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8月1日
南昌暴動八十年
1927年8月1日淩晨2時，朱德、周恩來等指揮的中共部隊向駐守南昌的國民黨軍隊發動進攻，經過四個多小時的激戰，占領了全城。
事成後，成立了由譚平山、周恩來、張國燾、李立三、林祖涵、吳玉章、賀龍、郭沫若、惲代英、張曙時、徐特立、葉挺、蘇兆征、彭澤民、彭湃等25人組成的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並以譚平山為主席，吳玉章為秘書長，林祖涵為財務委員會主席，張國燾為農工委員會主席，惲代英代理郭沫若為宣傳委員會主席，張曙時為黨務委員會主席，劉伯承為參謀長，郭沫若為總政治部主任，賀龍為第二方麵軍總指揮兼第二十軍軍長，葉挺為前敵總指揮兼第十一軍軍長，朱德為第九軍軍長，公布了《八一起義宣言》、《八一起義宣傳大綱》。國民黨方麵則馬上調集軍隊包圍了南昌。
8月4日，中共部隊敗退，放棄南昌，南下廣東。
8月7日，張發奎率第四軍入南昌，接著追擊中共部隊。而中共方麵，蔣光鼐、蔡廷鍇師在南進廣東途中脫離了部隊。又因天氣暑熱，長途行軍，且未鼓動群眾，後勤工作不佳，沿途逃亡的士兵很多。
在部隊到達廣東三河壩後，周恩來決定主力進擊沿海的潮汕地區，目的是企圖獲得蘇聯共產國際海運的援助，留第25師堅守三河壩，由朱德指揮。但部隊在攻擊潮汕途中，遭粵軍和中央軍夾擊，10月2日，於潮安汕頭戰鬥及揭陽戰鬥過程中，中共軍隊於湯坑受到大敗。
之後，譚平山、周恩來、劉伯承、賀龍、葉挺等主要負責人離隊，分別逃往香港、上海，南下部隊餘部由董朗率領轉移到海陸豐地區與彭湃的農軍會合，編為中國工農革命軍第二師。
朱德所部在三河壩得知南下部隊失敗後，派師長周士第、師黨代表李碩勳去中央匯報，朱德與第25師73團指導員陳毅、團參謀長王爾琢率該部向江西、廣東交界處運動，經大庾整頓及陸豐海豐戰鬥後，朱德將部隊的戰術由正規戰向遊擊戰的轉變，此時部隊約剩3個營800人，林彪在這支隊伍中，一度離隊，後又擔心被民團抓住，因此歸隊。後朱德得知滇軍故交範石生部駐紮韶關，遂投奔範部，朱德化名王楷。不久實情被國軍偵知，朱部又移師湘南。
————————————————
戴晴：《八一》（節選）：
1.八一南昌起義
近年來，人們已經越來越多地談論毛澤東的功過。不少人持這樣的觀點：老毛再禍國殃民，敢於和洋老板第三國際頂一頂的，也就是他了——比如打解放戰爭；比如後來的連珠炮般的《十評》……。這樣說未嚐不可，但忽略了一個史實：在1927年7月底緊急時刻，最早、在最重大的事情上“違抗”第三國際命令的，不是毛澤東，而是後來以威望高權勢大、卻表現得特別謙和忍讓的周恩來。
這就是大名鼎鼎的“八一”南昌起義。
禦用史家有時候也真夠可憐的：既要討好當前大權在握的主人，把他的夙敵和盟友按“既定方針”塗抹；又要照顧到當時實際發生的事情，太離譜總說不過去。“八一”南昌起義就讓他們為難了好幾十年。
當時中共的領導人（中央常委）是在1927年7月12日緊急時刻由國際突然“宣布”的，共有五位：張國燾、張太雷、李立三、李維漢、周恩來，這是自中國共產黨成立以來第一次沒有了以學識和膽識而居於領袖地位的“老頭子”陳獨秀。接著，曾經嚴厲斥責“極右派蔣介石”，並且還開除了他的國民黨黨籍的汪精衛，最後宣布分共——中國的所謂“大革命”宣告失敗。後人或許以為，道不同不相與謀嘛，分手就分手，各自繼續努力不就得了？但我們從史料上知道，政客們並不作如是想：三天之後，這五人中的四人即按照當時國際的原則作出決定：對國民黨再不能以委屈求容納；以當時手裏僅有的部隊，暴動。
所謂手中僅有的堪稱正式部隊者，其實就是張發奎第四軍下邊的一個師——葉挺師。師長葉挺當時並不是共產黨員，剛從北伐途中緊急調回保衛武漢。作為具有常識的軍人，葉挺是不同意這麽幹的。剩下的所謂賀龍部隊，今天我們已經知道，實際上是一支很難說清的由或土匪、或暴民拚湊起來的雜牌軍。正是這樣的根底，決定了賀龍對南昌暴動的態度：堅定積極地支持。他從而榮任總指揮。
