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的道德批判和權益訴求
李劼
中國人老是重複曆史的一個重要原因，通常在於沒有從中獲得應有的長進。盡管 1989 年依然是個激動人心的話題，但人們談論了十八年依然停留於道德批判。中國人似乎總是滿足於找到一個人人唾罵的對象，從袁世凱罵到汪精衛，從四人幫罵到鄧小平，然後心滿意足地繼續做奴才，繼續做奴隸，或者繼續在弱者麵前做流氓，繼續在權力寬鬆的時候搞運動。從造反運動到大躍進運動，再從學生運動到股票運動。中國人的曆史，在這一場場的運動當中，不斷地重複，不斷地輪回，至今不疲。
無庸置疑，道德批判是 1989 年那場運動最為醒目的一個標記，醒目到了成也道德批判、敗也道德批判的地步。就群眾運動而言，道德批判確實最具號召力，最容易收到波瀾壯闊的效果。假如學生僅止於悼念胡耀邦，那麽追悼大會一開完，學生運動就結束。學運之所以能夠在悼念完胡耀邦之後繼續推進，是因為提出了反腐敗反官倒的口號，是因為將對胡耀邦的悼念，轉化為對權力尋租的道德批判。
且不說這樣的道德批判含有多少均平富的內容，含有多少打倒走資派的文革記憶，且不說這樣的道德批判後來為什麽沒能上升為尋求公平競爭的具體訴求，而始終停留在對不公平的抽象控訴上；需要在此指出的是，當由此而興的學生運動進入實質性階段的時候，這樣的道德批判沒有進一步轉為切切實實的權益訴求。
被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那樣的孔儒教條毒害了幾千年的中國人，每每在掀起一場場群眾運動的時候，高舉道德旗幟，不提具體的利益要求。這種言義不言利的運動，最後又總是以你死我活的方式收場。對當政者的道德批判，最終有意無意地指向一句你下去、我上來的潛台詞。過去叫做帝王將相寧有種乎？或者叫做蒼天已死，黃天當立。後來叫做，階級鬥爭，一些階級勝利了，一些階級消滅了。中國的二十世紀是個打倒的世紀。唯一的例外是袁世凱和平解決了清王朝。中國人然後陷入不停的打倒之中。從打倒帝國主義，到打倒國民黨反動派。再從打倒地富反壞右，轉而打倒走資派。
應該說， 1989 年的學生運動興起之後，學生多多少少意識到這種打倒傳統的陳腐性。他們十分警惕地拒絕提出打倒共產黨、打倒鄧小平那樣的口號。直到高層權力鬥爭悍然入侵學運，學運才出現了將矛頭指向鄧小平的諸如打倒現代慈禧之類的標語。那樣的戲劇性除了權力附庸者們的從中漁利，學生本身也還沒有學會如何將一場群眾運動引向名符其實的民主政治。其原因除了一些學生領袖互相比賽激進和道德標高以獲取運動的領導地位，更在於學生還不知道什麽叫做民主政治。以人權為基點的民主政治，並不是孔孟式的德治，而是以等價交換為原則的現代商業文明。這樣的原則除了互利，還有平等。因為交換一旦實現，平等也就在其中了。所謂的民主政治，其實是利益交換的政治，是平等對話的政治。那樣的平等既是自己爭得的，也是政府不得不賜予的。民主政治不是江湖暴動，而是一門討價還價的生意藝術。
假如反腐敗反官倒的道德批判具有什麽民主意味的話，那麽其意味不是在於均平富，而是在於謀求機會均等，而是在於實現公平競爭。民主並非是人民當家作主的假大空承諾，而是必須被訴諸具體的利益訴求、被訴諸切實可行的政治操作，才能被兌現的平等對話。民主政治很難從你死我活的鬥爭中產生。因為民主政治的真正涵義不是誰該死誰該活，而是你活我也活，而是經由談判、協商，經由討價還價，經由互相讓步，最後抵達彼此互利。不管道德批判如何的理直氣壯，民主政治最忌諱的恰好就是沒有具體利益訴求的道德批判。因為僅止於道德批判，無法進入政治操作。傳統的道德批判也就因為沒有這種民主政治的操作性，最後無一例外地變成了造反有理，革命無罪，從而陷入了沒完沒了的王朝更迭的曆史輪回。就民主政治的真實涵義和操作方式而言，造反絕對無理，革命絕對有罪。這是幾千年來無數誌士仁人用鮮血換來的曆史教訓。
