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在網上讀到一篇文章，作者“金嗩呐”，談到國內的一些情況。我把其中談到知識分子和高校情況的部分轉貼在這裏，供有興趣的朋友閱讀。文章有點長，但文筆很活潑，也許讀得下去。
學者們的快樂生活
其他行業的老九我不熟悉，隻能說大學、醫院的情況。其實，其他行業的情況也大同小異，都是在一片藍天下，能有什麽太大的差別。如果用兩句話概括這個階層的情況，那就是：
（ 1 ）我們的生活真海屁；
（ 2 ）褲子襠裏阮（軟），嘴巴腔裏硬。
工農和知識分子的差別究竟應該是什麽？我認為工農主要就是幹具體工作，忙活生計，該掄錘的掄錘，該使鍬的使鍬。李玉和曾經有句斬釘截鐵的回答：什麽電驢電馬的，我隻會搬道岔！至於誰願意玩哲學、侃經濟那是個人愛好；而知識分子除了忙活生計以外還要在各自領域思考，關心未來，按黑格爾的說法就是仰望天空。不知這樣的比喻合適不合適：工農是四肢、軀體，知識分子則是大腦。
我本人下過鄉、當過工人，自認為對 “ 掏大糞文盲老農的思想 ” 有所了解（以後問問林先生，他什麽時候接觸過 “ 掏大糞文盲老農 ” ，老農到底有那些思想？），現在又在知識分子和幹部圈子裏混，通過比較以後得出這樣的結論：林思雲先生擔心的事不會出現了，當代知識分子們和 “ 一個掏大糞文盲老農的思想 ” 已經沒什麽差別了。 “ 林先生回眸應笑慰，知識分子思想改造凱旋歸 ”
一、 兒童團帶領我們趕潮流
現在的大學潮流，大樓、大官、大款是主流，大師隻是一股逆流。令人欣慰的是，革命的主流已經戰勝了反革命的逆流。
具體說， “ 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師之謂也，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官之謂也，有大款之謂也 ”
老蘆在《歸國雜感》中有下麵一段話：
“ 學術界的種種倒行逆施，真是一言難盡。現在忽然興起提拔兒童團，什麽主任、院長全是嘴上沒毛的俊俏小夥子大姑娘。 … 接待我的某個院長連個博士學位都沒有（金注：當上院長不出 5 年博士學位肯定拿到手），又沒有什麽文章（金注：當上院長後，文章將像雪片一樣發表），這樣的人也居然會成學科帶頭人，真是不懂是怎麽回事兒。 ”
“ 碰上幾位老科學家，都是罵不絕口，說是現在的年齡如同當年的家庭出身，不管你學術成就怎樣，到年齡就一刀切。 ”
老蘆毒眼看的真準，這種現象在國內確實普遍存在。如 2000 年 7 月，原山東大學、山東醫科大學、山東工業大學三所合並組建新山東大學（全國重點大學，幾萬人規模）後，時年 37 歲的展濤出任校長。至於普通大學就更不用說了。下麵就我們學校的情況，講一下是怎麽回事。我們學校算中上等水平，是全國一盤棋中的一個棋子，其他棋子也都差不多。
其實，咱們這個壇子裏的人從高校出來的不少，情況也都比較熟悉。估計老蘆的親戚在高校、醫院的也不少。我隻是通過這麽一個最簡單的事情說明一下，中國的事情，由於利益上的盤根錯節、縱橫交錯，絕不是某些極左分子振臂一呼，或者 XXXX 發個什麽號召就能解決的。政協人大、學者的發言也不過是 “ 一點毛毛雨 ” ， “ 幾聲淒厲，幾聲抽泣 ” ，若不是利益分配出現了變化，事情也不會因此有絲毫改變的。
其實，這就跟貪汙腐敗現象一樣，如果真像人們說的 13 億人民都痛恨腐敗，恐怕腐敗不會這樣長時間、大麵積在中國存在。兒童團現象也是一樣，在高校實際上大多數人是認可的，有些人也隻是嘴上罵罵而已。就跟貪汙腐敗現象一樣，基本上也是陽光 —— 種子 —— 土地之間的關係。
現在我們學校是幹部教師 60 歲退休，校長 65 歲、院士可以到 75 歲。若工作需要，還可以返聘，但不再擔任任何行政和學術職務。博導可以在 60 歲的時候再招最後一屆研究生，研究生畢業（也就是 63 歲）再退，有玩貓膩的就是推遲博士畢業時間，比如讓博士中間出國，可以再蹭 2 年。
