”黃永勝帶頭表態說。

　　“我們空軍的戰備沒搞好，我有責任。”吳法憲搶上來說：“我堅決擁護林副主席的指示，回去後立即行動。”

　　其他幾員大將都表示擁護林彪的指示沒有誰再補充什麽“措施”。

　　軍令如山倒。當天深夜，吳法憲用電話向“林辦”報告：根據林彪的命令，空軍在北京附近的幾個機場上停留待命的作戰飛機，除少數值班者以外，其餘已全部轉場，其它有關措施也已落實。

　　這天深夜，林彪又下一道既可笑又危險的命令。他讓李文普給總理打電話，說為了防止因敵人轟炸而使水庫決堤，他主張把京郊幾個大型水庫——十三陵水庫、官廳水庫以及密雲水庫的水大部放掉。總理接到李文普的電話之後，當即表示反對。總理說，如果把這些水放掉，不用說一夜之間，就是連放幾天也放不完。更嚴重的是，這些水下瀉之後，將使附近的幾十個縣、甚至更多的地區遭到水淹，因此萬萬使不得。李文普把總理的意見轉報林彪，林彪這才作罷。

　　但不管怎麽說，林彪抓戰備是認真的。他的舉止有些錯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國家安全不受威脅。

　　國慶期間平安無事，而林彪確實為它度過了幾個難眠之夜。

　　節日一過，林彪決定視察張家口。張家口是北京西北的要塞，是首都安全的屏障。那裏曾是當年平津戰役中的一個重要戰場，附近地形險要而複雜，林彪此行的目的是想親自看看那裏的戰備工作落實情況。林彪此行是絕對保密的。除了主席以外，他行前連對周恩來都未打一聲招呼。林彪動身之前，葉群忙著為此大作準備。一方麵，她提前派出幾個先遣人員到張家口，為林彪一行在那裏過夜作食宿安排。另一方麵，她讓空軍準備三架飛機待命。另外，由於張家口沒有適合林彪坐的高級轎車，葉群下令從北京提前去一輛“吉姆”。正式動身的這一天（10月5日），北京西郊機場戒備森嚴。上午8點，林彪、葉群驅車到達機場時，除了吳法憲、鄭維山、閻仲川、馬衛華之外，黃永勝、李作鵬、邱會作也趕來為林彪送行。在停機坪上，並列著兩架“子爵號”專機。在當時的條件下，這是我國最好的、也是僅有的兩架專機。它是從英國進口的，最大的優點就是比較安全——據說它從出廠至今還沒發生過技術事故。機身不算大，共有四個螺旋槳發動機，即便在飛行時一個發動出了事故，另三個發動機仍可照常工作，又比較安全，因此作為短途專機比較理想。此外，機場跑道上還停著一架蘇造“伊爾—18”型客機，它是為林彪的一般隨員和警衛人員準備的。林彪一行近百人，三架飛機也是滿載的。

　　這麽多隨行人員中，有一個人的處境最為奇特。這個人就是吳法憲。林彪此行的目的是“看地形”和檢查部隊的戰備工作，與空軍的事關係不大。與吳法憲有直接關係的是林彪乘坐的專機是屬於空軍的，但已有一位空軍的副參謀長（胡萍）專門負責專機的使命，再勞空軍司令的大架就屬多餘。外人很難設想，這裏麵有一段原委。這個主意出自葉群。葉群最擔心的是怕林彪坐的專機出事，因此凡是林彪出行，葉群總是勸他多坐專列火車，而要少坐飛機。但林彪出於某種需要，又不能不依靠這個快捷的現代交通工具。這次視察張家口，時間緊迫，離開飛機更是不行。葉群為了確保林彪的安全，在想不出別的萬全之計的情況下，就抓空軍司令作“人質”。我聽他不止一次地流露過：“隻要首長和我坐飛機外出，必須拉空軍的吳司令陪著。他必須對飛機的安全負完全責任，一旦出了事，他也跑不了。”由此可見，吳法憲寄人籬下所扮演的角色，是多麽可憐而又可笑。

　　根據葉群的安排，林彪帶上林豆豆坐上第一架“子爵”號，陪同的有空軍司令吳法憲、副總參謀長閻仲川、北京軍區司令員鄭維山和參謀長馬衛華。葉群自己帶著林立果，乘坐第二架“子爵”號。葉群說，這樣即便林彪的飛機出了事，仍可保證林家這條“根”不會斷。

