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劼
一、主義之爭不能概括思想之景
要對當代中國思想界作出一番全景式的描述，顯然非常困難。不僅由於網絡的普及，思想已經不再像網絡時代以前那樣可以簡單劃分，也不再有什麽中心話語可言，而且在於在當今中國思想界真正具有思想價值的言論著說，實在相當鮮見。因此，當我看到徐友漁君最近發表在自由寫作上的長文《進入21世紀的自由主義和新左派》，不由有些疑惑。因為該文一開頭就聲稱：
在上世紀90年代中後期，自由主義和新左派幾乎同時出現於中國社會思想舞台，它們之間的爭論構成了這一時期思想派別之爭的主要內容，引起海內外極大關注。
這就是說，中國思想界是有中心內容的，那就是所謂的自由主義和新左派。不僅如此，徐友漁君在該文結束時又認為，自由主義和新左派作為中國思想界的主要內容，進入二十一世紀以後，依然會長期存在。徐友漁君強調說：
新左派即使不能說將會永存，至少會在相當長的曆史時期存在，因為市場經濟看來將以不可阻擋之勢占居統治地位或主導地位，而新左派思潮將以市場批判者的身份存在，不論市場運轉得好不好，是利大於弊，還是弊大於利，就像這一、二百年曆史所表明的那樣。
且不說其它，這段話在句式和言辭上，都讓人感覺似曾相識。比如當年最高統治者論述階級鬥爭將在相當長的曆史時期存在什麽的。不管新左派會不會長期存在，這樣的句式，與自由主義的話語方式，似乎不太協調。再說，徐友漁君強調新左派的長期存在，意在突出他的自由主義的存活期。
至於自由主義，可以斷言它在中國的存活期也會很長。它在20世紀30和40年代一度活躍，那隻不過是啼聲初試，在沉 寂半個世紀之後以隔代相傳的姿態出現，表明了它的內在活力。如果說，在嚴酷的內戰中自由主義 不可避免地會被擠到一邊去，那麽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在和平時期的憲政建設過程中，它一定有用武之地。也許有一天，當中國的自由主義平台已經搭建成功，它會失去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會有其他思潮——比如民族主義，就像在俄羅斯和東歐所表現的那樣——流行，但那也是功成身退。這個平台一天沒有建立，自由主義的理念和追求一天不會失去作用。
自由主義和新左派思潮是走向現代化的一對孿生子，它們在當代中國幾乎同時出現，它們力量的消長與中國現代化事業的成敗密切相關。
我不否認當今中國確實存在著這二種思想傾向。但我不認為這就是當今中國思想界的主要圖景。這是我想與徐友漁君商榷之處。
在我看來，自由主義與新左派，不過是當今中國官家體製內出現的二種民間思想傾向。因為無論是以自由主義自許的學者，還是新左派的代表人物，都同樣置身體製思考寫作。其自由的程度也罷，其左的程度也罷，多多少少都受到他們這種依附性很強的生存條件的製約。他們的文章有賴於官方控製的傳媒，他們的爭論有賴於官方提供的學術平台，甚至他們的出訪交流，都離不開官方的支持和首肯。雖然他們在體製內的邊緣程度有異，但從根本上並沒有獲得沒有依附性的自由。他們之間的差異也許在於，比如說，相比朱學勤的依附性，徐友漁可能要更為邊緣化。有的自由主義學者，甚至還有過被官家學府解職的經曆。當然，相對於新左派諸君在官家的地位，相對於新左派中有人對權力的百般獻媚和侍奉權力的渴望，自由主義諸君的官家資源可能沒有那麽充足，也沒有努力擠入帝師之列的跡像。
