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傅國湧：《範長江的悲劇》

《範長江的悲劇》

         作者：傅國湧


　　從１９３５年到１９３７年，年輕的範長江寫出了膾炙人口的《中國的西北角》、《塞上行》等作品，在中國新聞界大放光彩，一旦投身共產黨陣營，他的才華就喪失了，他的下場不僅沒有比那些無黨無派的報人好到哪裏去，最後隻落得自殺的下場。他的新聞生涯可以分為兩半，１９３８年１０月脫離《大公報》之前，他是一個有理想、有才華的新聞記者，之後不過是共產黨打天下的工具，失去了獨立人格。

　　範長江為什麽離開《大公報》？１９６９年１月（即他生命結束前一年），他本人在“交代材料”中說是因為一篇《抗戰中的黨派問題》社論稿，與張季鸞發生分歧，“我和《大公報》在政治上就因此鬧翻了。”並牽扯到１９３８年秋天蔣介石提出的“一個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稱自己的這篇文章就是“反對上述‘三個一’的反動綱領，主張各抗日黨派民主團結。”（《範長江新聞文集》，新華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１１９０頁，以下轉引此書隻標明頁碼）張季鸞扣發這篇稿子，他就拿到鄒韜奮的《抗戰三日刊》原文發表，張更加惱怒。隨後胡政之找他談話，要他放棄擁護中共的態度，他說：“我不能改變我的政治態度，我也不能再在《大公報》工作。”言下之意，他離開《大公報》完全是因為政治分歧，是與《大公報》“四不”（“不黨”、“不賣”、“不私”、“不盲”）方針發生了不可調和的衝突。但他的說法隻是一麵之詞，何況寫於“文革”期間，可信度不高，起碼在時間上就不吻合，《抗戰中的黨派問題》一文寫於１９３８年１月，而蔣介石的“三個一”是秋天提出的；他的文章一月份所寫，發表於《抗戰三日刊》（該刊１９３８年７月７日就與《全民周刊》合並組成了《全民抗戰》），而他離開《大公報》是這年十月，顯然這不是導致他離開的直接原因。他所說的並不是實情。

　　範長江政治態度的重大變化開始於１９３７年２月的延安之行，毛澤東與他的一夜長談，使他醉倒在“三家村學究”無與倫比的領袖魅力之下，從而失去了正常的獨立判斷能力，從一個同情左翼的記者迅速一邊倒，從此迷失了自己的方向。他在延安曾請求留下，而毛澤東認為他留在《大公報》作用更大，因為這是一張具有全國影響的大報，建議他立即回上海去。領袖的教誨他不可能不記在心頭。１９３７年２月１４日，他從延安回到上海，第二天就在上海《大公報》發表述評《動蕩中的西北大局》，時值國民黨三中全會，當天下午報紙一到南京，“與會人員對於西北大勢之實況皆大為震撼”（９８４頁），因為和蔣介石上午講的完全不一樣。“蔣介石大怒，把當時在南京的《大公報》總編輯張季鸞叫去大罵一頓”。（１１８５頁）接著他在《國聞周報》發表《陝北之行》的連載，毛澤東欣喜萬分，３月２９日親筆致函範長江：“你的文章，我們都看到了，深致謝意。弟毛澤東”（１１８６頁）

　　１９３８年的範長江已是名滿全國的大記者，他的新聞通訊風行一時，享有極高的聲譽，擁有眾多讀者、崇拜者，他的自負、“舍我其誰”心態都可以理解。《大公報》對他也是另眼相看，１９３８年４月，他從前線采訪繞道漢口受到英雄式的歡迎，張季鸞親自主持宴會為他洗塵。愛才如命的胡政之、張季鸞想把他培養成合格的報人完全在情理之中。即使到了１９６９年，從範長江的交代材料中，我們依然可以看出胡、張給他提供的舞台，對他的器重和寬容，以及《大公報》對民間獨立性的真誠追求──

