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冼岩專稿﹕《被催眠的餘英時》
如果要在當代華人學者中評選被西方﹑尤其是美國洗腦的代表人物﹐ 餘英時先生或可毫無懸念地當選。
餘先生在他以《到曆史中尋找今天中國問題的根源》為標題的所謂“縱論中國近代史”談話中﹐一再強調﹕1840年以後外國人進來﹐隻是要跟中國做生意﹐打開中 國市場﹔就象中國的“絲綢之路”打開了中亞乃至羅馬的市場一樣。不能說這是侵略﹐也不能說是欺負中國。 主要要看你會不會“應付”。中國的應付是失敗的﹐人家日本就應付得很好﹐所以它慢慢站立起來了﹐不但沒有被犧牲﹐而且變成了列強之一。
很難想象這是從一個中國人口中說出的話語﹐其邏輯完全是為強奸犯辯護的邏輯﹕ 不能說強奸是罪惡﹐人家並沒有要你命﹐也沒有搶你東西﹐隻是彼此“交流”一下而已﹐ 何況強奸犯還是一個有錢的主﹖ 主要看你怎麽應付﹐應付不好﹐強行反抗可能送命﹐至少也要受傷﹔應付得好﹐ 服侍有錢有勢的爺們高興了﹐說不定還能成為一段佳話﹐ 甚至混個二奶什麽的當當。
這話﹐如果從強奸犯的辯護律師口中說出來﹐人們不會感到驚奇﹐ 但現在卻是被強奸者的兒孫在振振有詞地為當年的強奸辯護──或許﹐ 這種比喻恰恰命中了問題的實質﹕餘英時之類的西化精英﹐ 實際上是由強奸犯與被強奸者雜交而成的後代﹐肉體上繼承了後者﹐精神上繼承了前者。
據說餘英時先生是自由主義者﹐自由主義的核心觀念 難道不是“自由選擇不容外力幹預”嗎﹖ 怎麽同樣的行為一放到民族層麵﹐就具有了與個人層麵截然不同的道德邏輯﹖ 尤其荒謬的是﹐這些自由主義者一到西藏問題 上﹐ 又馬上變成了“特殊習俗﹑文明不容外力改變“的反幹涉主義者。 看來﹐自由價值也並非普適﹔在這些自由主義者的自由原則之上﹐還另有更高的原則﹐ 那就是以西方為中心的利益和價值視角。
當被問及當時中國被迫簽訂的貿易協定是否公平時﹐餘英時先生稱“公平是相對的﹐ 沒有絕對的公平”﹐然後莫名其妙地扯到什麽當時“中國沒有參加國際社會活動﹐ 根本不知道有國際公法”──難道因為鄉下姑娘不懂法﹐ 有錢大老爺的強奸就無所謂是非對錯了嗎﹖ 餘英時將西方列強在炮艦支持下的強製性“市場占有”﹐ 將近代中國人被強加的屈辱命運輕描淡寫地敘述為“以條約係統代替從前的朝貢係統”──似乎都隻是在做生意﹐無非方式不同而已。 )
這就是西方資本主義全球擴張的邏輯。資本在物質擴張的同時﹐精神也在擴張﹐所以被納入這種物質和精神秩序的地域和人口越來越多﹐ 越來越多的後發展地區之“精英”被這種邏輯催眠洗腦。確實﹐當年的西方列強大都對中國並沒有領土企圖﹐ 他們的目的是建立不平等的貿易和經濟秩序﹐使中國的資源財富和勞動成果極廉價地轉化為他們的國力或利潤。這種對經濟資源的不公平掠奪﹐以及必然隨之發生的對中華民族尊嚴和文化的踐踏﹐ 比之占領國土的“侵略”﹐隻有傷害程度的區別﹐沒有本質的不同。按照餘先生“主要要看你怎麽應付”的邏輯﹐似乎抗日戰爭中的中國也“應付”錯了﹐ 因此才死傷這麽多人﹔如果一開始就積極融入“大東亞共榮圈”﹐不就什麽犧牲都沒有了嗎﹖不就是讓日本人在我們的土地上住一下並且對他們多尊重一點﹐接受他們的精神催眠和行動指導嗎﹖說不定﹐這樣中國自己也會慢慢站立起來﹐不但不會被犧牲掉﹐而且還可能變成列強之一呢。
可見﹐強奸邏輯的另一麵﹐就是漢奸邏輯。不能肯定餘先生是否已經“服膺”了漢奸邏輯﹐筆者情願相信他隻是被催眠而不自覺。很難想象﹐象餘先生這樣以獨立自由相標榜的知識分子﹐也會被洗腦到這種程度﹐由此不能不令人讚歎西方意識形態之威力強大。據說﹐除餘先生外﹐美國加州有位學者﹐ Wellesley女子學院有位教授叫Paul Cohen的﹐都“比較客觀”﹐他們從曆史的角度分析人民的心理和民間文化﹐“沒有特別強調八國聯軍﹑帝國主義侵略這一方麵”﹔而在始則被日本統治﹐繼則 依附於美國的台灣﹐其史學界根本不存在“八國聯軍侵略中國”這個課題﹐ 這當然就更加“客觀”了。 胡平先生曾撰文分析“為什麽很多右派會低頭認罪﹖”﹐找到的原因有6條之多。其實隻要把這些原因中的標簽掉個頭﹐ 就都可以原封不動地用到胡平先生本人以及餘英時先生身上。
精神催眠並不複雜﹐隻要有辦法讓人願意相信或者不得不相信﹐人們就會自己找到說服自己相信的理由。餘英時﹑胡平們是因為“願意相信”而被催眠的﹐無論是從觀念情感還是利益立場出發﹐ 他們都願意相信蘊涵了西方利益的觀察角度和敘事方式。反右運動中的知識分子卻是因為不得不而選擇相信﹕在那種其它聲音都被淹沒的眾口一詞中﹐隻有向著惟一的有聲之處靠攏﹐精神才能回複安寧﹔也隻有在這種精神平靜的基礎上﹐才能建立起新的心理平衡──這就是精神奴役的奧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