說自由主義和新左派都是民間思想，乃是意指他們的思想，並非為官方欽定，大都出自他們自己的思考，基於他們自己的努力。倘若說，自由主義學者對現存體製的批判是難能可貴的，那麽新左派對體製的沉默和對侍奉權力的向往，也並非是受到什麽壓力，而是一種生存選擇意義上的自覺。就算有什麽壓力，那樣的壓力早在公開顯露之前就已經存在於他們的內心深處了。那與其說是專製的壓力，不如說是在專製底下討生存的壓力。也許應該說，是一種生存的自覺。生存的需要，是無可非議的。再偉大的思想家，也不得不麵對自己的生存問題。即便是海德格爾那樣的人物，當年也曾在希特勒的法西斯極權底下生存過。需要討論的隻是思想，以及與思想有關的話語權力和話語霸權。至於新左人物中的如何向往侍奉權力，雖然有必要指出，但並無多大的學術討論價值。
當我把自由主義和新左派界定為中國官家體製內出現的二種民間思想傾向時，同時意味著，還有體製外的民間思想，甚至異議思想。九十年代以降，體製外的民間思想分為二類，一類是國內選擇了自由寫作的自由撰搞人，一類是喪失了生存可能而不得不流亡海外的自由撰稿人。在前一類思想者當中，除了致力於文化著述的學人，比如張遠山諸君，還有許多持不同政見的異議作家，比如劉曉波等人。因此，假如細分的話，應該有三類體製外的民間思想者。這些民間思想者雖然並沒有自命為自由主義者，但他們的寫作表明，他們崇尚的是獨立的人格，他們追求的是自由的思想。
我注意到徐友漁君在那篇宏觀描述式的文章中，始終沒有指出過，他所說的自由主義是否包括所有的自由思想；也沒有聲明過，他所說的自由主義隻是當代中國自由思想的一部；更沒有區分過，他所說的自由主義，是與其它自由思想不相幹的自由思想。因此，徐友漁那篇文章，會給讀者無形中造成一個錯覺：整個中國思想界的主要圖景，主要就是以徐友漁為代表的自由主義思想和以汪暉為代表的新左派的對峙。這樣的圖景又意味著，整個中國思想界的思想話語，主要是由徐友漁和汪暉作為黑白兩方的主要代表所組成的。
事實上，與新左派對峙的，並非隻有徐友漁君或者為徐友漁君所提及的諸君，遠不說其他，即便是一直站在異議立場的劉曉波，就曾在“信報”上發表過《新老左派的大合唱》一文，針對新左派的觀點，十分尖銳地指出：
如果說毛澤東時代靠強權和意識形態動員完成的國有化和初步工業化，是不顧人的權利、尊嚴和死活的“屠夫經濟”的話，那麽在當今時代，任何罔顧人的基本權利和尊嚴的理論，任何爲國有化和強權下的平均分配進行的辯護就是“屠夫經濟學”，它甚至要比那種爲"權貴私有化"和普遍腐敗進行辯護的"禦用經濟學"更違反起碼的人性，其冷血和殘忍，無疑於經濟法西斯。
在幾年前致《讀書》雜誌的公開信中，筆者也對新左派提出過如下批評：
無論新左派玩弄什麽樣的學術遊戲，無論他們如何張冠李戴地引經據典，他們無可回避的要害在於，隻反霸權，不反極權。（李劼《重建人文精神討論的更正發言兼論新左派思潮》見諸“關天茶舍”等網站）
在《查建英的“八十年代”派對》一文中，筆者曾經對新左派的另一個代表人物，有過非常嚴厲的不指名的批評：
這些文化二奶，一開口就是“中國文明複興，期待偉大的大學”，從而信誓旦旦地要“打造中國的精英”。口氣還是那麽牛皮哄哄，無奈底氣早已不足。陳勝吳廣式的“寧有種乎”不敢再提了，隻不過是想為“我國”打造精英而已。這聽上去就像是被包養了的奴家，要為主子生上一群大胖小子。真正叫做，得了溫飽，丟了靈魂。可憐的精英呀，早知今日，何必當初？