南昌暴動的領導者是領受了國際指示的共產黨，即周恩來為首領的“前敵委員會”。它成立於7月26日，即起義前五天。然而，就在指揮者已經潛入南昌、起義總指揮部已經成立箭在弦上不得不發的時候，中共政治局常委四人之外的第五人（張國燾）又帶來國際命令：“不要蠻幹，停止一切行動。”三十歲的周恩來再有涵養、再知道國際的利害，這命令也難於服從了。終於，到了8月1日，所謂“全殲國民黨守敵，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第一槍”的南昌起義爆發。
後世禦用史家使用的詞語再輝煌；後世禦用藝術家對此事的渲染再“令人信服”（我們都記得那幅有名的一批身著灰軍衣、臂係紅布條的青年軍人圍著馬燈策劃的油畫）；後來發展起來的百萬大軍再為自己的這“第一槍”而驕傲，都無法掩蓋以流血的方式來解決意識形態紛爭給中國帶來的災難。事實上，對生命的無視立刻就開始了：南昌起義軍一路南行，戰士和下級指揮官幾乎犧牲殆盡，高級指揮官活了下來的四處逃遁，最後，在極端困苦的環境中，同時發動的幾個暴動的殘存人馬，以當時盤踞在井岡山的山大王為依靠，鐵下心來以武裝割據的辦法求得政治上的發展。
從此，曾經是親密革命戰友的國共雙方，成了各自“鋼槍在手”的夙敵。中國也開始了史家所稱的“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這一時期，雙方動用的兵力是150萬，到了所謂“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在有了飛機和大炮的情況下，雙方動員了800萬兵力。如今海峽兩岸已經各自有了導彈、原子彈乃至中子彈，我們平民百姓所麵對的究竟是死傷無算並徒遭外人恥笑的“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還是高水準的、以國計民生為前提的“第三次國共和談”呢？
2.八一建軍節
建軍節又要到了。據說目前軍營裏多唱流行歌，但在60至80年代，則有一支長唱不衰的“主打”歌，開頭的一句就是“雄偉的井岡山，八一軍旗紅……”。當年所有的人都跟著唱，包括筆者本人，卻沒有人想到問一問，井岡山時期打的旗子上，有“八一”字樣麽？“八一”與井岡山究竟什麽關係？文革時候的紅衛兵為什麽打出“滅八一、樹井岡”的口號，最終沒有弄成的原因又是什麽？
槍杆子是共產黨的命——這是我們早已熟悉的命題。但一開始並不是這樣，有文字記載的是，直到1920年收到身處巴黎的蔡和森寫來的那封著名的信之前，毛澤東都主張並身體力行漸進的社會改革；抗戰勝利前夕，這位有了百萬正規武裝的革命領袖仍公開宣稱，共產黨希望通過對掌權的國民黨進行合法鬥爭來改造社會——這不是百分之百的謊話，因為早在20年代，它（包括1924年之前的毛）確曾打算先幫國民黨反帝反封建。至於收拾資產階級，那是以後的事——至於“以後”到什麽年月，倒是從來沒有說清過（已經知道的事實是，50年代把正牌資產階級收拾了一陣之後，90年代正忙著從共黨權力圈子中分蘖出土造資產階級來。）但在槍杆子上，正如我們現在已經知道的，安徽秀才陳獨秀，和湖南學生毛澤東一開始是玩不過上海青皮出身的蔣介石的，何況還有共產國際為了蘇聯的利益“翻手為雲覆手為雨”。
身為政黨而拿起槍，本不合現代社會規矩。但是在隻有武力才有發言權的近代中國，共產黨被逼到了“我不殺你一準被你殺掉”的地步，也不得不行此下策了——這就是幾乎已經叨念爛了的1927年“八一起義”的故事。從那時起（其實用不著從那時，中國自有民國幾乎事事如此），政治家和職業軍人一直攪成一團，從沒有分清楚過，隻看1949年開國時，“戰功卓著”的高級將領們怎麽一攬子全進了中央人民政府。毛澤東先是拿到軍權，然後才是黨權和他頂不在行的行政權——而那命根子軍權，1935年之後就沒有放過。以開明和開放著稱的鄧小平“退休”了好幾次，最後遲遲讓出的位置，正是黨中央軍委主席。總之，正如眼下國人所說的：“什麽時候黨指揮過槍？從來都是槍指揮黨——而後是指揮國家”。今日江澤民班子破天荒第一次政治局常委中沒有軍人（也沒有軍人出身的和與軍隊有著深厚淵源的人），不知這現代國家最基本的要素之一，能否在“第三代”出現。