我們學校的前校長是 57 歲當的校長，幹了兩屆（我校是四年一屆）， 65 歲光榮退休。新校長 46 歲上任，當時全校一片驚呼，覺得太年輕了，沒想到參加了一次全國校長工作會議，他回來就感慨自己 “ 廉頗老矣 ” ，人家很多地方院校的校長都是 40 歲以下。開始我不理解，後來慢慢悟出味來，就像剛粉碎四人幫時一首歌中唱的那樣，選擇華國鋒當主席是 “ 毛主席滿意，全國人民更滿意 ” ，如今的兒童團是 “ 上級滿意，全校人民更滿意 ” 。
先說說上級為什麽滿意：老校長當政，令領導很不爽。
老校長去開會的時候，德高望重，上級領導都比他年輕。說，說不得，批，批不得。往往說話客客氣氣，什麽事情還的商量，很難體現上下級關係。有時侯開大會座位都不好排，很令領導不爽。有時候上麵教育機構的領導要想辦點私事，打電話也要先饒彎子：
“ 張校長嗎？您近來忙吧，這又是業務又是行政的可要保重身體，您可是咱們教育界的泰鬥啊。我最近有點事，現在給您說方便嗎？要不我到您那去一趟？ ” 。
影響了上級的 “ 點菜 ” 權，這真的令領導很不爽。
對年輕校長可用不著這樣，有事隻需要一個電話過去：
“ 小王吧，我有件事你無論如何給辦一下， … ，你的高校學術帶頭人的事，我們材料已經準備好了，打算明天就報上去。就這樣，有事以後再說。 ”
而且，以後再開會的時候，上級部門的領導可以一屁股坐在正座，想訓就訓，想罵便罵。而且私下還跟別人說，對這些高級知識分子別客氣，別太把他們當回事。就這樣， “ 褲子襠裏阮 ” 也具雛形。
再說說 “ 我校人民 ” 為什麽滿意：新校長當政，真的令人民很爽。
新校長剛上台的時候，學校一片大嘩。可沒多長時間，就像在反右時偉大領袖說的那樣：事情正在起變化。因為新校長幹了兩件 “ 大順民意、大解民情、大快民心 ” 的事情。
第一件是蓋了兩棟教授樓。放在現在算不了什麽，尤其學校擴招以後，有的是錢，銀行也願意給高校貸款。可在那時候，可是大事。
新校長很多事情都是親自出馬，跑銀行、跑城市規劃局、設計院，眼見腿細了、臉黑了、人瘦了、嗓子啞了，終於跑成了，兩座嶄新的 14 層宿舍樓矗立在宿舍區，當時我們那一片高樓還不多，顯得很紮眼。
有人說，這是新官上任三把火，誰都一樣。
那得說說當年老校長上任，是怎樣 “ 新官上任三把火 ” 的。
我記得當時老校長上任後先是開了幾個座談會，算是聽取群眾意見。然後聽了包括我同事在內的幾個人的課，算是教學檢查。原來以為講課時隻要 “ 有些警句要背熟 ” 就可以了，可教研室主任要求卻是 “ 隻要低頭看一眼講稿就算教學事故 ” ，害的我那個同事兩晚上沒睡覺，狂背一通，至今還耿耿於懷，逢人便說老東西不務正業。
同是新官上任三把火，咋差別就這樣大呢？其實這根本不是什麽人們常說的觀念問題。 “ 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 ” 誰不知道啊？其實，對老校長而言，蓋宿舍樓可幹可不幹，而新校長必須這樣幹，否則就根本不能生存！
老校長 57 歲當的校長，功成名就、德高望重，根本不需要什麽 “ 籠絡人心 ” 。相反，可以利用職權，去 “ 得罪民心 ” ，因為他不顧慮什麽 “ 失去民心 ” 。而新校長就是像蘆文中說的， “ 毫無學術地位 ” 、 “ 又沒有什麽文章 ” ，他必須這樣做。這就是為什麽老毛上台可以隨便收拾幹部、知識分子，而胡溫上台要大幅度給幹部、知識分子加薪提工資，道理一樣。用隨便網友的說法，老校長工作時間長，為學校做的貢獻大，群眾認可點菜權；新校長對學校沒做什麽貢獻，雖然有地位，但點起菜來還不理直氣壯。
我在國外的時候，院長都是教師選的，有次正好趕上兩人票數相同，最後抓鬮決定。因為國外的院長乏菜可點，誰也不太當回事。
還有一個原因，就是老校長資格老，評教授早，當時在我們學校住的就是最好的房子（教授樓，八十年代蓋的），蓋新房對他來說沒什麽太大必要。而新校長還住的是講師的房子裏（兩室一廳），評上教授以後學校沒有蓋過新房。他想改善住房條件怎麽辦，總不能把誰趕出去吧，也不能單給自己蓋個小別墅吧。怎麽辦？共同致富，蓋新宿舍樓。
甚至在數量上也有講究，為什麽是兩棟？因為學校分房要算分排隊，年齡、職稱、工齡都算分，新校長絞盡腦汁，針對自己的情況，加了很多新名堂，比如校級幹部加 5 分，獲得科技 3 等獎的加 5 分，獲得過某級先進工作者加 5 分，饒是這樣，因為年輕，他也住不上最好的層次。怎麽辦？好辦，蓋 2 棟 “ 則全局皆活 ” 。