然而，這些體製外的聲音，由於拒不認同官方的專製，被長期排斥在官方的傳媒之外。異議式的抗爭也罷，流亡的思想也罷，無論對新左派作出什麽樣的批評，都隻能在國人不容易讀到的海外媒體上公開，隻能在互聯網上傳播。這雖然非常無奈，卻並無什麽遺憾。令人遺憾的反倒是，不知為何，自由主義諸君也像官家媒體一樣，閉口不談這些來自體製外的自由思想。這與體製外的自由思想者一再提及體製內的自由主義，形成了十分鮮明的對照。也與體製內的自由主義文章，經常見諸體製外的海外傳媒，形成了強烈的反差。
徐友漁
對徐友漁君的許多自由主義觀點，我是認同的。對徐友漁君的學養，我也是相當尊敬的。但讀到徐友漁君文章的結語、“自由主義和新左派思潮是走向現代化的一對孿生子”時，我不得不感歎，站在中國社會思想舞台上的，好像隻有徐友漁和汪暉這一對“孿生子”，其他人都是微不足道的。就好比黑白對弈的兩方，一方的思想都給徐友漁給代表了，而另一方的思想則都像是讓汪暉給代表了。當徐友漁君在不停地批判汪暉新左觀點時，其話語效果，卻是不知不覺的水漲船高，然後雙峰並峙，最後一覽群山小。所謂的話語中心，所謂的話語霸權，並非空穴來風，而是相當實在、相當具體、相當生動的。不知徐友漁君以為然否。
同樣在徐友漁君的視線之外的上一代思想者，李澤厚先生，曾如此評說自由主義和新左派：自由派不寬容、新左派不公正、基督徒不謙卑。我對中國基督徒的謙卑與否沒有作過研究。但我想更正一下李澤厚先生有關自由派和新左派的論說，我的看法是：自由派不謙卑，新左派不誠實。
有關新左派的不誠實，我曾在上述那封致《讀書》雜誌的公開信中有所論說，這裏摘要如下：
這些“新左派”(尤其是其中的激進派)不同於老左派的地方在於，他們並非是封閉鎖國的產物，而恰好是改革開放的得益者。他們當中不少人走出過國門，無論是短期的訪問，還是長期的求學，有的還在西方大學裏謀得了學位和教職。他們不是不知道西方的社會模式和那種模式對於中國社會的借鑒意味，不是不知道西方社會無論怎樣商業化也必須承認的和法律加以保障的個人自由價值係統是如何的不可動搖。然而，他們出於某種生存策略，某種很不人文很不精神的動機和需要，一麵享受著沒有出國的學子們難以享受到的種種惠遇，一麵刻意地扮演西方文化的受害者，巧妙地取悅民眾當中因襲的一時難以克服的仇視西方心理和仇視美國心理，以此煽動粗俗的民族主義情緒。用一句俗話來說，就是得了便宜還賣乖。(同上)
有關自由派的不謙卑，我想指出的是，自由，作為一種人文品格，在麵對專製的高壓時，是高昂不屈的，比如當年的林昭及其《星火》諸君。自由，在麵對思想著說時，卻是謙卑平和的。因為自由的獨立人格含義，不在於高於他人，而在於與他人同在。所謂的獨立人格，並非是鶴立雞群。在我所理解的獨立人格，應該是不為權力所左右，當權利受到權力的剝奪時；是不因為生存困境而退卻，當存在受到生存環境的裹挾時；是麵對暴虐不低頭，當生命受到極權的威脅時。如此論說獨立人格，並非意在以此要求他人，尤其並非以此要求依然在體製內求生的自由派諸君。我隻是想說，自由思想和獨立人格通常是互相依存的，而獨立人格又和眾生平等的慈悲情懷緊緊地聯在一起。我隻是想說，麵對權力的淫威時，自由是不屈的；麵對思想的表述時，自由卻不是睥睨一切的。一個自由思想者的人文姿態，恰好是謙卑的，也就是說，沒有舞台感的。
