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年7月25日 - 張之洞著勸學篇

1898年7月25日

張之洞著勸學篇

1898年7月25日，清廷將張之洞所著《勸學篇》頒發各省督、撫、學政各一部，令其廣為刊布，努力勸導，“以重名教而杜卮言”。《勸學篇》標“中體西用”之旨。當變法維新之時，清廷頒發此書，意在強調維新變法將堅持維護封建製度之基本立場（也可譯為改革開放的同時要四個堅持的基本立場）。


張之洞的《勸學篇》全文約四萬餘字，分內、外兩篇。內篇包括同心、教忠、明綱、知類、宗經、正權、循序、守約、去毒等九篇；外篇包括益智、遊學、設學、學製、廣譯、閱報、變法、變科舉、農工商學、兵學、礦學、鐵路、會通、非弭兵、非攻教等十五篇。

張之洞在序言中將他的寫作動機概括為“內篇務本，以正人心，外篇務通，以開風氣”。為什麽會出現人心不正、風氣難開的問題呢？是因為“圖救時者言新學，慮害道者守舊學，莫衷於一。舊者因噎而食廢，新者歧多而羊亡。舊者不知通，新者不知本。不知通則無應敵製變之術，不知本則有菲薄名教之心。夫如是，則舊者愈病新，新者愈厭舊，交相為瘉。邪說暴行，橫流天下”。怎樣能夠使守舊學和言新學的兩個極端折衷於一呢，張之洞在《勸學篇》通過“會通中西，權衡新舊”，提出了“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模式，即“中學為內學，西學為外學；中學治身心，西學應世事”。

張之洞上麵所說的“中學”或“舊學”，主要是指中國傳統的封建綱常名教、倫理道德為核心的一整社會政治製度及其理論基礎儒家學說，這些是中國人安身立命的根本。他說“三綱為中國神聖相傳之至教”，“五倫之要，百行之原，相傳數千年，更無異義，聖人所以為聖人，中國所以為中國，實在於此”。又說：“孔門之學，博文而約禮，溫故而知新，參天而盡物。孔門之政，尊尊而親親，先富而後教，有文而備武，因時而製宜。孔子集千聖、籌百王，參天地，讚化育”，博大精深，中國的讀書人如果不先通中學，就像那不知道自己姓名的人，沒有韁繩的馬，沒有舵的船，完全失去正確的方向。這種人懂得西學越多，就越疾視中國，數典忘祖，“雖有博物多能之士，國家亦安得而用之哉”。所以，張之洞在講到中學與西學之間關係時，總是強調要循序，“先入者為主，講西學必先通中學，乃不忘其祖也”。

所謂“新學”或“西學”，是指自鴉片戰爭以來陸續傳入的西方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張之洞首次將其概括為西政、西藝和西史。他承認西方文明的先進性，但這並不是因為西人智而華人愚，而是不同的國際環境造成的。他說：“歐洲之為國也多，群虎相伺，各思吞噬，非勢均於敵，不能自存，故教養富強之政，步天測地，格物利民之技能，日出新法，互相仿效，爭勝爭長。且其壤地相接，自輪船、鐵路暢通以後，來往尤數，見聞尤廣，故百年以來，煥然大變，三十年內進境尤速”。

中國自秦統一後，獨處於東方，為鄰者皆蠻荒落後，其治術、學術無有勝於中國者，沒有競爭者，中國隻須守其舊學，不逾範圍，已足以治安而無患，於是“去古益遠，舊弊日滋”，遂成西強中弱之勢，“雖被巨創，罕見儆悟，迂謬之論，苟簡之謀，充塞於朝野”。對西學“不準、不信、不學，且詬病焉”。

時至今日，國危民窮，而士大夫之茫昧如放，驕玩如故。“若循此不改，西智益智，中愚益愚，不待有吞噬之憂，即相忍相持，通商如故，而失利損權，得粗遺精，將冥冥之中舉中國之民已盡為西人之所役也”。因此，張之洞指出：“今欲強中國、存中學，則不得不講西學”，在以中學固其根柢，明確中國先聖先師立教之旨的前提下，“然後擇西學之可以補吾闕者用之，西政之可以起吾疾者取之”。

他主張有選擇、有重點地學習“西藝”，如算、繪、礦、醫、聲、光、電、化等，和西政，如學校、地理、度支、賦稅、武備、律例、勸工、通商等，而在當時危機深重的情況下，“西藝非要，西政為要”，“政尤急於藝”，即重點應放在學習西方有關教育、財政、軍事、法律、工商等方麵的規章製度。但不可倡為民權，因為“民權之說，無一益而有百害”，“民權之說一倡，愚民必喜，亂民必作，紀綱不行，大亂四起”；也不能夠馬上設議院，因為“此時縱欲開議院，其如無議員何？此舉必俟學堂大興，人才日盛，然後議之，今非其時也”。

《勸學篇》不僅僅是為了告訴讀書人怎樣去認識和學習中學與西學，其貫穿全篇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論，實際上是張之洞為正在興起的維新變法運動製定的根本指導方針。他在《變法》篇中說，變法是朝廷之事，變與不變之權操之於國家，但變法能否成功，往往決定於“士民之心誌議論”，他自認為他的“中體西用”論便代表著這種“心誌議論”。

按照“中體西用”的原則，永遠不可變的是倫理、聖道、心術，這些是中國所以為中國的所謂“道本”，是本體；必須因時而變的是法製、器械、工藝，這些方麵西方比我們優越，應當學習和仿效，用以維護和強固本體。簡言之，“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其實質就是用西學來維護中體。看看光緒帝決心維新變法的定國是詔中“以聖賢義理之學植其根本，又須博采西學之切於時務者實力講求”這兩句話，就可以知道張之洞所提出的指導方針是被采納了。

“中體西用”的理念並非始自張之洞。早在鴉片戰爭時期，林則徐、魏源就初步萌發了用西學來補中學不足的思想，主張“盡收外國之羽翼為中國之羽翼，盡轉外國之長技為中國之長技”。後來，馮桂芬提出“以中國之倫常名教為原本，輔以諸國富強之術”，鄭觀應更明確表述為“中學其體也，西學其未也，主以中學，輔以西學”。張之洞隻是這一理念的集大成者。經過他在《勸學篇》中的係統、詳盡的闡釋與發揮，“中體西用”才真正成為舉國皆知、人人皆言的價值理念，代表了那個時代的人們麵對中西文化衝突所能作出的最合理的選擇。