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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8月4日 - 反黨小說獲平反

(2007-08-03 22:45:29) 下一個


1979年8月4日 

康生製造的大冤案獲平反


毛澤東會見劉誌丹(場景複原) 



1979年8月4日,中共中央批準中央組織部《關於為小說<劉誌丹>平反的報告》。《報告》指出:《劉誌丹》不是反黨小說,所謂利用寫小說《劉誌丹》進行反黨活動一案,是康生製造的一大錯案。中央決定,為小說《劉誌丹》平反,因此案受到誣陷的習仲勳等同誌一律平反昭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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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說《劉誌丹》冤案始末


方海興

先後株連萬人的小說《劉誌丹》冤案,堪稱著名的現代文字獄。時至今日,曆史早已為其作出公正的結論。然而其光怪陸離的曲折經曆卻依然值得認真回顧。

應工人出版社之約,李建彤創作曆史小說《劉誌丹》

劉誌丹是土地革命戰爭時期陝北地區著名的革命領導人,1936年4月,於紅軍東征作戰期間不幸犧牲。為了紀念劉誌丹烈士,1936年5月, 曾將他的故鄉陝西保安縣改名為誌丹縣。毛澤東為烈士題詞:“群眾領袖,民族英雄。”周恩來為其題詞:“上下五千年,英雄萬萬千,人民的英雄,要數劉誌丹。”朱德題詞:“紅軍模範”。

1973年6月,周恩來陪同越南客人參觀延安,在談到劉誌丹時, 他說:“劉誌丹是位很好的同誌,陝北必須宣傳劉誌丹。”這樣的工作早已有人在做。1956年,工人出版社正式約請作家李建彤承擔創作任務。李建彤是劉誌丹的弟弟劉景範之妻,1944年畢業於延安魯迅藝術學院。早在延安時期,她就收集過關於劉誌丹的一些材料,又具有得天獨厚的條件。經過長期細致的準備,作者於1958年初動筆,同年冬寫出初稿,次年春寫出第二稿,夏天改完第三稿。作者請當年擔任過陝甘蘇維埃政府主席、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習仲勳審閱小說稿。1960年春,習仲勳兩次約請作者談了自己對書稿的意見。他認為小說還沒有寫好,沒有把劉誌丹寫出來,要把劉誌丹放到大革命整個一個時代去寫,書中有一處說到高崗當時在一個問題上的主張是對的,不要寫高崗。根據習仲勳的意見,作者於1961年春寫出第四稿,1962年春寫出第五稿,又印出樣書征求意見。原陝北老幹部、時任國家經委副主任的賈拓夫、李建彤的丈夫劉景範也對作品提了一些改進意見。同時作者也送給中宣部主管文藝的副部長周揚審閱。周揚認為,小說寫得很好,可以出版,還可拍成電影。

1962年7月28日,《工人日報》開始連載《劉誌丹》第二卷。 《中國青年》、《光明日報》也發表了作品的部分章節。這已是作者潛心完成的第六稿。然而就在此時,一場讓所有人料想不到的政治發難卻由暗地裏悄然而至。

康生竭力煽動對《劉誌丹》的批判,一起株連萬人的大冤案由此發端。

首先起而反對的是時任中共雲南省委第一書記的閻紅彥。閻紅彥早年曾在劉誌丹的領導下從事革命工作。1956年,作者向他采訪時,他們就西北革命曆史上的一些問題當麵發生過爭論。收到小說《劉誌丹》第五稿樣書後,閻紅彥立即給書作者寫了一封信,說這部小說涉及到西北革命曆史上的一些問題,這些問題需要由中央作結論,一個作者是負不了責任的,不同意作品出版。