應該承認， 1989 年的中共政府，並沒有拒絕談判，並沒有拒絕對話。但是，一些學生領袖在談判和對話中，卻沒能提出切實可行的權益訴求。因為他們不知道他們到底要什麽。把訴求僅僅停留在要求改善學校夥食那樣的指標上，似乎不夠崇高。而把訴求歸結為要民主要自由，又實在過於空洞。學生談判代表在談判桌上其實是失語的，不知所措的。於是，最後在電視屏幕上吸引全國乃至全世界觀眾眼球的，不過是個別學生領袖所作的絕食英雄秀。須知，那樣的談判場麵，不僅在共產主義世界裏是破天荒的，即便在中國幾千年專製曆史上，也是絕無僅有的。那是個中國人從專製政治走向民主政治的千載難逢的曆史時機，遺憾的隻是談判的雙方，對此全都沒有做好足夠的心理準備。當年宋教仁在國會裏所作的民主政治努力，因為孫中山的拂袖而去，因為袁世凱的斷然開槍，半途而廢。當民主政治在 1989 年再一次走到中國人麵前的時候，又由於中國人的文化心理狀態和黑白思維方式依然停留於傳統的造反有理和道德批判，由於最高當政者依然以階級鬥爭眼光敵視學運，再度失之交臂。
1989 年因道德批判而起的群眾運動，並非是真的沒有任何利益訴求可言。無論是學生，是知識分子了，還是廣大民眾，全都有著各自的訴求。然而，學生不懂得如何提訴。雖然情有可原，但學生領袖應該有所反省。較難原諒的是知識精英的裝聾作啞。麵對一場浩浩蕩蕩的學生運動，知識精英非常可恥地扮演了看客。他們隻知道觀望高層的權力鬥爭，根本不作獨立思考，更遑論產生什麽自由思想，更遑論以其應有的自由思想站到學生前麵，去努力達成和開創和平對話的民主政治局麵。
最為悲慘的是在這場運動中作出了實際擔當的底層民眾。比起廣大學生，他們承擔了更大的犧牲。比起知識精英，他們顯示了空前的勇氣和無私的善良。他們有著非常具體的利益訴求，但他們既不想說到學生前麵去，也因為話語權的喪失而無以訴說。底層民眾在 1989 年是雙重意義上的弱勢群體。他們既是改革開放中獲利最小、受害最大的弱勢群體，又是在與政府的對峙中表現最勇敢卻最沒有發言權的弱勢群體。他們當中曾經有人向天安門城樓上的
同樣的心態，也體現在趙紫陽及其幕僚們身上。不知是被幕僚們的新權威主義弄昏了頭，還是整個身心陷於官場權謀難以自拔，趙紫陽自始至終沒有承認他與鄧小平之間的權爭事實，沒有公開他之所以借學生運動向鄧小平最後攤牌的真相。他與鄧小平的分岐並非在於他想要政治改革而鄧小平不願跨出那一步，而是在於他聽信了幕僚們的出謀劃策貿然闖關，最後因為闖關失敗而導致其權位岌岌可危。在學生運動最初提出反腐敗反官倒的時候，趙紫陽曾經因為其子女的官倒行為和鄧小平一樣成為被不指名批評的對象。支持學生的工人們甚至曾經舉出毛像上街，以表示他們對物價飛漲的不滿情緒。麵對這種道德批判，趙紫陽並非無動於衷。趙紫陽的精明在於，他並不是向民眾坦承自己的失誤和在官倒麵前表示一下大公無私，而是十分巧妙地將學生運動的道德批判所指，引向鄧小平。
1989 年的中國，趙紫陽因為其總書記的高位，是最具有主動權和選擇權的曆史人物，並且有著進退兩可的選擇。在沒有群眾運動的情形下，趙紫陽確實隻能屈居於鄧小平之下。但由於最讓鄧小平害怕的群眾運動的興起，趙紫陽既可以振臂一呼，扮演一次中國的葉裏欽 ( 如是，應該是後來的葉裏欽成了俄國的趙紫陽 ) ，也可以退而求其次，在學生和鄧小平之間做周恩來式的斡旋，為學生為民眾求得實際的權益，為鄧小平尋找妥協的時機和退讓的台階。但無論是作出進還是退的選擇，前提卻隻有一個：放棄一己私利，為學生為民眾挺身而出，承擔曆史所賦予的責任。再退一萬步講，就算是與鄧小平爭個高低，其素質上的前提也在於看誰更敢於作出擔當。從某種意義上說，誰敢擔當，誰就可能成為贏家。
