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9月5日
文革大串聯開場
1966年9月5日，中共中央正式發布《通知》，表示支持全國各地的學生到北京交流革命經驗，也支持北京學生到各地去進行革命串連。
“文化大革命”剛開始時，參加串聯的主要是各地去北京的上訪人員以及去各地幫助“破四舊”的北京的紅衛兵。9月5日的《通知》發表後，全國性的大串聯活動迅速發展起來。串聯中所需車旅費、生活費全部由國家開支。
隨著串聯人數的增多，交通日益擁擠不堪。 在這種情況下，不少青年學生自動組織了“長征隊”，步行進行串聯。10月22日，《人民日報》發表了《紅衛兵不怕遠征難》的社論，讚揚紅衛兵步行串聯是一個很有意義的創舉。
在大串聯中，部分學生在各地建立了聯絡站，衝擊黨政軍機關，揪 鬥“走資派”，破壞名勝古跡。一些學生借串聯之際探親訪友，遊山玩水。
大串聯規模日益擴大，發展到不同行業、不同地區的群眾也進行串聯。全國大串聯使地方各級黨政機構逐漸陷入癱瘓 、半癱瘓狀態，嚴重擾亂了社會秩序，妨礙了正常的生產和交通運輸秩序。
1966年11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又發出《關於革命師生進行革命串聯問題的通知》，決定從11月21日起到次年春暖季節一律暫停來北京和到各地進行串聯。並說毛澤東支持步行串聯，先進行試點，取得經驗，為來年徒步大串聯作好準備。
12月1日又發出補充通知，重申暫停乘坐交通工具進行串聯。12月20日前必須返回原地，12月21日起，不再實行免費。
1967年2月3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關於革命師生和紅衛兵進行步行串聯問題的通知》，要求外出步行串聯的應當回到本地本學校去，全國停止長途步行串聯。
同年3月19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停止全國大串聯的通知》，取消原定的當年春暖後進行大串聯的計劃，全國大串聯逐漸停止。
ZT重讀《曆史深思錄——井岡山紅衛兵大串聯二十年祭》有感
二十年前，作家胡平，張勝友寫下了長篇報告文學《曆史深思錄——井岡山紅衛兵大串聯二十年祭》，真實地記錄了四十年前紅衛兵對毛主席的狂熱崇拜，對革命聖地井岡山的無限向往.二十年前，這篇報告文學發表時，在文壇上反響熱烈，就是現在重讀一遍也別有一番滋味。因為書中講的事情我親身經曆過,書中講到的人物有些我認識,有些就是我至親至愛的人.紅衛兵大量湧入井岡山時,我才隻有九歲多，正在上小學二年級。我們家就住在紅衛兵最為集中的茨坪.為了解決紅衛兵的住宿問題，基建公司的叔叔們連夜用牛毛氈搭工棚，好讓千裏迢迢步行上井岡山的紅衛兵有張休息的床。井岡山的毛竹很多，工棚頂是用毛竹片搭的，再蓋上兩層牛毛氈，床也是用毛竹架搭的，再訂上毛竹片鋪上稻草，紅衛兵住的全部是通鋪，男紅衛兵住一個大工棚，女紅衛兵住一個大工棚，工棚前後門各掛一個草簾子，即當門又檔風。那時，我們學校的教室裏也住滿了紅衛兵，停課在家的我們閑來無事，整天在工棚裏玩耍，和南來北往的紅衛兵套近乎，向這些大哥大姐姐們要毛主席像章和語錄卡片，不過，他們也很小器，無論你怎樣求他們，像章是不肯給的，甩不掉我們，就拿幾張紅紅綠綠的語錄卡片應乎我們，這些當時都是我們玩耍的寶貝和炫耀的資本。
我家住在博物館旁邊,我們家門口的稻田裏也搭了幾排工棚，看著這些麵孔陌生的紅衛兵，聽著他們操著南腔北調，,我和同學們充滿著好奇,感到無比的快樂，巴不得他們天天呆在井岡山,有幾位廣東的紅衛兵問我們家討過番薯吃，我們就央求他們帶我們到北京去串聯,去見毛主席，他們也煞有介事的答應了，等我們隔天去找他們時，他們卻跑得無影無蹤。
胡平,張勝友在文中講述大串聯期間井岡山暴發流行性腦膜炎,有位叫林金鳳的廣州暨南大學學生染上腦膜炎死亡的事,這是一個真實的故事，林金鳳和她的姐姐一道來井岡山,她們是從印尼歸國的華僑,她們她們怎麽也沒想到這次朝聖,竟會使妹妹葬身紅色的聖地. 林金鳳當時在新華書店幫忙賣紅寶書,賣語錄卡片,賣毛主席像章,一天要工作十多個小時。我同學的媽媽就在書店工作,從同學媽媽那裏我們得知小林阿姨她們是印尼華僑。小林阿姨與暨南大學的同學都住在我們上課的小學，他們上下班都要往我們家門前過，他們的普通話都夾雜著廣東腔。後來，我們聽同學的媽媽說，小林阿姨死了，還有兩三百個紅衛兵也染上了同樣可怕的腦膜炎。死亡的氣息籠罩著茨坪的上空。從此，我們被父母鎖在家裏，那裏也不準去。父母上班也要戴口罩。我們的鼻子裏每天要點藥水。我的一位同學就是因為整天往工棚裏竄，而染上了腦膜炎，好在他父母發現及時，他被搶救過來了，聽老師說，他患病後，因為發多了高燒，竟然比患病前聰明得多，77年恢複高考，他考上了西南交大，現在當上了教授，今年，我妹妹的兒子就成為了他的學生。
