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2年8月24日 - 北京同文館成立

1862年8月24日

北京同文館成立

奕訢

1862年8月24日，北京同文館成立。

當時洋務派在中央的代表奕訢等人，深感外交事務中沒有自己的真正通曉外國語言文字的譯員，常受人欺弄，急需設立專門學堂，培養自己的翻譯，了解外國的情勢。

1861年1月，奕訢奏請朝廷命廣東、上海各派二名識解外國（英、法、美）文字語言者，攜帶各國書籍到京作教習，並準於八旗中挑選天資聰慧，年在十三四歲以下者各四五人，俾資學習。這是近代中國政府下令學習外語的最早記錄。

朝廷發布詔令後，可惜粵、滬未能找出適當人選擔任教習。1862年，奕訢在英人威妥瑪的幫助下，請英籍教士包爾騰充任教習，8月24日在北京正式設立京師同文館，以培養翻譯和外交人才。

同文館附屬於總理衙門，是清末最早的洋務學堂。先設立英文、法文、俄文班，後陸續增設德文、日文班以及算學、化學、萬國公法、醫學生理、天文、物理、外國史地等。

招收學員，最初從八旗兒童中挑選，後來從貢生、舉人提高到進士、翰林院編修、檢討等正途出身的京外各官，年齡放寬到30歲，也不專限八旗。學製分三年、五年、八年不等。除漢文外，其他課程均聘外國人教習。

該館還設有印刷所，譯印數、理、化、曆史、語文等方麵書籍。對中國近代科學技術的傳播起了一定作用。前後辦理20餘年，入館學員約300人。1902年並入京師大學堂（北京大學的前身）。







附錄：《奕訢與京師同文館》

作者：曹欣欣

    奕訢(1832—1898)是道光皇帝的第六子，鹹豐皇帝的異母弟，係博爾濟吉特氏所生。這是一個在清末政壇從政30餘年，對中國曆史產生過深刻影響的人物。在他一生的業績中，創辦同文館可謂是順應潮流，推動科技、教育、外交及工業等多方麵近代化的可貴之舉。 

    同文館的創設最初是緣於辦理外交事務的迫切需要。清朝政府一向以天朝大國自居，所接受的各國公文大多都用漢文或滿文書寫。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中英於1858年(鹹豐八年)6月26日簽訂了《天津條約》，除規定英國公使得駐北京，並在通商各口岸設立領事館外，在第五十款申明確規定“嗣後英國文書俱用英字書寫，暫時仍以漢文配送”，“自今以後，遇有文詞辯論之處，總以英文作為正義。”身為議和全權大臣的奕訢自然懂得這些規定，使中國培養翻譯人才以辦理對外交涉事務迫在眉睫，因為當時懂得外語的人才不僅在全國各地，而且在滿朝文武中都很罕見。於是，奕訢一方麵同大學士桂良、戶部左侍郎文祥奏請設立辦理涉外事務的中央機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並受命管理總理衙門；另一方麵則開始了同文館的創設。 

    首先，奏請開辦同文館。 

    1861年(鹹豐十年)1月13日，奕訢等奏稱，“查與外國交涉事件，必先識其性情。今語言不通，文字難辨，一切隔膜，安望其能妥協！……聞廣東、上海商人，有專習英、法、美三國文字語言之人，請飭各省督撫挑選誠實可靠者，每省各派二人，共四人，攜帶各國書籍來京，並於八旗中挑選天資聰慧，年在十三四以下者各四五人，俾資學習。”同月20日，上諭批準設立同文館，隸屬於總理衙門。 

    第二，解決同文館的師資問題。他通過總理衙門致函兩廣總督和江蘇巡撫，令其在廣州和上海物色能教授外語的中國人。但結果並不理想，顯然這些地方官對開辦同文館並不重視。奕訢隻得高薪聘請外籍教師，經英國公使館秘書威妥瑪推薦，奕訢會同其他總理衙門大臣麵試，選定英國教士包爾騰作英文教習，另外又委派徐澍琳任漢文教習，教授儒家經典並監督外籍教習是否借授課之機傳教。 

    第三，布置招生事宜。奕訢行文京師八旗令挑選旗人子弟入館學習。很快，有10名八旗子弟入選。 

    經過奕訢的積極籌劃，1862年(同治元年)6月，同文館在京正式成立。由於奕訢認為“各夷以英國為強悍，俄國為叵測，而法美從而陰附之”，而按《天津條約》的規定，以後中英交涉都用英文，僅在3年以內附以漢文，所以，同文館最先開設的是英文館。 