全校職工喬遷新喜那天， “ 我校人民 ” 歡天喜地自不用說，舊房的進新房（四室一廳），筒子樓的進舊房，沒房子的進筒子樓，校園裏 “ 收拾金甌一片，分田分地真忙 ” 。人心背向，不說自明。這還不說所有與蓋房有關的科室和人員（基建處、總務處、電工班、水暖工）也跟著沾光：官大的吃幹、官小的吃稀、官不大不小的半幹半稀，雜以薯類。大家皆大歡喜。連我們的老校長也感慨萬分地說，看來幹部年輕化還真是有必要啊。我在任八年沒有解決的問題，人家上任一年多就解決了。
後來記者來采訪，新校長也非常激動，幾乎是用嗚咽的聲音說：看到有的教師還住在筒子樓裏，我連飯都吃不下去呀。
看來，有這麽好的體製，更重要的是有這麽好的人民，半封建時代的梅貽琦那句 “ 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 ” ，除了政協人大開會、學者演講還用的上以外，我實在想不出有什麽實際用途，遑論指導意義。就連社會上的反響也不例外。我曾經問過一個學生為什麽報考我們學校，她回答說那幾天和父母轉了幾個學校，還就是這裏的房子像點樣。
如今的新校長也五十幾歲了，我們學校很多住房條件差的教職工總是在打聽：新新校長什麽時候上任？希望領導上把 “ 利校利民 ” 的兒童團政策真正落在實處！老天有眼，可一定要選個住房條件最差的人來當校長啊。
在解決了 “ 有大樓之謂也 ” 之後，新校長開始解決另一個問題： “ 所謂大學者，有大官之謂也 ” 。這又是件 “ 大順民意、大解民情、大快民心 ” 、 “ 上級滿意，我校人民更滿意 ” 的事情。
“ 在嶄新的大樓矗立之後，幹部就是一個決定的因素 ” 。而恰恰是自己手下的幹部，讓新校長很不爽。
我們新校長是本校畢業的，現在的下級都是從前的上級，開會時經常走嘴，小王、小王的叫。尤其是教務處長，有一次竟然當著校長本人麵就說：你的畢業證還是我給扣的章。
還有一件基層幹部很不爽的事情，由於幹部指標是個固定的數，盡管已經十分龐大，但還是滿足不了 “ 人們日益增長的物質和精神生活的需要 ” ，以前居然還出現了 60 歲時在科員崗位退休的 “ 怪事 ” 。
上級領導也不爽。幹部指標少，該安排的人塞不進去，有點菜權而不能隨意點菜，那跟弼馬溫還有什麽區別！
新校長在站穩腳跟兩年後，開始對幹部政策進行改革：凡是副處級年滿 48 歲的、正處級年滿 52 歲的幹部，一律退居二線！嘩啦啦一下子空出大幾十個幹部指標，自己的親信也安插了，上級領導也可以隨意點菜了，小舅子、小叔子安排了一個排，下麵的幹部也提拔了，即使暫時沒提的人，也看到了前途、看到了希望，基本可以保證人人在退休前都能混上處級了。對退居二線的幹部怎麽辦？處理非常人性化，不搞 “ 霸王硬上弓 ” ，而是 “ 禮送共產黨人出境 ” 。除了不幹活以外，其餘一切都和在職幹部一樣。工資、獎金、誤餐費、職務津貼等一樣不少。所以，學校一大奇觀是每天這些處長們，在自己的辦公室喝茶、看報、上網玩麻將、象棋，日子過的那叫一個痛快！雖然退居二線，沒了實權，也湊合能接受。
按說教師應該有意見了吧。當然有，但是最後都能接受。歪？上級領導爽了以後，我們學校的發展也進入了快車道，教授們到政協、人大的多了，科研課題批的容易了，某些專業長年沒有解決的碩士點、博士點也奇跡般地解決了。點多則研究生多，則論文多，且校園內又湧現出一大批的博導，博導又可以獲得津貼每月 1 千元，而博導們招博士最願意招本學校的還沒有學位的業務幹部，為自己找個靠山。蘆文中說的 “ 接待我的某院長連個博士學位都沒有、又沒有什麽文章 ” 這種現象就像 50 年代初消滅娼、賭、毒一樣，在我校已經徹底絕跡了，並且一去不複返了。基本實現了 “ 教授像條狗，博士滿街走 ” 的大好局麵。至於發表論文的情況，我下麵還要單說。最後實踐證明，老校長不僅不會蓋樓，也不會抓科研。
新校長在幹部使用上也有講究。在最近兩年我們蓋的家屬宿舍，個個質量過硬。蓋房子的時候，基建處長就跟長在工地一樣，拿著盒尺，戴著安全帽，是我們學校最敬業的幹部。為什麽，因為他是貪汙犯，而且估計是數額還小不了。