非常遺憾的是，一些自由主義學人的文章，大都頗有思想舞台感。包括徐友漁君的這篇文章，雖然他好像隻是下意識地使用了思想舞台一詞，但身處話語中心那樣的自我放大，還是忍不住地溢於言表。不知這樣的下意識是否與身處權力中心城市有關，是否與身處官家最高學術機構有關，是否與擁有官家最高學術職稱有關。不管怎麽說，這樣的下意識，是很不自由的。攀附權力固然是不自由的，對話語權力有所執著，也同樣會使話語者的心態變得不自由。
徐友漁文章以主要內容和思想舞台來描述中國當代的思想圖景，多多少少是有些失真的。這樣的描述，不僅對於體製外的思想者來說是不真實的，即便對於體製內的思考者來說，也是不真實的。比如，對於以謝韜先生為代表的共產黨人來說，顯然失真。有關謝韜先生的學養顯然難以作出自由主義的限定，但假如將謝韜先生的《隻有民主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一文，說成是左派思想，卻會讓人啼笑皆非。謝韜先生的思想譜係絕對是傳統馬克思主義，至多受了一些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社會民主主義影響。但是，謝韜先生的那篇文章，不能不說是當今思想舞台上的主要內容之一，假如確實存在思想舞台的話。
僅以自由主義還是新左派劃分思想陣營，可能是又一種黑白思維二分法。這樣的歸類方法，不僅在謝韜先生的文章上顯得捉襟見肘，也會在另一類人物那裏不知所措。比如，中央民族學院的那位張宏良教授。張教授的一番演講，據說也具有如同謝韜文章那樣的轟動效應，題目是《中國即將發生的社會轉變》。有趣的是，張宏良教授和謝韜先生一樣的救黨救國心切，隻是他的救亡方向，他的救亡方式，與謝韜先生南轅北轍。
張宏良教授的演講，顯然是在扮演一個現行體製的發言人，一個當今最高權力的代言人。不管他有沒有獲得最高權力的授權，他已經把發言人和代言人的角色，演得活龍活現了。
為了配合最高權力者的“和諧社會”論，張宏良教授把當今的中國社會描述為“由建立野蠻血腥的叢林社會向建立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轉變。”他將鄧小平主政以後的改革開放，說成是“持續數十年創建殘酷競爭的叢林社會，實行叢林法則的血腥訓練。”然後斷言：“資本的處世哲學就是‘隻要我能過得去，哪怕洪水滔天’。”張宏良教授一麵把專製帝王的處世哲學套用到資本頭上，一麵將鄧小平的“少數人先富起來向共同富裕”口號，說成“是個騙人的東西，不但實踐上行不通，理論上也是騙人的。”以此批判一下鄧小平的“貓論”，調戲一下在權錢交易中處於劣勢的民眾，但真正的主旨卻在於，向躺在水晶棺裏的毛澤東致敬。
為了討好最高權力者對自由知識分子的敵視，張宏良教授公開踐踏中國知識分子，氣勢磅礴地發表如下高論：
江青就是一個活生生的典型啊，拿著知識分子當寶貝，主席逝世後對手在組織軍事政變，她卻跑到清華北大組織梁曉（兩校的諧音）寫文章，準備為來年三月份開人大拉選票造輿論，結果怎麽樣？讓人銬子一扣扔進了監獄，到死也沒有得到選舉的機會。萬戈為成，貝文為敗啊！我們老祖宗造出這兩個字就是警告我們要提防知識分子，誰拿知識分子當寶貝，誰就必然失敗。中國走到今天這個危險地步，也是因為被那些所謂知識精英主導了改革，被那些所謂主流經濟學家和法學精英給騙了，結果是把老百姓剝奪的精光，把民族精神毀了個幹淨，這就是貝文為敗的活生生活的教訓啊。所以中國的老百姓從來就拒絕接納知識分子，中國當官的更是不把知識分子當人看，大家看一下漢字的“士”和“仕”兩個字，“士”是知識分子，“仕”是官員，也就是知識分子隻有當了官，才給加上一個人字旁，當了官才算是個人，不當官就不是人，就不能加這個人字旁。這就是中國傳統文化對中國文人的定論，並且是傳統文化源頭就形成的定論，你總不能說倉頡造字是受四人幫影響的吧，總不能說中國造字的老祖宗都是極左派吧。