　　“我在《大公報》四年，與胡政之接觸較多，對他標榜的‘民間報紙’、‘獨立言論’、‘客觀報道’、‘誠以待人’這一套辦報主張，一直以為有幾分真實。我在一九三五年所寫的《岷山南北剿匪軍事之現勢》和《成蘭紀行》是他決定發表的。一九三七年我寫的關於訪問延安的報道，也是他決定發表的，抗戰初期，我寫的‘可殺劉汝明’，也是主要由他決定發表的。我在一九三五的報道中公開稱‘紅軍’，對‘剿匪’一詞打上引號，公開否定剿匪，是和國民黨當時最根本的政治路線相衝突的，也是一九二七年大公報失敗後到一九三五年這八年間國民黨區合法報刊上所禁止的。對於延安訪問的報道，雖然他動搖過幾次，並要我在文字上寫得隱晦些，但這終究是和蔣介石自己的宣傳完全矛盾的，他終於不顧上海新聞檢查所的反對，把它發表了，曾因此觸怒蔣介石。在報上公開主張要殺國民黨一個省主席和軍長，揭露他對日不抵抗的罪行，也是從來沒有過的事。……當時《大公報》有一些老幹部對於我在旅差費方麵用得較多，很有意見，主張限製我的活動範圍，把我固定在某一個地區，不要到處亂跑，胡對他們說，這幾年我們《大公報》在銷路上打開局麵，主要靠範長江吃飯，不要去打擊他。他從來沒有在政治上說過我的不是。他甚至於對我示意，要我將來繼承和主持《大公報》的事業。……從一九三五年到一九三八年，除《動蕩中的西北大局》一文，胡政之要我寫的隱晦一些，並作一些小修改外，差不多我願意寫什麽，就寫什麽，我怎麽寫，《大公報》就照我寫的原文發表，從來沒有刪改過。至少我沒有發現他們刪改過。蔣介石在南京發怒一事，胡政之告訴我後，也沒有批評我。”（１１８８─１１８９頁）

　　這番回憶生動了印證了《大公報》堅持“民間報紙”、“獨立言論”的選擇，也正因為有了這樣的一個公共平台，青年範長江才能以他富有才情的筆調寫出真實的中國一角，從而感動了千千萬萬的讀者。範長江在新聞界的崛起與《大公報》追求“真確之發現與忠實之報道”（胡政之語）是分不開的。關於發表《動蕩中的西北大局》，１９４１年範長江為香港《華商報》寫的長篇連載《祖國十年》“留下的問題”一節說的恐怕更接近真實：“此文本不為上海新聞檢查所通過。……胡政之先生也認為此事非常重要，也當夜親為我改稿，並坐等檢查結果，檢查所對此稿不敢放行，他乃決定‘違檢’一次，發表再說。在對於這個新聞的把握和發表堅決方麵，胡先生的作法，實在是可以稱道的。……而我個人則因此遭受某些人特殊的關顧，信件來往檢查特嚴。”（９８４頁）

　　其中並沒有提及胡政之“動搖過幾次”，這些文字寫於１９４１年，離１９３８年不過三年，而範長江的筆端依然胡充滿敬意，沒有絲毫的怨言。

　　徐鑄成在《報人張季鸞先生傳》中說張季鸞曾告訴他範長江離開《大公報》的原因：“我叫他學寫社評，他不滿有些稿子給人刪改，後來他和某人已積不相容，根據報館章程，隻能忍痛讓他走了。”（《徐鑄成傳記三種》，學林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１２１頁）這“某人”顯然是指王芸生。但這隻是一個孤證，經不起事實推敲，比如說刪改文章，１９６９年範長江本人的“交代材料”裏也說沒有這事，“至少我沒有發現他們刪改過。”