　　“林辦”的工作人員也分乘兩架“子爵”號。我和李文普以及林彪的內勤和8341部隊的警衛值班負責人、負責專機服務的空軍副參謀長胡萍，都上了第一架“子爵”號。葉群的內勤、“林辦”駐地的醫生和部分警衛幹部、隨葉群乘坐第二架“子爵”號，其餘警衛人員則乘坐“伊爾—18”。林彪座機上有兩個工作人員負有“特殊”的使命。這兩個工作人員，一個是我，另一個是從空軍報社臨時調來的攝影記者。我的任務是記錄林彪在途中的一切談話，攝影者的任務是拍下林彪在視察途中的一切有意義的鏡頭。“子爵”號的內艙，原來是個桶形，設有40多個座位。經過改裝，機艙的前半部隔出兩個單間：一個是工作間，另一間是臥室。工作間的一側有個鋪著白布的長方形的桌，兩旁各有兩個軟椅；另一側橫放一個長形沙發。一路上，林彪一直坐在工作間裏。鄭維山坐在林彪的旁邊，以便隨時回答林彪可能提出的問題。吳法憲和我坐在林彪的對麵，閻仲川和馬衛華則坐在另一側的沙發上。林彪乘坐的“子爵”號平穩地從北京西郊機場起飛後，另兩架飛機也相繼起飛，它們的目標是直奔張家口。林彪的專機騰空後，很快向西轉頭，朝著延綿不斷的太行山奔去。由於是看地形，飛行員受命把飛行的高度壓得比較低，航速也比較慢。這一天又正值秋高氣爽，萬裏無雲，因此地麵上的山川河流、橋梁隘口、廟宇村落，從機艙的玻璃窗望下去清晰可見。林彪時而拿起望遠鏡朝下望望，攝影記者及時抓住機會，把他的神態拍入鏡頭。除了飛機的馬達聲外，機艙內一片寂靜。因為林彪不吸煙，其餘人的煙癮再大也隻能忍著。林彪不引出話題，誰也不敢吭氣。“前邊就是五台山吧？”林彪終於打破沉寂。“是的。”鄭維山用手向機艙下指了指。“那就是五台山。這一帶，林副主席很熟吧？”“走過，”林彪說。“不過，現在這一帶變化了。”林彪說著，又拿起放大鏡，在上邊尋找他所關心的地名。“這就是五台山。”鄭維山指了指圖上的一個標記。“我們的飛機現在是在這個位置上。再往前飛，這就是雁門關。”

　　鄭維山很健談。他初次和林彪坐在一起，開始有點拘束，但一當林彪把話匣子打開，他就滔滔不絕了。他向林彪介紹這一帶的地形特點，講到一些有條件，也講到一些不利因素，講到入侵之敵可能選擇的進攻方向，也講到他對防禦作戰所作的部署和決心。他特別有興致地講起了他所提倡的用步兵打敵人坦克的一種戰術，聲稱敵人如果敢於用坦克群在他所防禦的地帶貿然來犯，他有決心把它們打得落花流水，有來無回。鄭維山年過50，但精力充沛。他的口音既有南腔，又有北調，但很好聽，也很好懂。他的口齒流利，講起話來既精練，又有說服力。他沒讀過多少書，但在幾十年的帶兵生涯中，不但提高了軍事指揮才能，而且練就了一個軍事指揮員所難得的口才。一路上，經五台山過雁門關，再到張家口，往往是林彪的隻字片語，就能引出他的一套宏論。在平時，林彪是不大喜歡一個下級在他麵前這樣侃侃而談的。但今天，盡管鄭維山喧賓奪主，並使他身旁的的空軍司令吳法憲和副總長閻仲川無暇張口，但林彪並無反感。鄭維山像連珠炮似地傾述著自己的一些軍事見解，林彪一直在洗耳恭聽。林彪大概是在有意觀察和考核鄭維山，而鄭維山卻向他交出了一份滿意的答案。林彪於是又改話題，進一步問鄭維山的戰鬥經曆。原來鄭維山也並非等閑之輩，他自幼參加中國工農紅軍，參加過長征，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中一直是聶榮臻和楊成武手下的一名愛將。林彪又問鄭維山：“你過去指揮過哪些大的戰役？戰績如何？”鄭維山有些羞怯地回答說：“我指揮過的戰鬥很多。參加過平津戰役，我直接指揮的最大戰果是殲敵五萬多。”解放戰爭後期，鄭維山僅是華北野戰軍第一縱隊的司令。作為一個軍級指揮員，他的戰績也算不俗。但在林彪麵前，他確實感到自己沒有什麽可值得炫耀的。