張宏良
張宏良教授由此得出如下結論：
其實中國的問題是在精英而不是在百姓，中國老百姓的文明素質沒有問題，看看毛澤東時代的中國人就明白了。可以這樣說，如果沒有毛澤東，我也可能會認為是中國人有問題，魯迅那麽偉大都錯誤地認為中國人有問題，像《阿Q正傳》就是說中國人有國民劣根性的，有了毛澤東我們才知道中國人並不差。就精神風貌和道德風尚來說，毛澤東時代的中國人是世界學習的榜樣，和今天正好相反，今天的中國人是全世界道德風尚的反麵教材。
張宏良教授最後拋出的救世良方，是回到毛澤東時代，高舉毛澤東思想：
按照中國古代“五行”說，東方是木，西方是金，南方是火，北方是水，中間是土。五行中是金克木、火克金，金克木如同狼吃羊一樣是天然的秩序，這是冥冥中注定的，注定了西方征服東方征服中國，而中國不可能單靠自己力量去征服西方，如同木不可能反過來克金，羊也不可能反過來吃狼一樣，木頭是不可能砍斧子的。那中國怎麽辦？毛主席一代大佛，給我們留下一套三個世界理論，就是以火克金，這絕對是個法寶啊，可惜我們後來丟掉了。現在我們正在重新拾起這個法寶，以火克金，有兩把火，一是非洲這把火，二是伊斯蘭這把火。21世紀中華民族就要借助這兩把大火，同以英美為代表的盎格魯—薩克孫族群展開曆史大較量，由較量形成平衡，由平衡形成合作，在合作基礎上雙方攜起手來在共同整合東西方文化，共同創建地球村的合理規則和和諧文化。
我不知道自由主義諸君有沒有注意到張宏良教授這類人物。比起汪暉那樣的新左派，張宏良教授的向左轉不僅徹底，而且頗具有煽動性。張宏良教授的學術素養雖然比不上汪暉等新左派學人，但他的演講卻地抓住了社會不公，貧富對立。他抓住了中國人幾千年來的仇富心理，抓住了中國人幾千年來習慣了的均貧富傳統。我相信自由主義諸君絕對不會認同張宏良教授的演講，但我不知道他們會如何動用西方自由主義思想資源，對張宏良教授作出令人信服的反駁。
須知，張宏良教授的演說，更加直接地抵達民眾，更加有效地煽動民眾對貧富對立的憤恨，更加成功地替最高權力者控製民眾運動民眾。民眾不會對學術規範感興趣，也不會對誰處在思想的舞台中心有好奇。民眾關心的是自己的切身利益，而張宏良教授在演講中扔出的誘餌，恰好就是民眾所關心的切身利益。在張宏良教授的這種十分可怕的思想投機麵前，自由主義和新左派之間諸多論爭，反倒像是一場場無關痛癢的學術遊戲。
但張宏良的指鹿為馬，並非是不可辯駁的。隻消引述一下活躍在互聯網上的民間思想者對於中國社會的思考，就足以使張宏良想倒要退回去的毛澤東時代原形畢露。這裏引出的，是一位網絡思想者蘆笛君的文章，叫做《小馬過河談國情》。在論及毛澤東時代的所謂社會穩定性時，蘆笛君指出毛澤東及其專製政黨，通過如下三個途徑，獲得其統治地位的不可動搖。
１、強占國家一切物質資源，確保它們不會落在反抗者手中。掃蕩一切獨立精神權威和道義權威諸如宗教組織等等，壟斷把持文化教育宣傳新聞傳播，以此壟斷全國精神資源和信息資源。