客觀說，人們常說的：現在科（也有版本是處）以上幹部淨是貪汙犯，挨個機槍掃有冤枉的，隔一槍打一個有漏網的。實際上 “ 挨個機槍掃 ” 即使有冤枉的，也是因為工作性質不同，無法達到槍斃的程度。至少我看到的科室，沒有不貪的。我們學校條件最差的就是老幹部處、宣傳部，很少油水。即使這樣，哪次年終給老幹部送慰問品的時候不是順手多買幾份，然後 “ 把汝裁為三截：一截老幹部，一截自己用，一截給上級 ” 。宣傳部，買那麽多學習材料，都是按書後麵的價錢報帳，鬼才相信；至於其他處室，都無一例外。其實，連工人也一樣。在學校沒有實行 “ 後勤工作社會化 ” 之前，電工、水暖工們也是貪汙犯。八十年代時候，一次家裏水管壞了找人修，師傅先是說忙，後是說沒水龍頭了，去了三次，好話說了一筐，得到的答複總是 “ 稍安毋躁 ” ，很像是得到了當代大儒的真傳；或者在那下棋，連頭都不抬， “ 你說你的，我下我的 ” ，頗有日本化學博士之風。後來再去的時候買了三盒煙，人家二話不說就跟著來了，花了十分鍾就都解決了，恐怕類似的經曆各位都有過。無非就是 “ 你當銀行行長我當水暖工 ” ，革命分工不同、接觸錢財多寡而已。修個破水管，還想要多少啊，按比例三盒煙也夠可以了。所以，我總也不理解 “ 老百姓痛恨腐敗 ” ，難道從老百姓裏隨機找個人當銀行行長就不腐敗了？
不過，在實行 “ 後勤工作社會化 ” 之後可不一樣了，一個電話打過去工人就趕過來，而且一進家就換鞋套，剛出門不久，總部的電話就過來了：服務態度如何，喝茶沒有，抽煙沒有，拿沒拿群眾一針一線（這一套是海爾最早使用的）。我也在工廠待過，看著工人地位的變化，心裏說不出來的滋味。哪天真搞成了 “ 蘆六條 ” 中第三條說的司法獨立（原話： “ 如果黨放手讓獨立司法界去處理經濟案件，那就可以從與民眾的直接對壘之中脫身出來，扮演比較超脫的角色 ” 。）， 我們黨的幹部怎麽超脫啊？也是跟修理工這樣。動輒被叫去 “ 逐條回答 ” 。所以，肯定是 “ 一千個不答應、一萬個不答應 ” 。各大報紙剛批了 “ 蘆六條 ” 中的第四條，這條挨批也是遲早的事，請各位注意讀報。
我比較了一下我們學校不同年代的房子，發現六、七十年代的房子倒是結實，用料實在，但設計極其不合理，居然還有東西朝向的房子，設計者連 “ 有錢不住西廂房 ” 這點常識也不懂。而且活粗的很，到處透風漏氣的。八、九十年代的房子也不咋地，一看就不像地道玩意兒。還有一任基建處長因貪汙受賄吃了官司，被 “ 判三緩四 ” 。而最近五年內蓋的房子（尤其是宿舍樓）質量都不錯，很少豆腐渣工程。不信諸位網友可以問問你們國內的親戚朋友，他們如果有在大陸買商品房或學校房子的，質量怎麽樣，是不是比以前好多了。諸位說媒體不是也暴光了不少 “ 王八蛋 ” 工程嗎？那些很多都是防百年一遇洪水的大壩，辦公樓、住宅樓很少。即使有，比例也很小。不要忘記 2006 年全世界百分之七、八十的鋼鐵和水泥都用在了神州建築工地上。北京亞運村、西客站都是八、九十年代的建築，問題一大堆。原因何在？現在的貪官成熟了，開始考慮他們的中期利益了。其實，原始資本主義和現代資本主義的主要區別就是一個隻考慮眼前利益，一個要考慮長遠利益。
中國大陸曾經有這麽一句話，誰要讓 XX （ XX 可分別為工廠、學校、機關，實際上是這些單位的領導）難受一陣子，我就叫他難受一輩子。據說這句話最初是海爾先提出的。這正是領導的新型管理手段：隻要你不給領導直接或間接找麻煩，上邊什麽都可以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否則，紀檢和司法部門馬上介入。
八十年代，市場經濟還沒搞，基建部門主要是吃點喝點，對蓋房子的事情誰也不上心，職工住進去後房屋跑、冒、滴、漏一堆的毛病，可基建處長脖子一梗：我又沒貪汙，不信你查好了！
九十年代以後，市場經濟開始了，基建處長回扣吃了一堆，工程還不上心，職工住進去後意見一堆，天天找領導告狀，結果是紀檢介入，建好一座大樓，倒下一批幹部。
21 世紀以後，貪汙腐敗日趨成熟，貪官們想出一整套行之有效的辦法。當然，我說的隻是基層幹部，和銀行行長是兩回事。有一次和某幹部喝酒，他微醺狀態下給我說了很多私房話，我以為是秘籍，他告訴我說實際上大家都是這麽做的，是 Common Sense ，然後像軲轆笛般給我療愚。他是斷斷續續說，我是用用心心記，總結起來大概有這麽幾條：