然而，趙紫陽既不敢進，也不肯退，而是想借力打力地借助學生運動挽救自己可能喪失的權位。當趙紫陽發現自己的失位無可挽回時，他一麵公開說出鄧小平握有最後的決策權，一麵跑到廣場上向學生扮演可憐的失敗者。也即是說，趙紫陽一麵激怒鄧小平，一麵激怒學生和民眾，使本來尚有希望走向和解的雙方，不得不共同走向你死我活，走向一方喊出打倒，一方決定開槍。在整個權爭過程中，趙紫陽的幕僚們更是興風作浪地根據趙紫陽在權爭中的忽得忽失，混在學生當中此起彼伏。最後，在學生絕食的緊要關頭，因為趙紫陽失勢的無可挽回，他們使用移花接木之術，把學生運動轉變為擁趙倒鄧運動，從而把鬥爭矛頭指向了被他們稱之為當代慈禧的鄧小平。
1989 年，在急需提出利益訴求的當口，學生代表沒有提訴，知識精英沒有提訴，底層民眾沒有提訴。結果，那個訴求的空白，無形中被趙紫陽的權力要求所填補。也就是，假如當年的學生運動曾經有過什麽訴求的話，那麽在客觀上出現的卻不是民眾的權利訴求，而是來自趙紫陽及其幕僚們的權力訴求。假如說，在這樣的權力訴求背後還有什麽訴求，那麽就是從趙紫陽到其幕僚們不動聲色的私人盤算。他們全都算得極其精明，極其準確。在槍聲大作的當口，在學生和民眾紛紛倒地的當口，他們紛紛全身而退，完好無損。除了趙紫陽被軟禁，除了個別人承擔坐牢，其他人一個個逍遙海外。
事過之後，本來由學生運動扮演的道德批判角色，被趙紫陽及其幕僚們給替代了。他們成了道德的象征，成了比倒在血泊裏的學生和民眾更加令人矚目的受害者。雖然趙紫陽的拒不認錯體現了一個共產黨人的良心，但對鄧小平作出的這種道德批判再出色，再感人，也僅止於道義力量而已，不再具有任何實質性的曆史內容。當曆史的機遇在趙紫陽的腳底下悄然溜走之後，剩下的唯有那個對鄧小平的永恒譴責。因為不管以後會不會出現、或者說到底有沒有那紙開槍的命令，鄧小平已經用接見屠城軍隊的方式擔當了罪責。
倘若說，曆史是詭異的，那麽首先是因為權術是善變的，更是因為心術是可怕的。 1989 年的鮮明對比在於，學生過於單純，除了一些學生領袖因為成了領袖而變得老於世故之外。更為單純的當然是底層的廣大民眾，是拉著平板車，擺著小地攤，無私無畏、無欲無求地支持學生的平頭百姓。相比之下，中國的知識分子是世故的。當然，更為世故的是趙紫陽及其幕僚們的所作所為。群眾運動一旦被權力鬥爭所左右，那麽就越單純越悲慘。倘若說，中國人應該從中學會什麽，那就是學會將來再也不被權力鬥爭所左右，學會將來一有機會，就提出自己的權益訴求，而不再停留在理直氣壯的道德批判上。
民主政治不是打倒和推翻，不是置對方於死地，而是讓專製者懂得，權利是不可剝奪的，權力卻是必須受到監督和製約的。無論是對中國的執政者、還是對中國的民眾而言，民主政治都是一個逐步習得的過程。執政者應該知道的是，向手無寸鐵的民眾開槍，不僅要被釘在曆史的恥辱柱上，而且還要受到應有的法律審判。而學生和民眾理當學會的是，道德批判不能替代權益訴求。道德批判既不能成為任何意義上的武器，也不能像當年的國共雙方那樣訴諸武器的批判。在民主政治的遊戲規則裏，道德批判其實是權益訴求的一種特殊方式。或者說，道德批判是權益訴求的一個開場白。緊接在道德批判之後出現的，是實實在在的權益訴求。無論什麽樣的權益訴求，都會使民主政治獲得可行性和可操作性。民主政治不是讓統治者為民作主，也不是用道德去感化對方為民眾作主，而是民眾就是自己的主人，民眾就應該與執政者站在同一地平線上。民主政治說到底，無非就是利益的談判。所謂的道德批判，其實不過是利益談判當中的籌碼之一。真君子言利，偽君子說義。曆史上執義而起的造反，骨子裏想要的都是整個江山。唯有言利的對話，才是不以江山為賭注、而以權益為聚焦點、以討價還價為特征的平等協商。中國人能不能學會民主政治，在於能不能學會討價還價式的談判。倘若說，道德是為人的底線，那麽權益則是民主社會的基石。要把中國從一個權力社會轉變成一個權利社會，權益意識的覺醒，是必不可少的文化心理前提。
謹以此文，再祭十八年前的六四慘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