　　轉瞬間，張家口到了。林彪的專機在張家口機場降落後，駐在當地的65軍楊軍長和賀政委前來迎接，並用車把林彪一行送到了預先安排好的住處。這裏是一座灰磚砌成的三層樓房，後麵是一個寬闊的大院。它裝潢樸素，設施簡單，當時作為張家口市政府所管的“交際處”，是當地接待賓客的一流建築。條件低劣，好在林彪對此並不挑剔。林彪從飛機上下來後，一直興致很高。他在中午稍作休息，就提出要在當天下午接見附近駐軍的師團以上主要領導幹部。接見分成三批：第一是接見駐張家口的65軍的軍師兩級主要負責人；第二批是接見駐延慶的27軍師以上主要領導幹部；第三批接見降了格。空軍在張家口有幾個“543”地對空導彈營，和陸軍的軍師“老大哥”相比，這些營級“小兄弟”隻是個基層戰鬥體，但林彪對空軍的重視遠遠高於陸軍，因此它們的負責人也得到了麵見副統帥的機會。每次接見，都由吳法憲、閻仲川和鄭維山作陪。接見一開始，先由林彪問一問每個人的姓名、職務、哪裏人氏、多在年齡以有關戰備的一些情況，最後再由林彪就戰備工作作些指示。

　　被接見的部隊幹部，特別是兩個軍的師以上幹部，難得有一次和副統帥兼國防部長當麵交談的機會。因此他們趁著林彪訊問“部隊有什麽困難”時，就紛紛提出一個他們共同感到苦惱的問題：“怎樣正確處理一好和三好的關係？”林彪主持軍委日常工作以後，提倡普遍開展創造“政治思想好、三八作風好、軍事訓練（完成任務）好、生活管理好”的“四好連隊”運動。在羅瑞卿任總長的總參謀部和肖華任主任的總政治部的具體推行下，這一運動在頭幾年搞得有聲有色，對於部隊基層建設的加強和戰鬥力的提高確曾起過積極作用。但在林彪於1965年提出“突出政治”以後，“四好”運動就越來越變形，形式主義的東西越來越多，並且使軍政幹部之間的關係越來越緊張，嘴上空唱高調成了時髦，埋頭搞軍事技術工作的卻被批判，部隊的戰備工作和基礎建設都受到了嚴重的削弱。因此說是“創四好”，實際上是“突出”了所謂“政治思想好”，又怕被人扣上“不突出政治”的帽子。這個問題，部隊幹部人人關心，經常議論，但誰也說不清楚，誰也解決不了，這下林彪親自來了。雖然在大首長麵前說話總難免有點拘束，但人們還是鼓起勇氣向林彪提出了這個問題。然而在林彪看來，“一好與三好的關係”怎麽會成為問題呢？他明明講的是“創四好”，並沒說隻創“政治思想好”，他還曾講過要以“一好帶三好”，而不要隻抓“一好”而丟了另外“三好”。他確實這樣講過，但下邊執行起來卻隻有“突出政治”。據說，“突出政治”是“一突百通”，而“衝擊政治”是“一衝百空”的。這些隻是少數“先進典型”總結出來的經驗，這經驗說起來好聽，照行起來頗難。這樣，有少數部隊領導幹部越弄越糊塗。不“突出政治”不行，但不抓好戰備和訓練，又怎麽行呢？麵對大家提出的問題，林彪置之一笑。他說：“突出政治，要堅定不移。但什麽是政治呢？全局就是政治，戰備也是政治。要胸懷全局，立足本職。在當前，搞好戰備就是最大的政治。”林彪講話，鄭維山代表他的下屬表示“堅決擁護”，“堅決貫徹執行”。林彪從早到晚，忙了一整天，他稍感疲勞，早早地休息了。但精力充沛的葉群，卻不肯輕易放過僅有一宵良機的張家口之夜。天色剛過黃昏她就讓吳法憲、鄭維山兩員大將陪著去逛當地的百貨商店。這時，商店已經關門點貨，但因為“大人物”駕臨，隻好又破例將門打開，葉群等人進了商店，街上一些過往的群眾也跟著一擁而進。他們也跟葉群一樣，並不是真的想進商店買什麽東西，而是各有所好。葉群不過是招搖過市，借機露麵以顯顯威風，而跟進來的人們不過是想看看熱鬧。