1 、盡量不要轉包。一般拿點回扣絕對成不了豆腐渣工程，因為現在工程款動輒上億，這不過是個零頭。往往都是工程包給了張三，張三轉給李四，李四轉給王五，最後到趙六手裏已經沒什麽利潤了，就隻好偷工減料；
2 、質量是安全的生命線，尤其是宿舍樓，群眾讓領導難受一陣子，領導會讓我難受一輩子；一定要把群眾利益放在第一位；
3 、小貪怡情，大貪傷身；君子之財，取之有度；一定別玩的太過；
4 、盡量要讓多方受益，避免吃獨食；
5 、堅持包子有肉不在折上的原則，注意艱苦樸素；
6 、說話要和氣，為人要謙虛，千萬不要像海川網的蘆某人一樣張牙舞爪，四麵樹敵；
7 、在權力圈子裏不要站錯隊，始終站在無產階級司令部一邊。
而且這些人還有良心上的安慰，說拿建築回扣這哪裏算侵吞國家和人民財產啊，隻是讓那些大資本家少拿點，也是為減少社會貧富差別做貢獻吧，其實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對國家穩定也有好處。
隻要能做到上麵幾條，就是 “ 上級滿意，我校人民更滿意 ” 。是啊，拿點回扣，在一座大樓算不得什麽，群眾能住上好房子，笑還笑不夠呢。不信的話，各位可以讓你們國內的親戚比較一下不同年代的房子，驗證一下我說的是不是普遍規律。
……
二、數錢數到手抽筋
再說 “ 所謂大學者，有大款之謂也 ” 。這還是件 “ 大順民意、大解民情、大快民心 ” 、 “ 上級滿意，我校人民更滿意 ” 的事情。
我隻能講一下我們學校裏的情況，各學校間還是有些差別。如果你問起他們的生活，當然人人都是一肚子苦水，其實他們的生活現在是很海屁的，票子、車子都不缺。不信你看看，很多人都是兩套住房。
工資獎金什麽的就不用說了，除此之外，還有很多名堂。我們學校音樂係的大教授，教小提琴的是每小時一千元，學生都是要高考或中考的孩子，還有不少是外地的學生。教的方法很簡單，就是在一邊坐著，嘴裏反複重複 “ 開始 ” 、 “ 快點 ” 、 “ 慢點 ” 、 “ 停 ” （跟北方趕大車的差不多：得、駕、窩、於，南方怎麽吆喝？是不是也這樣？）、 “ 使點勁 ” 、 “ 身子別動 ” ，教授屁股根本不用離開椅子，隨便混混就是一節課。而且是一撥接一撥，一天收七、八千的不稀奇。誰也明白，孩子們學琴就是為了考試前混個臉熟。學校在沒有使用銀行卡發工資之前，音樂係裏秘書最發愁的就是到發工資的日子誰也不來領錢，打電話到家裏人家脾氣還挺大，就這麽點錢還讓我跑一趟！
各莊的地道都有很多高招。
文科係的教師主要是講本科班的課、函授班的課、夜校的課、自學考試的課、辦各種各樣的班，每學時 50 元 -100 元，一年至少幹上大幾百學時，對付個新房月付沒問題，人們管這叫 “ 嗓子換房子 ” 。而且像函授班、夜校的課，考試前後都能狠狠撈一把（也有的學校是讓行政處室給拿去了）。教授們開講座是一大塊收入。就說錢大師這個級別，就那篇被老蘆駁的文章，加個開場白和結束語，就是一篇叫好又叫座的講演，中間至少要被 “ 雷鳴般的掌聲 ” 打斷 5 次以上，酬金一個小時至少兩千元，這還是托人看麵子，排隊，看人家有沒有時間。原因很簡單：他這個級別的教授一定是某課題的評審鑒定專家。
文科的編書也很邪乎。最主要的是學會使用電腦 CUT 、 COPY 、 PASTE 三個功能，現在方舟子之類幾乎無假可打了，所以改跟中醫藥較勁了。現在都學會顛倒順序、少量多切、改變表達方法等。而且，最時髦的是重譯經典。老蘆以後盡量別笑話海船網友的英語了，實事求是講，他們比某些譯著等身的翻譯家水平一點不差。一般翻譯工作由導師的研究生來完成，研究生把以前的舊譯作拿出來，甚至根本不用拿英文原著，每頁改 5-8 個句子，如：
原作： “ 小姐，該吃飯了 ” ，仆人說；
新作：仆人說： “ 小姐，是吃飯的時候了 ” 。
文科上去了，理科怎麽辦？向科研要效益！喝令三山五嶺開道，我來了。
