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7月26日
毛澤東批李雲仲
在廬山會議期間，黨內有兩封信是相當著名的，一封是彭德懷的，一封是李雲仲的。然而，這兩封信的命運卻各不相同。對於李雲仲的來信，毛澤東作了不同於彭德懷信的另一番評價。
李雲仲原是國家計委基本建設局的副局長，寫信時任東北協作區辦公廳綜合組組長。由於工作的關係，他了解和目睹了“大躍進”所造成的巨大損失，為此他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對 “大躍進”中“左”的傾向提出了批評意見。信中說：“很早就想給您寫這封信，一直到現在才發出……我是一個普通黨員，根據個人在實際工作中的體驗，我想對目前經濟生活中發生的問題，聯係到一些思想作風問題，提出一些意見，供參考……”。
1959年7月26日，毛澤東批發了《李雲仲的意見書》，並寫了近三千字的批示――《對一封信的評論》。《評論》說，李雲仲同誌認為黨犯了“冒險主義”、“機會主義”錯誤，幾千萬人上陣，大煉鋼鐵損失很大，人民公社也是錯誤的，對基建極為悲觀，對大辦水利是個“得不償失”論者。毛澤東在批示中雖然說：“李雲仲的基本觀點是錯誤的，他幾乎否定了一切”，但毛澤東對他不隱瞞觀點，敢於直言的做法表示讚賞，認為很中肯。毛澤東說：“他不隱蔽自己的政治觀點，他滿腔熱情地寫信給中央同誌，希望中央采取步驟克服現在的困難。他認為困難是可以克服的，不過時間要長一些，這種看法是正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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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銳：《廬山會議實錄》
《李雲仲的一封信》
廬山會議後期（7 月26 日），毛澤東批發了《李雲仲的意見書》，寫了近3000 字的批示《對於一封信的評論》。這個批示實際是7 月23 日講話的繼續，以推動批判“右傾思潮”。從對大躍進的看法與對計劃工作的意見來說，李寫的是一封極具見解而有代表性的“萬言書”，其中還暴露了計委內部的有關情況。李雲仲原是國家計委基本建設局的副局長，寫信時任東北協作區辦公廳綜合組組長。他的工作崗位使他較能了解全麵情況。這封長達二萬多字的信，於1959 年6 月9 日寄出，是直接給毛澤東寫的。
信的內容具體，觀點鮮明，論證確鑿，態度誠懇。開頭就說：“很早就想給您寫這封信，一直到現在才發出……我是一個普通黨員，根據個人在實際工作中的體驗，我想對目前經濟生活中發生的問題，聯係到一些思想作風問題，提出一些意見，供參考。”
毛澤東的批示說，李雲仲“認為從1958 年第四季度以來，黨的工作中，缺點錯誤是主流，因此作出結論說，黨犯了‘左傾冒險主義’，機會主義的錯誤。而其根源則是在1957 年整風反右的鬥爭中沒有‘同時’反對‘左’傾冒險主義的危險”。“他幾乎否定一切。他認為幾千萬人上陣大煉鋼鐵，損失極大，而毫無效益，人民公社也是錯誤的，對基本建設極為悲觀。對農業他提到水利，認為黨的‘左傾冒險主義、機會主義’錯誤是由大辦水利引起的，他對前冬去春幾億農民在黨的領導下大辦水利，沒有好評。他是一個得不償失論者，有些地方簡直是‘有失無得’論。”
當年像李雲仲這樣較高級的幹部，敢於直言上書，指出大躍進是黨犯了“左傾冒險主義”的錯誤，恐怕是獨一無二的。我們在會外的閑談，至少都還不敢這樣露骨地直說。信中說“問題可能是從大搞水利建設開始的”，這是事實。我在水電部工作，也有親身體會。這股水利化的風大體是1957 年冬刮起來的。
李雲仲的信中說：“這裏提出兩年水利化，那裏就提出一年、甚至幾個月水利化，其實當時很多人都知道這是做不到的。但許多地方大量的大中型水庫、灌渠、河流工程，在既無勘查設計，又無設備、資料的情況下，就大規模施工了，結果有許多工程建成後毫無效果，或者成為半成品；但是耗費掉大量的勞力和器材，這種工程我看過很多。”
信中還寫到，1958 年1 月，他去過灤縣扒齒港，親眼看到該縣為了要修一條100多裏長的大灌渠，既未經勘查設計，又未經群眾討論，要挖掉即將收割的1萬畝小麥。他找縣委負責人談，也未能製止住。結果這條水渠，雨季一到全淤死了。後來又參加“苦幹十天”的大會，10 天內養豬增1 倍，掃除文盲，除掉“四害”，鋤完大田，等等。“竟沒有一個人提出意見，反而都去應承這些根本無法實現的任務。”