　　“是葉群！”人群中有人高喊。

　　“是葉群！”又有人附和。

　　這幾聲驚叫，立刻把附近和遊人和商店的工作人員都吸引過來，把葉群、吳法憲和鄭維山圍得水泄不通。隨同葉群等人前來的8341部隊警衛人員一時難以打破這堵人牆，隻能暗中叫苦。

　　“還以為大家認不出我，但還是被認出來了。”葉群眉開眼笑地對著人們說。她拿出《語錄》本，舉在空中揮動幾下，高喊：“我代表林彪同誌向同誌們問好！向同誌們學習！向同誌們致敬！”人群中發出一些掌聲。有人帶頭高喊：“向葉群同誌學習！向葉群同誌致敬！”又有人喊：“祝偉大領袖毛主席萬壽無疆！祝林副主席永遠健康！”

　　“這是空軍的吳司令！這是北京軍區的鄭司令！”葉群又把她身邊的吳法憲、鄭維山介紹給大家。她緊接著又帶頭高喊：“向吳司令學習、致敬！”吳法憲也舉臂響應：“向葉群同誌學習！向葉群同誌致敬！”吳法憲胖得像個阿彌陀佛了。他在平靜時，兩隻眼睛已被臉上肌肉擠得十分犯狹小，而現在，由於過分激動，嘴上的唾沫再配上含著報恩之情，使他顯得更加可笑。葉群和吳法憲互相吹捧，在人群中引起一些掌聲和笑聲。這場鬧劇，不得不收場。警衛人員出於安全的考慮，終於設法把葉群等人護送出百貨商店上了汽車，返回住地。

　　軍委辦公廳警衛處參謀劉吉存是這場鬧劇的目擊者。他回到住地就對我大發牢騷。“真不像話！主任給我們講，首長這次來張家口是嚴格保密的，叫我們保證首長的絕對安全。她出去在群眾場合這樣大喊大叫，保什麽密？誰還能保證首長的安全。”次日下午，林彪一行返回北京。林彪的張家口之行，使他對西北方向的地麵防務稍感放心。但此時主要威脅是來自北麵方向，而且主要是來自空中，而非地麵。

　　在當時，我國的空防能力遠不能完全抵禦敵人空中攻擊。至於對手搞的核訛詐，當然嚇不倒站起來的新一代中國人。但來自敵方的可能核襲擊，也不能掉以輕心。林彪聽講國際動向，特別是蘇聯軍方動向的興趣，比過去明顯增加。我這個“講文件“的秘書也感到責任更重了。

　　我黨中央對當時蘇聯方麵的真正意圖也保持著高度的警惕。盡管中蘇兩國總理的九月會晤已被中蘇之是展開關於維持邊界現狀談判的具體日期和雙方代表團的組織級別取得了共識，但誰都不能不擔心這是蘇聯為發動侵華戰爭而放出的煙幕。以庫茲涅佐夫為團長的蘇聯政府代表團抵達北京之日，就不定就是蘇聯對中國動手之時。蘇聯代表團來北京時間已經確定：1969年10月20日。10月20日，也就成了中國人民最感到吉凶難卜的一天。當然，後來的事態發展證明，把形勢估計得這麽嚴重似乎是不必要的。但作為黨和國家的最高領導人，誰也不能把國家的安危當作兒戲。

　　在毛澤東的提議下，中央決定在中蘇談判展開之前，將大部分中央一級領導人疏散到南方各地。10月15日，周恩來主持中央政治會議，對疏散工作做了具體安排。16日至於17日，疏散工作緊張進行。毛澤東去了武漢。林彪去了蘇州。朱德、李富春去了廣東。陳雲、鄧小平去了江西。聶榮臻去了河北省邯鄲。葉劍英去了長沙。被列為“專案”審查對象的黨中央、國務院和中央軍委的一些領導人也同時被疏散到外地。在北京留守的主要領導人隻有周恩來和黃永勝。未雨綢繆，無可厚非。

　　10月17日，林彪、葉群坐飛機去了江蘇省蘇州市。我奉命陪林彪到蘇州值班。林彪住在這所院子中央的一座西式平房裏，葉群住在宋美齡曾經住過的一座舊式小樓上，我們幾個值班工作人員住在另一座西式平房裏。林彪、葉群的住處與工作人員的住處正成一個三角，相距不過三四十米。這所大院，聽說“文革”時是蘇州市政府的交際處，分南北兩個大院，我們住的是南院，警衛部隊住在北院，南院的房子還有一些，那主要是為原來這裏的工作人員辦公所用。林彪住下後，當務之急是保障通訊聯絡的暢通。總參通信兵部派來專人，為葉群的住處和值班室臨時安裝了軍委一號台專線電話。林彪那裏不需要通向外部的電話，但在林彪與秘書之間、葉群與秘書之間，特意架上一條簡便的“熱線”，隻要林、葉想叫秘書，一個電話就能保證秘書“隨叫隨到”。“林辦”秘書隨同林彪來蘇州的隻有我和李文普，外加一個管收發文件的保密員。其餘秘書全在北京留守。

