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9月4日
中共提出建立聯合政府
1944年9月4日，中共中央電示林伯渠、董必武等，鮮明地提示：“目前我黨向國民黨及國內外提出改組政府主 張時機已經成熟，其方案為要求國民政府立即召集各黨各派各軍各地方政府各民眾團體代表，開國事會議，改組中央政府，廢除一黨政治，然後由新政府召開國民大會，實施憲政，貫徹抗戰國策，實行反攻。”中共中央估計：“此項主張國民黨目前絕 難接受，但各小黨派、地方實力派、國內外進步人士，甚至盟邦政府中開明人士會加讚成，這一主張應成為今後中國人民中的 政治鬥爭目標，以反對國民黨一黨統治及其所欲包辦的偽國民大會與偽憲。”
9月15日，國民黨在參政會上公開允許國共雙方就談判問題進行報告。林伯渠就此公開提出了“希望國民黨立即結 束一黨統治的局麵，由國民政府召集各黨、各派、各抗日部隊、各地政府、各人民團體的代表，開國事會議，組織各抗日黨派 聯合政府”的主張。
附錄：毛澤東1945 年4月24日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所作的政治報告《論聯合政府》中的一部分：
我們的一般綱領
為著動員和統一中國人民一切抗日力量，徹底消滅日本侵略者，並建立獨立、自由、民主、統一和富強的新中國，中國人民，中國共產黨和一切抗日的民主黨派，迫切地需要一個互相同意的共同綱領。
這種共同綱領，可以分為一般性的和具體性的兩部分。我們先來說一般性的綱領，然後再說到具體性的綱領。
在徹底消滅日本侵略者和建設新中國的大前提之下，在中國的現階段，我們共產黨人在這樣一個基本點上是和中國人口中的最大多數相一致的。這就是說：第一，中國的國家製度不應該是一個由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專政的、封建的、法西斯的、反人民的國家製度，因為這種反人民的製度，已由國民黨主要統治集團的十八年統治證明為完全破產了。第二，中國也不可能、因此就不應該企圖建立一個純粹民族資產階級的舊式民主專政的國家，因為在中國，一方麵，民族資產階級在經濟上和政治上都表現得很軟弱；另一方麵，中國早已產生了一個覺悟了的，在中國政治舞台上表現了強大能力的，領導了廣大的農民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以及其他民主分子的中國無產階級及其領袖——中國共產黨這樣的新條件。第三，在中國的現階段，在中國人民的任務還是反對民族壓迫和封建壓迫，在中國社會經濟的必要條件還不具備時，中國人民也不可能實現社會主義的國家製度。
那末，我們的主張是什麽呢？我們主張在徹底地打敗日本侵略者之後，建立一個以全國絕對大多數人民為基礎而在工人階級領導之下的統一戰線的民主聯盟的國家製度，我們把這樣的國家製度稱之為新民主主義的國家製度。
這是一個真正適合中國人口中最大多數的要求的國家製度，因為，第一，它取得了和可能取得數百萬產業工人，數千萬手工業工人和雇傭農民的同意；其次，也取得了和可能取得占中國人口百分之八十，即在四億五千萬人口中占了三億六千萬的農民階級的同意；又其次，也取得了和可能取得廣大的城市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開明士紳及其他愛國分子的同意。
自然，這些階級之間仍然是有矛盾的，例如勞資之間的矛盾，就是顯著的一種；因此，這些階級各有一些不同的要求。抹殺這種矛盾，抹殺這種不同要求，是虛偽的和錯誤的。但是，這種矛盾，這種不同的要求，在整個新民主主義的階段上，不會也不應該使之發展到超過共同要求之上。這種矛盾和這種不同的要求，可以獲得調節。在這種調節下，這些階級可以共同完成新民主主義國家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的各項建設。
我們主張的新民主主義的政治，就是推翻外來的民族壓迫，廢止國內的封建主義的和法西斯主義的壓迫，並且主張在推翻和廢止這些之後不是建立一個舊民主主義的政治製度，而是建立一個聯合一切民主階級的統一戰線的政治製度。我們的這種主張，是和孫中山先生的革命主張完全一致的。孫先生在其所著《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裏說：“近世各國所謂民權製度，往往為資產階級所專有，適成為壓迫平民之工具。若國民黨之民權主義，則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數人所得而私也。”這是孫先生的偉大的政治指示。中國人民，中國共產黨及其他一切民主分子，必須尊重這個指示而堅決地實行之，並同一切違背和反對這個指示的任何人們和任何集團作堅決的鬥爭，借以保護和發揚這個完全正確的新民主主義的政治原則。