首先是科研經費，一般的做法是 “ 把汝裁為三截？一截遺歐，一截贈美，一截還東國。 ” 分別用於科研試驗、成果鑒定變相行賄和個人消費（往往是借開會之名旅遊，少量直接揣腰包，算活動經費）。還有一項獎勵，就是發表文章。現在國內大學在 SCI 收錄的英文雜誌發表文章都有獎勵，我們學校算魄力小的，影響因子（ Impact factor ， IF ）每 0.1 分一千元。也就是說，如果在一個影響因子為 3.5 的雜誌上發一篇文章， 3 萬 5 千元到手。這還不算，如果在一個影響因子 10 以上的雜誌上發文章，另外再加 10 萬。《 Science 》 80 萬、《 Nature 》 100 萬，就這樣人們還嫌獎勵力度不大，隻要一開會就提意見，有的幹脆破口大罵。一般在論文發表從收發室拿到寄來的單行本後，直奔財務處，核對三件事情：是否為第一作者，單位是不是寫的國內單位，再查一下雜誌影響因子的分數，然後就開始數錢。以後如果獲國家獎再獎勵。全國各學校都差不多，大同小異。這陣式你們可曾見過？現在很多在外邊做博士後的同胞都要求外方把國內單位的名字一塊寫上，不管他們嘴上怎麽說，你們心裏可要明白，那可不是出於什麽 “ 民族大義 ” ，跟 “ 中國人民 ” 沒有任何關係，倒是跟 “ 中國人民幣 ” 有直接的關係，那可是回來就能數錢。
有的學校是按篇獎勵，每篇 3 千 -1 萬不等。最瘋狂的是研究方向為配位化學與晶體化學的教授們，幾乎是日進鬥金。下麵是《南方周末》（ 2005 年 6 月 9 日）的正式報道：
寧波大學理學院執行院長鄭嶽青教授： 3 年發表 82 篇 SCI 論文，每發一篇文章，鄭嶽青都可以從學校獲得 7000 元的獎勵（寧波大學方麵對本報記者證實為 4000 元），而且憑借這些 SCI 論文，從德國留學歸國的鄭嶽青成為寧波大學的一名 “ 科技明星 ” ：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具有一級教授、國家優秀教師、浙江省高校中青年學術帶頭人、省政協委員、市人大代表、理學院執行院長等多個頭銜，此外還是寧波大學國家 863 計劃和國家自然科學基金有關項目的負責人。
武漢某學院的一位教授， 2003 年共發表 65 篇 SCI 論文，平均不到一周就發表一篇，為 2003 年度中國被 SCI 收錄篇目最多的作者。每篇被校方獎勵 1 萬元，共計 65 萬元。東北某大學有一對教授夫妻，平均一天就發表一篇 SCI 收錄論文，一年收入過百萬元。另有某高校的一位院士， 10 年來發表 SCI 論文 500 篇，被稱為 “SCI 大師 ” 。
他們的方法都是到一些影響因子極低、發論文非常容易的刊物上刊登小論文（如 ACTA CRYSTALLOGRAPHICA ），論文的內容都大同小異，用相同的簡單方法不停地測不同的化合物的晶體結構。
……
想請樊教授定義一下： SCI 大師是不是也是大師？
所以，老蘆以後可別笑話錢大師 “ 搞不清概念 ” ，現在的大學教師，根本沒有必要像老蘆說的 “ 搞清概念 ” ，隻要搞清價錢就行了。
其實這隻是公開的收入，灰色和黑色的收入也不少。前兩年學校搞評估，學校請評估小組的幾個專家來指導工作，臨走時把學校準備的材料一人給了一份，材料裝在一個價值 3 萬元以上的電腦筆記本裏麵。 3 天後，我們的材料上修改了幾個字送了回來，這就是一部現代版的 “ 買珠還櫝 ” 。
如果這樣的學術界，能出什麽科學家、思想家麽？那雞毛也能上天！
學生我就不說了，因為可說的太多了。幾年的時間中國的大學入學率就達到了 21% ，學生的質量當然和過去沒法比。總起來說，現在的學生務實，和西方的學生（起碼是 10 年前西方的學生）價值觀很多地方比我們這一代更接近。
在國內外發生什麽事情的時候，網絡上總是有人預言：革命（或民主）的高潮即將來臨。
我一天到晚和學生打交道，高潮倒是經常遇到，可打六四以後，革命（或民主）的高潮我一次也沒遇到，性高潮倒是洶湧澎湃，卷起千堆雪。
現在中國大學校園絕對開放，一條條亮麗的風景線晃的人眼暈，就我這個年齡都有些不能自己。經常在大學看到一對對鴛鴦摟在一起狂啃，而且連角落都懶得找，根本不避人。學校裏到處都是 “ 日租房 ” 的小廣告，男男女女星期六、日就出去快活一天。我們有個放儀器的倉庫，後來總漏水，不用了，門口也沒鎖。後來我有什麽事到那去了，當時就給驚呆了：白花花的一地全是安全套。現在學生宿舍裏都願意掛蚊帳，春夏秋冬都不摘，趁著管理員疏忽（有時是買通）異性就溜進去，進屋後直奔主題，蚊帳裏鑽進個大馬猴，然後就是 “ 女兒樂， …” 。而且大家不避諱，通常是上鋪準備考試，下邊在 “ 摸著石頭過河 ” ，叫床聲和朗朗的外語聲交織在一起，奏出新新人類最有力的時代交響樂。