信中還特別提到：“大搞土法煉鋼的運動，這是一條失敗的經驗。國家經濟力量的消耗太大了。幾千萬人拋開一切，苦幹了幾個月，上億噸的礦石，上億噸的煤炭，上百萬噸的鋼鐵材料，上百億度的電力，幾億噸的運力……都白白消耗在沒有效果的‘生產’上了，得到的卻是毫無使用價值的土鐵，這是對國家元氣最大的消耗。”關於公社化運動，信中談到：“勞動力和各種資料也都造成巨大的消耗。我到過金縣郊區的一個生產隊，這裏共有300 多戶人家，去年年初有豬300 多口，但今年隻剩了9 口，雞鴨去年幾乎殺光了。”關於基本建設，1958年全國已施工的限額以上項目有1900 多個，為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兩倍，幾乎所有省、市都要安排在幾年內建成一個工業體係，現在繼續施工的隻有幾百個了。從而談到經濟工作中的本質、要害問題是：“1958 年和1959 年上半年的固定資產動用係數連 50%也不到。（即100 元投資花下去，能動用的不到50元）上百億投資，上百萬噸鋼材，幾百萬噸水泥。木材……被白白拋在幾千個工地上，長期不能發揮效用。看到這些損失確實很痛心。這種情況本來可以避免的。”然後信中說到，由於到處大辦，都要翻番，隻得大量“招兵買馬”，去年增加2100 萬職工。結果不僅農民、漁民，而且售貨員、理發員、手工業者也都轉為工人。購買力提高了，但消費資料遠未跟上去。
信的第二部分建議“在各級幹部中進行反對主觀主義的思想作風教育，教育全體黨員堅持黨的原則，加強黨性鍛煉”。應當說，這是切中時弊的藥方，隻差沒說，反對主觀主義應當首先從中央。從毛澤東本人做起。（但說了“各級幹部”）李雲仲認為八大製定的方針、政策都是正確的，問題是用什麽樣的思想作風貫徹。他從下麵幹部發生的情況這樣說道：“為什麽主觀主義可以有時在一些工作領域能暢通無阻？我覺得主要原因是：未能在黨內造成一種堅持原則的氣氛，在有些場合下，以小資產階級機會主義為特征的迎合情緒卻感到很濃厚。這種迎合情緒絕不能與黨的組織性與紀律性相提並論。這是主觀主義也就是‘左傾冒險主義’思潮能夠滋長的思想根源。”
他舉出上述灤縣的例子。然後談到他在計委工作時的情況，在局務會議上幾次提出：“計委一定要管限額以上的項目，這些項目的設計任務書必須經過審查，否則要造成嚴重後果。這個道理在當時很多人都是知道的。但既無人向計委領導反映，也無人認真研究這些對國家有決定意義的情況和問題，你提你的意見，我應付我的公事！直到武昌會議提出清查時，才感到問題的嚴重性。但大量的半截廠房、房架、柱子已立起來了；幾十億的投資。幾百萬噸的建築材料、大量的勞動力，已經被占用在不能發揮效用的‘工程’上了。幾年來的經驗證明，基建項目、規模的安排合理與否，往往對整個國民經濟起決定性的作用。基建戰線過長對當前緊張狀況來說，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李雲仲親自參加了大煉鋼鐵運動，“回來對一位負責同誌小心翼翼講了幾次：‘礦石、焦炭、煤消耗這麽多，成本這樣高，煉出來的又都是不能用的土鐵，可不能這樣搞！’這在當時大家都知道。但這位同誌卻和我講，事實上很多人當時也這樣講：‘這不能算經濟賬。’當然，這個問題早在實際工作中解決了，不過當時老是想：為什麽不能算經濟賬？難道社會主義不是要發展生產力？又為什麽不叫人家提意見？”
關於1959 年計劃，信中說：“我們從開始就參加了這項工作，一直感到問題很大。雖然在多次會議上，並且向很多能接觸到的領導同誌提出意見，也整理過一些資料來說明計劃中的問題，但是誰也不願提出來。今年年初，在整理一個資料時，我又堅持把計劃問題提出來，卻又受到領導上的嚴厲申斥，甚至提出了‘組織性、紀律性’的問題。為此事長時間難過極了。” 這位申斥過他的領導同誌，也明知“差口這麽大”的嚴重性，後來又向人說：“有些事情你就要看破紅塵。”李雲仲似乎不能理解當時許多高層負責同誌的為難處，因此在信中說道：“明明是重大的原則問題，卻要大家‘看破紅塵’，這是什麽樣的人生觀！我回到宿舍以後老是想來想去，共產黨員對這樣重大的原則問題，能采取這種態度？這些人是把黨的事業放在前麵，還是把個人得失放在前麵？黨的一部分事業，由這樣的‘領導’來管理是適當的嗎？”