２、將所有國民都編織入一個無比龐大而嚴密的組織網絡中，就連無業者也有管理單位（街道委員會），將每個社會成員終生焊死在原位，不但沒有遊動可能，而且受到來自四麵八方的持續監控。這一條非常重要。因為曆代痞子造反的先鋒隊都是沒有正當職業的遊民，所以朱元璋那暴發遊民上台後便首先實行嚴打遊民的措施，首創將遊民登記在案，不許他們到處流竄的政策。
３、剝奪一切人民財產，實行黨有製，控製了每個人的糧道，使得全民徹底喪失自食其力可能，造成“一飲一啄，莫非黨賜”的局麵，使黨成了人民不折不扣的衣食父母，人民則化為黨的奴隸（這裏提醒諸位注意，“奴隸”並不是許多人想象的那樣的囚犯，是可以到處走動的。傳統社會的丫環就是按等級領取“月份”的女奴，其與主子的關係實質與人民和黨的一模一樣，凡事不能自己作主，必須一生交給黨安排）。
不僅如此，蘆笛君進一步指出，為了使中國民眾對此一無所知，毛澤東造成一個讓他們“知足”的政治生態環境，具體措施如下：
１、將中國封閉起來，使得人民沒有和外界比較的可能，因此不會產生“橫比”造成的不滿；反複宣傳西方地獄場景，使得人民慶幸自己沒有活在別的製度下。
２、根據國人“公平不是機會均等，而是收入平均”的傳統理解，在政治上實行等級製度的同時，在經濟上實行平均主義，並嚴厲懲治貪汙，進一步使得人民不會因“橫比”產生不滿情緒。隻要大家一樣窮，便窮死而無怨。
３、設置“階級敵人”作“幸福對照組”，進行“正麵橫比”，讓他們的低賤襯托出人民地位的崇高；以唆使、獎勵、逼迫人民無止境地迫害階級敵人作為“幸福致幻劑”，在這群體吸毒過程中讓人民獲得一種“當家作主”、“揚眉吐氣”、高人一等的強烈幻覺。
４、剝奪人民一切發財致富的可能，並將人類發財致富的天然欲望當成最可恥的罪行加以反複的嚴厲譴責。既然沒有任何人能發財，無希望當然也就無所謂失望，從根本上杜絕因結果未達預期值而失望的可能。
５、開展持久的“階級教育運動”，在全國各地開辦“階級教育展覽館”，以極端個例甚至虛構事例（例如最有名的四川大邑縣劉文彩莊園）進行“正麵縱比”，將 “舊”社會描繪為人間地獄，使用西方發明的廣告手段反複強製輸入強烈信號，直到全國人民，就連知道真相的過來人也罷，都被徹底洗腦，為他們有幸泡在今日 “蜜水”裏而無限幸福。
６、效法傳統君王通過任命官員而使得官員變成“沐天恩”的債務人，通過控製人民糧道，變成人民的衣食父母，使得人民永遠處在欠下了黨和毛主席的恩情的被動位置上；指令無恥文人創作大量馬屁作品諸如“天大地大不如黨的恩情大，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反複強化人民的條件反射，使得毛在人民心目中成了超過父母的第一恩公，連吃飯喝水都忘不了感謝毛主席。
７、將高幹奢侈腐化的生活嚴密封鎖在“軍事禁區”中，讓普通人絕對看不見，聽不到。絕對不許百姓知道政府其實是靠搶劫人民而存在的，更不許他們得知被搶走的錢用到哪兒去了，隻在媒體上強力宣傳偉大建設成就，因為一般沒有明顯貪汙現象，愚民自然也就不會想到他們的錢其實被政府塞了狗洞，隻覺得能接觸到的中下層幹部都極度清廉，當然不會產生“政府為何要把我的錢搶走，又用到哪兒去了”的疑問。
８、將人民中能量最大的知識分子視為重點監控對象，不斷發動運動痛打之，徹底摧毀他們的自尊自信，養成對黨的終生敬畏心理，並向他們反複灌輸“原罪”觀念，使得他們終生處在誠惶誠恐、自覺自願的“思想改造”中。