1962年7月下旬至9月下旬,中共中央連續在北戴河、 北京召開工作會議和八屆十中全會的預備會議、正式會議。毛澤東在幾次會上一再強調“要重提階級鬥爭”。

就在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期間,閻紅彥看到《工人日報》、《中國青年》已開始發表小說《劉誌丹》,就一麵向全國總工會、團中央提出停止刊載,一麵將此事及他的意見報告給康生。一貫專以整人為能事的康生如獲至寶,立即要中宣部通知各報刊不準刊發小說《劉誌丹》。8月24日,康生又寫信給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說小說《劉誌丹》“不是一個單純的文藝寫作的問題,看來是帶有政治傾向性的”,並要中央書記處處理此事。康生承認自己根本沒有看過小說稿,但他卻武斷地說:“我一看小說就完全是為高崗翻案的”。

8月26日,八屆十中全會預備會議在北京召開。9月6日、7日會議轉入批判彭德懷的所謂“翻案風”(當時彭德懷向中央遞交了長篇申訴書, 毛澤東認為這是搞翻案活動,不能給他平反)。9月8日, 閻紅彥在西南組會上再次提出小說《劉誌丹》問題,說在當前國內國外的氣候下,各路人馬都借機出動鬧“翻案”,小說《劉誌丹》“是利用宣傳劉誌丹來宣傳高崗”。康生則不失時機地說出了點睛之語:“現在的中心問題,為什麽要在這個時候來宣傳高崗?”他們的發言在全會“總72 號”簡報上登出,引起了爆炸性轟動,也為正在批判的“翻案風”提供了又一支靶子。

為擴大事態,康生竟是如此地不擇手段;作品已出第六稿,他卻下令工人出版社將第五稿印六百本、被習仲勳否定的第三稿印三百本送中央會議審查。陰謀家的險惡,善意的人們是難以想象的。正如作者日後所說:“當初我還以為這種先定案、後求證的做法是出於誤會,沒想到竟是一個大陰謀”。

在會上,康生竭力煽動對《劉誌丹》進行批判。他硬說小說《劉誌丹》“是為高崗翻案”,“把劉誌丹寫得比毛主席還高明,還先知”,“把陝甘寫成井崗山甚至高於井崗山”。他誣蔑習仲勳、賈拓夫、劉景範組成了反黨集團,小說《劉誌丹》就是他們篡黨篡國的綱領。在康生的煽動下,會議在批判彭德懷的過程中對小說《劉誌丹》也展開了批判。在批判中,把習仲勳、賈拓夫、劉景範打成了“反黨集團”,而且還升級為“彭(德懷)、高(崗)、習(仲勳)反黨集團”、“西北反黨集團”,說小說就是他們的“反黨綱領”。

9月24日,八屆十中全會召開的第一天。正當毛澤東在會上講話時, 康生寫了一張紙條遞給他:“利用小說進行反黨活動,是一大發明”。毛澤東在會上念了這張紙條,並接著說,近來出現了好些利用文藝作品進行反革命活動的事。用寫小說來反黨反人民,這是一大發明。凡是要推翻一個政權,總要先造成輿論,總要先做意識形態方麵的工作。不論革命、反革命,都是如此。康生還提議,彭德懷、習仲勳等五人不必再出席全會,國慶節也不上天安門。

9月27日,全會決定成立由康生負責的專案委員會, 對習仲勳等人的問題進行審查。會後,還在黨內傳達了此案。

經過半年多的審查,1963年5月,審查小組寫出《對<劉誌丹>一書的審查報告》,認為“小說誇大和歪曲了西北根據地的地位和作用,為高崗翻案, 是‘習仲勳反黨集團’的綱領”。1966年5月,又炮製出一份審查報告, 進而誣指寫《劉誌丹》一書是“習仲勳反黨集團”蓄謀已久的。他們還先後給《劉誌丹》一書羅織了四大罪狀:一、書中人物羅炎基本上是高崗,是為高崗翻案;二、劉誌丹搞武裝鬥爭,做農民工作,建立根據地,是剽竊毛澤東思想;三、書中把陝北寫得太好,是與中央蘇區分庭抗禮;四、小說中的人物許鍾就是習仲勳,是為習仲勳篡黨製造輿論。

在專案審查的過程中,康生利用手中之權借機大整一批黨政軍幹部。他也曾公開說過:“打這本書,就是為打西北山頭。”西北五省大批省級幹部曾被調到北京“學習”,許多人被誣陷為“習仲勳反黨集團”的成員。康生甚至還追查到《工人日報》黨組、全國總工會黨組以至中宣部。