作為國家計委的計劃工作人員，信中還談到國民經濟比例關係的失調，“最危險的是那種會引起階級關係尖銳化的比例關係失調，因為這會造成全麵緊張。工、農業的比例關係，還有消費和積累的比例關係，就是屬於這一種”。去年增加的2100 萬工人，大部分來自農村（農村中的骨於勞動力幾乎抽光了），連他們的家屬恐有五六千萬人，由生產農產品一變而為消費農產品的人。這“不是一件天大的事情呀”！“關於計劃工作問題，幾年來是大家意見最多，也最不滿意的一件事情。今年這個多了，明年那個少了；今天變過來，明天變過去；今天生產這種產品，明天生產那種產品；今年這個項目施工，明年那個項目停工……總之是，‘左右搖擺，進退維穀’，真是‘進亦憂，退亦憂’。一位同誌跟我說：‘今大很多問題，計劃部門要負百分之百的責任。這樣說可能有些過分，但是作為綜合性的國民經濟計劃機關，未給中央當好‘參謀部’卻是事實。”
然後，信中指出近年計劃工作中的主要問題有三：
1.全麵了解和掌握情況，才能做好綜合平衡，但實際常常是在各單位、部門間，年度、長遠間，以及材料、進度，主機、配套，以及基建項目間，顧此失彼，畸輕畸重，“有數字無措施，有計劃缺檢查”。
2.這不能簡單歸於無經驗，而是主觀主義思想作風嚴重，特別是1958、1959 兩年，既缺乏全麵性的調查研究，又很少進行綜合性的分析、規劃；每次提出的方案很少是經過多方麵和自下而上的研究討論；各方麵的意見特別是具體經濟計劃工作人員和廠礦企業的意見，很少得到考慮；每次計劃方案，下麵意見很多，也知道問題很大，但就是不采納，甚至無人聽取這些。向中央提出所謂方案，往往是3000萬噸是積極的，是可以爭取完成的；2200、2000、1800 萬噸也是積極的，可以爭取完成的。其實很多做具體工作的人都了解，沒有充分根據，漏洞百出。今年的計劃調整後，鋼按1300 萬噸，比去年增加 500 萬噸好鋼，當然，仍然是躍進指標，但問題還很多。
3.在大運動中，計劃工作不能正確堅持黨的原則，跟著人家跑，時冷時熱。蘇聯計劃工作的重要經驗，就是要堅持原則。“計劃機關在一個部門。地區對一些重大問題有不同意見的時候，必須從全麵出發堅持原則，不能怕有爭論；事實上往往由於在這方麵站不穩而吃大虧。對這項經驗，我們吸取得不夠。”信中還談到一個最迫切的問題（這也是我當時最憂慮並幾次進言的問題）：“長期計劃必須盡快編製，否則許多重大問題不能解決，如基本建設和重大項目建設規模問題，大型設備的生產安排問題，部門間的比例問題，工業布局和地區規劃問題，重大的技術政策問題等。”
此外，信中還針對毛澤東提倡的一個地區或一個省建立獨立工業體係問題，以及去年以來，中央把工業、商業、財政、物資等管理權限下放過多的情況提了意見。他舉出具體例子，說明原料與產品相互供應的橫向聯係中斷，生產和市場都會發生嚴重影響，從而提出“國家窮，工業基礎很弱，事實上全國隻有一個工業體係”，各地區在短期內都形不成一個獨立的體係。是集中還是分散對國家建設有利呢？“想來想去還是集中多一些好。”
信未還談到如何樹立節約與樸實的風氣問題，批評近年豪華的高級賓館、飯店建的太多，國慶幾大工程也有些過分。“今年各地用在‘國慶工程’投資恐怕有八九億元之多，這可以建一個年產300 萬噸的鋼鐵企業或1600 一1800 萬平方米職工住宅。”關於會議的夥食標準太高，請客送禮之風，以及負責幹部的特殊待遇等，信中也都提出了批評意見。
毛澤東在批示中雖然說“李雲仲的基本觀點是錯誤的，他幾乎否定了一切”，但對他敢於直言的精神還是表示了讚賞，尤其對信中道出計劃工作中的種種問題，很覺中肯。“他不穩蔽自己的政治觀點，他滿腔熱情地寫信給中央同誌，希望中央采取步驟克服現在的困難。他認為困難是可以克服的，不過時間要長一些，這種看法是正確的。信的作者對計劃工作的缺點的批評，占了信的大部分篇幅，我認為很中肯。十年以來，還沒有一個願意和敢於向中央中肯地有分析地係統地揭露我們計劃工作中的缺點、因而求得改正的同誌。我就沒有看見這樣一個人。我知道，這種人是有的，他們就是不敢越衙上告。”
從李雲仲的一封信及毛澤東對此信的批示（盡管這個批示是發動批判彭德懷以後寫的〕，就在當時也可感到：廬山會議本身和毛澤東本人思想的發展（兩者密不可分），是多麽矛盾，多麽不可理解啊！
李雲仲本人的命運如何，當然可以想象得到：在劫難逃。他被撤銷一切職務，開除黨籍，下放勞動。“文化大革命”時，他曾長期在黑龍江一個煤礦井下勞動。他的一位親近朋友，曾特意到我家中對我說，他看了這本《廬山會議實錄》（第1 版）後，心情很不平靜，萬萬沒有想到這封信還會收人一本史書，並作出符合曆史事實的公正評價。當然，毛澤東當年看了這封信後的複雜而矛盾的心情，以及正反兩方麵的評價，他也是看了這本《實錄》後才知道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