　　18日下午5時許，內勤進來向我傳話：“張秘書，首長叫你去一下。”由於剛來蘇州，有許多事情需要安頓，因此我還拿不出充裕的時間去翻看北京帶來的文件。林彪叫秘書去，可能是要我講文件，我去講什麽呢？……我進去後，林彪正在室內低頭踱步，他見我後，停下腳步，說：“你打個電話給黃永勝。”林彪示意我作下記錄。我坐下了，他仍然站著。他像往常那樣，站在我麵前，一邊想著，一邊逐字逐名地口述：“一、……；“二、……；“三、……；“……”他一供口述了六條。這是林彪喜愛用的表述方式。他交代什麽意圖，常常沒頭沒尾，沒有拐彎抹角，沒有多餘的形容詞和修飾詞，一開口就是“一、二、三”。他這次也是這樣，他說：“蘇聯談判代表團將於10月20日前來北京，對此應提高警惕。為了防止蘇聯利用談判作煙幕對我進行突然襲擊，全軍各部隊應立即疏散；要保證通信聯絡的暢通；各種重要裝備、設施和目標要注意隱蔽和偽裝；要加強作戰值班；要抓緊武器、彈藥的生產；二炮部隊要做好發射的準備。”這顯然是林彪以國防部長的身份向全軍下達的進入緊急戰備狀備的口述命令。

　　“都記下來了嗎？”林彪問我。“記下來了。”我說。“再念一下。”我照念一遍。“好，就這樣。”林彪說：“你趕快用電話找到黃永勝，把我說的這幾條傳給他。”“過去首長和主任都規定過，凡往處傳的首長批示都要壓半天。今天這個電話是否壓一壓？”“噢，當然要壓一下。”林彪恍然想起他過去總結的“寧慢勿錯”的經驗。“寧慢勿錯嘛！可以壓幾個小時。”他想了想，又說：“你把這個電話記錄稿，再送給葉群看看！”我去的葉群，把林彪口述的六條記錄稿給了她，她看了上眼，對我說：“首長叫打電話，你們就打唄！對打仗的事，我不大懂，他（林彪）比我高明。不過你們當秘書的，有責任幫助首長想得周到些。你看這裏有什麽問題沒有？”“我看不出什麽問題。”我故意繞了個彎子，然後才表示：“但如果想得周到些，我有兩條建議。”“哪兩條建議？”葉群蠻有興趣地問。我說：“第一，這樣大的問題，最好請示一下毛主席。”“對，對，這個建議好。”葉群連忙表示讚同，同時解釋說：“首長這是在戰爭時期養成的作風，遇有緊急情況，就當機立斷，事後再向軍委和毛主席報告。他對毛主席一貫是忠心耿耿的，主席對他也信得過。首長這樣做，在戰時是允許的。當然現在還沒有發生戰爭，先報告一下主席是應當的。你的這條建議提到了點子上。第二條呢？”“第二，”我接著說，“這裏第六條講的是讓二炮部隊做好隨時發射的準備。二炮是導彈部隊，是靠按電鈕的。一旦不慎，一次就可能引起一場世界大戰。因此，我建議對這一條應加上一些限製詞。例……。”“這一條建議也提得對。”葉群不等我說完，就站起來要走。“這不能開玩笑，慎重一些對。走，你隨我見首長去，當麵建議他改一改。”她一邊走一邊說：“首長是個軍事家，是作大文章的，不像你那樣注意個別辭句。不過個別辭句也得講究一點。”到了林彪那裏，葉群一上來就說：“一零一呀！你讓張秘書給我看的那份電話稿，我看過了。”“看過了，那好嘛！”林彪坐在沙發上，笑著打趣說。葉群也坐下來，對林彪說：“你提的那幾條，我看都很重要，也很好。不過我想提兩條建議，你愛聽嗎？”“什麽建議？我想聽聽。”葉群重複了我說的那兩條意見。把我的建議說成是她的建議，大概葉群是想加重一下建議的份量，也顯示一下她在林彪麵前的份量。“同意。就照你說的意見辦。”從林彪那裏出來後，葉群就向我布置說：“你把這份電話稿照抄一份給我。向主席那裏報告，由我負責。傳給黃永勝，由你負責。”“再壓多久呢？”我問。“兩個小時就夠了。”葉群說。