直到“文革”爆發,專案審查尚未結束。“文革”期間,康生夥同林彪、江青等人為非作歹,小說《劉誌丹》冤案更變本加厲。康生曾把專案的有關材料交給造反學生,指示他們到處揪人。1967年1月3日,《人民日報》轉載《紅旗》同年第一期姚文元的文章《評反革命兩麵派周揚》,誣陷周揚“夥同一小撮反黨野心家,積極支持並鼓勵為反黨分子高崗翻案的反黨小說《劉誌丹》出版。”從此,《劉誌丹》一書被點名批判。同時,此案有關人員遭到更進一步的迫害。原國務院副總理習仲勳被撤銷職務,1965年下放到洛陽礦山機器廠當副廠長,“文革”期間被關押八年;原國家經委副主任賈拓夫,這位1952年由毛澤東點名調任政務院財經委副主任、曾被毛澤東譽為“黨內的賈寶玉”、“陝北才子”的傳奇人物,亦被撤職下放,1967年5月7日被迫害致死;1968年5月,劉景範被以“現行反革命罪”逮捕入獄; 作者李建彤於1968年1月遭關押,1970年被開除黨籍,接受勞動改造;1968年1月,時任勞動部部長的馬文端也被關押,“習、賈、劉反黨集團”一轉眼就被說成了“習、馬、劉反黨集團”。在陝甘寧老區,更是有上萬人的基層幹部和群眾被打成這一集團的“黑爪牙”。更有甚者,康生、江青誣蔑電影《紅河激浪》是“《劉誌丹》小說的變種”,又株連迫害了近千人。

十一屆三中全會後,鄧小平指示複查此案,冤案終得以昭雪平反

“文革”結束後,文藝界的拔亂反正也逐漸起步。本著有錯必糾的原則,中共中央堅決為一些受迫害的文藝作品及其作者平反昭雪。小說《劉誌丹》一案,由於牽扯麵廣、株連人多,又是在黨的八屆十中全會上定的案,平反工作自然格外費時。

1978年5月27日至6月5日,中國文聯第三屆全國委員會第三次(擴大) 會議在京召開。經中共中央批準,會議宣布在“文革”期間一度停止了活動的中國文聯、中國作協等文藝團體正式恢複工作,《文藝報》立即複刊。12月5日, 《文藝報》編輯部聯合《文學評論》編輯部召開文藝作品落實政策座談會。會議提議要為杜鵬程的《保衛延安》、李建彤的《劉誌丹》和吳晗的《海瑞罷官》等作品和作者平反。12月23日,《人民日報》發表評論員文章——《加快為受迫害的作家和作品平反的步伐》。

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從中央到地方都加快了平反冤假錯案的工作。根據鄧小平的指示,中央組織部對小說《劉誌丹》一案進行了複查。1979年7月14日, 中央組織部向中央遞交《關於為小說(劉誌丹>平反的報告》。報告指出:《劉誌丹》(送審樣書)不是反黨小說,而是一部比較好的歌頌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 描寫革命鬥爭曆史的小說;《劉誌丹》小說的創作過程是正常的,沒有什麽陰謀,沒有根據說習仲勳等在此書創作過程中結成“秘密反黨集團”;習仲勳等同誌關心這部小說的創作,對如何修改好這部小說發表過意見,是完全正當的,根本談不上是什麽反黨陰謀集團活動;從案件前後經過看,所謂利用寫《劉誌丹》小說進行反黨活動一案,是康生製造的一起大冤案;“文化大革命”中,康生夥同林彪、“四人幫”更變本加厲,搞出一起株連甚廣的現代文字獄,為此,凡因小說《劉誌丹》案受到迫害、誣陷和株連的一切人員,都應恢複名譽,給予平反。8月4日,中共中央向全黨批轉了這一報告。

小說《劉誌丹》在成書二十三年後的1979年10月由工人出版社正式出版

  
《時代潮》 (2001年第十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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