新民主主義的政權組織，應該采取民主集中製，由各級人民代表大會決定大政方針，選舉政府。它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就是說，在民主基礎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導下的民主。隻有這個製度，才既能表現廣泛的民主，使各級人民代表大會有高度的權力；又能集中處理國事，使各級政府能集中地處理被各級人民代表大會所委托的一切事務，並保障人民的一切必要的民主活動。
軍隊和其他武裝力量，是新民主主義的國家權力機關的重要部分，沒有它們，就不能保衛國家。新民主主義國家的一切武裝力量，如同其他權力機關一樣，是屬於人民和保護人民的，它們和一切屬於少數人、壓迫人民的舊式軍隊、舊式警察等等，完全不同。
我們主張的新民主主義的經濟，也是符合於孫先生的原則的。在土地問題上，孫先生主張“耕者有其田”。在工商業問題上，孫先生在上述宣言裏這樣說：“凡本國人及外國人之企業，或有獨占的性質，或規模過大為私人之力所不能辦者，如銀行、鐵道、航路之屬，由國家經營管理之，使私有資本製度不能操縱國民之生計，此則節製資本之要旨也。”在現階段上，對於經濟問題，我們完全同意孫先生的這些主張。
有些人懷疑中國共產黨人不讚成發展個性，不讚成發展私人資本主義，不讚成保護私有財產，其實是不對的。民族壓迫和封建壓迫殘酷地束縛著中國人民的個性發展，束縛著私人資本主義的發展和破壞著廣大人民的財產。我們主張的新民主主義製度的任務，則正是解除這些束縛和停止這種破壞，保障廣大人民能夠自由發展其在共同生活中的個性，能夠自由發展那些不是“操縱國民生計”而是有益於國民生計的私人資本主義經濟，保障一切正當的私有財產。
按照孫先生的原則和中國革命的經驗，在現階段上，中國的經濟，必須是由國家經營、私人經營和合作社經營三者組成的。而這個國家經營的所謂國家，一定要不是“少數人所得而私”的國家，一定要是在無產階級領導下而“為一般平民所共有”的新民主主義的國家。
新民主主義的文化，同樣應該是“為一般平民所共有”的，即是說，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決不應該是“少數人所得而私”的文化。
上述一切，就是我們共產黨人在現階段上，在整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階段上所主張的一般綱領，或基本綱領。對於我們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製度的將來綱領或最高綱領說來，這是我們的最低綱領。實行這個綱領，可以把中國從現在的國家狀況和社會狀況向前推進一步，即是說，從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國家和社會狀況，推進到新民主主義的國家和社會。
這個綱領所規定的無產階級在政治上的領導權，無產階級領導下的國營經濟和合作社經濟，是社會主義的因素。但是這個綱領的實行，還沒有使中國成為社會主義社會。
我們共產黨人從來不隱瞞自己的政治主張。我們的將來綱領或最高綱領，是要將中國推進到社會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去的，這是確定的和毫無疑義的。我們的黨的名稱和我們的馬克思主義的宇宙觀，明確地指明了這個將來的、無限光明的、無限美妙的最高理想。每個共產黨員入黨的時候，心目中就懸著為現在的新民主主義革命而奮鬥和為將來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而奮鬥這樣兩個明確的目標，而不顧那些共產主義敵人的無知的和卑劣的敵視、汙蔑、謾罵或譏笑；對於這些，我們必須給以堅決的排擊。對於那些善意的懷疑者，則不是給以排擊而是給以善意的和耐心的解釋。所有這些，都是異常清楚、異常確定和毫不含糊的。
但是，一切中國共產黨人，一切中國共產主義的同情者，必須為著現階段的目標而奮鬥，為著反對民族壓迫和封建壓迫，為著使中國人民脫離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悲慘命運，和建立一個在無產階級領導下的以農民解放為主要內容的新民主主義性質的，亦即孫中山先生革命三民主義性質的獨立、自由、民主、統一和富強的中國而奮鬥。我們果然是這樣做了，我們共產黨人，協同廣大的中國人民，曾為此而英勇奮鬥了二十四年。
對於任何一個共產黨人及其同情者，如果不為這個目標奮鬥，如果看不起這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而對它稍許放鬆，稍許怠工，稍許表現不忠誠、不熱情，不準備付出自己的鮮血和生命，而空談什麽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那就是有意無意地、或多或少地背叛了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就不是一個自覺的和忠誠的共產主義者。隻有經過民主主義，才能到達社會主義，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天經地義。