　　兩個小時以後，林彪、葉群那邊再無動靜，說明沒有變化。我抓起電話機，讓北京的軍委一號台總機找到北京的黃永勝。總機說，黃總長正在西山的戰備指揮所，我讓總機把黃的電話接過來。我對黃永勝說：“林彪同誌對部隊當前戰備工作有六條指示，讓我傳給黃總長，請您記一下。”黃永勝答應一聲：“好，我馬上就辦。”這個電話稿，我以“首長讓黃永勝去電話”作標題，將它的原件存在檔案櫃裏。奇怪的是，總參作戰部向下傳達時，擅自加上了一個所謂“林副主席的第一個號令”這樣的題目，使它成為後來“批林”的眾矢之的。葉群與我約好，“兩個小時”以後在我將林彪的“六條”傳給黃永勝的同時，她負責將“六條”內容報告給正在武漢的毛澤東主席。按葉群平時一貫注意突出主席的心態，她打這個電話的時間不會比我晚。林彪傳出“六條”指示後，北京的黃永勝怎樣向下傳達的，我毫無所知。這一期間，我作為林彪身邊唯一的秘書，從未接過黃永勝本人的任何電話。黃永勝與葉群的熱線一直不斷。在黃永勝眼裏，與一個秘書打交道是不必要的。

　　“九一三事件”之後，林彪的“一號令”曾被認為是“反革命武裝政變的預演”和“迫害老幹部的動員令”而受到連篇累牘的“批判”。“四人幫”把持的輿論工具這樣別有用心地胡說八道，一些不明真相的“群眾”也跟著人雲亦雲，他們說什麽林彪背著毛主席發出“一號令”，是想看看自己呼風喚雨的本事靈不靈，看看下邊部隊的主要領導人對自己發號施令是什麽“態度”和“感情”，林彪更想“一箭雙雕”。既想借“一號令”作一次“反革命武裝政變“的”預演”，又想假“戰備”之名迫害老幹部，把朱德、陳雲、聶榮臻、葉劍英、陳毅和劉少奇、鄧小平、陶鑄等一大批無產階級革命家統統趕出北京去，由此推理下去，當然也把劉少奇慘死在河南開封和陶鑄慘死在安徽的責任也都推到了林彪的頭上。這不是曆史，因為它不是事實，而是故意捏造的“曆史”。事實是：據我觀察，林彪為防止蘇聯借談判之名對我實施突然襲擊的態度是十分認真的。他口述的那六條，核心內容是部隊要緊急“疏散”。疏散到哪裏去，怎樣疏散，他並未具體過問。命令發出後，他一直在注視著蘇聯方麵的動靜。

　　10月20日那一天，他讓我與總參作戰部取得不間斷的電話聯係。林彪平時在中午12點以前就開始午休，但這天卻堅持不等蘇聯代表團從飛機上走下來，決不睡覺，他判斷蘇聯人坐的飛機不是運載的什麽談判代表團的，大半可能是攜帶空降兵或核武器的不祥之客。因此他吩咐我盯住北京電話，探明這架飛機是什麽時候從蘇聯的伊爾庫茨克起飛、何時飛經蒙古首都烏蘭巴托、何時飛越我國邊境小鎮二連，何時飛經張家口，何時飛近我國首都北京。我是一步一報。是聽得不厭其煩。直到中午過後，他聽到我轉報北京傳來的消息：“蘇聯代表團的飛機已經在北京東郊機場降落。……代表團在庫茲涅佐夫的率領下，已經從飛機上走下來。……我外交部官員上前迎接，……情況正常。”林彪這才肯去休息。

　　事實是：林彪發出“六條”命令（所謂的“一號令”）以後，我軍各部隊（主要是駐“三北”地區的部隊）立即進入一級戰備狀態。隨後不久，敵人方麵也相繼進入了同樣的戒備狀態。據情報消息，沿中蘇邊境一帶的蘇軍，全部取消了一切休假，部隊調動頻繁，有些部隊似有向我前沿推進的趨勢。駐在太平洋和遠東一帶的美軍，也開始全麵加強戒備。連在台、澎、金、馬的國民黨軍隊，也進入了緊急備戰狀態，各方麵的動向，都已呈現劍拔駑張之勢。在戰雲密布的緊氣氛之下，似乎一場大規模的戰爭一觸即發。