不可否認的是，繼承了宗法社會全部觀念，且民族危難頻乃的近代中國，軍人，從本質上看，那大致的兩類還是可以粗粗分辨的：職業軍人和暴動領袖。前者如蔡鍔、葉挺、劉伯承；後者如張作霖、高崗、王震。職業軍人最基本的條件是現代軍校出身，絕無終生幹政的愛好；後者則尊奉中國數千年來天經地義的“老子打天下坐天下”模式。
熟讀《資治通鑒》的毛澤東，玩弄起僚臣來，可謂遊刃有餘。與當年廉坡藺相如故事如出一輒，50年代初，高崗口口聲聲“咱們老紅軍受壓”，對劉、周、鄧一幫讀書人橫挑鼻子豎挑眼。毛不念陝北收留的舊恩，為迫在眉睫的經濟建設，迎頭給他一棒。但讀書人，特別動不動就強調民主、法製與現代化的同誌們，對毛澤東骨子裏以共產為名義而行的集權統治而言，其實是比高崗輩危險得多的敵手。
1953年斯大林去世，1956年蘇共召開“二十大”批評“暴君”，一息自由民主氣息從鐵幕後透出。多年追附驥尾的中共該怎麽辦？不說幾十年來事事仰承鼻息，那“暴君”模式，也帶著全部中國特色牢牢地生了根。現在老大哥招呼也不打一個自己就“修”起來了！毛澤東的應對策略是“以蘇為鑒”，把延安整風時候的文件再拿出來學習——後來發展為我們現在已經知道的“反右”和“反右傾”。對政權的強大支柱軍隊呢？是絕不觸動，還是借機修理一番？
作為標準的職業軍人，劉伯承1949年以來，雖然名義上也有黨內的位置，但他顯然沒有幹政野心，一心想做的，還是軍隊建設。具體說，就是軍隊的專業化與現代化。而專業化與現代化，並不是單單裝備上“鳥槍換炮”即了事，而是一係列的建軍原則、條例條令，包括與“支部建在連上”等井岡山箴言直接相抵的“單一首長製”、“軍內政治機構壓縮和政工人員的改行”等等。
始於1956年，到1958年終於推到前台的“軍隊反教條主義”鬥爭，表麵上看沒有反右反右傾等那麽轟轟烈烈——甚至至今沒有多少人知道，也不大為史家提起，但從原理上、從打擊的對象上分析，對中國未來的損害，則不在其他政治運動之下。因為，這個持續了大約三年的“軍隊反教條主義”鬥爭，打擊的實際上是劉伯承、蕭克、李達等具有職業軍人傾向的高級將領，從而使得“槍/黨集權”到了和平時期仍可一如既往。鬥爭總要有口實，這不難，沿用延安時打擊讀書人的“照搬教科書、馬列教條和軍事學院教材”即可。打手呢？老於此道的康生無此威望，靠誰呢？
當時彭德懷正在國防部長任上。從井岡山時候起“老彭就是老毛的人”，一直是黨內共識。所以，責無旁貸地，老彭三下五除二就把“軍內教條主義”給解決了，罪名是“把正規化現代化同我們在長期革命鬥爭中建立起來的黨的領導和這種工作對立起來，當作全麵的建軍方針”。
建軍節仍定在八月一日，這無甚大礙，因為中共內部南昌起義派職業軍人，在與“打江山坐江山”暴動領袖並肩戰鬥數十年後，心中殘存的一點點現代化正規化意念，在迎頭棒喝之下已抬不起頭。其結局是，一批軍校包括黃埔軍校出身的上將受到嚴厲批判；蕭克李達調離軍隊；劉伯承辭去職務，從此三緘其口。
雖然也進過軍校、但不屬於八一南昌起義群的彭德懷出頭做下此事，最大的可能是出於對毛的愚忠；也不排除派係嫉恨和自身不具現代意識。直到被折磨至死，這位以正派敢言、關心民瘼而贏得中共人物群裏最佳形象的彭德懷，看來依舊沒有弄清老毛讓他下手這件事的要害。因為直到文革前夕，被整得死去活來的他誠懇地請他的侄子所轉達的對他整過的蕭克的道歉，說的不過是：“1958年的事，讓你們受苦了，對不起同誌們啊！”——當然也可以理解為，在毛的威望如日中天的1960年代，是沒有人敢、也沒有人有可能把話說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