    第四，親抓教學質量，注重培養人才。為了將同文館辦出實效，盡快培育出外語人才，奕訢主持下的總理衙門十分重視學生的學習。有關考核的規定：每年年末的歲試在總理衙門當庭進行，並由總理衙門的主管堂官監考，及格者賞銀72兩。此外，還有“月課”和“季考”及3年一次的大考。對大考中的成績優異者保升官階，劣者則除名淘汰。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對同文館的教學質量起到了督促作用。 

    19世紀60年代，清政府一貫奉行的閉關鎖國的政策已被西方的堅船利炮所擊潰。奕訢是統治集團中的要員，出於對鞏固封建王朝統治的考慮，他認為了解西方是必要的。1866年(同治五年)，同文館首批外語畢業生中已有幾名考取了八品見習外交官，奕訢便決定派他們出國考察，也可增長閱曆，鍛煉才幹。2月20日，他特將此事上奏：“查自各國換約以來，洋人往來中國，於各省一切情形日臻熟悉；而外國情形，中國未能周知，於辦理交涉事件，終虞隔膜。臣等久擬奏請派員前往各國探其利弊，以期稍識端倪，借資籌計……”此奏當日即獲準。2月24日，奕訢親自在總理衙門接見考察團領隊斌椿，對考察團一行考察西方政情、風土人情、山川地勢等寄予期望。 

    自3月6日至5月2日，考察團共在歐洲遊曆了110多天，訪問了10多個國家，考察了火車、輪船、電報、傳真照片、化學鍍金等先進設施與工藝，參觀了高等學院、國家議院、大英博物館、歐洲博覽會等重要場所，首開中國政府官員全麵領略西方近代科學技術及物質文明之先河。 

    第五，擴大規模、添設新館。同文館開辦後的第二年，奕訢見時機成熟，又增設了法文館和俄文館，使同文館初具外語學校的規模。 

    至1866年(同治五年)，清政府中已經形成了以奕訢、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等為代表的洋務派。他們為“自強求富”所開展的洋務運動正方興未艾，安慶軍械所、江南製造局、金陵機器局、福州船政局等大型企業相繼創辦，並耗費巨資從國外引進了先進設備。但是，因為缺少懂得西方自然科學技術知識的人才，這些企業收效甚微。出於辦理洋務的需要，這年12月11日，奕訢等又奏：“因思洋人製造機器、火器等件，以及行船、行軍，無一不自天文、算學中來。現在上海、浙江等處，講求輪船各項，若不從根本上用著實功夫，即學皮毛，仍無裨於實用。”因此，建議在同文館中再添一館，講習天文、算學，招取滿漢舉人，恩、拔、副、歲、優質生和前項出身的五品以下京外各官入館學習。此議遭到了大學士倭仁等守舊派官僚的堅決反對，認為“根本之圖在人心不在技藝”，更恥於以洋人為師。奕訢一派與守舊派展開了長達半年的激烈辯論，最終獲勝。一年後，算學館開館。以後同文館又陸續開設了天文、格致(物理)、化學、醫學及製造編繪各館，還設有書閣、印書處、化學及物理實驗室，天文台和博物館。這樣，同文館就從一個專門培養外語人才的學校變為具有近代意義的文理工醫綜合學校。 

    1900年(光緒二十六年)，同文館因八國聯軍入侵北京而解散。1902年(光緒二十七年)1月11日，上諭令其歸並京師大學堂，由管學大臣張百熙管理。此後，即稱譯學館。 

    同文館近40年的曆史幾乎與恭親王的後半生相始終，它的創設，它的興盛與奕訢有著密不可分的聯係，時有啟奏，多方籌劃，使得同文館不僅培養出了我國第一批外交人員、翻譯人員及教育機構的師資，而且也培養出了掌握西方科學技術的技術人員，如楊晨、陸征祥、劉式訓、劉鏡人、顏惠慶等都曾擔任駐外公使；李景鎬是我國第一個化學團體“中國化學會歐洲支部”的發起人；席淦、貴榮、熙章、王鍾祥、聯芳、慶常、汪鳳藻等則編輯、翻譯了《算學課藝》、《富國策》等多部書籍。從客觀上看，同文館對傳播西方科學文化，推動中國各方麵的近代化都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今天，經曆了一百多年風風雨雨的同文館木質門額被珍藏在中國革命博物館內。上麵醒目的“天下同文”4個字常常會令人想起奕訢創設同文館的一番雄心，也會引起人們對中國在近代化道路上艱難起步的深深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