　　我作為國防部長的值班秘書，此時在精神上感到一種壓力。一方麵，我感到我這個角色的份量確實不輕。林彪委托主管軍委日常工作，一旦戰爭打起來，他處於直接關係到國家安危的重要地位。他的判斷是否正確，是否適當，在相當程度上取決於他對敵我雙方的態勢是否了如指掌。然而他現在遠離北京，遠離毛主席，遠離總部的作戰參謀機構；他既不看文件，又不親自接電話。唯一能夠幫助他掌握一些情況的，就是秘書值班室直通北京的電話。這電話機是由我守候的，一旦因為我值班貽誤了情報的傳遞，就會釀成大患。另一方麵，我整天和各種情報資料打交道，這些資料不能全盤端給林彪，隻能經過我的判斷、選擇、分析和綜合之後，扼要地講給林彪聽，可是我的軍事素養和現代科技知識水平又很差，怎麽能保證工作中不出誤差呢？我怕誤事，決定將這些憂慮報告給葉群，看她說應當怎麽辦。

　　“我看照現在這樣下去，很危險！”我對葉群說。“危險什麽？”葉群驚奇地問。“現在爆發戰爭的跡象很多。蘇、美都進入了緊急戰備狀態，台灣的蔣介石都想乘機動手。對方的真正企圖是什麽，現在還弄不清楚。要真的敵人先動手，我們肯定要被動挨打，吃苦頭。”“你根據什麽這樣說？”“我根據我們現在所處的情況。首長是國防部長，現在遠在蘇州，什麽情況也不能及時了解，怎麽指揮打仗？”“他不了解情況，就得怪你們。”葉群盯著我說：“你們秘書給他講文件，報情況，誤了事我就找你們是問。”“我知道的情況，就是及時給首長講，也已經晚了幾天了。我的情況主要是來自林辦留在北京值班的秘書。情報部門把情況報給總參作戰部，作戰部報告毛家灣，毛家灣再報蘇州，我再報告首長。這樣一輾轉就是一兩天了。蘇聯的飛機從蒙古起飛到北京用不了一兩個小時，打導彈隻要幾分鍾；而首長一兩天後才知道情況，這不危險嗎？”“那你說怎麽辦？”葉群也沒主意了。“我也沒有更好的辦法。”我說，“我想起碼應當保證情況傳遞的準確和及時。為了及時，最好減少中間環節。總參作戰部向首長反映情況，再不能隻靠文件傳送，更不必經過毛家灣的值班秘書轉來轉去，而應有一個總參作戰部和蘇州這裏直接聯係的渠道。我的意思是；總參作戰部應當把重大的敵情動態及時用電話傳給蘇州。”“這樣可以。”葉群立即表示同意。“你打個電話給總參的閻仲川，讓他們及時向蘇州報告情況，分秒不能誤。你還可以告訴空軍情報部，讓他們也及時向蘇州報告情況。這樣雙管齊下，情況就來得更及時。”

　　“我還有一點建議。”我繼續向葉群叫苦：“在蘇州值班的秘書隻有我一個，我又不懂軍事，這付擔子使我感到有壓力。”“這不要緊。”葉群說，“你一個人夠，再從毛家灣調一個來。”“我們辦公室的幾個秘書都是政治幹部出身，沒有一個軍事上的內行，現在是抓戰備的緊張時期，林辦秘書中最好能調來一個懂軍事的。”“這不必要。”葉群把我意見頂了回來。“首長過去指揮打仗，從來不依賴秘書。現在就是再調一個將軍來當秘書，也用不上。”

　　不管怎樣，由於開辟了幾條掌握敵軍動向的渠道，我作為林彪抓戰備工作的一耳目，感到心中的壓力減少了。各方麵的情況，每天源源不斷地從總參作戰部、空軍情報部和北京的“林辦”值班室傳到蘇州來。這一下，我這個值班秘書可真有事可幹了，要記錄頻頻打來的電話，要綜合各方麵的情報，還要看從北京每一兩天就送來的一批文件，要天天幾次給林彪和葉群講文件、講動向，還要處理雜七雜八的零星事務，忙得團團轉。不久後，葉群又從北京把於運深秘書調來蘇州增援，情況才稍好了些。林彪對我講戰備方麵的情況，我聽得比較認真，而葉群對這些枯燥無味的情況羅列缺乏興趣。她又讓我打電話給北京的閻仲川副總長，讓他選送幾份香港出版的報紙給蘇州，目的是想開開眼界。過後不久，總參作戰部送來四種香港報紙，每種都是厚厚一堆。它們是《大公報》、《文匯報》、《晶報》和《香港時報》。我選了幾張給葉群過目，她剛看上幾眼，就嚇得“呀呀”直叫，原因是報紙的不少版麵都有蛇的圖案。從此，葉群與那些港報再也無緣。