醫院可說的也太多了。最成問題的就是醫院，既沒有市場經濟的約束（因為專業性太強，又是壟斷），也沒有強有力的行政約束。
國家級的大醫院，內外科主任收入很少在 100 萬以下的，那可是名副其實的 “ 數錢數到手抽筋 ” 。前年某大醫院心血管內科，有一個到美國短期進修的名額（是一般進修，不是學新技術），一年 1 萬 5 千美元生活費。這要是在以前還不得打破頭，可是現在根本沒人去。最後抓鬮，並說好不管誰抓上了，先給 10 萬，工資還照發。中簽那個小夥子氣的一晚上沒睡覺，逢人便說自己丟了一台奧迪車，跟個祥林嫂似的。當然經濟效益與醫院規模、專業有關係，收入差的也不少。
現在國內有人調侃說，現在醫院也別說什麽學習白求恩，學習鳩山就行。李玉和一個搬道岔的工人，連車銑刨磨鉗這樣的技術工人都不是，唯一的技術就是晃號誌燈的時候盡量掄圓。根據《紅燈記》裏 “ 赴宴鬥鳩山 ” 的台詞，鳩山還給李玉和看過病。就這麽一個普通工人，居然能找外國專家看病，而且不用掛專家號，不送紅包，鳩山也沒拿藥品回扣，事後也沒在東北酒樓請客（如果有的話，李玉和早給抖摟出來了），這種好事現在哪找去。而且在《紅燈記》原形電影《革命自有後來人》裏，李玉和還替工友養著 2 個孩子，本人是個酒婁子，沒事就和工友喝二兩，回家也總偷著喝酒。所以後來樣板戲裏就有了那句：媽平時不讓你喝酒，今天媽請你喝酒。要擱今天，李玉和的年齡早就買斷工齡、提前退休了。
其他的不多說了，隻說一句，所有這些出現都有它的發生機製，如果讓教師、尤其是醫生說起來，他們也是一肚子苦水，比竇蛾都冤，還不是假冤，真冤！我舉個例子，某年收入百萬以上的老主任很 “ 懷念過去幸福時光 ” 。不可能吧，醫生現在掙錢多，地位高，對過去有什麽懷念的？是真的。
“ 我們 70 年代初在農村搞巡回醫療，有一次打青黴素位置沒掌握好，引起了坐骨神經損傷，我們給患者買了一斤紅糖、一斤雞蛋，患者還挺感謝，你說現在還能有這樣的患者嗎？ ”
他說的絕對沒錯，那時候在農村搞巡回出醫療事故死人，就在醫院給子女安排一個 “ 農轉非 ” 的指標，醫院負責喪葬費，僅此而已。如果賠錢的話，開價在一頭牛和騾子之間。
三、褲子襠裏阮，嘴巴腔裏硬
老蘆在《論 “ 文人無行 ” 》裏這樣說：
“ 文人無行 ” 是古訓。國學隻有一科，便是文科，所以 “ 讀書人 ” 和 “ 文人 ” 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士、農、工、商四個階級中，士是 “ 領導階級 ” ，卻也是最無德行的階級。曆史上無論什麽卑鄙齷齪的勾當，都是讀書人幹出來的。
在這篇文章中，老蘆主要是想說明文人無恥那一麵。其實作為這個階層，尤其是在明以前，還很有些可圈可點的地方。就是明代，那個守衛揚州的史可法，固然其戰略決策一塌糊塗，但其固守民族氣節之精神，守直不屈的人格，還是理應受世人讚譽。其他各朝各代，也都有些拿的出手的群體。王國維為了自己所鍾愛的事業自殺，這樣的人還有嗎？我們單位倒是發生過自殺未遂，無非都是為評職稱、分房子、漲工資這些事情。而最讓人寒心的是，現在整個知識分子階層，徹底沒了脊梁（當然，個別白烏鴉還是有的，但對整個知識界來說，幾乎可以忽略不計）。我看到的知識分子，見到有實權的行政幹部時，無一不是搖尾乞憐。
古代文人很多標榜自己喜歡梅蘭竹菊，其實是有深厚的民族文化精神為背景的。梅蘭竹菊占盡春夏秋冬，中國文人以其為 “ 四君子 ” （現在的 “ 四君子 ” 可能要定為票子、位子、房子、車子）：梅高潔傲岸，蘭幽雅空靈，竹虛心有節，菊冷豔清貞，使花木草石成為文人人格襟抱的象征和隱喻。現在如果有人說喜歡竹子是因為竹子有節，喜歡梅花是因為梅花有傲枝，恐怕立馬要被送精神病院治療。
這當然與曆次政治運動有關。曆次政治運動與皇帝（明代除外）殺士最大的區別是古代 “ 士可殺不可辱 ” ，即便 “ 辱 ” 大都也是肉體上的；而政治運動則是 “ 士可以不殺但必須辱 ” 。這些留給老蘆去寫吧。老蘆的文章好像寫曆次政治運動對人們的智力摧殘比較多，建議寫寫對脊柱的影響。