而在中國，為民主主義奮鬥的時間還是長期的。沒有一個新民主主義的聯合統一的國家，沒有新民主主義的國家經濟的發展，沒有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和合作社經濟的發展，沒有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即新民主主義文化的發展，沒有幾萬萬人民的個性的解放和個性的發展，一句話，沒有一個由共產黨領導的新式的資產階級性質的徹底的民主革命，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廢墟上建立起社會主義社會來，那隻是完全的空想。
有些人不了解共產黨人為什麽不但不怕資本主義，反而在一定的條件下提倡它的發展。我們的回答是這樣簡單：拿資本主義的某種發展去代替外國帝國主義和本國封建主義的壓迫，不但是一個進步，而且是一個不可避免的過程。它不但有利於資產階級，同時也有利於無產階級，或者說更有利於無產階級。現在的中國是多了一個外國的帝國主義和一個本國的封建主義，而不是多了一個本國的資本主義，相反地，我們的資本主義是太少了。說也奇怪，有些中國資產階級代言人不敢正麵地提出發展資本主義的主張，而要轉彎抹角地來說這個問題。另外有些人，則甚至一口否認中國應該讓資本主義有一個必要的發展，而說什麽一下就可以到達社會主義社會，什麽要將三民主義和社會主義“畢其功於一役”。很明顯地，這類現象，有些是反映著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軟弱性，有些則是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對於民眾的欺騙手段。我們共產黨人根據自己對於馬克思主義的社會發展規律的認識，明確地知道，在中國的條件下，在新民主主義的國家製度下，除了國家自己的經濟、勞動人民的個體經濟和合作社經濟之外，一定要讓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在不能操縱國民生計的範圍內獲得發展的便利，才能有益於社會的向前發展。對於中國共產黨人，任何的空談和欺騙，是不會讓它迷惑我們的清醒頭腦的。
有些人懷疑共產黨人承認“三民主義為中國今日之必需，本黨願為其徹底實現而奮鬥”，似乎不是忠誠的。這是由於不了解我們所承認的孫中山先生在一九二四年《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裏所解釋的三民主義的基本原則，同我黨在現階段的綱領即最低綱領裏的若幹基本原則，是互相一致的。應當指出，孫先生的這種三民主義，和我黨在現階段上的綱領，隻是在若幹基本原則上是一致的東西，並不是完全一致的東西。我黨的新民主主義綱領，比之孫先生的，當然要完備得多；特別是孫先生死後這二十年中中國革命的發展，使我黨新民主主義的理論、綱領及其實踐，有了一個極大的發展，今後還將有更大的發展。但是，孫先生的這種三民主義，按其基本性質說來，是一個和在此以前的舊三民主義相區別的新民主主義的綱領，當然這是“中國今日之必需”，當然“本黨願為其徹底實現而奮鬥”。對於中國共產黨人，為本黨的最低綱領而奮鬥和為孫先生的革命三民主義即新三民主義而奮鬥，在基本上（不是在一切方麵）是一件事情，並不是兩件事情。因此，不但在過去和現在已經證明，而且在將來還要證明：中國共產黨人是革命三民主義的最忠誠最徹底的實現者。
有些人懷疑共產黨得勢之後，是否會學俄國那樣，來一個無產階級專政和一黨製度。我們的答複是：幾個民主階級聯盟的新民主主義國家，和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是有原則上的不同的。毫無疑義，我們這個新民主主義製度是在無產階級的領導之下，在共產黨的領導之下建立起來的，但是中國在整個新民主主義製度期間，不可能、因此就不應該是一個階級專政和一黨獨占政府機構的製度。隻要共產黨以外的其他任何政黨，任何社會集團或個人，對於共產黨是采取合作的而不是采取敵對的態度，我們是沒有理由不和他們合作的。俄國的曆史形成了俄國的製度，在那裏，廢除了人剝削人的社會製度，實現了最新式的民主主義即社會主義的政治、經濟、文化製度，一切反對社會主義的政黨都被人民拋棄了，人民僅僅擁護布爾什維克黨，因此形成了俄國的局麵，這在他們是完全必要和完全合理的。但是在俄國的政權機關中，即使是處在除了布爾什維克黨以外沒有其他政黨的條件下，實行的還是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聯盟，或黨和非黨聯盟的製度，也不是隻有工人階級或隻有布爾什維克黨人才可以在政權機關中工作。中國現階段的曆史將形成中國現階段的製度，在一個長時期中，將產生一個對於我們是完全必要和完全合理同時又區別於俄國製度的特殊形態，即幾個民主階級聯盟的新民主主義的國家形態和政權形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