　　１９４９年後去了台灣的陳紀瀅回憶，１９３８年４月，範長江回到《大公報》漢口館，張季鸞認為一個合格的報人要寫社評、編稿件、做標題、拚版、看樣，樣樣都拿得起來，不僅要能跑，還要能坐、能熬。張賞識範長江的才華，也有意培養他、讓他磨練一下，所以當他提出做“要聞版編輯”時，就答應了。沒想到他隻值了兩天夜班就大發牢騷，對王芸生說：“我不能這樣出賣我的健康！”向來溫厚待人的張季鸞先生十分生氣：“出賣健康？我們出賣了一輩子健康，從來沒有怨言，他隻作了兩天就受不了，叫他走！”（轉引自吳廷俊《新記大公報史稿》，武漢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２２１頁）

　　孔昭愷回憶：“據說他向張先生要求編報，……他編了一個晚上，第二天就不來了。一天晚上，總編室裏突然傳來激烈爭吵聲，這是編輯部從來沒有的事情。”第二天範長江就離開了《大公報》，“到底為了什麽？對我一直是個謎。”（《舊大公報坐科記》，中國文史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８５頁）

　　兩人的說法基本吻合，可以相互印證。兩個親曆者的記憶或許有不盡準確的地方，但可以肯定的是，範長江離開《大公報》並不僅僅是政治原因，還有個人原因，是他意氣用事的結果。方蒙在《範長江傳》中雖然說他離開《大公報》是政治原因，但也說他不耐煩上夜班（《範長江傳》，中國新聞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２１０頁）。他倉促離開《大公報》，周恩來深感惋惜和痛心，對於講究實際的共產黨領袖來說，範長江離開《大公報》遠沒有留下的價值大。所以周才會親自找徐盈、子岡等談話，要他們安心留在《大公報》，“很好地利用這個輿論陣地”。

範長江的離開，對於《大公報》也是一個損失，以兼容並包、無黨無派、唯才是舉的用人方針培養了大批優秀記者的《大公報》不是容不下一個左傾的範長江，１９３１年《大公報》第一個中共地下黨員吳硯農身份泄露，胡政之還安排他去日本留學，並兼任駐日記者。早在１９３８年３月，範長江就參與發起“中國青年新聞記者學會”，這是在中共地下黨領導下的左翼組織，《大公報》不會不知道。要說他僅僅因政治分歧脫離《大公報》，那也不可能拖到這一年十月。

　　範長江在《大公報》前後隻有四年，期間所取得的成就卻超過了他一生的總和，他奉獻給世人的《中國的西北角》、《塞上行》乃至他的戰地通訊都已成為新聞史上的經典之作。特別是他的《中國的西北角》關注那片苦難的土地，和生活在那片土地上的人民，談古論今、意趣橫生，涉及宗教、民族關係等廣泛問題。以其引人入勝的描述、入木三分的議論、廣博充實的知識，和質樸的民族主義、民主主義情懷，贏得了廣大讀者的心。在６９篇通訊中有七篇專門寫了共產黨、紅軍的活動，第一次以寫實的筆法公開、客觀地報道了紅軍長征的蹤跡，字裏行間雖然傾注了他的同情，甚至不無敬意。他說：“在這樣閉塞的地方，仍然表示著中國政治的兩大分歧：從現狀中以求改進，與推翻現狀以求進展。兩種勢力，無處不在鬥爭中。不過，對實際問題有解決辦法者，終歸是最後勝利者。”（《中國的西北角》，新華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版，７３頁）但他堅持的隻是一個新聞記者的天職，追求的隻是一個“誠”字，並不是為某個黨派做宣傳，其時他對《大公報》的“民間報紙”、“獨立言論”沒有失去信心，烏托邦之夢沒有蒙蔽他的雙眼。在國民黨治下的１９３５年至１９３６年，《大公報》發表這樣的報道這無疑是需要勇氣的，胡政之、張季鸞兩位先生的作為也見證了《大公報》作為民間報的獨立性。