我想還與現在的知識分子贖買政策有關。隻要是在業務上優秀的，都有行政職務，反之也成立。他們的收入都很豐厚，五花八門的鑒定費、評審費、檢查費想不要都難。唐朝時駱賓王寫《討武曌檄》，武後讀後拍案叫絕並責備宰相，說如此人材沒能網羅到是失職。現在領導人大概沒有這種遺憾了，天下文人，盡入囊中。特別是 “ 優秀 ” 的知識分子，幾乎很少漏網的。
現在知識分子與明代的士大夫還有所不同，阮大铖之類的雖然無恥，倒也言行一致。當時據說是躲在褲子襠胡同不敢出來，現在可沒人那麽傻，剪個口就鑽出來了，照樣混，而且經常出來放狠話、硬話。
現在但凡大小知識分子說話時候，都是政府已經表明態度，或有所暗示。比如這次山西黑窯童奴事件，形容詞、比較級、最高級一個比一個用的邪乎，都知道胡溫已經批示了，正是自己表現的機會。那次反日遊行也很典型，政府一表示氣憤，馬上是全國上下義憤填膺，砸店的砸店，燒車的燒車；政府剛一發出文章 “ 要理性看待中日關係 ” ，各種活動馬上無聲無息。其整個過程很像一首過去的打油詩：
昨日北風起，天公大吐痰；今朝紅日升，當作化痰丸。
另外就是說一些 “ 領導滿意、人民更滿意 ” 的、振聾發聵的、大而無當的廢話，在朝在野都一樣。比如當代民間大思想家、哲學家姚國華先生 “ 創建性 ” 地提出（大家可以去網上看看，我有無說半句假話）文化立國， “ 我們應該用經濟特區 1/10 的錢， 1/10 的人，以 10 倍的膽識建設大學特區，重建真正的大學，培植真正的學術，回歸全麵的人文教育，使大學成為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起點！ ” 。
建個鬼！真要是 “ 重建真正的大學 ” ，也不用這麽多的排比句和驚歎號，隻需落實 17 世紀德國寫入憲法這條：國家隻能給高校投資，不能幹涉高校的管理和業務。
可是這樣，黨委負責下的校長負責製還怎麽體現？學生思想怎樣控製？學校出現反政府傾向怎麽辦？
左派們能答應嗎？這不是取消黨的領導嗎？一定要清君側，弄不好連君一起清掉。
民主派得了便宜也絕不會領情，一定會有大規模的示威遊行，進一步 “ 要民主、要自由 ” ，海外大佬會告誡人們這隻是一場不徹底的、不完全的、妥協的民主。
最後逼得中央放出重話、狠話、硬話，開明領導人灰溜溜下台，弄不好還會全國大亂，還會有別的結果嗎？
似乎隻有 “ 下邊硬，上邊更硬 ” 才行。隻要細想中國的問題，都是個沒解。
而且我還發現另一個有趣的現象，凡是和自己學校無關的 “ 醜惡現象 ” ，大小知識分子們個個 “ 拍案而起 ” 、 “ 怒不可遏 ” ，氣的嘴唇發顫，嘴巴硬的很啊！而本單位的的 “ 醜惡現象 ” （隻要與個人利益無直接關係的），一個個便立刻成了沉默的羔羊。比如說，最近幾年發生在高教係統的 “ 院校合並 ” （打造高等教育的航空母艦）、 “ 教學評估 ” （使高等教育正規化、國際化、標準化），完全是倒行逆施，一場鬧劇，可從來都是底下發牢騷，沒有什麽 “ 拍案而起 ” 、 “ 怒不可遏 ” 。
上次美軍炸館事件，我的一個學生在日本大阪讀學位，讓我看了他們當時在美國駐大阪領事館門前的抗議活動的照片，以及當地華文報紙的報道，上麵說 “ 勇敢的中國學生和日本警察對峙 ” 、 “ 試圖衝破日本警察的封鎖線 ” 。我問他，日本政府和右翼最近幹了那麽多所謂 “ 傷害中國人民感情 ” 的事情，有沒有 “ 勇敢的中國學生和日本警察對峙 ” ，他想了半天，說有過一個叫陳錦華的，曾偷偷的半夜在靖國神社門口噴過油漆，另外，還有親屬要求賠款的小遊行，參加的主要是當事人和家屬以及日本友好人士，規模一般為十幾個人。其他有關中國的事情，大部分都是日本友好人士在那抗議、示威，別的就沒什麽了。不知炸館當時美國的中國留學生有無出現 “ 勇敢的中國學生和美國警察對峙 ” 、 “ 試圖衝破美國警察的封鎖線 ” 之類的壯舉？好像我印象裏倒是有麻理的美國留學生抗議 “ 日籍（還是裔）教授 ” 的什麽宣傳二戰的一幅油畫（是掩蓋戰爭罪行、鼓吹戰爭還是醜化華人，記不清了），老蘆還為此寫了篇評論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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