　　緊緊張張隻是一陣子。幾天之後，林立果從北京來到蘇州。一天，他跑到秘書值班室。閑談時，他向我發議論說：“我看這個仗打不起來。我們搞緊急備戰，蘇聯也搞緊急備戰。很可能是雙方摸不清對方的意圖，都擔心對方先動手。”我曾以為林立果的這種議論隻是小孩子之見。但後來看來，他的這一見解也不無道理。從蘇聯的戰略動向看，它關注的重點還在歐洲；它在邊境外對我搞大兵壓境，無非是想對我施加壓力，但若真想對我發動進攻，兵力明顯不足。至於美軍，它在侵越戰爭中已經陷入泥潭，欲打無力，欲走又不甘心。遠東美軍和太平洋艦隊進入全麵戒備，可以看作是一種守勢，而我方在蘇美耀武力之時，加強戰備體製也是必要的。林彪本人大概也明白了這一點。敵人的緊急戰備，可能是對我軍緊急戰備的一種反應。林彪對於緊急備戰的熱情漸漸涼了下來。僅僅一周過後，他對聽講這一方麵的情況，逐漸失去了興趣。

　　我軍各部隊根據林彪的命令進行緊急疏散，已經有一月有餘。立即爆發戰爭的跡象逐漸減少，形勢也趨緩和。但是這時正值入冬季節。部隊的處境又遇到了許多困難。特別是北部幾個軍區的部隊，有的野營在外，有的散在民間，有的隱蔽在戰備工事裏，有的據守在深山隘口上。部隊的給養、運輸、訓練、管理以及思想政治工作，都出現了不少新的問題。如果確實處在戰時條件下，環境比這再艱苦，指戰員們都會像當年的紅軍和“老八路”那樣，堅持忍受。但是現在並沒有更加迫切的需要，讓幾十萬兵員在外邊挨冷受凍。因此，人們對這種沒完沒了的疏散逐漸感到不可理解，有的甚至感到厭倦，各種“活思想”也隨之增多。對於這種情形，我根據各軍區來電反映的實際困難，及時向林彪作了報告。

　　“部隊可以回營了。”林彪表示不解：“他們為什麽還要繼續疏散呢？”林彪真是大處抓得住，小處不愛管。在他看來，部隊的疏散之權由他掌握，何時收兵回營就是各軍區自己的事，至多由軍委辦事組發個通知就夠了。但各軍區是根據副統帥的命令進行緊急疏散的，上邊不發話，他們不敢擅自作主。我對林彪解釋說；“部隊是根據首長的命令疏散的。首長不發布新的指示，各軍區自己不好作出部隊回營的決定。”“你給黃永勝打個電話，叫他們研究一下。我看部隊可以停止疏散了。”林彪表態同意，這是件好事，但由於葉群的阻撓，又使部隊的上百萬指戰員在野外多受了苦。葉群說：“首長不能發這樣的指示。疏散出去沒風險，過早收回來就有是非。如果現在就把部隊收回來，一旦戰爭爆發，這個責任誰來負？”在關鍵性問題上，葉群在林彪麵前當大半個家，這次又是這樣。按理說，在形勢已明顯變緩的情況下，停止部隊疏散本用不著再由林彪去發什麽命令。作為軍委的辦事機構——軍委辦事組有責任、也有能力為此作出相應的安排。事實上，後來的收兵回營乃是下邊自主作出的決定。軍委辦事組不“辦事”，此乃一例。

　　林彪發布“一號令”的背景和經過，如此而已。說它是“反革命武裝政變的預演”，沒有任何事實根據。說它是“迫害老幹部”的“動員令”，更是欲加之罪。劉少奇、朱德、陳雲、鄧小平等老革命家疏散外地，是根據毛澤東的提議，10月15日周恩來主持的中央政治局會議正式作出的決定，並由周恩來、汪東興具體經辦的。在10月16日、17日實施，而林彪發令是在10月18日。這都是有案可查的。

　　轉自：我的備忘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