也許蘆笛的語言，沒有像自由主義和新左派諸君那麽學術，那麽規範；但無論是自由派還是新左派，都不曾像蘆笛這樣簡明扼要地、從而一目了然地指出過，什麽叫做毛澤東時代。有關毛澤東時代，向毛澤東致敬的新左派，沒有弄明白過。而對毛澤東持批判態度的自由主義學者們，也沒有分析清楚過。在自由主義學人當中，不乏毛澤東時代的紅衛兵。他們不僅在學術論爭時會下意識地傾注紅衛兵式的批判熱情，還會下意識地流露紅衛兵式的批判語調和語氣；其中有人，更是對紅衛兵時代充滿懷戀，以致於會信誓旦旦地告訴人們，在那個時代，曾經有過思想史上的失蹤者。也就是說，在中國人普遍喪失了思想能力的時代，曾經有過思想者。在那個時代，思想的權利不僅被剝奪，而且任何一個行使者，都會遭到殺身之禍。林昭與她的右派同學們，就是血淋淋的例子。且不說今日的自由主義者們，當年可曾有過林昭那樣的思想勇氣，即便到了今天，自由主義諸君所體現出來的思想勇氣，也依然相當有限。雖然其中的原因，跟生存上的不自由很有關係。
我不想在此進一步分析一些自由主義學者的文章裏，含有多少當年紅衛兵式的批判熱情和思維方式。我想說的隻是，讀了蘆笛這位網絡思想者的文字，體製內的自由主義者們，還依然能夠心安理得地對體製外的聲音不聞不知不言不說麽？
甘陽
對照新左人物甘陽最近以十分誇張的語氣寫出的那篇《中國道路——三十年與六十年》，蘆笛的文章尤其顯得不可或缺。長期屈居香港的甘陽，可能實在忍不住寂寞了，毅然拋出《道路》一文，向北京中南海投石問路。甘陽在文中如此開頭：
我們在近年來也看到另一種日益強大的論述，這就是在批評目前改革出現的種種問題時，許多論者往往走向用毛澤東時代來否定鄧小平時代的改革，即用新中國的前三十年來否定其後三十年。可以說，近年來中國社會內部有關改革的種種爭論，已經使得新中國前三十年和後三十年的關係問題變得分外突出。這實際也就提醒我們，對於共和國六十年來的整體曆史，必須尋求一種新的整體性視野和整體性論述。
什麽樣的整體視野和整體論述呢？
如我近年來所指出，我們目前在中國可以看到三種傳統，一個是改革二十八年來形成的傳統，雖然 時間很短，但是改革開放以來形成的很多觀念包括很多詞匯基本上都已經深入人心，融入為中國人日常詞匯的一部分，基本上形成了一個傳統。這個傳統基本上是以 “市場”為中心延伸出來的，包括很多為我們今天熟悉的概念例如自由和權利等等。另外一個傳統則是共和國開國以來，毛澤東時代所形成的傳統，這個傳統的主要 特點是強調平等，是一個追求平等和正義的傳統。我們今天已經可以看得非常清楚，毛澤東時代的平等傳統從1990年代中後期以來表現得非常強勁，從90年代 中期以來就有關於毛澤東時代的很多重新討論，而九十年代後期以來這個毛時代的平等傳統更是日益強勁。這在十年以前恐怕不大可能會想到，但今天卻已經無人可 以否認，毛澤東時代的平等傳統已經成為當代中國人生活當中的一個強勢傳統。最後，當然就是中國文明數千年形成的文明傳統，即通常所謂的中國傳統文化或儒家 傳統，這在中國人日常生活當中的主要表現簡單講就是注重人情鄉情和家庭關係，這在中國現在的許多電視劇特別是家庭生活劇以及講結婚離婚的日常倫理劇中可以 看得非常清楚。
甘陽把鄧小平與毛澤東拉到一起，然後再把他們和儒家傳統拴到一處，一口氣建立起了三種傳統。這看上去好像眼花瞭亂，實際上卻粗鄙透頂。有關鄧小平的改革開放，一如蘆笛在《小馬過河談國情》中所分析的，是將毛澤東建立的奴隸製極權社會，改變成一個相對自由的專製社會。其具體措施，蘆笛指出：