　　脫離了《大公報》的範長江隻能依附組織嚴密的共產黨，他與胡愈之、孟秋江等創辦“國際新聞社”，國民黨中宣部長邵力子批準登記，１９３９年初在桂林建立了總社。同年５月他在重慶加入共產黨，直接受周恩來、李克農的領導。實際上，無論是“青記”還是“國新社”都是共產黨在抗日的大背景下進行合法宣傳的工具，算不上真正的新聞組織。１９４１年，國民黨勒令“青記”、“國新社”停止活動，蔣介石密令逮捕範長江，李濟深卻放他走。他在香港創辦的《華商報》，也隻是共產黨在海外的機關報。從“國新社”到《華商報》，做了一黨螺絲釘的範長江再也沒有寫出足以與《中國的西北角》、《塞上行》相媲美的新聞作品。更嚴重的是，他的新聞思想發生了根本轉變，１９４６年他在《論人民的報紙》中提出“共產黨的黨報是人民的報紙”的觀點，因為“共產黨的政治立場與人民是一致的”。他批評“資產階級的報紙，自命是中立的觀察家，超然於政治之外，好象很公正，……不左不右，沒有左傾，沒有右傾”（１０８６頁）。在他看來，在共產黨地區不存在言論自由問題，隻有國民黨地區，言論自由才是“報紙的生命”。並大講報紙的“階級性、黨性與政治性”，“報紙的主要任務，是宣傳黨的政策，貫徹黨的政策”（１１００頁）。香港淪陷後，他到蘇北根據地創辦《新華日報》（華中版）就是忠實地實踐了這些黨化新聞觀。但即使如此，共產黨一旦得了天下，等待他的也不是鮮花，而是一個個的陷阱。

　　範長江與《大公報》的分道揚鑣隻是大時代的一個小插曲，其中的是非曲折眾說紛紜，莫衷一是，要還原真相是多麽不易，尤其是戴上政治的有色眼鏡之後。可以肯定的是，熱衷政治、依附權力的知識分子在中國從來少有好下場。範長江離開《大公報》不過十來年，曆史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大公報》的光芒消失在戲劇性巨變的浪花中，以“文章報國”自任的王芸生也宣布“新生”。表麵上範長江所追求的左的理想化作了人間的現實，他意氣風發，身居高位，１９４９年後曆任《解放日報》社長、新聞總署副署長、《人民日報》社長等職。然而好景不長，１９５２年他轉任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副秘書長，這位“願意終身為新聞事業努力的人”被迫離開了他所熟悉的新聞界，告別他心愛的新聞事業。１９５４年，他轉任國務院第二辦公室副主任。１９５６年，他被派到他完全陌生的科技部門工作，先是任國家科委副主任，兩年後任全國科協副主席兼黨組書記。１９４９年後，共產黨已經不需要這位曾對紅色新聞事業作出巨大貢獻的名記者了。“文革”一爆發，他從１９６７年起被長期關押，受盡折磨和摧殘。１９７０年１０月２３日，６１歲的範長江在河南確山跳井自殺。八年以後（１９７８年１２月２７日）才獲得平反。

　　範長江，一個曾在新聞界光華四射的人物，他的悲劇命運隻是整個時代悲劇的縮影。中國知識分子身上揮之不去的烏托邦情結，使他們極容易走向左翼，楊剛、蒲熙修、金仲華、鄧拓、姚溱、孟秋江……這是一串長長的名單，２０世紀六、七十年代，在他們以滿腔熱血呼喚的新中國，他們都以不同的方式選擇了自殺，世界新聞史上從來沒有出現過這樣悲慘的一幕。曆史嘲弄了他們，他們恐怕至死也想不明白，悲劇是怎樣發生的。其實，從範長江離開《大公報》的那一刻起，悲劇的帷幕就已拉開，一切都不可避免。跳井“自絕於人民”的範長江做夢也不會想到，若幹年以後會出現一個“範長江新聞獎”，是哀榮、撫慰，還是別的什麽？不同的人們可以咂出不同的滋味。

２００３年３月１６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