從胡平和張勝友的書中你可以看到，井岡山暴發腦膜炎的事被周總理知道後，非常重視，派直升機專門為井岡山送治療腦膜炎的藥和紅衛兵急需的生活物資。直升飛機在數萬井岡山群眾和紅衛兵的矚目下著陸了。當時，大家並不知道是來送藥的，許多人都以為是毛主席要來接見大家，大家象潮水一樣象潮水一樣奔湧到飛機將要著陸的稻田。我的父親當時在井岡山革命博物館工作，他提前聽了這個消息，把關禁閉的我們叫了出來，也想去見見日思夜想的毛主席。看見這麽多人，父親和曾祖母又怕我們踩著，父親打開博物館的側門，讓我們上了博物館的二樓（隻有兩層樓），我們遠遠目睹了直升飛機降落的過程，隻見艙門打開，隱約看到有個穿軍裝的高大身影……
一刹那間，不知誰在喊毛主席萬歲，我們也跟著高呼，我看到爸爸和博物館的叔叔阿姨們都掉了眼淚。 胡平，張勝友在文中這樣寫道：“ 一個十五六歲、操著寧波口音的紅衛兵喊了一句："我要第一個與毛主席握手!"話還未落地，他和另一個紅衛兵竟衝進了圈內，僅跑了七、八米，許是被發動機噴出的氣流那巫師般的力量攝住，他不動了，身子又往左側了一下，旋即，飛機頭部的螺旋槳劈將下來，一股白色、粘稠的腦液似從高壓水龍頭裏噴射出來，他的兩顆眼珠子，也被打出去七、八丈遠……
前麵的紅衛兵都呆住了!圈子內的另一個紅衛兵更呆住了，幾秒、十幾秒……足足半分鍾之後，他走過去，雙手捧起地上的一攤腦漿，將它們放回到同伴的冒著熱氣的大半邊腦殼裏，似乎這樣能夠起死回生……?
上帝沒有被感動。
所有的欣喜，所有的癡迷，同時都被螺旋槳劈得粉碎……
直升飛機運來的是幾箱貴重藥品--進口的阿拉明、新福林，還有血管緊張素等搶救休克的針劑。據說，後者一盒得花二十八元人民幣。
紅衛兵散去後，在這半塊水田裏，拾到了兩大筐鞋子、襪子……”
這段文字隻所以描寫得這麽清楚，這麽真實，是因為胡平就在其中，隻不過當時他的腳步邁得沒有其它紅衛兵那麽大，跑得沒有其它紅衛後那麽快罷了。
胡平，張勝友還講了一位紅衛兵因為想得到一枚毛主席像章而患精神分裂症的故事。這個故事，現在聽起來象是天方夜譚，但在當時，就活生生的出現。張勝友寫的這件事，就是我父親遇到的，也是我父親告訴胡平和張勝友的.那時，我父親到省精神病院看一位叫廖成興（或許叫：廖承新）同事，這位叔叔是因為單相思而患病，他是孤兒，性格內向，我父親對他一直以兄長自居，我記得廖叔叔是廣東梅縣人,春節不回廣東就在我家過年.那次父親去南昌就是看廖叔叔.胡平這樣寫道:“當時負責去上海訂製並監運回井岡山的一個同誌，告訴了我們這樣一件事--
一次，他去南昌的精神病院，探視一位住院的朋友。從病房出來後，在走廊裏，一個農民模樣的中年人突然從椅子上站起來，攔住他道："同誌，你是從井岡山來的吧?"
他驚奇了，"你怎麽知道我是從井岡山來的?"
"我見你戴了一個井岡山紀念章。"對方指了指身邊一個十四五歲、神情木然的孩子，"我兒子也去了井岡山，得了一個，還用別的紀念章換了四、五個，想回去後送給家裏人和同學。到南昌後，在接待站被人偷了，從此後不吃不喝，不動不行，整天癡癡呆呆，嚷著紀念章、紀念章。接待站的同誌趕忙將他送往精神病院，又打電報把我從海南島給追了來……"
孩子的父親邊說，目光邊獵犬般在他胸前的紀念章上兜著圈圈。
他明白了意思，摘下自己的紀念章給了對方，又匆匆跑去江西飯店，找到留守在這裏的同誌，打條子領了二十個，又送來醫院。孩子的父親接過紀念章，熱淚奪眶而出，就要跪下來給他磕頭："同誌啊，你可真是一尊活菩薩!"
他趕忙攔住對方，"你可不能這樣說，這紀念章本來就是送給紅衛兵的。隻是毛主席他老人家，才是活菩薩……"
一個月後，他再去醫院探視朋友時，那個孩子已經出院了。”
世事滄桑，廖叔叔病愈出院後，在泰河縣乖船過渡時失蹤，從此不知去向。一輩子與人為善的父親，暮年時，愛子卻因個人升遷問題患了當年同事患的病，住進了同一所醫院，這對父親晚年是一個沉重的打擊，誰又能想象到，一輩子與人為善的父親會死於一起交通事故，肈事者竟然是平時幫他送煤氣的一位病秧秧的中年男子老葉，父親叫我們不要為難老葉，說老葉的孩子還要上大學，說老葉送一罐煤氣隻有兩塊錢。交代完這些，父親當晚就離去了，萬分愧疚的老葉硬要送幾百塊錢香紙錢。他萬分愧疚，又萬分感激涕零地跪拜在父親的靈柩前，請求父親原諒，以求心安。
人啊，人。你命運有時你是無法琢磨的，你的生死，你更是無法把握。林金鳳沒想過她會客死井岡山，還有十幾個迷路的紅衛兵也沒想過他們會因為找不到出山的道路而餓死在井岡山的崇山峻嶺之中。這是因為命運，還是因為時代？所幸的是，那種無知，那種盲從和狂熱的年代已經遠去。現在的年青人，隻要你朝前努力，你就能達到你自己的人生目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