１、 黨雖然繼續壟斷全國精神資源 、信息資源和大部分物質資源，但不得不放棄部份物質資源。
２、 私有企業、三資企業、鄉鎮企業的出現，以及人民在城鄉之間和城市之間有限的流動，使得相當比例的國民逸出了組織網絡，削弱了黨監控全民的能力。
３、 私有化使得黨失去了對全民糧道的嚴密控製，奴隸社會開始解體。
正是這樣的鬆綁，致使民眾獲得了生存的空間，也獲得了思考的自由。又正是這樣的空間和這樣的自由，使包括甘陽在內無數草民，有機會上大學，有機會翻譯西學之書，有機會對專製說不。專製當局在有過被民眾說不的經曆之後，趕緊調整了改革開放以後自行瓦解的社會軟件係統。按照蘆笛的說法：
１、以“民族主義”取代馬列毛主義國教，靠煽動仇外思潮轉移人民對內政的注意，喚起他們對本國政府的認同。
２、以高工資收買人民中最有能量的臭老九，使得他們變成與政權休戚相關的既得利益集團。借鑒傳統社會以科舉製度牢籠士大夫的作法，將政權向知識分子有限開放，使得他們變成統治等級的“士官生等級”。
３、堅持“發展才是硬道理”，將經濟自由部分歸還給人民，刺激起人民的主動創業精神來，為僵死的奴隸社會注入生機，促成經濟起飛，以此給人民普遍帶來空前的發財機會，不但改善他們的物質生活與精神生活，而且將他們的注意力從空泛的政治轉移到具體的經濟事務上去。
４、形成一套社會賴以“和諧”運轉的新時代的“潛規則”，其主旨是，盡量避免“取之於民，塞之狗洞”的毛作法，代之以“集體拿大頭，自己拿小頭”的明智作法。
由此可見，甘陽的文章，不過是證明了其中第二條的如何有效。倘若說甘陽的文章有什麽挑戰意味的話，那麽受到挑戰的無非是中南海裏諸如王滬寧一類的高層幕僚，讓他們感覺甘陽大有以三個傳統取代三個代表的勢頭。事實上，甘陽也真是籍此將中南海的大門拍得山響。這樣的勢頭有點像中國舊家庭裏的二房向大房叫板。不過，甘陽可能沒有想過，一旦叫得大房不耐煩起來，人家沒準會在主子老爺耳朵邊嘀咕一聲：那種煙花巷裏的貨色，能協助老爺當好家麽？
看看發表甘陽文章的那個按語，就可以得知，甘陽此文的處境，是多麽可憐。
甘陽先生作為知名學者之一，一向是“新左派”的領軍人物，對我國思想界產生過相當的影響。今天選發甘陽的文章，大家提供了一種思維視角，以期引起大家相應的思考。
倘若將此按語翻譯成中國老百姓喜聞樂見的私房話，那麽應該是：甘陽好歹也算是“新左派”姐妹群裏掛頭牌的，在老少爺們那裏也是叫得響的；今天特意隆重推出一下，讓大家開開眼，請老少爺們賞光。
不過，在老少爺們賞光之前，另有一位“士官生等級”的文人，有些按耐不住了。此君當年曾經挾基督以令天下，籍拯救以批逍遙，一付此生吃定了基督的模樣。如今，此君不甘人後地向甘陽此舉此文，表示支持。當然，此君不敢像甘陽那樣把個中南海的門拍得山響，隻是跟在後麵輕聲輕氣地提醒朝廷，假如真的賞光，別忘了還有奴家。
麵對知識人如此的爭相為奴，我更想提醒體製內的自由主義諸君，不要把目光隻盯著自己的話語權力。且不說公道公義，即便思想的自由，也如同自由的思想一樣，是任何時候都不可或缺的。在甘陽們不顧一切地賣身投靠之際，作為自由主義者，切不可跟著去湊那樣的熱鬧。
（待續）
2007年7月11日至7月13日寫於紐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